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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发当天，他和《自由中国》编辑部的其他成员一样，各自被完全隔离在家中，如同困在一个个小小的孤岛，不能互通消息，殷海光自己也做好了随时被捕的准备。他没有和其他同仁一起被捕，多少也算“侥幸”。
海外知名的文学家聂华苓听说雷震被捕，第一反应就是问殷海光是否也被抓走了，她在回忆当时的恐怖情景时说：“我和母亲非常担心他的安全，每天早上，一打开报纸，就看有没有殷海光的名字。”
雷震被抓，殷海光、夏道平、宋文明共同发表声明，愿为所写社论负起法律责任。
民间的反弹也很强烈。虽然人们并不知道“雷震案”背后有着复杂的政治因素，但还是自发地组织起了“1960年雷震案后援会”。而《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主笔殷海光、夏道平与雷震的好友宋文明为减轻雷震的“罪名”，联名发表了一份轰动一时的《〈自由中国〉言论撰稿人共同声明》，表示愿承担他们自己所有文章的言论责任，并抨击国民党的不实之词。
9月28日起，殷海光陆续发表《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雷震并没有倒》等文，为雷震声援辩护。10月8日军法宣判雷震触犯了“知‘匪’不报”、“为‘匪’宣传”的两大罪行。《自由中国》与国民党的渐行渐远以致针尖对麦芒自然不能见容于国民党。
在筹组反对党的雷震被捕之后，殷海光写道，我们这些渴望自由的人，“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国民党是“天无二日，地无二党”。殷海光生前最后一篇政论文是《解剖国民党》，直指蒋介石是没穿衣服的皇帝，国民党是“次级极权主义政权”。
事实上，据后来解密的有关方面的档案，当时“雨田项目小组”（即雷震项目小组，“雨田”即“雷”）曾设计了两种方案，在《雨田项目起诉书假作业构想之说明》（甲）中，即指明雷震与殷海光同为打击对象。聂华苓的担心并非多余。
面对专制统治的暴力恐怖，殷海光把人身危险置之度外。从10月1日到16日，他接连在《民主潮》等杂志发表了《我看雷震和新党》、《法律不会说话——因雷案而想起的》和《雷震并没有倒——给李万居先生的一封公开信》等文，对国民党逮捕雷震等人进行抗争，肯定雷震为自由民主奋斗的精神价值。他这样写道：“虽然，我置身于这小书屋中，我正神驰于古今的兴亡历史，可是我毕竟与这样一群人处在同一时代和同一个岛上。我的身体，正像一些讲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的人之身体一样，毫无掩蔽地暴露在一个没有约束的权力之下。雷震先生就是这样地失去身体自由了。想到这里，我不禁要借《圣经》上的一句话赠给雷震先生：‘为义而受难的人，有福了。’”
在整个雷震案前后，殷海光所表现出来的道德勇气和人格力量是十分令人钦佩的，他的友人章清称“殷海光最终的成就是人格上的”，可谓一语中的。追踪殷海光一生奋斗的历程，不论是求学、从军，还是供职、教书期间，这种人格力量始终显现着。
那么，是什么使殷海光具备了这种人格上的力量呢？他的学生林毓生在《殷海光先生一生奋斗的永恒意义》中的回忆似乎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解答：“是由于殷先生生命中特有的纯真的道德热情（moral passion），与西南联大的五四遗风相互之融合而导致的殷先生纯真的道德热情……使他不能不为自由民主而呼吁。”殷海光对此也甚为称许，并认为其道出了他“心灵深处多年来‘紧张’之源”。林毓生认为，殷海光先生“那威武不屈的高贵人格，给了自由主义一个道德力量。殷先生多年为自由的维护和奋斗终于为自由主义赋予了道德尊严”。这实是对殷海光人格和行为意义的最扼要公正的评价。
8 国民党的围剿与迫害
雷震被关，殷海光也没好日子过，殷海光不断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力。1960年，因为英国伦敦出版的《中国季刊》推崇殷海光为台湾自由主义思想的领袖，蒋介石政权身边的御用学者因而发动了一场围剿。一开始，他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学术思想其名而政治其实的事件，于是决心置之不理”。这个阶段的围剿模式，好几年后也曾使用在当时的“监察委员”陶百川身上。
围剿行动不但将他贬为“伪自由主义者”、“文字卖台者”、“知识诈欺者”，最后还极为恶劣地祭出红帽子，指责他“从事煽动颠覆”，他形容这种情形说：“人的名誉毫无保障，甚至人的尊严和安全都被逼到剃刀边缘。”
1964年6月，迫害行动危及他的基本生活，国民党政权停掉了他每月60美元的“长期发展科学补助金”，这笔补助占他最低生活费用的一半。接着，又查禁他交由文星书店出版的著作《中国文化的展望》，版税收入因而中断。
这种断绝生活来源的下三滥手段，目的不外乎将他赶出台大。
事情要从1966年7月台大由于受到政治压力不再续聘，殷海光转任教育主管部门的委员说起。1966年初，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国会听证会中作证支持中共，蒋介石政权遂发动台湾的御用学人联署批驳的声明，台大的党务人员亲自到殷海光家请他联署，被他拒绝，“于是，多年累积的问题爆发了”。
这次爆发就是蒋介石政权有关单位高层前述秘密会议所作的决定。台大将教育主管部门的公文转给殷海光的时候，却被他拒绝接受，事隔三天，蒋政权竟然毫不掩饰地动员警备总司令部约谈他。
国民党蒋介石政权在1966年8月3日召开了一个由台湾教育主管部门、国民党中央党部及特务机关等单位一把手参加的秘密会议，正式确定了将殷海光赶离台大的方式，教育主管部门在隔天完成内部作业，8月5日发文给台大，殷海光在8月7日接到了口头通知。
8月7日那天下午，台大哲学系主任先口头告诉殷海光：“教育主管部门来了一个公事，要借聘你到教育主管部门去任职。”这样，来自最高决策的意志决定了殷海光的命运。他被赶出了台湾大学，失去了教职，文章不让发表，著作不让出版，被特务监视着生活，不让离台、不让见外国人，跟朋友的往来也降低到最低程度。“反动教授”再度变为“反动思想家”。
殷海光当时就很清楚地说：“这是调虎离山，不要我在台湾大学待下去。”到了8月9日，台大才把教育主管部门的公文转给他。8月12日，警备总部出动3名高阶特务对他进行问话，并且强迫他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聘书，但他并未屈服于特务的恫吓，仍然坚持不接受，特务因为他是知名学者而不敢多加留难。25日，警备总部又派了更高层级的官员，带着教育主管部门聘书到他家，明白地告诉他：“政府要你和台湾大学一刀两断。”殷海光照样没有屈予接受。隔天，殷海光跟当时的台大校长钱思亮见面，双方约定“课表照排，但终止上课”，也就是说，他与台大的实际关系已经结束，但形式关系则维持到1967年7月为止。
事情并没有因此结束，9月间，蒋政权又派了两名高级党务干部到他家，软硬兼施地要求他务必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聘书，他形容这种情形是：“像恶霸一样，强暴了女人，又要受害人自己代他们掩饰。”结果，这两位党干被他狠狠地骂出家门。
不久，国际知名的学术泰斗哈耶克教授来台访问，殷海光过去曾与他聚谈过一次，他这次也希望能与殷海光再见面。然而，蒋政权竟然派特务警告殷海光，不得参加哈耶克的会议和聚会。这种形同软禁的限制其实从7月间就已开始，特务如影随形的监视持续达两年之久。
他的夫人夏君璐回忆说出一段往事，一是那时台湾当局不让殷海光回台大任教，却硬要他接受教育主管部门的聘书，殷海光以手捶桌，高喊：“我用生命打赌，绝对不接受聘书！”因为他不想再回国民党体制内做国民党的官。
李敖说，当时国民党民意代表叫做胡秋原的还落井下石，他写信给台湾大学的校长钱思亮，说是殷海光没有资格在台湾大学教书，要求台大勒令殷海光停止授课；国民党开始整他，就千方百计不让他在台湾大学教书，把他逼走。台大当局告诉他，再聘一年以后，就不聘了，另一方面治安机关又在门口看着他。
结果，哲学系功课表公布出来，殷海光开什么课照样公布，可是学生呢，不被允许选他的课，殷海光也不能教书，学校只是给他一点干薪，所以殷海光很呕气，整天愁眉苦脸。被台大整了，警备总部也整他，国民党的治安单位也整他，三个单位联合起来，在他家门口跟踪他。
殷海光夫人在序言中说：“殷海光被国民党围剿逼害，特务守在我们家大门外，岁岁过着恐惧担忧的日子。接着殷海光患胃癌，主治及手术医师说他只能活六个月，国民党仍不让他去哈佛大学做研究员。”而报上还有一片国民党文人的叫骂围剿声。殷海光悲凉地说，历史上“赵高指鹿为马不过偶一为之，但今日我们在台湾所碰到的，是一群有组织的‘赵高’，颠倒黑白，罔顾是非”。在被台大解除教职（台大永远的耻辱）后，贫病交迫中，殷海光才五十岁就去世了。殷夫人感叹道：“我们的不幸和牺牲值得吗？”看到世界民主的潮流，殷夫人得出结论说，“是值得的”。
但是国民党是一党独裁，要保持专政，必然要对知识分子进行严厉的钳制。他们把“中央研究院”和台湾大学的自由分子当作打击对象，目的是要把台大夺来，交给他们相信的人，所以就千方百计地逼迫殷海光辞职，同时监控孤立他。尤其是雷震案以后，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殷海光的控制，可以以一事为例。
据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回忆：大约在1964年，他回到台大，“有一次，中国文化大学邀请我去作两次讲演，讲美国的分析哲学、语言哲学。第一次讲演中，殷先生来了。我讲完之后，殷第一个发言，问题好像是讲美国这样一个社会，其真正的立国精神何在。他说先说说他自己的观感，他说完之后我也再说了一些。此后的第二天，我收到一封快件，说我的第二次演讲因某种原因被取消了。后来才知道，殷已无公开发言的机会，即当局对他的压力已经很大了，大到只要他一公开露面，有接触群众的可能性的时候，就马上被予以阻止”。
知名史学家许倬云回忆，在20世纪60年代，殷海光等被软禁，虽然可以进出，但是总有人时刻监视着他。他的太太夏君璐对他很好。去看他的人，除了学生以外，朋友很少，“我一个礼拜去看他一次。门口有个馄饨摊，是特务摆在那儿看殷海光的。我晓得这个特务是干什么事情的，他也不拦我，看见我这么一个常客，还会笑笑”。
李敖为证实殷海光被监禁迫害，还与原告胡秋原在法院互控诽谤。据说台大当局给胡秋原一个公函，说本校从未解聘殷海光先生。另外，警总也给胡秋原一个公函，说本部从未监控殷海光。因为正式公函有法律效力，法官问李敖说：“台大有没有解聘殷海光呀？”李敖说：“殷老师虽然有开课之名，但是，已经不能上课，形同解聘。”法官又问：“警总有没有派人监控殷海光呀？”李敖说：“每当我有事去看殷老师时，他家巷口都有人在那里，我总不能去问人家，‘请问你是哪一个单位呀？！’”
李敖又说：“殷海光老师，当年被迫害的经过，殷老师自己有记述。因为他在被迫害时，既未经过法律程序，也未留下解聘的证据，因此，他的家人未能获得任何补偿，在台湾，在自由的台湾，天理何在？！”
殷海光的学生赵天仪等最喜欢在殷海光老师家聚餐，享受师母做的美食，喝咖啡，是他们难忘的记忆。1961年罗素生日，殷海光老师邀请一些台大文学院的学生，在家里喝咖啡，赵天仪也是被邀请的研究生之一。有十位左右，男生女生都有。殷老师养了一只狗，如牧羊犬一样高大，取名为“领袖”，他指挥“领袖”也很有意思。在那一天，他提到在台湾需要来一个像五四一样的思想启蒙运动。
赵天仪还记得有一个晚上，数学系的洪成完与他去造访殷海光老师，那时殷老师正被当局逼着要离开台大哲学系，他拟申请去美国也未获准。殷海光拿出一张蒋介石与毛泽东在战后重庆合照的相片，说这一张照片当年重庆街头就可以买得到，他说他当年也是一个法西斯青年，跟着蒋介石走，现在他了解中国只有走上民主、自由道路才有希望。他一边沉痛地说，一边流下眼泪，他说：“我要自由，我要更大的自由！”赵天仪说：“每当想起殷海光老师，含着泪光，呐喊‘我要自由，我要更大的自由！’我都不禁悲从中来。”
殷海光被蒋介石整得走投无路，连美国人也看不下去了。美国哈佛燕京学社曾正式邀请殷海光赴美作为期两年的访问研究，但一直被台湾当局拖延不予办理离台手续。他曾托朋友设法找关系，甚至计划发动海外人士联名呼吁，然而这些他称为“出笼”的计划都落空了。
在万般无奈之下，殷海光想到了去美国教书谋生。几经周折，哈佛大学终于在1967年5月决定聘请殷海光到哈佛大学，与史华慈教授一起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但殷海光太天真了，国民党当局岂能让他出去！一直到殷海光去世，当局也没有让他走。不过，哈佛方面寄来的在殷海光滞台期间的研究经费倒是帮他缓解了生活上的困难。
但是寄来的书却被管控了，书籍对于殷海光来说是精神生活中的第一需求，在他与友朋交往中关于书的交流是最令他兴奋和看重的事情，他临终前还为他念念不忘的中国近代思想史研究计划而委托在香港的友人替他购书。
在目前仅存的写给友人的书信中，他开列的书目和对书的评价，可以辑为一本颇有意义的小册子。尤为使人感同身受的是在对书的渴求中，折射出解严以前台湾政治的高压。1968年，殷海光在致美国友人的信中委托买三本书：《孙中山的一生及其意义》、《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研究》和《农民的民族主义和共产党的权力》。他说直接寄这类书籍给他会非常不方便，因此请对方寄给住在他家附近的美国朋友魏君；由于收件人是美国人，当台湾的邮检员想把书扔到海里时，他们必须多一层考虑。
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时常请求帮他买书、寄书，同时多次叮嘱来信不要谈及所寄书名、作者等，甚至教朋友每次用不同的寄件人姓名和地址，总之是对台湾邮件检查的高度警惕。他说：“在一个自由民主的地区，一个从事著作的学人怎会这样操此类的心！”
更令人唏嘘的是，1969年1月，离他去世只有不到8个月，正被病魔折磨着的他在给香港朋友的信中还反复谈如何寄书给他才能躲过审查扣压、如何向邮局交涉追查，“我们希望不致完全‘石沉大海’”。他在另一信中说到《鲁迅全集》只收到两册，连其他的书共损失14册，“真是损失惨重！”当时台湾思想禁制的高压氛围于上述种种“书话”中可见一斑。
为了买书，殷海光不仅要冒着政治高压的风险，而且因为薪水被减、研究资助中断而承担着很大的经济压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给美国友人、学生的信中多次提到不敢多写信，因为“写一次信就影响日常费用”、“一次十元，多了就影响‘民生’啰！”至于买书的钱就更是窘迫。在书信中，他请朋友替他买书通常都言明书款的付还方式，而且对书的价格也多有关注和叮嘱。但是，他的朋友和学生知道他的困境和爱书，常常赠书给他。对此他和朋友商量了一个办法，除了感谢大家以外，制订了所谓的“一人一年一书”（也称“三一制”）制度，即为了顾及朋友的财力和他的真正需求，由他提出想要的书，每一位朋友在一年内赠送一册；对于某些关系特别的亲友，他也会提出一年赠两册的愿望。
由书情而知学人生存景况之大概，殷海光虽然孤傲不屈，但心境的悲凉不难想见：“我如今，头发如霜，现实里的一切，什么也不属于我，连基本的生存也成问题，还要学生朋友来支持，并且还要向那陌生的‘学术市场’出售自己。我的心情，在某些方面，颇似晚年的陈独秀，或流亡墨西哥的托洛茨基。每一念及，心灵怎不感到轻微的震动。”每当读到殷海光书信中的这些文字，一般人都会感到心灵的震动。
说到哈佛大学邀殷海光前往该校研究中国近代思想这件事，台湾当局非但不允许其出境，还污蔑殷海光因言论带有“毒素”，因而再出重手将他逼离台大，与青年人隔离，随后凡是被冠以“殷海光的余孽”的台大哲学系教师也被停聘，人数之多几乎使哲学系关门。
殷海光去世前已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