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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尔丰为什么突然在七月十五日变更主张，诱捕了保路同志会的九个领袖？次要的原因，是清廷有命令给他，叫他“严拿首要”。主要的原因是：清廷在七月初九日命令端方进四川，“按查路事”，又在七月十二日命令端方赶紧起程，“许带兵队”。而且，湖广总督瑞瀓，与端方沆瀣一气，拨了不少兵队给端方。端方的气焰，灼灼逼人，分明是要来四川抢赵尔丰的总督。
至于，在荣县与彭县，先后发生了人民接收稽征局与捣毁稽征局的事，虽则也影响了赵尔丰的决策，其重要性却不如“严拿首要”的圣旨与端方之带兵人川。
荣县人民之接收稽征局，是在七月初四日（领导人是革命同志王天杰）；彭县人民之捣毁稽征局，是在七月初七日。而赵尔丰在初十日致电清廷（内阁协理大臣那桐），对这两县的事竟然一字不提，仍在说“如朝廷准归商办，大局或不致十分破坏”。可见他并未怎样重视这两县的事。
甚至，他在七月十五日上午柬邀了蒲殿俊等九人，加以扣留之时，可能仍不过是一种做作，藉以敷衍清廷，保全禄位。（事实上，被捕者不止九人；另有三人也被逮捕：彭芬、蒙裁成、阎一士。）
赵尔丰不曾料到，扣留九人的消息一经传出，不到正午，便有几千个老百姓手捧光绪神位，于各街公举的“街正”领导之下，走到总督衙门，一排一排地跪在地下，替九人求情。他一时仓皇失措，一面自己派人在衙门附近放火，藉便事后栽诬，一面让小人之尤、营务处田徵葵，下令对跪着的老百姓开枪，当场就打死了三十二人，而且又纵容兵士在各街追杀了若干人。
事情闹到如此地步，如何收拾得了？
全城的人民动了公愤，宁死也要和他一拼。同盟会同志曹笃“跳走南门，与朱国琛就农事试验场，裁木板大书‘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四川，各地同志速起自救自保’二十一字，于夜分投（锦）江中。乘秋涨顺流，不一日，几传遍川西南。”
成都郊外及附近各县的人民，在保路同志会的号召之下，当天晚上便有成万的人来到成都，虽则赵尔丰已经关了城门，虽则赵尔丰的兵又从城墙上开枪，他们却留在城墙周围不走。于是，成都在事实上入于被围的状态。城外的电报杆子被砍断。不久，城东五十里的龙泉驿，也入于义民的掌握。
新津县的县城，被义民占领，县知事被杀。双流县的县城，也被义民占了一个短时间。武装的义民，称为“同志军”。在七月十七日这一天，赵尔丰的军队与同志军，在“红牌楼”地方有了一次大战。七月二十一日，同志军的武字营在周鸿勋的指挥之下，连胜赵军，又打到红牌楼。
赵尔丰在七月二十三日向清廷电奏说，“官军自十六日迄今，连战七日，防内攻外，东驰西击，刻无暇晷。”
龙泉驿与双流县城，虽则不久便被赵军“收复”；新津县城却一直被周鸿勋守得很好，守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武昌起义以后的第三天，才因弹尽粮绝，重新人于赵军之手。
四川保路会派来北京的代表刘声元，向摄政王递呈文，两次均被门房挡住。他跪在地安门路上，等到摄政王经过，拦舆告状，被捕，交步军统领乌珍审问。乌珍对他很同情，派人护送他回会馆。七月十九日，他又递了一封呈文到庆亲王的府里。庆亲王叫乌珍将他押解回藉。
旅京的四川同乡，包括官吏、商人、学生，在四川会馆开了几天的会，上了好几次的呈文与奏折，替四川的老百姓诉冤。其中，只有以法部左丞曾鉴领衔的京官联名呈文，被都察院转奏，在七月二十三日奉旨抄给端方，“按照所陈各节，查明实在情形，秉公分别核办。”
清廷在七月二十三日也加派了岑春煊去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岑春煊是广西西林人，当过四川总督与两广总督。赵尔丰接到消息，十分不安。端方来，已经构成对他总督地位的威胁。岑春煊来，更叫他心焦。
清廷不久又授权岑春煊统率川省新旧各军及各路援军。岑春煊兴高采烈，从上海的寓所乘轮西上，到了武昌。他在离开上海以前，打电报给四川文武官吏“不许贪功生事，不得擅行杀戮，即倡乱之人情节最重者亦暂行羁留”，等候他到川以后再行查讯。同时，他打电报给四川的父老子弟，说：“春煊衰病侵寻，久无用世之志。然念及蜀事糜烂，吾父老子弟，已在颠连困苦之中，不能不投袂而起。……春煊一至，即当进吾父老子弟于庭，开诚布公，共筹所以挽救之策。父老子弟果有不能自白于朝廷之苦衷，但属事理可行，无论若何艰巨，皆当委曲上陈，必得当而后已。倘有已往冤抑，亦必力任申雪，不复有所瞻徇。”
岑春煊到了武昌以后，在八月初八日也打了一个电报给邮传部，再度建议“将收回路股，均照十成，现款发还。”（他第一度作此项建议，是在上海启程以前，打电报给清廷，奏请“敕部”如此如此。）他在这再度建议的电报中，加强语气，说“股款全还，实为要义，若未能照允，则事终难定。自愧病躯，仍必极力请退，免误事机。”
第二天，湖广总督瑞瀓打了一个电报给盛宣怀，说“今午与西林（岑春煊）论川事，其意仍坚持：一，不主办首要；一，商股非还给十足现银不可。……果西林挟此宗旨，则平乱不足，反以长川人之骄。……瀓窃为西林危之。……闻西林既视大部复奏为进止，则将所请各节量为议驳，西林势必力辞，趁此降旨照准。则于川事、西林两方面均可顾到。”瑞瀓的动机，实际上完全替端方谋四川总督的位置，何尝是替“川事”或岑春煊本人着想。
端方在宣统三年（1911年）四月活动到“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的差事，奉旨在武昌设立“公所”，于六月间到任，又奉旨去四川查办保路风潮。他在七月十六日离开武昌，八月初九到达夔州府，八月二十二日到达重庆，九月二十二日到达资州（资阳）。随他而来的，有步兵第十六协的三十一标三个营，与三十二标的一个营。
步兵第十六协原驻湖北，被瑞瀓拨交端方，带来四川。协统姓邓，名承拔。三十一标的标统，姓曾，名广大。三十二标的标统，姓孙，名安国。这两标里面的革命党人很多，不过，两标的领袖（文学社的标代表）江国光与单道康二人，由于必须留在武昌，积极准备起义工作，向上峰取得了“留守”的职务，不曾入川。
端方在中途接到武昌起义的消息，便扣留一切提及此事的信件，不让军官与兵士知道风声。因此之故，大家到了资州，仍旧如同睡在鼓中。有一位梁瀛州，从成都托人带来密函给杨毓林，杨毓林告诉管带（营长）陈镇藩，陈镇藩在端方命令官兵准备开拨、移军陕西之时，首先表示反对，而且在训话以后公然剪了辫子，向端方挑战。（陈镇藩是湖北安陆人，同盟会会员，一度被东京本部派充湖北支部长，当时因事未能回鄂就职。）
端方没有正当理由将部队开往陕西。清廷已经在他未离重庆之时，任命他署理四川总督。他应该赶紧到成都去上任，不该放弃职守，企图带兵北去陕西逃难。
事实上，他不但已经知道武昌起义，武汉三镇入于革命军之手，也知道了重庆在十月初二日（11月22日）独立。当时有一种谣言，说天津已为“孙文”占领，京师已经失守，隆裕太后和宣统皇帝去了山西。这谣言，端方也听到了，便动了移军北上、到陕西去迎驾的念头。
成都，他不敢去，怕吃赵尔丰的亏。他对赵尔丰结了深仇，而赵尔丰的武力非他的四个营可比。赵尔丰有第七镇（师）的两个标（第六十六标与第六十八标），又有防军六个营。
他和赵尔丰结仇，除了意图争夺总督位置以外，是他在八月二十八日电致内阁，说七月十五日事件，责任在赵尔丰及其营务处总办田徵葵。“川中罢市、罢课，不戕官吏，不劫仓库，绝非逆党勾结为乱。其十五日居民失火，仅系南打金街民人自行失慎。人民赴辕请释蒲、罗诸人，统领（总办）田徽葵开枪击毙者数十人。逾日城都附近居民闻知，人人首裹白巾，冒雨奔城下求情，又为官兵开枪击毙者约数十人。众情乃大愤。至‘自保商榷书’，并无‘独立’字样，并无保路同志会及股东会图记。其中且有“皇基万世”语，况其书并非蒲、罗等手作。”
端方的这一封电报，等于是参了赵尔丰一本。赵尔丰于七月十五日事件发生以后的当天，曾经电请那桐代奏，说“川人此次以路事鼓动人民，……遂图独立。……始则抗粮、抗捐，继则刊散‘四川自保’传单（四川自保商榷书），俨然共和政府之势。……旋于昨夜探悉，逆谋益亟，已聚匪徒近万，即于十五日意乘不备，前来督署烧杀。尔丰……面凛遵严拿首要前旨，将蒲殿俊、罗纶、邓孝可、颜楷、张澜、胡嵘、江三乘、叶秉诚、王铭新设法诱擒；一面出示解散，安抚居民。不意午刻猝有匪徒数干，先使人在督署附近放火，以图扰乱，旋即凶扑督署。……”
清廷在九月初五日（10月26日），根据端方的八月二十八日电报，降旨：王人文与赵尔丰交部议处；田徵葵与提法司周善培、候补道王掞革职；蒲殿俊等九人释放。
赵尔丰在九月十八日向清廷反告端方一状，说端方“主张释放倡乱首要各犯，未奉朝旨，已先将奏稿传示绅民，一面大张晓谕，风声所播，已定之人心又复骚动。”又说，端方“始则徜徉鄂省，惟日电迫尔丰严压川民，又电劝骈诛首要。及至督兵入蜀，是时省城附近各州县匪徒蜂起，亟盼援兵，迭奉谕旨饬其迅速来省，与尔丰和衷商办，尔丰亦复一再电催。乃端方不肯由四川北路进省筹商，迂道改赴重庆，逗留月余。……川事为之一误再误，不可收拾。端方到省之日，即将为川人独立之时”。
事实的演变是：端方到不了省，在十月初七日的黎明便死在三十一标内部的革命党人之手。促成四川独立的，不是端方，而是赵尔丰本人。赵尔丰在十月初六日（11月26日）把印信交出给蒲殿俊；次日成都各界宣布四川独立，举蒲殿俊为“大汉四川军政府正都督”，朱庆澜为副都督。
端方在死前的几天。一再向部队声明，自己不是满洲人，而是“投旗”才有四代的汉军旗人，原姓陶，不姓托忒克。他特地印了名片，名片上的姓名是“陶方”二字。（他生平喜用“訇斋”二宇作为别号，然而他确是满洲正白旗人，托忒克氏。）
杀他的革命党人，多数属于武昌的文学社。被大家公推来执行他的死刑的，有五位同志：任伯雄（永森）、卢保汉（原名保清）、姚鸿圣、丁鹤本、孙世栋。他的弟弟端锦，同时死在另一革命同志贾志刚之手。当天晚上，大家公举陈镇藩为步兵第十六协统领，代替曾广大的位置，通电响应武汉的中华国民军鄂军，议决全部开拨回鄂，帮助鄂军对清军作战。他们到达武昌，是在十二月初一（1912年1月19日），那时候，鄂军与清军已入于停战状态。
以上，只是四川保路风潮的一个轮廓。
历史的事实。从不单独存在。此一事，必有彼一事为因。甲事，也常常与乙事、丙事、丁事等等同时并发，或略有参差。叙述历史的人，只能把事实一件一件地叙述；因此之故，就免不了有所先后，也不得不就若干事实之中有所选择，有所取舍。
本书虽则是名为“细说”，实际上只能就主要的事实，细说一个经过而已。
例如，被保路同志会派往京师去的代表，不只是刘声元一人，另有阮 、李孔阳、黎绍芬三位。然而，这三位并未被逮捕押解回籍。关于这三位的活动，我因此只得从略。在京师的几位四川籍御史，包括赵熙，曾经上奏章替家乡的老百姓说话，我也只得略去。
在七月十五日的屠杀事件之中，黄学典（季陆）是幸免于难的若干人之一。当时，他仅有十二岁，是小学生保路同志会的会长。以我所知，他藏有很丰富的有关四川保路风潮的材料，而且花了不少工夫加以整理。我希望他把这些材料早日发表出来。
有若干极有趣味的小故事，夹在可歌可泣的大故事里面，我也只得为了顾及行文的线索与脉络，而不得不加以割舍。关于保路风潮，如此；关于其他的大事，也如此。
不应该割舍，而值得另写一章的，是武昌起义以前四川革命同志前仆后继的各次起义。尚秉和在他的《辛壬春秋》里，有这么几句话：“川僻在西南，交通阻绝，紊无同盟会党踪迹，徒以激于冤忿，揭竿而起。故乱数月而省城不陷。及武昌兵起，大江南北踵迹独立。川人始实行革命矣。”
尚秉和似乎不知道，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因写了《革命军》而在上海租界入狱的邹容，是四川人。
同盟会自从筹备大会的时候起，便有很多的四川人参加。在现存的东京本部乙巳、丙午两年名册之中，属于四川籍贯的同志，共有一百三十四人之多。其中，有七十六位是由黄树中（复生）主盟，大多数不曾去日本，而是在四川本省入盟的。至于由日本先后回川，从事种种革命活动的，以有资料可考的而论，便有黄金鳌。黄树中（复生）、熊克武、但懋辛、谢奉琦、邓絮、董修武等等。
四川革命同志最早一次的起义，是在乙巳年（1905年）十一月，地点是彭县石堰洞后山，领导人是余切。第二次起义。是在丙午年（1906年）八月，地点是江油，领导人是李实。第三次起义，是在己酉年（1909年）二月，地点是广安，领导人是余英。第四次，是在同年十二月，地点是嘉定童家场，领导人是熊克武。第五次，是在庚戌年（1910年）十一月，地点是彭水凤凰山，领导人是温朝钟。第六次，是在辛亥年七月初四（1911年8月27日），地点是荣县，领导人是王天杰。这几次起义，皆在武昌起义以前。
《细说民国创立》四九、武昌起义（一）
在各省革命同志难以数计的屡次起义之中，惟有湖北同志在辛亥年八月十九日（1911年10月10日）所发动的武昌起义，一举成功。然而，这成功并非偶然。
在叙述武昌起义之前，我必须先交代一个细节：虽则在事前事后参加武昌起义的同志，极大多数是湖北人，却也有若干外省人在内。其中，姓名可考的，以湖南人为最多，河南人次之，直隶（河北）、山西、四川、贵州、浙江，这几省的人也有：
湖南——刘尧瀓（厚名复基），蒋翊武，黄兴，龚霞初（咏簪），何海鸣，单道康，章裕昆，李抱良，李达武，罗定维，沈岳。
河南——李亚东，孟发成、钱芸生、徐万年，王鹤年，张富国，陈献斌，汪鹤年。
直隶——张廷辅。
山西——霍殿臣。
四川——熊克武。
贵州——王宪章。
安徽——章盛恺。
浙江——胡瑛。
武昌起义与四川保路风潮，有极密切的关系，与湖南的历次革命运动，与广州辛亥三月二十九日之役，都是连带着的。然而，它是彻头彻尾由于湖北同志自发自主的努力而生的结果，源远流长，波澜壮阔，创千古未有之局。
远在咸丰同治之时，便有兴国州（阳新县）一带的义民，对太平天国热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及比、德、法等国鼓吹革命，湖北的留学生踊跃接受革命的洗礼。在兴中会于戊戌以后，入于低潮之时，始终坚持革命信心，拥护孙中山的，在日本除了冯自由、郑贯一、秦力山等几位广东与湖南的青年以外，便是湖北的吴禄贞与戢元丞（翼翠）、傅慈祥（良弼）了。到了孙中山开始新的革命组织之时，率先在比利时、柏林、巴黎参加“同盟会以前的同盟会”的，又什九是湖北人：贺子才、朱和中、胡秉柯、喻毓西、魏宸组、史青等。
同盟会在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