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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引起清华师生的愤慨，更加坚定了他们要求撤换吴南轩的决心。在学生会和教授会的共同努力下，吴南轩于6月25日离开北平南下。7月7日，南京教育部以吴南轩“暑病时侵，亟宜调养”为托词，批准其离校“调摄病体”。
吴南轩被赶后，造成了清华两年内“两驱校长，一拒校长”的局面，在国内外影响极大，国民政府再也不敢随便派人任清华校长，只得临时派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多次提出辞职后，教育部又派理学院院长叶企孙为“校务代行”。叶也因问题棘手，屡次请辞。
1928年北伐成功，国民党中央派罗家伦（志希）先生为第一任国立清华大学（自1925年招考大学部学生，至是正名。又，清华原隶属外交部，自此改由教育部管辖）校长，梅先生改任清华留美学生监督，11月携眷赴美视事。
1931年冬，清华校务方由翁文灏先生代理。11月，教育部长李书华（润章）先生公布梅先生继任校长。
在这种情况下，经过反反复复，多方权衡，一再物色。早在1926年春，教务长张彭春先生辞职，梅先生被推举继任——以后便成为不成文的习惯，清华教务长总是由教授会推举，校长聘任。五年后，国民党政府正式任命梅贻琦为清华大学校长。
梅贻琦接任校长后，清华也就从此结束了因屡发校长风波而造成的长期不稳定局面，并且开创了历史上的“黄金时代”，而这也正是后人一提清华就会想到梅贻琦校长的缘由。
回顾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这一时期的校长更迭风波，除了受当时国内政局变化、北洋军阀政府不断改组的影响外，校内师生的坚决反对是至关重要的。而这恰好反映了当时的知识分子为了实现学术自治、教授治校而奋斗的历程。
要办好一所大学，必须专注于学校的建设和学术成果的积累，而不是将其作为自己牟取名与利的升降机，没有沉稳的耐心是不行的，没有长久的坚持是不行的。梅贻琦很好地秉承了以上的原则。
1955年以后，他去台湾创办新竹“清华大学”，担任校长直到逝世。所以，有人说他是一位“终身大学校长”，无论在祖国大陆或在台湾地区任职期间，地位一直十分稳固，受到师生的信赖和尊崇。即便是在学潮澎湃的时候，学生向校当局提意见，也要声明一句“拥护梅校长，反对×××”。这其中的奥妙何在？后面的文字都可以不同程度地回答这一问题。且从他这个校长的“来历”说起。
纵观旧中国的大学校长，大体上有两种来历，一种是“请”来的，即某人先在某一方面有了成就，成了名家名流，众望所归，就请他来做校长，于是“长随校传，校随长传”，两者声价互增。一旦时机成熟，校长“另有高就”，有的还扶摇而上，成为中枢显赫。这方面的例子是无需多举的。
另一种是“派”来的，即某人靠近上层，受到特殊信任，为了便于控制，就被派来做校长。不过这样的校长往往是短命的，一般很快就会声名狼藉，最后一走了事。旧清华的好几任校长，都可作为这方面的例子。只有梅贻琦，他做校长是一种特殊类型，如果也要用一个字来说明问题，那他是被“选”来的，而且是顺乎民意的公选。
过去有一种误传，说梅贻琦做清华校长是蒋介石亲自指派的，由此还“派生”出许多“演义”性的情节。其实这都是不确的。蒋介石确曾多次过问或干预过清华校长的事，那是他20世纪30年代初期兼任教育部长的时候，罗家伦、吴南轩都是作为“党国亲信”由他亲自指派的。
罗家伦被迫“辞职”以后，蒋还津津乐道地夸他“一切均秉承本党主义中央政策，于整理学风、统一思想甚为努力”。罗走以后，清华校长久不得人，有人曾向蒋推荐周治春、赵元任、胡适，蒋摇头说：“周治春坚辞不就；赵元任非办事人才；胡适言论乖谬，违反本党主义，碍难任命。”蒋介石表面上这样说，骨子里却是“兹经慎重考虑，决派吴南轩继任”，因为“吴任中央政治学校副教务任已三年，成绩卓著”。
但是梅贻琦做清华校长，却与蒋介石无干。当时梅贻琦还是个小人物，在蒋介石那里是根本挂不上号的。引荐梅贻琦做清华校长的，倒确有一个人，此人就是1931年下半年接任教育部长的前中法大学校长李书华。关于这件事，梅贻琦夫人和李书华自己都曾有过回忆。李书华回忆说：“1931年下半年，我任教育部长的时候，正值清华久无正式校长，我急于解决这个问题，当时我再三考虑，认为月涵（即梅贻琦）最为适当。时月涵正在美国任留美学生监督，我电征其同意后，于1931年9月23日提出，行政院国务会议通过，以月涵任国立清华大学校长。我旋即电促月涵从速回国。……回想我在教育部所做的事，令我满意的并不多，我为清华选择了这位校长，却是我最满意的一件事。”
不过，李书华先生这里说的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且是非主要方面，因为在当时，由上面引荐谁做清华校长是一回事，而清华师生接不接受则是另外一回事。稍知清华历史的人都知道，旧清华的校长可不是那样容易当的。问题小的，可以勉强维持几年，待到问题成堆，终得一走了事；而问题大的，就一天也混不下去，甚至连大门也进不去。在梅贻琦以前，“校长风潮”时有发生。1920年前后，因校长压制民主而惹起公愤，不到一年，就有三位校长接连被赶走。1930年前后，又是三位校长在短时间内连续被赶。罗家伦、吴南轩是其中之二，中间一位乔万达（阎锡山派来的），连校门也没让进，在他来“上任”时被学生拒之于校门之外。阎锡山一看形势不妙，只得将乔召回山西。
吴南轩的表演更为拙劣，他被逼得无路可走，带着学校的大印逃到城内使馆区去“避难”，并挂起“国立清华大学临时办公处”的招牌。师生对这种“托庇于帝国主义之卵翼下，有辱教育界清白及国家尊严”的行径，愈加愤慨，召开紧急大会，组成“护校委员会”，表示“倘若吴借武力到校，决武力护校，准备流血”。这回是蒋介石知趣，将吴召回南京了事。吴走后，教育部委托地学系教授翁文灏暂代校务，翁因问题棘手，又以“经常因事进京”为由转请理学院长叶企孙代，叶也不想卷入漩涡，就屡电教育部请辞，他在一份辞电里说：“校务万端，非企孙所能胜任……企孙从10月起，绝不再负兼代校长职务。”
在连续11月无校长期间，学生会一再发表“清华校长人选标准”，其中一次的五条是：（1）无党派色彩；（2）学识渊博；（3）人格高尚；（4）确能发展清华；（5）声望素著。这期间，各方面推荐的人选达十几位之多（鲁迅也曾是其中之一），结果不是上面不批准，就是下面不接受，就这样反反复复，一再物选，终于找到了一位合格的人选，这就是梅贻琦。所以学生们颇为自豪地说，“最后我们全体同学迎来了梅贻琦校长”；教授们则说，“最后我们选择了梅贻琦”。
曾和梅贻琦共事多年的陈岱孙教授分析说：“梅一直是清华的教授，从感情上和对教育的基本观点上说，他和广大教师们是一致的。他平易近人，作风民主，学校大事率多征求教师意见，这也和他的谦逊的性格有关。他似和政治无缘，在他就任校长后头几年，连个挂名的国民党员也不是。在南京他没有政治资本，没有人事渊源，他只有和全校教师一起才能发挥作用……同时他也知道，力图控制高校阵地是C。C集团既定的派系策略，吴南轩的拙劣表演虽告失败，但他们是不会就此罢手的，一有机会还会卷土重来。保留清华这块净土，这是他和全体教师的共同愿望。”
“一二·九”运动后，清华曾经发生过数千军警闯入学校逮捕学生的事件。事前得知了这个消息，学校的几位领导人在梅贻琦家里商量如何应对。大家说了很多意见，唯有梅校长默然不发一言，最后大家都等他说话，足足有两三分钟，他还是抽着烟一句话不说。冯友兰教授问：“校长，你看怎么样？”梅贻琦还是不说话。叶公超教授忍不住了，问道：“校长，您是没有意见而不说话，还是在想着而不说话？”他隔了几秒钟回答：“我在想，现在我们要阻止他们来是不可能的，我们现在只可以想想如何减少他们来了之后的骚动。”
后来，学生们怀疑军警特工手里的名单是校方提供的，所以把教务长架到大礼堂前接受质问，并有学生扬言要打。此时，他们的校长身着一件深灰色长袍，从科学馆方向慢步走来，登上台阶，对着两三百学生，有半分钟未发一言，然后用平时讲话的声调，慢吞吞地说出了五个字：“要打，就打我！”
这足以说明梅贻琦的耐心笃行。除此之外，他的耐心笃行还表现在其他若干方面。学生着急于救国救亡，梅贻琦解释说：“即使救国吧，也第一要有健康的体魄，第二要有良好的专业知识，因为救国并不只在战场上面，也不完全需要一群莽夫。”他的儿子要去参加军事翻译，梅贻琦并不支持，说道：“你现在才是大一的学生，也许到了大二才可以去。”当然他的儿子并没有完全遵守父训。
但是受梅贻琦的影响、熏陶，儿子梅祖彦在部队服务三年后，赴美留学。1949年毕业于梅贻琦的母校吴士脱工业大学，并在美工作。1954年梅祖彦毅然回到祖国大陆，为新中国服务。此举是得到梅贻琦的默许而成行的。梅贻琦听说儿子“回到清华母校任教而感到快慰”。
梅贻琦故去后，夫人韩咏华于1977年也落叶归根，回到祖国大陆安度晚年。政府给予优厚待遇，安排她为全国政协第四届特邀委员。
梅校长淡泊谦冲，不求名利。几十年来，把心血几乎全部贡献给了国家，而很少为自己打算。在抗战期间，校长的薪水不足以维持生活，一度有赖于梅夫人韩咏华女士做了一种“定胜糕”到昆明城里去叫卖，来贴补家用。北平陷落的时候，梅校长一个人飞到南京，可说是身无长物，借住一个朋友的亭子间里，以后去美国，梅夫人只有留在香港，靠女婿接济。
梅校长在美国，始终不肯动用清华存美基金利息，而在华美协进会任职，月支300美元。梅校长的原则是“不为清华，决不动用清华基金一文”。1955年回到台湾，梅校长全力筹划建立台湾“清华大学”。1958年，他接任台湾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但在处理教育事务之余，仍尽力贯注于“清华”。直到住进台大医院，即使在昏迷中，还是惦记着教育事业。交卸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职务以后，他仍然牵挂着“清华大学”的事。老人能够眼看到自己苦心策划的原子炉落成启用，实在有说不出的喜悦与安慰。
这也是梅校长对中国科学发展的最后一项巨大贡献。
梅校长对清华大学五十年的扶持，在科学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年西南联大时代的简陋设备，尚能培养出杨振宁和李政道，媒体预言以今日新竹原子炉的设备，第一流的原子科学家，自必能不断地产生于台湾。
物理专家吴大猷先生曾任北大及西南联大教授，他回忆：曾于1963年3月撰《我想念的梅月涵先生》一文，叙及1943年春搭乘马拉的两辆板车去联大上课，马惊车覆，他的后脑受震，晕倒卧床匝月，其夫人阮冠世女士连年久病，于忧急侍疾之余，病倒危殆，恰巧梅先生至乡下探视，见此情形，即告如需入城请医可用校长汽车。
翌日即由学校派员来看，是否需准备后事。幸而吴夫人挣扎过来了。当时虽未借用梅校长汽车，“但他的好意和关心，冠世和我廿年来始终未忘记。现在大家不容易想象到我们孤孤单单的住在乡下，一个病危，一个忧急无策的情形，所以或者不会懂得为什么我们永远记得梅先生”。
他又回忆道：“1954年夏，我在哥伦比亚大学教书，听到梅先生在纽约住，为管理清华基金在华美协进社办公，月薪极少。我去办公室看梅先生，想请他吃餐便饭，但他反邀我一同回家。中途又坐地底车，又换公共车，很远的到他住的公寓，看到梅夫人和他们的一位小姐和外孙女，吃北方凉拌面。”
梅贻琦一生两袖清风，没有积蓄，病后住院费和死后的殡葬费都是校友们捐助的。据韩咏华回忆：在病床旁边有一只他从不离手的手提包，他去世后打开一看，竟是清华基金的历年账目，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他虽几次出任当时教育主管部门高层领导职务，又长期独司上千万美元的清华基金，却能一生坚守原则，出淤泥而不染，逝世后没有留下任何遗产。正像林公侠所说：“他在母校十几年，虽然清华基金雄厚，竟不苟取分文，在污染成风的社会竟能高洁、清廉到这样的地步，真是圣人的行为。只这一点，已是可以为万世师表。”
1960年5月，他入台北大学医院治病，仍在病榻上孜孜批阅公事。1962年1月1日，他在病榻上按动原子炉启运转的电钮。2月，他当选为台北“中央研究院”院士。4月29日，在病榻上发表了最后一次对校友的讲话，诚朴谦逊之风如常，只是言语稍有错乱。二十天以后，也即1962年5月19日逝世。
梅贻琦先生辞世后，在亲友们送的众多挽联中有一联是“桃李满天下，何须儿孙常绕膝；清华空有约，那堪鲲岛哭师门”（刘淦芝）。他去世后，新竹“清华”原子炉即被命名为“梅贻琦纪念馆”；新竹十八尖山之麓，“清华大学”之苑，建有梅氏墓园，曰“梅园”。园内建有墓碑两座，一座正面是蒋介石写的挽额“勋昭作育”四字，背面是“褒扬令”；另一座正面是罗家伦题写的“梅校长贻琦博士之墓”，背面是蒋梦麟撰的碑文。墓的左侧建有“梅亭”。园内有由校友集资所植各种名贵树木，初植时包括杏梅287株，梅花241株，现在早已成林，曰“默林”。
考古大师李济先生是清华1918年毕业生，曾任清华国学研究院讲师，他回忆说：
我是清华梅先生所授的“三角”这门课的学生，那时所留下的印象，保存到现在的是：他是很严的老师……大家均知梅先生酒量很高，但他的酒德更高。他在宴会中饮酒总保持静穆的态度。我看见他喝醉过，但没看见他闹过酒。在这一点我所见当代人中，只有梅先生与蔡孑民先生才有这种“不及乱”的纪录。
梅先生留在一般朋友中另外一个很深的印象，是他沉默寡言的习惯。并不是他不会或不能说话，他做校长时凡是报告一件事或讨论一个问题，总是条理分明，把握重点；在许多人辩论不休时，他常能一言解纷。
我实际和梅先生共事，是在他与胡适之先生办长期发展科会的时候。这事办了好几年了，其中经过不少的困难，回想起来，若不是他们两位共同领导，合作无间，这“会”的最早一段历史，也许完全两样了，或者根本不会产生出来。我在这时期所认识的梅先生，有下列四点值得提及：他自律很严，对钱财尤其是一丝不茍；他有很高的理想，同时很谨慎；他不唱高调，但一个目标已定的事，无论多么困难，他总设法使它达到；他很现实，虽不从事实际政治，但对政治上的潮流却认识得很清楚。
他是一个负责到底的人，对清华的事，一直到临终还在不断地关怀。这类的单子大家都可以开，并且可以开得比我长，不过我说的几点都有确实的事实，做我对这位早期老师这些印象的基础。
梅贻琦一辈子与蒋介石争持，争的就是学术独立。
梅贻琦校长从1931年到1949年领导清华，历经战乱艰辛而维持学校的水平和声誉于不坠。梅校长居功厥伟的原因之一，是坚持了独立性和“教授治校”的理念。他主张学生独立思考，确定自己的政治取向，校方不向学生灌输。他认同当时的政府，但拒绝帮助政府抓捕独立思考、持不同政见的学生。在他参加领导的西南联大校园中，容纳了国民党、共产党、民社党、民盟、三青团和国家主义派等党派。
西南联大师生中倾向或同情共产党的势力强大，以致祖国大陆的主流史家盛赞西南联大为“民主堡垒”。20世纪40年代末的清华校园中，中共外围组织和同情共产党的学生会公开活动，转播中共电台，以“小解放区”自诩。
每个执政党几乎都在政治上表彰梅校长的独立理念，但回避了“民主堡垒”和“小解放区”能存在的另一个原因：当时当地的军政首脑龙云（云南）和李宗仁（北平）的容忍，而龙、李都是国民政府的一部分。没有这种大形势的相对宽松，校长们向来校捕人的“军、警、宪、特”讲独立性，就必然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讲不清”。二十年前，冯友兰在回忆清华大学往事时，曾对“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