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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梅贻琦的大学教育观
大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是哪一种人才呢？是通才呢，还是专业人才呢？如果是通才，那就在课程设置方面要求学生们都学一点关于政治、文化、历史、社会，总名之曰人文科学；如果是专业人才，那就不必要有这样的要求了。
这个分歧，用一种比较尖锐的提法，就是说，大学教育应该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两种主张，屡次开会都未能解决。后来，折中为大学一、二年级，以“通才”为主，三、四年级以专业为主。
究竟是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这不仅是清华大学，也是一百多年来中国教育始终没有解决的一个大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国人就会继续丧失思考和创造的能力，甚至沦为会说话的工具、任人驱使的奴隶。
好在近年来祖国大陆开始对1952年院系调整有所反思，清华大学也正在改变单纯工科大学的形象，但是我们对通才教育的认识，还远远没有达到前辈学者的水平；再加上整个社会长期被金钱第一、专家至上、高速发展等急功近利的观念所困扰，这使“人”的培养大受影响，“机器”的制造仍在进行。为此，回顾一下当年清华大学教授们在通才教育上的意见，应该有助这个问题的解决。
教育大师梅贻琦是最有资格谈通才教育的前辈。他经常发表对教育的看法，他的门生故旧认为，说到清华大学的通才教育，梅贻琦是最有力的倡导者。他早年就读于南开中学的前身“严氏家塾”和敬业学堂，二十岁时以优异成绩考取第一期庚款留学生，赴美国专攻电机工程，学成后返回清华任教，并担任教务长、校长多年，直到1948年年底才离开当时的北平。
俗话说，“卖什么的，吆喝什么”。作为学有所长的专业人士，梅在学校里倡导专业教育，也是人之常情。何况学科教育即专业教育，乃是20世纪中国的一大主题。据他所知，在1929年制定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中，就有“大学专门教育，必须注重实用科学，充实学科内容，养成专门知识技能”的规定。在这种方针政策的指导下，“国民政府……限制文科的招生人数，以鼓励更多的学生学习自然科学和工科”，也就理“所”当然了。
梅贻琦是1931年担任校长的，为了纠正上述偏颇，他上任不久就告诫学生：“有人认为学文者，就不必注意理科；习工科者就不必注意文科，所见似乎窄小一点。学问范围务广，不宜过狭，这样才可以使吾们对于所谓人生观，得到一种平衡不偏的观念。对于世界大势和文化变迁，亦有一种相当的了解。如此不但使吾们的生活上增加意趣，就是在服务方面亦可加增效率。这是本校对于全部课程的一种主张。盼望大家特别注意的。”
第二年，他在开学典礼上以“教授的责任”为题发表讲话。在这次讲话中，他委婉地批评了有些学生热衷于开会、宣传之后，又诚恳地指出：“凡一校精神所在，不仅仅在建筑设备方面之增加，而实在教授之得人。……吾认为教授责任不尽在指导学生如何读书，如何研究学问。凡能领学生做学问的教授，必能指导学生如何做人，因为求学与做人是两相关联的。凡能真诚努力做学问的，他们做人亦必不取巧，不偷懒，不作伪，故其学问事业终有成就。”
近年来中国人对梅先生“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的名言早已耳熟能详，但是很多人并不明白大师乃是博极古今、学贯中西的通人，这种人只有通才教育才能培养出来，才能发挥其作用。然而，我们的通才教育在哪里呢？多年来人们不断呼唤大师，渴望诺贝尔奖，却不知道没有通才教育，怎能有大师出现，更不要说诺贝尔奖了。
第三年，梅又在开学典礼上说，听说今年的新生大多数愿意学理工科，“这大概是因为社会方面近来注重理工之故。理工为实用科学，固宜重视，但同时文法课程，亦不宜过于偏废”。他介绍说：为避免新同学在选修专业时有“匆率勉强之弊”，学校决定今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并不分院系（工院除外），大家在初入校时，可不必即决定入何系，最好在此一年内细细体察自己志趣所在，性之所近，究习何科较为适当，然后再决定”。
这种设想在当时不算什么，但是放在今天却是空谷足音。与那时的学生相比，我总觉得现在的青少年可怜得很：且不说初中毕业后就可能被淘汰出局，好一点的也只能去职业高中接受专门训练；也不说为了适应高考，进入高中后又要面临学文科还是学理科的命运选择；
单说考大学的时候，要在众多的学校和无数的专业中填报志愿，就让人无所适从，于是所谓填志愿就有点像押宝，其参照系往往是什么样的专业在毕业后好找工作；至于个人的志趣所在，性情所近，则几乎不加考虑。这种拉郎配式的志愿选择，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旧式婚姻几乎没有两样。
到了1941年，为庆祝清华建校三十周年，梅校长又在《大学一解》中进一步阐述了他的主张。文章说，从心理角度来看，人格可以分为“知、情、志”三个方面，但如今的教育却只注重“知”的灌输，不重视“情”与“志”的培养，再加上学校课程太多，学生压力很大，学校生活不利于人格修养，这就导致“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的状况，造成只知随声附和、人云亦云，不敢力排众议、自作主张的局面。
在这种情况下，学校里“每多随波逐浪（时人美其名曰‘适应潮流’）之徒，而少砥柱中流之辈”，也就在所难免了。梅的说法让人想到，近年来每逢发生重大事件，在电视采访中几乎看不到不同的声音。许多大学生和专家学者往往像留声机似的，只会重复权威发言人和社论的声音。这大概就是“习艺愈勤去修养愈远”吧。
在这篇文章中，梅还反复强调“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的古训，并反驳了“大学期间……应为通专并重”的折中主张。他说，大学教育之所以“应在通而不在专”，应以“通识为本，而专识为末”，是出于以下一些考虑：第一，生活大于事业，事业不过是人生的一部分；第二，通识是一般生活的准备，专识是特种事业的准备；第三，从社会需要来看，也是“通才为大，而专家次之”；第四，如果让没有通识基础的专家治理国家，其结果不是“亲民”，而是扰民（这一点具有振聋发聩的作用）。基于以上理由，他提出专才教育必须改革；通专并重，“窒碍难行”；“通重于专”，方为上策。
1943年，梅贻琦又在《工业化的前途与人才问题》一文中再次强调：“大学教育毕竟与其他程度的学校教育不同，它的最大的目的原在培植通才；文、理、法、工、农等等学院所要培植的是这几个方面的通才，甚至于两个方面以上的综合的通才。它的最大的效用，确乎是不在养成一批一批限于一种专门学术的专家或高等匠人。”把专家贬为“高等匠人”，好像不大好听，不过比起冯友兰先生的“机器”之喻，还算客气。
梅又说：“我认为目前的大学工学院的课程大有修改的必要。就目前的课程而论，工学院所能造就的人才还够不上真正的工程师”，更不要说培养工业方面的领袖人才了。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要养成这种人才，“于工学本身与工学所需的自然科学而外，应该旁及一大部分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旁及愈多，就会使受教育者愈博洽，愈有能力。所以“真正工业的组织人才，对于心理学、社会学、伦理学，以至于一切的人文科学、文化背景，都应该有充分的了解”。相比之下，“严格的自然科学的认识倒是比较次要”的了。
清华大学素有“工程师的摇篮”之誉，但是按照梅校长的标准，许多人恐怕很难胜任。基于上述思想，梅主张“要造就通才，大学工学院必须添设有关通识的课程，而减少专攻技术的课程”。梅贻琦先生办清华极为重视俭朴好学的校风，他同时提醒人才造就固然重要，人才运用也要注意，不可让杰出人才用非所学，甚或学而不用。
多年以前，梅贻琦校长在病床上留下了他对台湾“清华大学”校友和学生们的最后讲话，希望大家通力合作，发展清华大学的校务。他的讲话，是用录音机录下来，在2012年4月29日台湾“清华大学”五十一周年校庆的庆祝会中播放。
这位主持清华三十年的老校长说：“今天‘清华’校庆，校友们都回来，可是我一直被病魔缠扰，不能来参加。希望在三两个月以后出院，和大家聚会，这是我所期望的事。”
他又说：“‘清华’这几年有进步，是‘清华’的幸运，也是大家通力合作的成就。核子反应器的顺利装置完成，也是大家的努力。希望今后仍然通力合作。”
他还说：“校友们赠贺仪祝我掌校卅年，我觉得没有太大建树，很过意不去。据说聚起来的钱数目不少，这些钱把我住台大医院欠的钱和借垫的钱还清了还有多余，我不希望用在医院里再住两三年而将这笔钱用光，希望早日出院，利用这笔钱做些对社会、对学校有益的事。”
梅贻琦先生毕生的理念是教育，他实现此理想的对象就是清华，他在教育上身教重于言教；他有着传统儒家最好的性格，虽言必有中，却寡言慎行，有人说他是“平凡里见伟大，沉默中寓神奇”。梅校长不爱讲话，但讲话的时候往往会蹦出一句高度的幽默话，并且很少用肯定的句子。
当初清华学刊上曾经有同学集校长的话写了一首打油诗：“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以为，恐怕仿佛不见得。”但这并不是说梅校长处理事情的时候犹豫不决，恰恰相反，在重大决策上，梅先生总是当机立断，而且择善固执。譬如在他三年教育主管部门一把手任内，凭着他卓越的眼光、宏博的学识，曾经把多少纷乱的意见，改易为平正通达、致密妥善的主张。
1931年10月，国民党政府任命梅贻琦为国立清华大学校长。12月3日梅贻琦到校发表就职演说，强调“致力学术，造就有用人才，将来为国家服务”，并提出了著名的“大师说”，即“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
他科学的办学理念，加上民主实干的风范，使清华大学迅速进入国内名校之列。
悠悠岁月，清华百年，清华的使命已从争取教育独立转变为力图实现跻身世界一流大学行列。在这一进程中，清华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文化，而这正是清华孕育高素质人才、产生高水平研究成果，并为社会提供高质量服务的基础与核心，也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前提条件。
由于清华的特殊地位，它所具有的文化魅力不仅影响了学子的人生轨迹，而且对整个中国教育界乃至中国社会产生了不可磨灭的辐射与引领作用。今天，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清华人正在进行新的反思，梅贻琦生前常用“生斯长斯，吾爱吾庐”这句话来形容他与清华的关系和他对母校所抱的深切感情。校友们也常称赞他与清华所保持的终生不渝的“血缘”。
梅校长总算实践了大学是学者聚集的地方，传承、创造知识的地方这一理念。
梅贻琦逝世后，他的一位老朋友在悼文中曾用这样两句话概括他的一生：“他毕生的理想是教育，实现这个理想的对象是清华。”这确实是对梅校长的生平很中肯的评价。
雷震：众人皆醉，我独醒
引言
他是1949年之后台湾政治史上最诡谲、最壮阔的一个传奇。
他曾是蒋介石倚重的红顶智囊，但在威权年代，坚持民主宪政，成为对抗国民党政权机器的报人与政治家，令蒋介石万分头痛。
他曾创办《自由中国》，鼓吹自由民主，并曾筹组“中国民主党”，挑战当时当权者所主导的政策的正当性与合法性，最后被捕入狱，当时蒋介石甚至亲自要求其刑期不可少于十年。
让我们把时钟调回五十年前，在海峡的右边，一份杂志因为发出不容于台湾当局的声音，被蒋介石下令停刊，其负责人雷震被捕。宣判当天，蒋介石明确指示，“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
尽管这份杂志再也没能死而复生，雷震本人坐穿了牢底，也没能亲手实现自己的主张，但今日台湾之民主政治的确立、成熟，却正是以这份名叫《自由中国》的杂志为滥觞的。
雷震在国民党内曾经担任大官，他对现实政治有深入的了解，与文人作家和报人不同。随国民党来台的知识分子很多，大家都选择缄默，胡适的“宁鸣而生，不默而死”是讲给别人听的，他自己就做不到。祖国大陆时代大鸣大放的文人，来台湾以后，只能谈风月，不敢碰政治。雷震却挺身而出，越讲声越大。雷震的道德勇气激起不少知识分子的共鸣，这些流离失所的书生，找到了发泄的管道。
1949年国民党仓皇败逃台湾，此后蒋氏立志“勿忘在莒”、“反攻大陆”，以严厉的独裁手段开始了对台湾的统治。当此之时，另一种声音却正在岛内蓬勃滋长，它，就是《自由中国》杂志。
几十年过去了，我们从已公开的雷震狱中回忆录部分的复印件等相关档案来看，蒋介石确实在雷震案中扮演了关键角色。雷震案的判决结果，根据目前所揭露的内幕，完全是蒋介石个人意志主导的，才使得一个终生热爱中国与追求言论自由的民主先辈蒙受不白之冤。
史料显示，蒋介石数度召集党、政、军高级幕僚开会，并指示，办案有如作战，要求参谋多拟几个腹案。宣判当天，他又明确指示雷震的“刑期不得少于十年”，“覆判不能变更初审判决”，后来军事法庭的判刑果然与蒋的指示完全相同。
1 与国民党关系的恶化
雷震是中国浙江省长兴县人，1897年出生。早年留学日本，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又进入京都帝大的大学院（研究所）主修宪法，对宪政理论相当熟悉。
回国之后，雷震和国民党当局的关系相当好，做过很多党务工作。他担任过的重要职务有：南京市代表大会主席团主席，教育部总务司司长。抗日战争时任国民参政会副秘书长，战争结束后任政治协商会秘书长、国民大会代表、国民大会副秘书长、行政院政务委员等职。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时，上海金融混乱，雷震曾协助稳定上海金融，也是“上海保卫战”的三要角之一。到台湾后，他曾担任台湾当局的顾问。
从这些职务可以看出，雷震的政治关系很好，算是出身于国民党权力核心的人物。没想到他创刊的《自由中国》，后来却和中国国民党愈走愈远，直到最后他被开除党籍，甚至成为阶下囚。这当然和台湾的民主运动有非常密切的关系。
《自由中国》创刊后，得到国民党的支持，部队都订阅了，可见它具有相当大宣传的作用。但是，国民党政府败退到台湾来的第二年（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改变了国民党政府的地位。本来国民党在祖国大陆的种种败相，令美国失望，而在这个时候，美国发表对华白皮书，准备放弃国民党。
朝鲜战争爆发后，祖国大陆积极发动“抗美援朝”，美国因而改变了对东北亚的政策，派第七舰队所谓“协防”台湾，接着签订了《中美共同防御协议》。国民党政府得到国际靠山——美国的回头支持，其处境再度好转，于是就不太需要《自由中国》为它宣传，因此对这本杂志的支持就大不如前。
然而，胡适、雷震等这批知识分子并不是轻易就被哄着玩的，他们认为既然有必要宣传民主，这份杂志当然要继续办下去。而台湾当局的对外交往已经改善，他们就转而检讨台湾的内政，结果就触碰到当时的一些政治禁忌，和统治当局的关系就逐渐紧张了。
雷震与国民党政府关系的恶化，要追溯到1952年他的香港之行。这一次的香港之行，不但使得他与蒋介石关系日趋恶化，而且也使得他与蒋经国的关系渐趋恶化，不知不觉中已卷入政治的漩涡中。
1952年1月，雷震奉蒋介石之命，以特使身份赴港，慰问流亡港、澳的“反共人士”，并邀请滞留香港的民社、青年两党领袖，来台共商“反攻大计”，以期早日“反攻大陆”。同行的洪兰友是位花花公子，一到香港就花天酒地去了，全部的工作几乎都由雷震在做，十分辛苦。
雷震拜访了孙科、王新衡等国民党大佬，事实上这些人是请不动的。雷震打听到在香港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