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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宝宝”一贯坚持“自由化”立场，这篇文在同党中影响不大，倒是在对立的中宣部，有不少赞同者。
总的来说，伴随着城市化，以及教育的普及，在国内形成了一种全新的态势。步入工业化的共和国，开始了一个更加纷繁的时代。
1961 年共和国的两会吸引了世界上不少国家的注意。这是一个共产主义国家实行的选举，就其“公正性”来说，是绝对被质疑的。事前各国都知道，按照共和国的制度，这次两会的召开，意味着人事上会有重大变动。共和国几个关键位置上的人选，必须按照制度进行更换。在此之前，外国各种预测满天飞。有认为能够实现顺利更换的，有认为不会实现顺利更换的。还有认为干脆会出现政变的。
所以最终结果还是一定程度出乎意料之外。与海外媒体预测的不同，太祖虽然没有继续留任国家主席，但是保住了党主席的位置。在共和国，党控制人大是惯例，党主席出任国家主席以及军委主席也是一个内部的共识。既然太祖按照制度不能继任国家主席，那么党的副主席马前卒就顺理成章的登上了国家主席的位置。
对这个位置的判断上，外国媒体本以为卸任的国家总理，也是另一位共产党副主席周恩来是争夺国家主席的不二人选。
结果是周恩来并没有成为国家主席，人大的人事安排结果让周恩来出任央行行长，至少理论上成为了银行团的No。1。银行团30多年来的总瓢把杨柳当选为副总理。一直负责投行的司悌可成为央行的二把手。以纯行业角度来看，负责银行团实际运营的权利，就转移到了司悌可的手中。
国家总理的人选倒是没有太多悬念，章瑜接了周恩来的班。
军队系统在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进行了年轻化。朱老总彻底离开了一线，不再继任政治局常委，甚至连政治局委员都不再继任。这个变数给了年轻人机会，这就是说，一名政治局委员将获得常委的地位，而还会有一名幸运者成为政治局委员。为了这个名额，下面的同志争夺的非常激烈。
最后的结果倒不怎么稀奇，高院党委书记吴三十成为作为司法系统的代表，坐上了常委的位置。这是司法系统第一次获得如此高的地位。
在政治局内部没有引发争论，但是大大出乎外国媒体意料之外的，是政治局常委王启年外放，成为兰芳省省委书记。沈茂以铁道部党委书记的身份，第一次获得了政治局常委的地位。沈茂的名声一直不为外国记者所了解。他没有参加二战，甚至连对蒋光头最后一击都没有参加。例如指挥上海战役，活捉蒋介石的陈赓，现在虽然是大将，但是因为在负责上海战役，在外国记者之中还有印象。在现在，共和国元勋们都没有凋零，现役的元帅，大将，有四十号人呢。一个退役大将，根本就没什么声望。
“汲汲无名”的人出任共和国最神秘的“政治局常委”，这给了外国记者极大的想象空间。
对于王启年的外放，同志们的评价是新的“兰芳王”诞生了。兰芳省省委书记一直由当地的华侨担任，这也算是一个安抚措施。在共和国移民成为兰芳省主流人口的现在，由前政治局常委出任新一任的兰芳省省委书记，也算是一种姿态。共和国完成了对兰芳省的彻底控制。
兰芳省是今后重点建设省份，王启年的日子注定会威风八面。
铁道部党委书记出任政治局常委，也是一个传统。这对于政治局来说，也不是什么特别的问题。
结果了调整，整个共和国上层的平均年龄有所下降，以前一直说的“领导干部非终身制”，朱老总也给做了表率。这样的表率极大的刺激了三大权力核心里面中下层官员的兴趣。老家伙们既然按照规定实现了更替，那么自己向着最高权力核心前进的障碍就减少了很多。不管老家伙们怎么想，至少现在这批年纪不超过40岁的青年官员，都看到了曙光。
银行团可能更加现实些，周恩来出任他们的老大，虽然有外行指挥内行的嫌疑。但是周恩来手中的情报机构也是这些人早就听说过的。这位前总理被称为“中共当中最完美的男人”。如果小看了他，那么结果肯定是自取其辱。人大到底在想什么呢？
“劳动最光荣！”这是共和国一直以来的最大宣传。围绕着这个中心，共和国取消了各级政府发动普通公民义务劳动的权力，保障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各级劳动奖的入选名单上做了强制限制，官员不允许参选。一个个先进成员的模范事例被广为宣传。在这方面最为努力推动的，甚至不是共产党里面的左派，而是陕西众当中的温和派。
劳资之间的矛盾是无法化解的，而特权阶层势必产生。在矛盾彻底浮出水面，引发强烈对抗之前，无论如何都要尽量化解这个矛盾。
两会结束之后，新的共和国上层体系有变化，却没有本质变化。针对日益激化的社会矛盾，共产党必须去面对这个现实问题。太祖如愿以偿的继续作为党主席存在，这让包括银行团在内的很多人都感觉到一种威胁。
既然历史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共和国在1961年的矛盾和历史上有着极大的不同。至少矛盾的表象已经是高速进行的城市化引发出来的一系列矛盾。在这点上，陕西众也觉得十分棘手。
从30年代开始的农业体制革命，到现在快30年了。当年党内致力于将农业变成一个产业，到现在看，可谓成果非凡。农村由传统的小农体系来经营，亩产很高，总产量始终无法有突破，至于劳动力的浪费情况就更加可观了。共和国的大农业体系从膏腴之地入手，实现了集约化经营。集约化完成了基础构建之后，再用承包制实现了效率化。大批以农业为服务对象的农业技术公司如同雨后春笋一样出现在中国各地。不同的环境下，有针对性地技术与措施不断推出。不仅仅是粮食，农林牧副渔齐头并进。整个农业呈现出彻底活化的态势。
这样的经营模式，让劳动力开始出现富于。国家则通过移民，大量招工的模式，把富余劳动力转向城市。其他工业国完成这样的人口转移，无不是通过血淋淋的竞争完成的。共和国最大限度的弱化了这个过程的残酷性，所以共和国也不得不面临这个过程带来的负面影响。
单看效果，可谓成就非凡。
1939年到1961年，共和国经济增长每年都超过10％，预计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可以达到1939年的二十倍。也就是1200亿美元。按照人民币统计，则是24000亿人民币。7。3亿共和国国民，仍旧地处偏于农村的数量只有9700万人。剩余的近6。4亿人口至少在户口上已经归于城镇。居住在近 500个一线、二线、三线城市的人口数量达到3。2亿。这是一个伟大的功绩，也是行政系统的噩梦。
到现在为止，失业率基本为零。只要想找工作，任何公民都是可以找到工作的。只要你不怕辛劳，甚至可以赚到不少钱。就如同每一个在校的学生都会唱的那首歌曲一样，“幸福的生活哪里来，要靠劳动来创造。”
问题在于，这样规模宏大的城市化，把太多还没有适应工业化时代的人民卷入了城市，国家的就业辅导工作可谓出类拔萃，加上社区服务体系的建设，只要不是铁了心要饿肚子，找份工作糊口还是很容易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人民也就怨声载道了。
这或许不能责怪人民，人民并没有接受过足够的教育。他们的知识不足以理解这个完全不同的世界。国家是如此的仁慈，单单孩子们都可以去上学，甚至中午还能够管一顿饭。人民就已经感恩戴德了。饥饿与匮乏已经远离自己的生活，钱却总是不够用，有太多的东西想去买，却买不起。
这不仅仅是在城市，农村也是如此。各种承包体制非常完善，人民自己也知道在竞争当中失败是为什么。不过大家就是不肯承认。
工业化让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让竞争变得越来越多。每一次竞争都产生了失败者。胜利者与失败者之间的差距也变得越来越明显。“失败者”的心理越来越不平衡。敢于“揭竿而起”，试图用非法手段获取利益的那一批人，在恐怖的严打行动中被清洗一空。现在剩下的，都是只敢心怀不满的一群了。
最可笑的是，如果真的自认失败者，认同了这个结果，于是专心做某项工作的人，生活水平的提高速度反而不慢。如果只是想老老实实的工作，做一个服服帖帖的顺民，这日子还是毫无问题的。如果你试图参与竞争，并且成为胜利者，那么首先就要做好失败的心理准备。
工业化体制的竞争与农业化体制的竞争是如此不同，中国民间积累起来的不满又是如此的普遍。如果不能尽快对此进行有效疏导，那就是注定要出事情的。
要疏导，这是共识。如何疏导，这就有了分歧，甚至是路线上的分歧。共产党内部的路线对立现在已经到了浮出水面的时代。无论曾经作出多大的努力，曾经解决过多少问题。当曾经统一的思想——“共和国尽快工业化”这个目标接近完成的现在，新的矛盾也注定要引发激烈的争论。
对此，政府机构认为自己不该有任何责任可言。被剥夺了几乎所有经济权力的政府，不该对经济承担任何责任。甚至连银行团也不认为自己该承担什么责任。这些年银行团工作兢兢业业，除非党有意把脏水泼到银行团身上，否则，银行团的工作只能用一个“好”字来称赞。
现在应该是负责意识形态的党来提出如何解决问题的时候，共和国三巨头当中实际上的最高权力者，控制人大的党，必须拿出他们的解决方案出来。
1961 年1月20日，就在肯尼迪宣誓就职美国总统的时候，在共和国山南省，也有人在宣誓。今天是郑融28岁生日，十年的入党努力，八年预备党员经历。在这一天，郑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我宣誓。”党员书记站在党旗前，右手握拳，半举在空中。在党委书记身后，三名党员整整齐齐列成一排。每个人都如同党委书记一样举起右拳。
“我宣誓。”
“我宣誓。”
……
“服从党的领导。”
“服从党的领导。”
……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
……
入党仪式是完全格式化的，无论对谁都是一样。作为预备党员的时代，郑融很多次看过别人入党的仪式。那时候在他的心中，羡慕、嫉妒、反思，各种情绪混合成一种激动。真正轮到自己的时候，郑融却远没有看别人入党时候的激动。
一名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不容易激动。在这个正式党员数量300万，预备党员以及入党积极份子数量1800万的时代，正式党员的素质绝对是出类拔萃的。
由这样的精英党员集结而成的共产党的权力到底有多大？对这个问题，并不太好解释。自从立法、行政、银行团三权分立之后，宪法赋予党的权力限定于人大和军队两方面。
军队绝对置于党的领导之下，这让很多人猛烈抨击解放军的“党军”本质。对于主张“国防军”的家伙，党是绝对不可能对其有丝毫让步。党军保证了解放军人民军队的本质，从建国以来，各种自然灾难突然爆发的时候，军队作为应急力量，都是第一时间赶到人民需要援助的场所。除此之外，军队并不介入社会运作。对于人民来说，绿色军装就是保障。既然解放军是人民的军队，而且到现在为止也没有看到有变质的迹象。那么这支军队在谁的控制下，并不是人民在意的问题。政治术语上有一个名词叫作“沉默的支持”。对于党绝对控制军队问题，除了“出声的反对”之外，剩下的无疑都是沉默的支持了。
除了人大和军队之外，党好像就没有什么权力可言。公务员是完全的考试体系，公务员系统里面党员数量只有22％，银行团更不可能在选拔人员当中刻意选择党员出身的成员。在共和国的这两大巨头体系当中，党员比例仅有20％而已。
至于逐渐有了并立权力势头的司法系统，党员比例也没有超过30％。司法系统是文人最喜欢的体系，对于权力的渴望，让文人们对行政和司法系统有着近似病态的热衷。这两个系统又同样需要非常严格的考试才能够跻身其内，文人们最想控制的就是这两个体系。
只看表面的话，中国共产党在共和国远不是欧美宣传的那种一手遮天的强权。很多权力都游离在中共的控制之外。党外人士，甚至是反对共产党的人士，云集在不被共产党绝对控制的领域，做着攻击共产党的努力。就共和国情报部门的了解，这些人士当中，不少都是领取来自海外的美元补贴。
太祖并非没有对这些人进行过“招降”，至少在19581960年，太祖多次在公开场合对党外人士喊话，对知识份子喊话。不过效果相当有限，直到1960 年8月，太祖还在上海作了最后一次努力。在这个逐渐成为西太平洋金融中心的城市，太祖在各界人士会议上作了一个发言。
“革命，是人民的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八亿人民的革命，一个党怎么革得起来呢？民主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革命是人民的事业，社会主义建设是人民的事业。他们要否定人民事业的成绩，这是第一。第二，走什么方向，走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这个方向？第三，要搞社会主义谁来领导？是无产阶级领导，还是资产阶级领导？无产阶级那么多，先锋队是共产党。资产阶级也一样，它也组织政党。是共产党领导，还是右派领导？共产党好不好？要不要？人民说要，右派说不要，我看在三个问题上进行一场大辩论，很好。革命对不对？建设对不对？有没有成绩？成绩是不是主要的，还是错误是主要的？这是第一个问题。现在不是开展大辩论吗？这个问题是没有辩论过的。民主革命是经过长期辩论的，民主革命从清朝末年起，经过辛亥革命，到反袁世凯，到北伐战争、抗日战争、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直是在辩论的。抗日战争时，要不要抗日？也经过辩论的，一派人说不能抗，因为中国的枪不够，这是唯武器论。另一派人说，不怕，还是人为主，武器不如人，我们还是可以打。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国要不要参战，这都是辩论。帝国主义一刻不停地要打，打的结果是他输了。所以那一场民主革命是经过辩论的，是经过长期精神准备的。社会主义革命是短促突击，在从1927年到1937年，十年之内，蒋介石政权就覆灭了。六七年之后，社会制度的改革已基本完成，人的改造也改造了一些，但还差。社会主义改造有两方面，一方面是制度的改造，一方面是人的改造。制度不但是所有制，而且有上层建筑，就是政府、政府机关、意识形态。譬如报纸是属于意识形态的。……
光明日报、文汇报这次得了很深刻的教育，过去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报纸，什么是资产阶级报纸；什么叫社会主义报纸，什么叫资本主义报纸，分不清楚。一个时候即使分得清楚，可是这些报纸的领导人要把它办成一个资产阶级报纸。他们仇恨无产阶级报纸，仇恨社会主义报纸。一个学校把学生引导到社会主义方向还是把学生引导到资产阶级方向？工商界还是把这些工商业者（大、中、小资本家）引向无产阶级方向，还是把他们引向资产阶级方向？要不要改造？有人非常怕这个改造，说改造就有那么一阵自卑感，越改造越自卑。我看不应该这么解释，应该是越改造越自尊，应该说是自尊感，因为自己有觉悟，才要改造。有些人，自认为有很高的阶级觉悟，认为自己不要改造，相反要改造无产阶级，要按照他们的面貌来改造这个世界，而无产阶级要按照自己的面目来改造。我看多数人百分之九十以上是愿意改造的，当然，中间要经过踌躇、考虑、不断犹豫、摇摆的过程。越改造，他就越觉得要改造。共产党整风就是改造，将来还要整风，三年一整，五年再整风，你说整了这一次风就不整了？难道整了这次风，就没有官僚主义了？只要过了二三年，他都忘记了，官僚主义又来了。人就容易忘记。所以过一个时期还要整。资产阶级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难道就不需要整风？不要改造？你说不要改造，调个名字，叫整风也可以。现在各民主党派不在整风吗？整个社会整整风，为什么不好？现在民主党派是整路线问题，整资产阶级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我看整得对了。共产党不是路线问题，而是作风问题。……
社会主义来的急促。总路线各方面都学习过，但没有辩论。党内没有辩论，社会上也没有辩论，象牛吃草一样，先吃下去，然后慢慢再回头来嚼。我们的革命，在制度方面已经基本上改革过了，首先是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第二是上层建筑，就是权力机关、意识形态等，这些基本上改了，但是没有展开辩论，这回经过报纸，经过座谈会，经过大会，经过大字报，展开大辩论。以前是大字报，现在有电脑了，有互联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