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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但凡要说话，就有风险，马屁也有拍到马腿上的时候。某些出身草莽、居心叵测的皇帝，比如朱温和朱元璋，还经常设套引诱臣子来拍，然后按个欺君的罪名杀了，比如朱温就曾经跟臣子说，柳木做车轴好。臣子马上附和道：当然好。朱温马上大怒：你们玩我，柳木怎么能做车轴，车轴必须用枣木做！于是附和的倒霉鬼就真的变了鬼。至于建言和忽悠，危险就更大，尤其是面对君主的时候，伴君如伴虎，不知道什么时候碰了哪根龙须，人家龙颜大怒，自家吃饭的家伙就没了。所以，清朝的三朝元老曹振镛说，做官要多磕头，少说话。少说话还是得说，为了防止说错，唐朝的苏味道告诉你要“模棱”，含含糊糊，藏头缩尾，到处留下活扣，见机行事，看风转舵。这些说话的“经验”，一提起来大家就痛心疾首，大批特批，说实在的，其实这些招数，多半是皇帝老儿逼出来的，又要让人说，说错了就要挨整，不想点辙可怎么混呢。
最惹祸的舌头，是跟领导过不去的那种。上司说东，他偏说西，上司说西瓜好，他偏说南瓜也不错。中国文人因为管不住舌头活生生就下了割舌地狱的，不知有多少，但是，不吸取教训的，就是断不了根。这样的人，大体上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己觉得皇帝做的不对，给皇帝提意见的，学名叫诤谏。一种是自说自话，发非常奇异可怪之论，不仅皇帝听了不顺耳，连一般人都受不了。第一种比较常见，在明朝之前，朝廷里设有专门官员，专职干这个。但别的官员如果想要说点什么，在理论上也是可以的。这种事情，平常往往不显山不露水的，只有在非常时期，或者赶上了非常之人，就动静特别的大。比如东汉后半段，外戚、宦官换着专权，把官爵拿出来当街叫卖，于是自命清流的士大夫受不了，前赴后继地出来说话，太学生们也跟着起哄，闹学潮，一浪接一浪。害得朝廷不得不动用专政工具，打的打，杀的杀，抄的抄，赶的赶。明朝中叶以后，宦官再一次专权，这一次更厉害，干脆做了“立皇帝”，士大夫又嚷了起来，结社集会，不依不饶。当然朝廷也更有办法，干脆扒了裤子当廷打屁股，一直到打到稀烂，断了气。
然而，真正令统治者感到不舒服的舌头，是那种虽然未必就具体的朝政说三道四，但是却对统治的意识形态不敬的，所谓，“得罪名教”者。东汉的王充，非孔刺孟，由于当时法网不严，让他滑了过去。接下来孔融仗着自己是圣人之后，混说什么：父子之间有什么亲情道义，当爹的制造孩子，当初无非是出于情欲，而子之于母，就像瓶子里面盛东西，东西出来了就两不相干。结果被曹操办了，连家中未成年的孩子，一并提前见乃祖去也。明朝的李贽，读了几本佛经，就混说乱道，说《论语》、《孟子》无非是圣人门下的懵懂弟子胡乱记的笔记，有头无尾，残缺不全。更令人不堪的是，虽然历代都儒表法里，行申（不害）、韩（非）之政，但却不能说破，偏这个李贽，公开说申韩的好话，硬是扯下了政治的遮羞布。于是，李贽以古稀之年，被捉将官里去，断送了老头皮。清朝文字狱最盛，但绝大多数无非是皇帝自己神经过敏，白日见鬼，只有吕留良、曾静案，才是真的“大逆不道”，吕留良（图33）在讲学中高扬民族大义，鼓吹反清，虽然未必得罪名教，但在华夷之辨上，戳了雍正皇帝的肺管子，于是，已经死掉的吕留良，被挫骨扬灰，吕氏一族，满门抄斩，嚓。
文人的舌头（2）
看来，文人最大的祸患，在于有一条不合时宜，而且又能说出点名堂的舌头，把这样的舌头割了喂狗，天下就太平了。
小人不可得罪（1）
无论是在皇帝还是大臣的眼里，宦官（即我们平常所说的太监）不过是伺候人、打杂跑腿的下人差役。由于所伺候的对象是皇帝，或者皇族的王爷（在没有皇帝之前是周天子或者诸侯），这些享有众多妻妾的人，恰好对自己的性占有权特别在意，或者特别没有自信，所以，这些伺候人的人，被摘掉了命根子，成了阉人。
对于宦官，历史评价负面的多，宦官专权被史家列为历代王朝三大祸患之首，每每提起赵高、十常侍、刘谨、魏忠贤之辈，大家都恨的牙根痒痒，到今天也余恨难消。不过，宦官专权必然有昏君当朝，宦官的恶跟昏君之昏，每每有绝对的正相关，也就是说，宦官专权之权，实际上是从昏君那里趸来的。专权的宦官让人怕，不专权的宦官同样令人忌惮三分。纵然是严嵩这样的权臣，上朝的时候也得对旁边伺候的小太监拱拱手才上去。有清一朝，鉴于前朝之弊，对宦官干政防范特严，但聪明的大臣对于皇帝身边的太监却一直陪着小心，甚至刻意笼络，绝对不敢怠慢。个中的道理，最近读史读到的两个故事也许能说明一二。
一个来自《左传》，是定公三年的事儿。一个小国邾国的国君邾庄公，一天晚上和大夫夷射姑饮酒，喝得差不多的当口，夷射姑出来小便，看门人（阍者）问他讨肉吃，大概凡是君臣饮酒的时候，大夫都会顺便给看门人点什么吃的，可是，夷射姑已经有点醉意了，不但不给肉，还一把抢过看门人手里的木杖，敲人家的头。喝罢了酒，夷射姑离去，第二天，看门人用水把门庭弄湿，邾庄公从房间里出来，看见门庭里是湿的，问看门人怎么回事，看门人说，这是夷射姑撒的尿。邾庄公恰好是个有洁癖而且性急之人，马上下令把夷射姑抓起来，从人出去以后，不知怎么，半天没有抓到，邾庄公急的直跳脚，一个绊子摔到火炉上，“烂，遂卒”，一命呜呼。一泡似是而非的尿，就这样断送了一个国君的性命。
第二件事发生在三国时期孙权的儿子孙亮做皇帝的时代。一次，孙亮想吃梅子，要宦官（小黄门）到库里取蜜渍梅，取来之后，发现蜜里居然有老鼠屎，召来管库的藏吏，库吏呼冤叩头。孙亮问库吏，黄门是否跟你讨过蜜吃？库吏回答说，是的，但我没有敢给他。孙亮说，那事情就明白了，老鼠屎必是黄门放进去的。黄门不服，左右大臣提议交付司法审断，孙亮说，此事想弄清楚很简单，把老鼠屎剖开，如果外湿里干，则是后放进去的，如果里外皆湿，则是收藏时就有的，剖开，果然外湿里干，黄门服罪。
邾国的阍者，虽然不知道是否为阉人（是阉人的可能性很大，左传里已经有很多寺人，即阉人行动的记载，都是国君身边的人），但没有证据表明邾君对他有所宠信。同样，对于孙亮身边的那位小黄门，似乎也不可能很得宠，一来孙亮是史书上记载的聪明正直之主，从无信宠宦官的记录，否则他被权臣废的时候，这一条肯定会被当作一大罪状；二来那位小黄门如果真的受宠的话，估计库吏也不至于连一点蜜都不肯给他。就是这样两个根本谈不上得宠的帝王身边人，居然闹出了大事，出人命的大事。前一个故事，仅仅由于夷射姑大夫没有及时到案，而且邾君性子又过于急，才阴差阳错，死了国君逃过了本该丢命或者亡命的大臣；后一个故事，如果不是摊上聪明的孙亮，那么十有八九，得罪了小黄门的库吏，小命是保不住的，弄不好还要连累家人。
刘安升天成仙的时候，把家里的鸡犬也都带了上去，在仙人周围过活，哪怕再低贱，也沾了仙气。同理，处在权力核心的人，无论你是干什么的，能否得到有权者的信任，哪怕是烧饭、理发、看门的，也都有可能沾了“权气”，得罪不起。不知什么时候，什么机会，使一个小绊儿，就能送了你的命。只要人家在有权者身边，而且这个有权者的权力又足够的大，而且足够的霸道，那么这种机会就非常多，多到令人防不胜防的地步。
小人不可得罪（2）
所以，无论皇帝是否明白，是否宠信宦官，给皇帝当差办事的人，都不敢轻易得罪这些原本地位低下而且缺少关键零件的人。
洋人遇见兵
俗话说，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其实，洋人遇见兵，有时也挺麻烦的。庚子以后的中国兵，对洋人很怵，一方面被八国联军打怕了，一方面担心人家再说自己是拳匪，不文明。所以，即便在革命时期，交战双方的革命党和清军，都竞相保护洋人，动粗的时候，只要碰上洋人，不管西洋还是东洋，都客气极了，革命军满大街追着人剪辫子，碰上给洋人当差的不乐意，只要洋人出来说句话，辫子就留下了，还要道声歉。
不过，误会总会有，尤其在打仗的时候，西洋人还好说，毕竟长相有别，东洋人就麻烦，一个不留神，弄错了，就有麻烦。
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和革命党人就闹翻了，革命党二次革命，南京闹得最凶，先后两次枪声响起，打了又打。袁世凯用来镇压南京革命党人的干将，是号称辫帅的张勋。张勋拖辫子，是为了表示爱皇帝，满清的皇帝，张勋和手下的辫子兵，辫子粗，手也狠，打散了革命党人，张勋放假三日，放手让这些丘八在城里烧杀抢掠，一时中外舆论大哗。放肆够了的辫子兵，整队集合的时候，张大帅一点名，发现人少了很多，原来不少人抢够了就开溜回家享福去了。兵少了，但张勋却堂而皇之地住进了从前的两江总督府，每日吹号放炮，过过民国的“两江总督”的干瘾。
然而，没想到辫子兵烧杀杀过了头，把三个日本人也报销了，惹出了外交事端，日本公使不依不饶，非要把张大帅撤职查办不可，外务部好说歹说，千陪情万陪钱，才保住了张勋的官位，但是条件是，张大帅必须放下身段，亲自率领辫子兵，到南京的日本领事馆道歉。辫子兵遇见洋人，凶不起来，尽管有一万个不情愿，张勋只好带着部下，拖着辫子到日本领事馆道歉，鞠躬如仪之后，日本领事指着张勋脑后的大辫子说：这玩意不卫生。
不卫生的大辫子，张大帅后来一直拖着，不过，从此以后学乖了，不再误伤洋人，即使在最得意也最失意的复辟时期，也是如此。所以，复辟失败，才可以躲进荷兰使馆，在洋人护佑下，全身而退。
爱皇帝爱得不得了的张勋，遭遇了洋人，直不起腰来，很是委屈，讨厌皇帝讨厌得不得了的冯玉祥，也遭遇过洋人，同样是东洋人，却有几分潇洒连带几分滑稽。那是在几年之后，身为旅长的冯玉祥被派往湖南常德做镇守使，其时，中国的民族主义正在兴起，常德也有反日示威，日本商人于是推领事去找冯玉祥，要求制止反日行为，保护日本商人。冯玉祥痛快地承诺，每个日本商店派两个士兵“守护”，荷枪实弹，刺刀明晃晃的，只要有人进店，士兵就前去盘查，一来二去，弄得日本人的商店门可罗雀，日本商人受不了，只好请求撤去保护，民众反日的事儿，也不好提了。
北洋时期，是个军阀自己对自己的官衔说了算的时代。中央政府要想解除一个手握兵权的军阀的官职，比登天还难，不到万不得已，不会出此下策，即便出来这个下策，实际上也执行不了，对军阀而言，大不了去一个空头衔，但对中央政府而言，却添一个敌人。满清时代，洋人在地方碰到麻烦，公使到总理衙门一交涉，中央政府一个命令，地方都害怕，军人也不例外，只有让步“保护”的份。但北洋时期这种事有点行不通，只要地方军阀安心找洋人的晦气，中央也无可奈何，除非洋人肯自己出头，派兵过来，但是一般的小事又不值得大动干戈，所以，碰上冯玉祥这样的人，不仅派兵“保护”过日本人，而且据说还动过粗，跟鬼子骂过街，洋鬼子也拿他没办法。实际上，其实当时只要张勋挺住，大可以不必受那个委屈。不过话又说回来，对于那些见了洋人硬气不起来的人而言，不管什么时候，也不管自己什么地位，摊上事儿，遇见洋人，总归要低头。
说了不白说，做的必须做（1）
我们的各种机关是特别喜欢发布禁令的所在，每年都有新的禁令出台，从不许上班时间打扑克，到禁止领导拥有女秘书，不一而足。有些禁令保持了跟法律条文的高度一致，比如不许受贿，不许贪污，不许泄露国家机密，禁止强奸幼女等等。有些禁令则保持了跟日常生活的密切关系，比如婚事不许大操大办，吃饭限制几菜几汤，禁止接受异性按摩等等。不过，无论什么样性质的禁令，命运都一样，两个字：没用。既然没用，却还非要有，每年叙旧翻新，禁令套禁令，年复一年，谁都记不得到底哪个禁令是旧瓶旧酒，哪个是新瓶新酒，哪个是新瓶旧酒，反正不管新旧，禁令总是要出的。
为何如此？其中的奥妙历史上早就有明示。清朝秕政，高官家的门子收“门包”，即对有事来见者索取贿赂，要算不大不小的一个。此风晚清尤甚，庆亲王奕劻多年秉政，权倾朝野，本事有点，但贪心更大，因此他家门子门包收的最多，也最横。不管是谁，也不管是公事私事，想见庆王爷，都得留下买路钱，否则概不通禀。奕劻家门包的名声大，大到连西太后老佛爷都知道。知道归知道，老佛爷也管不了，对前来打小报告的人，顾左右而言他。一次，一位官员获派江西提学使（这是新政之后的官），按规矩得拜访各个军机大臣之后才能赴任，奕劻为首席军机，不能不拜，可巧这位官员是个穷京官，掏不出据说达72两之巨的庆王府门包，因此被挡驾。最后官员急了，指着门房墙壁上贴的奕劻严禁收受门包的手谕说，王爷说了严禁，你们怎么还收？门子道：王爷那个话不能不这么说，我们也不能不这么做，总而言之，大人您的银子不能省。
清朝的门子是一绝。说起来，这属于有技术含量的职业。有师承的想从事这个职业，得交学费学拜师傅学，类似幕僚，即我们一般所说的师爷。凡是做门子的，官场上的事儿都门儿清。所以，《红楼梦》里贾雨村官场初入，居然得听门子的，了断葫芦案（不听估计不行）。门子的那番教诲——对案情之了然，对官场之谙熟，对世态（当地巨族）之明白，令看官瞠目结舌。无怪乎毛泽东要把载有门子教诲的这一回（第四回）视为《红楼梦》的纲。这一次，奕劻的门子又说到点上了。
说的不能不这么说，也必须这么说，作为禁令，必须说得字正腔圆，义正辞严。上级号召什么，老百姓反对什么，都要收到禁令里去，推陈出新。这不仅是官样文章，而且是官场公务。说，代表着一种态度，一种表态。但凡需要下禁令的时候，往往是官场某种陋行惹出麻烦，已达上听而且引起关注了。下禁令，白纸黑字，说明本级领导对这个问题已经重视了，表了态，要禁止或者遏制这种行为。做到这一步，至少上头再来查的时候咱有话可说。所以，说，说了，不白说。至于下了禁令有没有效果，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可以真禁，也可以明禁暗不禁，更可以似禁非禁。总之要考虑压力，计算成本，没有人会干亏本的买卖。至少，下了禁令而禁不了，遁辞比较多，可以讲困难，谈国情，论条件，实在推不了，也无非技术问题，能力问题，只要态度正确，政治正确，一切OK。
这种现象，我们可以说是潜规则吃掉了明规则，隐性制度吞噬了显性制度，但是细究起来好像又不全是那么回事。一来，禁令所禁止的也不尽为潜规则，往往只是潜规则实行过程中的一些后果。禁止这些后果，自然要中止潜规则，但造成令不行禁不止的现状的，却并不是这些所谓的潜规则，而只是一些历史悠久而且适应一切事务的官场积习。这种积习，不仅对禁令产生作用，对别的官场行为也起作用，好事固然干不好，坏事有时也干不太坏；二来，禁令也说不上是明规则，因为在多数情况下，它几乎没有制度的意义，禁令贴出来，大家就在禁令下面照做“禁事”（这样的新闻照片，已经非常多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仅仅是一种表态，一种对上不对下的表态，只有上面下来检查的时候，它才有临时的制度价值，上面的人一走，价值也就跟着走了，时间效应非常短。
说了不白说，做的必须做（2）
从根本上讲，禁令不是法制社会的产物，不过是人治社会的一种治理方式。即使对那些认真对待禁令的官员而言，禁令也有因人设政的随意性，人亡（或者走）政息是难免的下场。而且对于这些人来说，禁令一多，往往就把某些原本法律规定的东西变成了政策性的禁令，这样做固然有强调的意思，但也有化法为政的嫌疑，一旦政随人亡，法也等于亡了。更何况，禁令式的治理必然伴随边际效益递减的规律，无论治理者个人有无良好的道德愿望，个人品质如何，最后都会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