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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东方讲史:细说民国创立-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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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静庵与日知会的同志,开了一个盛大的欢迎会,到会的有几百人之多。欧吉罗即席演讲,畅谈法国革命的原因,世界革命的趋势,与中国革命的必要。替他翻译的人,是日知会会员朱作梅。

这一位欧吉罗上尉,隶属于法国在天津的驻屯军。他的直接上司是布加卑少校。布加卑奉了法国驻越南总督某氏之命,于乙巳年秋冬之际谒见孙中山于吴淞口外的船中,商定以欧吉罗上尉及其他军官六人交孙中山调遣,负责各地革命力量的调查与联络工作。

越南总督某氏之所以如此做,是因为当时的法国内阁总理克列孟梭吩咐过他;而克列盂梭之所以作了如此的吩咐,是因为其好友前任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杜美竭力主张。杜美为甚么要作如此的主张呢?是因为他早在壬寅年,便已久闻孙中山的革命抱负与道德学问,屡次托法国驻日大使邀请前往越南会面、孙中山在壬寅年十二月十五日(1903年1月13日)由日本到达越南,参观河内博览会,不巧杜美业已离任回国。杜美嘱托了他的秘书长哈德安代为招待,接洽一切。(同时,孙中山也结交了当地的侨胞黄龙生、甄吉亭、甄壁、杨寿彭、黄景南、曾克齐。这几位,不久以后都参加革命,后来在钦廉与河口各役,出了不少的力。)

孙中山终于在1905年春天由美赴欧,与留学生朱和中等组织革命团体之时。和杜美会了面。杜美介绍孙中山与克列盂梭相见。而杜美本人对孙中山的友谊,则继续不断,以迄于孙中山逝世以后。

笔者的业师。巴黎大学教授马迪厄先生(Albert Mathiez)说,埃米勒·包莱先生告诉过他:孙中山在巴黎极受“共济会”的欢迎,而且加入了共济会。这共济会,在法国大革命之时,正是幕后的推动者。孙中山的自由、平等、博爱的主张,与共济会的宗旨可谓志同道合。法国志士之所以热心于赞助中国革命,殊非偶然。

欧吉罗在日知会演讲,清吏张之洞等人派了若干暗探混在听众里面。传说,第八镇统制张彪,也化了装在座。事后,张之洞派了一个充任“海关洋员”的英国人,尾随欧吉罗,乘机攀谈,获得了若干秘密,把这些秘密报告清廷。清廷于是在欧吉罗畅游武昌、汉口、长沙、九江、南京、上海、福州、厦门,而回到天津以后,收买了欧吉罗的中国厨子,又偷去了欧吉罗的若干文件,包括各方友人写给他的信件,向法国驻华公使严重交涉。结果,法国政府不得不把欧吉罗调走,安置在越南。

一方面,张之洞、张彪,及巡警道冯启钧继续派遣暗探对日知会监视;一方面,日知会本身的革命工作日趋积极。刘道一在丙午年夏天,召集湘、赣两省同志开会于长沙的水陆洲,策动萍醴浏之役。在出席者之中,有其后在辛亥年武昌起义前夕担任过总司令的蒋翊武,蒋是湖南澧州人,这时候似乎还没有和湖北的同志发生直接关系。

换句话说,武昌日知会的同志似乎到了萍醴浏之役业已失败,进入尾声之时,胡瑛、朱子龙与粱钟汉三人从日本回到武昌,才开始对湖南、江西的同志筹划支援。事实却不是如此。在这一年的八月间,日知会的同志吴崑【剪文公:kun,崑崙,山名,中国最大的山脉,西从帕米尔高原起,分三支向东分布。现作“昆仑”。】已经到了香港,下榻于中国日报馆,等候黄兴;等了两个月,黄从新加坡回来。黄“乃授吴以方略,使回鄂积极筹备,候华侨款集,即可大举。鄂省同志闻吴回鄂,非常鼓舞。”(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卷,页九八。)

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说:“萍乡醴陵革命军起,本日知会之秘谋。主持最力者,即易本羲,湘南湘乡人。……无如萍醴偏僻之地,军饷、器械无所取材。乌合之师,未经训练,其气虽壮,其力无援。加以江西、湖南两省之新军又无联络,数日无一响应……易本羲吐血数升而死。”

曹亚伯又说:“时醴睦事起,武昌党人咸欲响应。(刘)敬安急不暇择,张君(纯一)以准备未齐,力遏止之。且谓胡瑛不日由申至鄂,俟其莅止,如果有军饷接济,可操胜算,然后动作。未及数日,胡瑛果至。开会筹议,胡瑛亦以未可轻举为言。”

张纯一主张慎重,是有理由的。胡瑛也说出“未可轻举”的话,实在是辜负了孙中山的托付。

胡瑛原籍浙江绍兴,父亲在湖南候补知县,哥哥在长沙县衙门里面当职员。胡瑛本人在桃源住过(所以在同盟会的名册上,籍贯写作湖南桃源)。从十六岁起在黄兴所办的经正学堂读书,濡染了革命学说,几乎被捕。黄叫他逃去武昌,住在吴禄贞家里,其后加入了科学补习所,进了工程营当兵。他陪同王汉,图刺铁良于彰德。王汉一击不中,自杀;胡瑛去日本,参加同盟会,被选为评议员之一。

胡瑛与朱子龙、梁钟汉奉派回鄂,支援萍醴浏革命军,不曾带得有钱回来,说出气馁的话。日知会中的一个败类郭尧阶,藉此出卖同志,说有一个刘小霖,是湖南六合锑矿公司的经理,愿意贡献十万元。胡瑛约了刘小霖于十一月二十四日在汉口名利栈会面吃饭。饭不曾吃完,就被冯启钧的巡警抓去。在名利栈同时被捕的,有季雨霖与李亚东二人。朱子龙先一天在汉阳被捕。

郭尧阶还领了巡警,分别逮捕了刘静庵、梁钟汉、吴贡三、殷子衡与张难先。这郭尧阶领了相当数目的赏。(朱子龙的赏格,是五百元;“刘家运”的赏格也是五百元。刘静庵不是刘家运,但是郭尧阶诬指他为“刘家运”。)

刘静庵是逃到黄陂以后,才被抓的。他的原籍,是湖北潜江。在牢里,他受刑最酷,因为官方逼他的供,要他承认自己是刘家运,而他只肯承认自己是革命党。(刘家运是另一人,为会党领袖,其后在湖南被逮捕,押到武昌,处死。)

季雨霖是湖北荆门人,毕业于将弁学堂,这时候在三十一标三营当督队官。李亚东是河南信阳人,与季雨霖同学,曾任二十九标一营左队的督队官,因革命嫌疑撤职,这时候在师范学堂担任体操教员。吴贡三原名之铨,是黄冈的一个老秀才,醉心革命,著有《孔孟心肝》、《作新民》、《破梦雷》等书,在家里设帐授徒,又办了一个“日新学社”,吸收同志。殷子衡,一作子恒,黄冈人,是吴贡三的外甥,也是吴贡三的学生。张难先是沔阳人,在第八镇工程营当过兵,这时候在沔阳东北的仙桃镇办了一所集城学校。在校中被捕。

张难先与季雨霖被保释,胡瑛与刘静庵被判无期徒刑,朱子龙等五人被判有期徒刑。刘静庵与朱子龙死在狱中,其余各人于武昌起义后恢复自由。

日知会的会所,于胡瑛等人被捕以前,在十月二十九日便已被搜查、封闭。刘道一烈士在长沙就义的一天,是十一月十六日(12月31日)。 

 




 


《细说民国创立》三五、丁未黄冈之役
丁未年四月十一日(1907年5月22日),革命军占领潮州府饶平县的黄冈镇。这是孙中山所直接领导的第三次起义。在前线的指挥官姓余名丑,而策动者是孙中山所委派的“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许雪秋。

前此两次的起义,是乙未年广州之役与庚子年惠州之役。后此七次的起义,是丁未年七女湖之役、防城之役、镇南关之役;戊申年钦州之役、河口之役;庚成年广州新军之役、辛亥年广州三月二十九之役。每一役的重要负责同志,如下:

(一)乙未(广州)陆皓东。(二)庚子(惠州)郑士良。(三)丁未(黄冈)许雪秋、余丑、陈宏生。(四)(七女湖)邓子瑜。(五)(防城)王和顺。(六)(镇南关)黄明堂。(七)戊申(钦州)黄兴。(八)(河口)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黄兴。(九)庚戌(广州)倪映典。(十)辛亥(广州)黄兴、赵声、胡汉民。

许雪秋是潮州府潮安县人,幼年跟随父亲在新加坡居住,父亲经商致富,留给他不少遗产,使他得有力量结交官绅与江湖豪侠之士。福州人黄乃裳在壬寅、癸卯之际,鼓吹种族革命于南洋一带,许雪秋深受感动,决心献身于此。到了甲辰年(1904年)的秋天,他回到潮安县宏安乡的家里,和若干好友与当地的会党首领立坛拜盟,筹饷购械,准备在乙巳年三月十五日(1905年4月19日)起义。不料,负责接洽学界的李杏坡用人不慎,泄漏了机密,被清吏捕杀。藉团练为名、在潮安上七都祠聚集了四百名武装同志的吴金铭,同时被捕。起义的事因而搁浅。其后,吴金铭由绅士联名保释。许雪秋自己到了道台衙门投案,道台因为他也捐得有候补道的头衔,本着官官相护的原则,不愿对他追究。

许雪秋再去新加坡,企图筹款再举,于丙午年(1906年)见到孙中山,宣誓参加同盟会。孙中山委派他作“中华国民军东军都督”。冬天,他由新加坡回潮州,经过香港,与当时同盟会港粤分会会长冯自由取得联络。冯自由替他打电报到日本,向孙中山报告,孙中山就派了山西籍的同志乔义生(宜斋),安徽籍的同志方汉成,广东籍的同志方瑞麟、李思唐、张煊、方次石,与日本志士萱野长知、池亨吉等人,陆续来到香港。

许雪秋偕同乔义生、方汉成、李思唐、张煊、方次石,回到潮安县宏安乡,与会党首领余丑、余通、陈涌渡、薛金福、蔡德、吴焕偕、黄德胜、罗飞雁等人会议。决定以丁未年正月初七日(1907年2月19日)为起义的日期,目标是潮州府城(今天的潮安县城),根据地是府城正东边的饶平县黄冈镇,与黄冈之北偏西的浮山埠。黄冈方面,由余丑负责。方汉成与方次石协助;浮山埠方面由薛金福负责,乔义生与李思唐、张煊协助。此外,惠来的响应工作,由黄德胜担任;揭阳的响应工作,由罗飞雁担任。在潮安内城、潮汕车站、蔡家祠、敌山台,也都布置了同志,作为埋伏。揭阳炮台的清军弁兵,由陈芸生与萧竹荷二人前往说降。

如此周密的准备工作。到时候偏偏由于天气不好而一切成为泡影。集合在浮山埠的弟兄,由于大风大雨,而散走了不少。在黄冈的弟兄,甚至无法集合。许雪秋的为人,热情有余,毅力不足。他看见如此情形。便一时短气,下令解散,把善后的事交给陈宏生主持,自己跑去香港,托冯自由把经过报告孙中山。

由于始则密锣紧鼓,继则草草了事,起义未成而风声泄漏,薛金福与张顺、黄志因此而在三月下旬被清吏捕杀,白白牺牲。

孙中山这时候已在越南河内,回电报给许雪秋,叫他不可以再孟浪从事,静候惠州与钦廉的消息,与这两方面的同志同时发动。

但是,留在潮州的弟兄们,听说薛金福等人被捕,人人自危,而且清吏又在四月十一日这天捕去了邱保、张善两人,关在黄冈的“协署”。于是,大家为了救邱保、张善,便在余丑的领导之下,攻打黄冈,攻到四月十二日的辰时(下午七点多钟),将黄冈占领,杀了城守把总许登科、署拓林司巡检王绳武,俘虏了黄冈同知谢兰馨、署黄冈都司隆启、巡防营弁哨督标蔡河宗,贴出了安民布告,免除清廷的一切苛捐杂税。老百姓闻风而来投效的极多。

清廷的署潮州镇总兵黄金福,屯扎在距离黄冈三十里的井洲,不敢对革命军有所作为。革命军方面,由于事出仓猝,也期待着许雪秋与陈宏生的命令,才能作进一步的行动。期待到四月十四日,陈宏生才从汕头赶到,大家推戴陈宏生为“司令长”。当天夜里,陈宏生把弟兄分为五路,向井洲进攻,攻到十五日的黎明,将近胜利;突然,来了清军的援兵巡防营第九营,只得退守大澳山,在大澳山战到十五日的深夜(十一点钟左右),又遇到倾盆的大雨。次日,退回黄冈,解散。

许雪秋在十三日接到起义的消息,十四日偕同乔义生、李思唐、萱野长知等人到汕头,正想策动丰顺、揭阳、惠阳、潮安等地的响应,但是十八日一清早,方汉成等人便已从黄冈来到汕头,告诉他:在黄冈的弟兄已经解散! 

 




 


《细说民国创立》三六、丁未七女湖之役
在黄冈革命军解散以后的第六天,惠州七女湖的革命军便起义了。倘若陈宏生等人能够在黄冈多撑持几天,可能不致失败。黄冈位于海边,面对南澳岛,中间有三个中型的小岛,东为拓林湾,西为“鸿门”,南为“大金门”。出了大金门,便是南澳岛,岛上有南澳县,为郑成功与鲁王先后经营之地。黄冈的东边,是闽粤分界的高地,有高达五百四十四公尺的大宝山作为屏障。就形势而论。黄冈并不是不可以坚守的据点。况且孙中山业已命令邓子瑜在惠州加紧发动响应的工作。

邓子瑜是惠州府归善(惠阳)县人,为人尚侠好义,曾经是郑士良的左右手,于庚子惠州之役失败以后在新加坡与香港经营旅馆。孙中山在丁未年(1907年)派他和黄耀汉、余绍卿二人负责惠州方面的工作。黄耀汉在庚子惠州之役作先锋官,其后也在新加坡开旅馆。余绍卿则纯粹是绿林豪杰,这时候亡命在南洋。黄是新安(宝安)县人,余的籍贯不详。

邓、黄、余三人从新加坡到了香港,黄由于当地警察对他注意而折回新加坡,余进入大陆而杳无消息,只剩下邓一人留港继续活动。他不负孙中山的托付,分遣同志陈纯、林旺、孙稳等回乡,在四月二十二日(6月2日)实现了起义的事。

陈、林、孙三人很有勇气。只纠合得二三百人,便一举而占领了归善北边二十几里的一个大镇“七女湖”,夺得该镇巡防营的械弹。三天以后,连克泰尾、杨村、三达。二十七日攻占扬村西南、博罗东北的柏塘。又转而向南,横行于归善之东的水口、横沥、三径、蔗浦。清吏调来了四个营,对革命军无可奈何。而且,其中洪兆麟的一营,在五月初二日大败于“八子爷”,洪本人中弹坠马。

最后,清吏把水师提督李准的部队从黄冈方面调来,在大亚湾的澳头登陆,才慢慢地占了优势。同时,陈、林、孙三人获得邓子瑜派人传来黄冈革命军失败的消息,眼看消耗了的弹药无法补充,只得把同志们带到梁化墟附近,于埋藏了枪械以后,下令解散。

事后,陈、林、孙三人回到香港,冯自由把他们安置在屯门青山李纪堂同志的农场;不久,又帮他们去新加坡。邓子瑜由于是这一次起义的主持人,被香港政府驱逐出境。也去了新加坡。孙稳在己酉年(宣统元年,1909年)经由香港,回惠州一次,被清吏发觉,向香港当局要求引渡。同盟会的同志请了律师替他抗辩。无效,终于被押解给清吏,被害。

在七女湖之役,阵亡于疆场上的同志,依照清廷的文献,有数十名之多,姓名皆已难考。被俘而遇害的同志,也只有石亚佛一人留下姓名,长供后世怀悼。 

 




 


《细说民国创立》三七、丁未防城之役
在七女湖之役失败以后的两个多月,亦即丁未年七月下旬,革命军起义于广东的西南角,在二十七日(1907年9月4日)占领防城县的县城。

原来,早在这一年的三月中旬,钦州所辖的那黎、那彭、那思三个“墟”(统称“三那墟”)有了一个“万人会”的组织。起因是:三那墟的老百姓以种蔗制糖为生,而清吏一再加征糖捐,老百姓推了若干代表到“知州”的衙门请愿,知州却把所有的代表扣留,说他们鼓动人民抗捐。三那墟的一位读书人刘思裕深为不平,就顺从了老百姓的意思,成立这个“万人会”,受推为领袖,率领几百个勇敢分子入城,冲进衙门,把被扣的代表们都放了出来。廉钦道王秉恩派兵到三那墟,企图用武力解散万人会,开枪打死了几十个老百姓。然而老百姓更加团结。于是,王秉恩报告两广总督周馥,周馥如临大敌,派了巡防营三个营、新军一个营、炮兵一队、机关枪队一队,又调了驻扎广西的“衡军”两个营,绥远军一个营,对三那墟的老百姓进攻。老百姓抵抗到四月上旬,失败,刘思裕阵亡,三那墟的镇市都被毁于炮火。然而。仍有几百个老百姓,在刘思裕的侄儿刘显明领导之下,死守附近的那桑。

清军巡防营的统领,姓郭名人漳,是湖南人,与黄兴是朋友,曾经于甲辰年(1904年)十月在上海和黄兴同时被巡捕房抓去,关了几天。至于新军一营的管带赵声,则不仅是革命志士的朋友,而且已参加了革命组织。他们两人,由于身为清军军官,不得不执行上峰的命令,同时也还不曾知道刘思裕及其万人会在事实上已和孙中山取得联络。

孙中山这时候住在越南的河内,于万人会事件发生以后,就派了邝敬川同志到廉州良屋镇,与刘思裕会面,劝刘思裕索性革命,刘思裕完全同意。孙中山而且也派了胡毅生去找赵声,见到了赵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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