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也把东京造成为中国革命的最大的策源地。不幸的是：郑士良于辛丑年七月中风而死。
《细说民国创立》一六、大明天顺国
谢缵泰与李纪堂、洪全福等人，一直到了壬寅年（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阴历十二月，一切准备近乎完成之时，才把他们的计划写信告诉孙中山。那时，孙中山已经到了越南的河内。
而且，他们在筹备的期间，也把陈少白瞒得紧紧的。为什么？可能是谢缵泰由于受杨衢云之死的刺激太深，不免趋向于一意孤行；也可能是他意在完全与洪门的人打成一片，在起事以前不想让兴中会的人知道。
谢缵泰本人是否属于洪门，待考。他的父亲谢日昌，属于洪门，是三合会的一个元老。谢日昌的好朋友之一，是洪全福。洪全福在太平天国期间转战湘鄂皖浙诸省，当到左天将，封为瑛王、“三千岁”。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在洋船上当了几十年厨子，年纪大了，住在香港，挂起牌来行医。谢缵泰看中了他的资历，便和李纪堂常常研究，决定了请洪全福出山，作“大明天顺国”的“南粤兴汉大将军”。
这个国名。确是有点特别。“大明”两个字，具有浓厚的洪门色彩。“天顺国”三个字，显然是为了借重洪全福在太平天国的那一段历史。我们不能责备谢缵泰把国名起得不够理想，因为那时候兴中会本身也还不曾定出“中华民国”四个字的国名来。就清廷署理两广总督德寿的奏折，作一考证，似乎庚子嘉州之役期间，郑士良所用的国名是“大秦国”三个字。
值得我们钦佩的，是谢缵泰所拟定的国体，并非君主，而为民主。他在壬寅年八月十四日的“三人会议”上向洪全福与李纪堂提议：事成以后，举容闳博士为临时政府大总统。洪、李二人立即赞成。
没有李纪堂，便不会有这一次“大明天顺国”的运动。因为，绝大部分的钱，是李纪堂一人所出。纪堂是兴中会的会员，也是庚子惠州之役负责管钱的人。孙中山交给他两万元，他加了很多钱进去。惠州之役失败以后不久，他的父亲李升病死，遗留给他与两个哥哥每人一百万元。那两个哥哥对革命毫无兴趣。他呢，把这一百万元都直接间接、前前后后花在革命上。
这一次，他答应了出五十万元。事实上，由于起事未成，所花的不到此数，却也至少在十万以上；所准备的枪械，所动员的洪门弟兄，所设置的机关，其数量与规模，比起惠州之役，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中文的布告，英文的宣言，都已印好。由于要等到事成以后，才公举容闳出来，所以暂时在布告与宣言上都不用容闳的名字，而由洪全福以“南粤兴汉大将军”的衔头出面。
谢缵泰等人的总机关，设在香港德忌笠街二十号顶楼，称为“和记栈”。在广州的负责人是李植生。他住在下芳村德国教堂旁边、自己所经营的继业公司肥料厂。
李植生以外，最重要的两位同志，是梁慕光与宋居仁。梁慕光被内定为总司令（洪全福年老力衰，只是名义上的大将军）。宋居仁负责联络北江一带的民间武力。
由于有李纪堂大力支持，谢缵泰把抢械与弹药买得不少。军装、旗帜、饼干也买了不少，都分别堆藏在李植生的肥料厂，及广州城内城外二十几处“分机关”之中。
洪全福本人，由澳门去香山，纠合同志。
还有一些枪械，是向沙面的曹法洋行订买的。定洋已经付了十几万，却迟迟交不了货。眼看起义的日子（壬寅年除夕，1903年1月28日）快到，李纪堂不免着急。洋人经不起严催，便向清方的一个姓杨的军官、捷字营管带（营长）故意泄漏秘密。杨管带报告上峰，上峰派人到香港，通知香港政府。于是总机关和记栈于十二月二十八日被搜查，捕去同志三人，仆人二名。广州河南下芳村的继业公司与若干分机关都在两天以后，十二月三十日被破，捉去了粱慕信等十位同志。粱慕义与李顺、邓桂华二人，于正月初三搭船逃往香港，在码头上被捕。
在预定起义日子以前的一两天，梁慕光从沙面的另一家洋行买到了快枪二百杆。用小船运往花埭的大通烟雨涌，在运到涌口之时，被杨管带的兵丁拦住。粱慕光拔枪抵抗，杀死一兵，泅水脱险。洪全福也从香山走到澳门，在澳门装了两个舢舨的抢械，向广州进发；航行到百口村，被该村的老百姓纠缠，只得撇下这些枪械逃走。
其后，洪全福住在新加坡，改名浮萍；在新加坡得病，回到香港，死在国家医院。粱慕光与李植生去了日本，住在横滨，继续于孙中山领导之下，参加革命工作。
在香港被捕的，因谢缵泰与《字林西报》记者英国人根宁竭力营救，全被释放。（清方要求引渡，被香港政府拒绝。）
在广州被捕的人，有七个人被杀：粱慕义、陈学灵、叶昌、刘玉歧、何萌、苏居、李秋帆。有三个人被判二十年监禁：李顺、苏子山、梁平。另有一位叶术容，病死在牢里。（这是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中所说。依照陈春生在《建国月刊》第五卷第二期所发表的《壬寅洪全福广州举义记》，被清吏杀害的另有梁慕信、叶胜、洪达明、李棠等人。）
谢缵泰此后不再从事于实际的行动，仍在英文《南华早报》上写文章鼓吹改革。他的父亲谢日昌于癸卯年二月因积愤成疾而死。
《细说民国创立》一七、革命潮
在辛丑壬寅（1901与1902）两年，只有谢缵泰等人的“大明天顺国”事件算得上是一种军事性的革命行动。孙中山住在日本，致力于启发留日学生的革命思想。要等到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跟着发生了 1906年的萍醴浏之役、孙中山所亲自指挥的丁未年（1907年）黄冈之役与同一年七女湖之役。
值得一提的，是癸卯年（1903年）四月周云祥在云南武装抗清。他是蒙自县一家锡矿的矿主。县知事杨某派三百多兵士来搜缴他的矿厂卫队的军械，被他迎头痛击，杀了二百多名。然后，他一不做，二不休，攻占了临安、石屏、阿迷、宁州。可惜的是，他僻在边陲，未能与邻省的志士会党联络，只想据滇自保，没有澄清中原的雄图，终于寡不敌众，丧失了所占领的州县，隐姓埋名以死。
传说，他之所以反清，一方面是激于清廷承认划云南为法国的“势力范围”，一方面也是因为从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的手中，接到若干本宣传革命的书籍，读了以后才决心“揭独立旗，击自由钟”。
这个“某一位”来到云南的革命党人，很像是秦力山，然而并不是他。他是湖南长沙人，在庚子年起义于大通以后，到了新加坡，由新加坡去了日本，和戢元丞、沈云翔、雷奋、杨荫杭、王宠惠、冯自由等人共同创办了《国民报》。再其后，在壬寅年三月与章炳麟（太炎）、冯自由等一共十个人，发起了“中夏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再其后，又到了上海，帮助戢元丞办《大陆报》。在癸卯这一年，他留在上海，未去云南。次年，他去香港，住在中国日报社，与陈少白等人策动广东省的防军，曾经冒险进入广州三次。又过了一年，他才到了缅甸仰光，在《光新报》上发表了“说革命”十六章。三月间，由缅甸进入云南，到腾越干岸，受土司刀安仁之聘，办理“军国民学堂”，办到十月，病故。死时，年纪才二十九岁。
从秦力山的历史中，可以看出保皇与革命两大势力的消长。他原是时务学堂的学生，梁启超与唐才常的高足。粱氏亡命日本，于已亥年（1899年）在东京创办“高等大同学校”，他和林圭、蔡锷、唐才质等几个同学都不辞跋涉之劳，从湖南赶来，继续受教，又在庚子年秉承师命，回国从事“自立军”的运动。是到了起义失败以后，到新加坡，请康有为拨款重行大举，遭了拒绝，然后于再度到了日本之时，断然与康、粱分途，一心一意走上革命的路。
《国民报》是一种月刊，一共出了四期，便由于经费困难而停版。它的生命虽短，作用却是很大。在此以前，只有香港的《中国日报》是革命党的喉舌。
秦力山是这《国民报》的总编辑。他以堂堂之鼓，正正之旗，明明白白地提出革命救国的主张，使得当时聚集在日本的各省留日学生耳目一新。比起梁启超所主持的《清议报》与《新民丛报》来，称得上是别树一帜。
《清议报》是旬刊，在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开始，一共发行了一百期，于辛丑年年底结束。它的影响不为不大，曾经是侨界文坛的独霸，把若干兴中会会员如冯自由的父亲冯镜如，与叔父冯紫珊，都裹进了保皇的圈子。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开始，办到丁未年（1907年）七月为止，前后有五个半年头。销路最广之时，超过了三万份，内地的盗印本有十几种。梁启超文章颇为锋利，笔端常带感情，立论又常常站在读者的立场，因此而每每能够转移读者的思想。所可惜的是，他自己处于矛盾之中，今日高唱民权，明日又歌颂“我朝”，心里边明知中国以反清“为最适宜之主义”，写起文章来却不敢不敷衍那自始至终反对革命的老师康有为。
倘若没有《国民报》及癸卯年（1903年）以后的《江苏》、《浙江潮》、《汉声》、《直言》、《游学译篇》、《鹃声》、《醒狮》、《二十世纪之支那》等风起云涌的革命刊物，留日学生以及国内一般读书人的思想，将一直为保皇的主流所支配。（所谓保皇，实际上是“君主立宪”；对“君主专制”而言，不失为一种进步的主张。但是它只能引向一条走不通的“死巷”。姑无论康有为所欲保的皇＇光绪帝＇，仍在紫禁城内的瀛台度着囚犯的生活，非有极庞大的革命性的武力不能救出；即使忽然发生奇迹，让他恢复自由，康有为也绝无具体办法来铲除顽固旧势力，用光绪帝的名义推行宪政。结果是，君主立宪这个幻想徒然耽误了革命的时机。）
康有为的一句得意口号，是“革命足以召瓜分”，也就是说：革命足以亡国。一些革命分子的答复是：中国早已在多尔衮入关之时亡了国，革命正所以复国，而不是亡国。为了用行动作一次宣传，章炳麟、秦力山、冯自由等十人，便决定在壬寅年阴历三月十九日（1902年4月26日）假座东京上野精养轩举行纪念会。事前，章炳麟起草好了一篇宣言书。
章炳麟在宣言书中写道：“维我皇祖，分北三苗，仍世四千九有九获。……明祚既移，则炎黄姬汉之邦族亦因以澌灭。……维兹元首，不知谁氏，……吾属孑遗，越在东海，念延平之所长，睹梨洲之所乞师，颓然不怡，永怀畴昔。……昔希腊陨宗，卒用光复，波兰分裂，民会未弛。以吾支那方幅之广，生齿之繁，文教之盛，曾不逮是偏国寡民乎？……愿吾滇人，毋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毋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毋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毋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毋忘何腾蚊；愿吾辽人，毋忘李成梁。……庶几陆沉之痛，不远而复，王道清夷，威及无外。然则休戚之薮，悲欣之府，其在是矣。……”
纪念会的日期之所以定在三月十九日，因为那是明朝崇祯皇帝自杀殉国的一天。
章炳麟等人把宣言书印成了若干份，分发给留日学生与华侨。报名参加的有数百人之多。他们请孙中山与梁启超为“赞成人”，获得同意。但是，梁氏其后通知章炳麟，说“此事只可心照，不必具名”。
会期的前一天，日本的警察局告诉章炳麟等十位发起人，说这件事“大伤（日本）帝国与清国之邦交”，不许举行。果然在三月十九日的上午，精养轩附近布满警察，使得到会的程定柽、汪荣宝等几百人无法开会。孙中山自己也来了，便邀请大家在晚间到横滨永乐楼聚餐。
聚餐之时，大家补行了纪念仪式。孙中山提议，大家向章炳麟轮流敬酒。结果，章炳麟喝了七十几杯，而并不怎样醉。香港的同志们，先已接得了宣言书，便在《中国日报》上登载出来，而且也在这三月十九日的一天于永乐街《中国日报》的报社举行了纪念仪式。
章炳麟其时并不是兴中会的会员，后来也不是。他是到了乙巳年（1905年）同盟会成立以后才参加同盟会的。他之认识孙中山，事实上还是由于梁启超的介绍。就关系来说，他和梁的历史久。他是浙江余杭人，生于同治七年（1869年），比孙中山小两岁，作过俞樾（曲园）的学生，读书极多。甲午年他在浙江加入了强学会；两年以后，应夏曾佑与汪康年之聘，到上海担任《时务报》的撰述，与粱同事。戊戌年（1898年），他一度去了湖北，作张之洞的幕友；回到上海，仍在《时务报》的后身《昌言报》担任撰述。
章炳麟于戊戌政变以后，姓名在通缉之列，逃难到台湾，作《台北日报》的记者。他在《台北日报》写了若干篇文章，其中有一篇是忠告康、粱的。他说：“孙文稍通洋务，尚知辨别种类，高谈革命，君等身列士林，乃不辨顺逆，甘事虏朝。”
粱在1899年邀请章来日本。章来了以后，住在东京小石川粱的寓所。粱带了他去横滨，拜访孙中山，晤谈以后，颇为相得。
次年，章回上海，参加了唐才常在张园所举行的“国会”。他和毕永年劝唐才常不要把“自立”与“勤王”混为一谈，唐不接受，他一愤而与唐绝交。唐在汉口被捕，他又因曾经列名“国会”而再度被通缉，便托庇于教会，在东吴大学教了近一年的国文。有一次，他教学生写作文，出的题目是“李秀成胡林翼合论”。江苏巡抚恩铭，派人见东吴大学的美籍校长。要求捉拿他。于是，他又不得不再往日本，替梁启超所创设、冯镜如所经理的上海广智书局当驻日编辑。（他的工作是修改留日学生所翻译的书籍。）
他和秦力山、冯自由等人在壬寅年（1902年）发起“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之时，生活全赖广智书局的编辑费维持。革命的潮流激动了他，使得他始则与唐才常绝交，继则写文章忠告康、粱，三则不惜与梁也断然分途，发起而贯彻了“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的行动。
这一年7月28日，多数留日学生因清廷公使蔡钧不许自费生钮锾、李显等九人进“成城学校”学军事，有十二个留日学生由保证人吴敬恒（稚晖）等率领。陪同这九人到公使馆请愿，到了夜深而不肯走，被蔡钧叫了日本警察来加以驱散。第二天，日本政府下令押解吴敬恒与一位姓孙名揆均的出境。吴在被押解到神户上船之时跳水自杀，被救。上海有若干人士，在张园开了一次大会，对留日学生表示同情。吴在回到上海以后不久，和蔡元培等人组成了“中国教育会”。章炳麟也回了上海参加。大家准备在上海租界上自办一所学校。
十月间，南洋公学发生风潮。有一部分学生，以何靡施、穆湘瑶、胡敦复等为首，为了争取谈政治的自由而自动退学，组织了一个社团化的学校，称为“爱国学社”，社务由学生自己管理，教习也由学生自己去聘请。他们获得中国教育会精神上与物质上的支持。
南洋公学的风潮，对于上海以及全国各地的学生们所施的影响很大。这是“学潮”，而实际上也是“革命潮”。潮的力量，足以推动停滞在港湾之中的大小船只，足以唤醒酣睡着的人心，使得稍有了解的人更加坚决，稍有倾向的人顿增勇气。潮，而且会越卷越大，把成千成万，数不清的不知不觉的群众，卷入了革命的巨浪之中。
继南洋公学的学生而起的，有南京陆师学堂的学生林砺、章士钊等多人。林砺与章士钊其后也来了上海加入爱国学社。中国教育会用本身的力量，支持爱国学社，支持到了第二年春天，捉襟见肘，便写了一封通函，给海外各地的华侨，募捐。这一封通函，文字遒劲老练，很像是章炳麟的手笔，或经过他的润饰。里面有这么几句露骨的话：“专制之毒，痛于学界，递积递演，则国民之萌蘖者愈受摧残，一也。外人利我教育权者，将阴施其狡狯，益深我奴隶之资格，二也。循斯二者，已足以夷吾族姓矣。……比来各省官学多有由同胞资助以成者，此足以表爱国之盛心矣，然官学生之宗旨，不过造软骨派之奴隶。爱国学社之前途，虽不敢决其如何，而学生固多志趣不羁，向学甚笃，俨如昔日英民移居北美者。具此善因，或有胜果。可以慰我同胞者也。……”
正如这一篇通函所说，爱国学社的学生确是“志趣不羁”。他们在学社里面，充分享受谈政治的自由，和他们所自己请来的教习，天天“高谈革命”。教习是哪些人呢？有蔡元培，有吴敬恒，也有章炳麟。
上海当时有一家报纸。叫做《苏报》，原为托名日商报纸，因生意清淡而卖给了湖南衡山人陈范（梦坡）。陈范在庚子、辛丑（1900、1901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