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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可还枪，只可用好话劝他们走。”再过了一会，他大概是听见了炮声。又下一令：“如果有人来攻，你们便从营墙上走下来，退守营房。”最后，炮声越来越猛，他就换上了便装，与参谋刘文吉、执事官王安澜溜出营门，逃到黄土坡刘文吉的家中，躲藏。
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上午五点钟左右，武昌全城除了少数据点以外，入于革命军之手。
应该补叙的，是蔡济民等若干英勇同志的活动。
蔡济民在第二十九标响应，带了一百多名同志到楚望台。那时候，吴兆麟已经派了伍正林与邝名功二人分南北两路出发。蔡济民自愿继邝名功之后，走北路，去攻督署之后。邝名功在紫阳桥之西受阻，折回工程营，再由工程营回楚望台。蔡济民绕过紫阳桥之北，一直杀到王府口的西口“大街”交叉之处。敌军受到这个威胁，便放弃紫阳桥之西的阵地，退至王府口西口较南之处，以机关枪扼守。蔡部以步枪对机关枪作战，十分艰苦。
张鹏程以第三十标的排长身份，带了二十几个人守通湘门，于起义以后自动离开通湘门，到楚望台，参加南路作战。在津水闸受阻，退回楚望台，经吴醒汉等拨给若干同志士兵，凑上一百多人，出中和门，帮助金兆龙一支兵，迎接炮（队第八）标，在马标营地迎到了炮标，一齐进城。进城以后，炮标分别架炮于中和门、楚望台及蛇山之上。张鹏程带了他所率领的一百多人，转而向北，与蔡部并合。这时候，据李廉方的记载，似乎蔡济民还不曾冲到王府口西口。其后，首先冲到王府口西口的，正是张鹏程。“张鹏程直冲至西口，与敌军鏖战，几至不支，马云卿受伤倒地。鹏程遂在西口觅民房纵火。当放火时，住户助之燃烧，且面有喜色。”为什么要放火？为了照亮总督衙门的目标，让炮标的同志易于瞄准。
李廉方说：“时炮队目标不易命中，因有主张火攻者，（吴兆麟）遂令在王府口放火。移时，长街乾记衣庄一带火起，炮队目标明显，轰击督署，辄命中之。”熊秉坤也说，吴兆麟派周定原、黄楚楠、杨金龙等三人，分别带兵士三五名到三处放火：（甲）王府口至小都司巷之间，（乙）水陆街至小菜场之间，（丙）保安门正街至东辕门之间。“如是，不到半时，三处火发，烈焰难当，我炮兵乘势极力炮击。”
但是，吴兆麟下令放火之时，正是第一次两路进攻失败以后、第二次两路进攻尚未开始以前，熊秉坤所说的三处地方大都仍在清军掌握之中。周定原等三人把放火的任务，能够执行到什么程度，很成疑问。
彰彰可考的放火事实，只有三件：（一）是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二）是敢死队队员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三）是王世龙在督署门前钟鼓楼所放。
王世龙是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的同志，和阙龙、郑继周是该营最先响应的三个人。他们跳了营墙出来，到楚望台参加革命军。张难先说他们三人跟随蔡济民，“直冲督署前门”，遇到敌军的机枪手，“相持许久，终不下。阙龙、郑继周等从东辕门左侧进攻。龙身先士卒，为保安队袭击，一弹洞喉管，晕倒于地，舁入医院。王世龙、杨选青纵火烧门前钟鼓楼，墙高，火不及，世龙死焉。”
张难先的这一番话，错误很多。第一，蔡济民从头到尾不曾负有进攻督署“前门”的任务。他的任务，是攻“督署之后”，亦即北路。第二，阙龙受伤，不在督署之前的“东辕门”，而是于伍正林一队“沿保安门城墙，向望山门前进”之时，在城墙上面为“武装消防队”所击中。熊秉坤说，“督队阙龙负伤，致使退下纷纷而不能遏止，失炮两门。而保安门上阵地，几为敌人所占领。”第三，杨选青是熊秉坤敢死队的一分子，与杜武库及夏一青二人共负“守保安门城上”的责任，怎么能够走下城墙，到钟鼓门，帮助王世龙放火？
张难先本人不曾参加八月十九之夜的革命战争。他的记载全凭传闻，错误自然在所难免。事实是：阙龙与郑继周、王世龙三个人，在起义之始，到了楚望台。炮标进城以后，同志们对第四十一标第三营发了一炮，把该营的管带谢国超吓走，于是胡廷佐、左国栋、岳少武、李忠义、胡春阳等多人，“一哄而出”。出来以后，一部分随同胡廷佐、左国栋向西走，并入蔡济民部，占领善后局、官钱局、电报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布政使衙门）；另一部分向南走，到了楚望台，遇到阙龙、王世龙、郑继周，“随伍正林部跟进”。因此之故，在阙龙负伤以后，胡春阳才有机会参加熊秉坤与伍正林所组织的敢死队。
王世龙可能也是敢死队的一分子。敢死队冲近东辕门之时，王世龙便和杨选青奋勇而前，到钟鼓楼放火。王世龙中弹而死，杨选青安然无恙。
王世龙与杨选青在钟鼓楼所放的火，与纪鸿钧在督署门房所放的火，以及比这两处稍前，张鹏程在王府口西口所放的火，都帮助了炮队同志，促进了武昌起义的成功。
蔡济民的贡献，在于达成了邝名功所未能达成的任务：攻督署之后（北面），以牵制敌军，使得攻督署之前的革命军，克奏肤功。
蔡济民始则绕出紫阳桥之北，指挥张鹏程等冲到王府口西口，与“大街”交叉之处，继则令张鹏程等在王府口西口放火，再其后则分派胡廷佐等占领善后局等机关，进攻藩署。八月二十日天亮以后，蔡济民尚在官钱局门口，指挥对藩署军事。清方的“藩台”（布致使）连甲，有若干卫兵与武装消防队，在藩署南搂作困兽之斗。不久，第四十一标的李忠义，占领风凰山炮台，动用凤凰山的要塞炮；马骥云也去了蛇山，通知蛇山上的炮标同志，对藩署发炮。于是，连甲的卫兵及武装消防队作鸟兽散，藩署入于革命军的掌握，连甲逃奔到柯逢时家躲藏。
天下闻名的黄鹤楼，也是蔡济民会同孙鸿斌的一队人占领的。孙鸿斌在此以前，先与梁邦福、陈致祥等占领汉阳门与羊湖门，在此以后，帮助胡廷佐与张鹏程等进攻藩署的南面，产生了决定性的效果。
清军之中最顽固的，是第三十标第一营，其中旗人最多。管带郜翔宸于革命军起义以后，始则坚闭营门，继则于有炮弹落下以后率领全营旗兵出击革命军蛇山炮兵阵地，被（从楚望台调去的）李鹏升部及其他的掩护部队驱走，在蛇山附近遇到吴醒汉等四五十人，竟然强迫吴等“回队”（回到右旗）。吴等休息到了天明，精神恢复，鼓起勇气，对旗兵大声喊打，郜翔宸才与他的旗兵踉跄而逃。郜的左队，于队官满人崇光的率领之下，于藩署易手之时闯入藩库，劫取现银。结果，该队全部被张鹏程消灭。到了（二十日）下午一点钟，郜仍敢率领残余，在军政府（咨议局）外面放抢一排，吓走了守门的学生兵，使得正在吃午饭的黎元洪不得不与蔡济民、吴醒汉，爬到咨议局后面的山上躲避。郜部于一会儿工夫以后，被军政府卫队逐走，出了小东门（忠孝门），窜至东湖一带，被乡团打散。
总计，清军在武昌的各个部队，只有第八镇的辎重第八营被张彪带去了汉口。（该营的同志不多。有刘德贵等四十人左右，于祁占鳌的领导之下，于九点钟左右出营响应革命，跟着余凤斋进武胜门，扎在凤凰山，其后帮助胡廷佐攻布政使衙门。）第八镇的工程营与炮标，可说是全体参加了革命。马标有一营巳被调往襄阳，剩下的两营有一队马兵与一队机关枪手在起义以前被调进督署担任守卫，在督署易手之时溃散。其余的，一部分响应了革命，由沙金海、黄冠群等率领，担任传令与中和门内外的警戒，另一部分被统带（团长）喻化龙带去了五里界等地，自行溃散。除了这些单位以外，第八镇尚有驻在右旗的步兵第二十九标两个营，第三十标两个营，驻在左旗的第三十一标若干留守兵，驻在南湖的第三十二标第二营的左右两队。——其中，除了郜翔宸的一个营以外，其余的，凡是不曾参加革命的也都散走。
就第二十一混成协而论，步兵仅有一个营在武昌：第四十一标第三营。管带谢国超被一颗炮弹吓走，士兵的极大多数参加革命。马队第十一营在南湖，管带是王发祥。响应革命的人数难考；但是，在祁国钧的领导之下，也有若干人会同第八镇马队第八标的同志担任传令与中和门内外的警戒。混成协的辎重队第十一队，于李鹏昇的领导之下，首先在塘角发难，参加的士兵是该队的大部分。工程第十一队，亦复如此。炮队第十一营，虽则管带张正基带了残部去青山，多数士兵对革命也表同情。跟随李鹏昇进城的也有若干。张正基自己在八月二十日自动要求进武胜门，对革命军投顺，获得准许，被指定驻在凤凰山。
宪兵第八营，在体制上隶属于第八镇统制张彪，其中旗人最多。即使彭楚藩尚在人间，也无法叫他们倾向革命。曹亚伯在《武昌革命真史》里说，吴兆麟在“八点三十分”便下令“派马荣、金兆龙二人，各带兵一排，由本地（楚望台）即时出发。马荣向宪兵营东面前进，金兆龙向宪兵营西南面前进，即扑灭之。”“约半点钟，马荣来报告，已会同金兆龙将宪兵营内旗兵十余名斩决，当（即）占领该营。”
曹亚伯是湖北革命同志之中的先进，然而在起义之时并不在场。他这段记载，可能错在时间方面，或命令究为何人所发的方面。熊秉坤在九点三十分之时，尚在““总代表兼大队长”的名义发号施令，吴兆麟怎么会在八点三十分已能颁发消灭宪兵营旗人的命令呢？也许这命令是熊秉坤所发，或虽为吴兆麟所发，而时间不是八点三十分。另一值得注意的是：在吴兆麟就总指挥之职以前，熊秉坤已经把金兆龙派出去，经中和门去迎接南湖的炮标了。
无论曹亚伯记载的准确性如何，宪兵营是很早便被革命军占领了。在其他记载中，均不见有宪兵营与革命军对抗的事。
武昌全城的巡警，据胡祖舜说，在十九日的夜里“闻警逃散”。（只有一小队巡警在武胜门外“彭杨公祠”对李鹏昇部抵抗了一阵）。瑞瀓于逃上军舰以后，却电奏清廷，说是曾经“亲率警察队抵御”。也许他所指的是“巡防营”，也许确有一部分巡警帮他守总督衙门。
各家的记载中，每每提到“消防队”与所谓“武装消防队”，这些字眼实际上都是“巡防队”的别写。令人不解的是所谓“保安队”，可能也是指的“避防队”。巡防队在武汉的，原只有一营。在瑞瀓与张彪之下，于十九日夜间对革命军作战的，都先后被击溃。
督署的“教练队”一营，当时被老百姓称为“娃娃队”，其作战能力可想而知。能为革命军之患的，大概只是那来自马队第八标的机关枪队（连）。教练队本身也有机关枪。使用这些机关枪的机枪手，在督署大堂着了火以后，都一哄而散。
《细说民国创立》五七、光复汉阳汉口
清军驻防在汉阳、汉口两地的是：
汉阳——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一营（营长是陈钟林），湖北水师第一路（营）（营长是陈得龙）。
汉口——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营长是任光耀），第二十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二营（营长是樊毓英）。
简单言之，清军在这两处地方，各有步兵两营。
八月二十日天亮以前，张彪率领第八镇辎重营的兵离开武昌，以大部分扎在汉口刘家庙，小部分扎在汉阳水师营大校场。
文学社在汉口、汉阳有一个“阳夏支部”（阳是汉阳，夏是夏口，夏口是汉口的古名）。支部的支部长是胡永珍，书记是王缵承，会计是黄振中，交通是郑兆兰，调查是戈承元，参议是黄家麟等八人，“联络”是范明山、陈德元、袁金声。汉口的机关设在范明山的寓所，汉阳的机关设在陈德元的寓所。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的标代表是胡玉珍，第一营的营代表是陈建章，第二营的营代表是赵承武。（第三营驻防信阳武胜关及其以南的京汉铁路沿线，营代表是刘化欧。）
共进会在汉阳没有机关，在汉口却有三处：长清里九十八号，宝善里十四号，阳兴里三十三号。共进会在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以及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的三个营之中，有没有标代表与营代表，不详。
文学社与共进会实现了联合以后，公举邱文彬为“阳夏总指挥”。
邱文彬在八月二十日的夜里，放枪为号，集合了第四十二标第一营的右队与后队的同志在操场，然后进子弹库，取出子弹。第一营管带汪炳山溜走。有一位队官宋锡全，“在大营门与黄家麟谈话，欲起而制止。家麟即将预置白布一副，系于锡全左臂，笑语日，‘你不要糊涂’。锡全素机警，即抽刀作指挥状。（胡）玉珍正向队伍演说，即曰，‘宋队官日知会党员也，才学为本营冠，平日待士兵尤和平，吾辈此后皆听其指挥。’众皆欢呼。”
不久，邱文彬又将左队与前队集合起来，取了子弹，布防在龟山周围，“自率数十人下山冲击，辎重营残队未抵抗而逃。（水师第一营，本已由陈得龙于事前带去武昌，于武昌起义之时被革命军打散。）
于是，整个汉阳，包括兵工厂与钢厂，与民营的一家铁厂，都入于革命军的掌握。李亚东被迎出监狱，作了革命政权的汉阳府知府。
八月二十一日的清晨，胡玉珍派曾清臣带领一队同志，从汉阳渡江到汉口居仁门外，向空放枪一排。这是对混成协第四十二标第二营的革命信号。
营代表赵承武早有准备，听见枪声就集合了全营同志响应。管带陈钟林一走了事。队官之一林翼支，正如在汉阳的宋锡全，立刻参加到革命的一边。
第八镇第三十标第二营，驻在歆生路余庆里。枪声一起，营内若干旗人与管带任光耀先后逃走。剩下了一百多兵，被当地的商会挽留，维持秩序。这一百多人，很快便和革命军联成一气。
汉口有租界。革命军不便对租界有所行动。于是，若干匪徒有了退藏之所，便大着胆子在“华界”大肆抢劫。被抢劫的，包括花楼的两家“钱庄”（旧式的小银行），汉口官钱局，以及若干典当铺与商店。
在武昌的军政府经汉口商会请愿，派蔡济民率领二百名兵士来汉口，当场斩杀抢匪三人，事后又捕斩了土匪几十人。在汉阳的革命军也派了若干兵士，到汉口的“桥口”，枪毙抢匪二人。到八月二十二日（10月13日）以后。汉口的秩序渐渐恢复。
詹大悲与何海鸣被迎出监狱，主持汉口的“军政分府”。
汉口这时候仍有清军存在。张彪掌握着刘家庙与大智门。
李廉方说，胡玉珍、邱文彬、赵承武、王缵承等同志，于八月二十一日上午十一时在汉阳兵工厂开会，议决：扩充革命兵力，成立一个“镇”（师），公举宋锡全为统制，驻守汉口；另外，成立一个协（旅），公举林翼支为协统，驻守汉阳。
邱文彬在他的《辛亥阳夏起义事略》里说，除了以林翼支为协统的一个协以外，还有一个以文学社社长王宪章为协统的一个协。主宪章的协，是第一协；林翼支的协，是第二协。
武昌的鄂军军政府核定：宋锡全为鄂军第一标统。到了八月二十四日（10月15日），鄂军都督府把原任第一协协统吴兆麟，调任副参谋长，升任宋锡全为第一协协统。（这时候，军政府除了第一协以外，另有三个协：第二协，协统是何锡藩；第三协，协统是成炳荣；第四协，协统是张廷辅。此外，有敢死队四个大队。
军政府在八月二十四日下令，对汉口的清军进攻。
《细说民国创立》五八、中华民国军政府
共进会的十八星旗（象征长城以南的十八省），在八月二十日（10月11日）黎明被孙鸿斌、蔡济民等同志，升在黄鹤楼。这一面旗帜与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在民国元年被分别制定为陆军与海军的军旗。
中和门外，陆军中学的学生整队入城，参加革命。混成协马队第十一营管带张正基，第八镇马标第八标标统喻化龙，均先后率领了他们的残部，入城归顺。
在武昌领导革命的若干同志，如蔡济民、吴兆麟、熊秉坤、邓玉麟、李翊东、方兴、陈磊等人，于八月二十日上午集合在湖北咨议局开会。
大家所讨论的第一件大事，是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推一个人作鄂军都督。
军政府的组织，计分军令、参谋、军务、政事四个部，政事部分为外交、内务等七个局。九月初四（10月25日），政事部取消，外交等六个局改为六个部。文书局改为秘书处。
在八月二十日这一天，大家关于军政府只决定了它的名称为“中华民国军政府鄂军都督府”；在机构方面仅仅先成立一个“谋略处”，以蔡济民、邓玉麟、谢石钦、吴醒汉、张廷辅、高尚志、徐达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