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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陈梦坡、章炳麟、邹容、刘保恒、龙积之。
“陈梦坡”三个字是陈范本人的号。拘票上把他写成了两个人，有点奇怪。巡捕根本和他认识。却见到了面而又问“在不在？”更加奇怪。吴敬恒心中明白，这必定是俞明震的苦心。俞在吃面以前，告诉过他：“梦坡我熟人。昨往，彼适出门，见其会计陈吉甫（程吉甫）。先生等劝其温和乎？太炎先生似乎闹得亦太凶。”陈范是湖南人，在铅山当过知县，确是俞的朋友。陈范这时候自己也对吴敬恒、沈步洲、何梅士、章炳麟、敖孟姜等五个人说：“可怪之至，前日俞恪士（俞明震）从南京来，我心知有异，推说出门，他与我账房略谈报事而去。”
吴敬恒向大家说，拘票上把陈范与陈梦坡写成两个人，是俞明震故意如此，表示这件事他做不得主，希望老朋友了解；先抓一个账房，这是“大事化小”，以便敷衍上峰。
章炳麟和敖孟姜听了，冷笑。陈范的女儿陈撷芬说：“既然他们巡捕认识爸爸。却又不抓，此中必有缘故。”章、敖二人不耐烦再听下去，便说“我们走罢。”二人“悻悻而出”以后，吴就对陈撷芬说：“他既认识而不拘，想要放我们逃走。既放我们逃走而不述，乃就先将脑袋送去。方鼓吹革命了矣。”陈范听了，微笑。于是，陈撷芬雇了黄包车，把父亲陈范，送到爱国学社的宿舍。陈范的一个姨太太，运送铺盖。吴敬恒与沈步洲及何梅士，也去爱国学社，准备继续商谈。到了爱国学社，章炳麟已经睡在宿舍的床上，“在被中骂曰，‘小事扰扰’。”
这一晚，陈范睡在宿舍；吴、沈、何与陈撷芬及陈范的姨太太各自回家。
次日，吴敬恒到爱国学社，沈步洲也到了；跟着，叶浩吾（叶瀚）也来了。叶一进门，便向吴拱手，说“稚公留此身以有待，枚叔先生（章炳麟）何在？”说着，便先走进宿舍里去。等到吴、沈二人进至宿舍之时。叶浩吾又已离开宿舍而去。
吴、沈二人到了楼上，帮助陈范收拾，雇了三部车子，到新闸吴彦复的住处。吴彦复是吴长庆的儿子（其后作了章行严的岳父）。不巧，吴彦复本人已去天津，吴彦复的母亲不肯将陈范收留。吴敬恒与沈步洲二人只得又把陈范送到白克路修德里常州人汤中所办的“演译社”。汤中对陈范欣然容纳。
过一天的晚上，沈步洲偕同何梅士来到吴敬恒的寓所，告诉他：在下午六点钟的时候，有巡捕多人到了爱国学社，“章太炎（炳麟）方在账房算账，巡捕出拘票，问有某某等否？章日，‘余皆没有。章炳麟是我。’巡捕即以索系之。章欲回宿舍取物，亦未许。”
吴敬恒在《回忆蒋竹庄先生之回忆》一文之中写道：“六日（事实上，是闰五月初七日），报亦披露（章氏被捕的消息），满城风雨，且闻陈梦坡之于与刘保恒皆被捕。……晚上，又哄传章太炎已在捕房写信，劝邹容、龙积之自行投到。后闻邹容已被张溥泉（继）藏匿虹口教士处，得章信，邹即出。”
邹容投案以后，到了闰五月二十一日（7月15日），才和其余的五人（章炳麟、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龙积之）被提到会审公廨，由松江府知府孙建臣、上海县知事汪瑶庭（懋琨），会同英国副领事迪比南公开审问。原告是大清帝国政府，由律师古柏及哈华托作为代言人。被告的律师，是博易和琼斯两个人。
这便是哄动中外，空前绝后的《苏报》案。政府向平民告状，在中国的历史上是第一次。而且，所告的是洋状，在租界的法庭上对簿，在当时的人看来，是一个大笑话。事前，清廷竭力想把章、邹等六位引渡，用传统的严刑来逼供，来残害。然而，租界的当局始终不肯。
原告大清帝国政府所控的罪名是：“污蔑朝廷，大逆不道。”
被告六人之中。足以牵涉到这八个字的大罪的，仅有章、邹二人。程吉甫是苏报社的账房，供称在职务上只管告白（广告），不管言论。陈仲彝是苏报社老板陈范的儿子（是在陈撷芬的《女学报》报馆被捕的），供称本人与苏报社无关。法官问他，“能不能代替父亲‘受罪’？”他答复说，“不能”。钱允生供称本名宝仁，允生两个字是号（也是在女学报馆被捕的），和苏报社也毫无关系。（事实上，他和陈范颇有来往，鼓励陈范革命，曾经自称为孙中山先生，化名钱宝仁。然而，革命成功以后，他并未求官。他可能只是一位热心分子，染有好作大言的小毛病而已。）龙积之供称，本名泽厚，是广西桂林人，贡生出身，以知县分发四川，到过成都，对于“自立军”散发“富有票”的事丝毫不知。（他和邹容一样，也是自动到巡捕房投案的。）
这四个人，其后又经过了几次审问，终于先后被释放。程吉甫、陈仲彝、钱允生，先被无条件开释。稍后。龙积之于取保以后，暂释。（暂释以后，未再被捕。）
章炳麟供称“先曾读书，后在报馆充主笔。……去年回国，今年二月在爱国学社任教习。因见康有为著书反对革命，袒护满人，故我作书驳之。……‘原告’所指书中‘载湉小丑’四字触犯清帝圣讳一语，我只知清帝乃满人，不知所谓圣讳。小丑两字，本作类字或小孩子解。”
邹容供称，年十九岁，四川巴县人，“初来沪入广方言馆，后至日本东京留学。因愤满人专制，故有《革命军》之作。”
当天，会审公廨无法判决。清吏在幕后多方活动，甚至运动了各国驻华公使，通过领事，对会审公廨旌以压力。上海的舆论界，包括英国人的《字林西报》，很多对被告表示同情。只有《新闻报》，是站在清廷的立场。
案子一直拖到次年四月初七（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为这件事最后又开了一次庭，由上海县知事汪懋琨、谳员黄煊英、英国副领事德为门，会同审问。当场，判决了“章炳麟监禁三年，邹容监禁二年，自上年到案之日起算，期满逐出租界。”
邹容在监狱里得了病，在乙巳年二月二十九日（1905年2月29日）去世。
章炳麟在监狱里始则绝食七天，未死；继则与狱卒冲突，被打，也没有死；终于以顺处逆，安之若素，先后被指定当裁缝，当厨子，以代劳役，颇能抽出时间教邹容佛学，写稿子在外边的报纸上发表。他在丙午年五月初八日（1906年6月29日）受刑期满，恢复自由，被蔡元培、叶瀚等十几人接了出来。当天晚上，乘船去了日本。船票，是同盟会特地叫同志龚炼百与时功玖买了送给他的。
他到了日本，留日学生在五月二十四日（7月15日）开了一个盛大的会欢迎他。到会的有两千人左右。白浪滔天（宫崎寅藏）也在场，于章炳麟致词之后发表演讲。
《苏报》案到了此时，可谓完全结束。《苏报》本身，在案发以后不久，于闰五月十三日（7月7日）被封。陈范带了两个女儿（撷芬、信芳）和姨太太（缳芬）在日本住了一些时，姨太太在横滨加入了冯自由与梁慕光所创立的洪门三点会分会。陈范本人又去香港，在甲辰年（1904年）回到上海，被捕，在牢里关了一年多。后来，他去湖南醴陵，依该县县知事、他的朋友汪文溥为生。武昌起义以后，他叫汪文溥催促湖南革命当局出兵，帮助在汉阳的革命军。其后，他在上海当《太平洋报》主笔，又在北京办《民主报》。最后，在1913年1月，病故于上海。
《苏报》案虽则是上海一个报社的案子，虽则是死难的仅有邹容一人，影响之大，等于一次轰轰烈烈的武装起义。清廷的威严，被这件案子戳破。革命的思想，从此代替了维新、保皇、立宪，而成为主流。过去，很多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一个人或极少数附和他的人，一种超时代，甚至是不切实际的“高调”，并且还有些人以为革命只是孙中山以及“目不识丁”的若干会党或土匪的“作乱”。连吴敬恒本人，都曾经怀疑孙中山“是否像叭蜡庙里的大王爷爷”。自从《苏报》案发生，一般老百姓，尤其是知识分子，读了邹容、章炳麟的文章，对革命与革命党的了解大为进步。他们心中开始在想：“像邹容、章炳麟这样的人也主张革命，作了革命党，可见革命是对的了。”
《细说民国创立》二○、思想战（一）
在孙中山遗留下的墨宝之中，有一封1906年10月16日写给新加坡的同志张永福的信。信中说，“海外各地，日来（革命运动）亦多进步。托东京印‘革命军’者有数处。兹将河内同志所印就者寄上一本。照此版式，每万本印费三百四十元，二千本印费九十元。前贵地同志已集款欲印，未知款已收齐否？若已收齐，宜从速印之，分派各处，必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
孙中山在此以前，于甲辰年（1904年）阴历二三月间，便已在旧金山把《革命军》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及南洋各地。这一万一千册是交给当地的中西日报社排印的，印费约合五百元，中西日报社没有收，作为捐赠。邮寄各地的邮费，由致公堂担负，也作为捐赠。
孙中山对于《革命军》的重视，从热心加以重印的事实上，可见一斑。孙中山在“孙文学说”中的“有志竟成”一章里说：“邹容著有《革命军》一书，为排满激烈之言论，华侨极为欢迎。其开导华侨风气，为力甚大，此则革命风潮初盛时代也。”
孙中山于庚子惠州之役以后，便已注重思想方面的战斗。他在横滨与东京，致力启发留日学生，差不多天天都接见他们，而奔走联络于其间的是冯自由。冯自由在乙未年（1895年）便已随着父亲镜如加入了横滨兴中会。那时候他的年龄才有十四岁，是当时二十几个同志之中最年轻的一个，也差不多是这二十几个同志之中唯一的学生。其后，他进了横滨大同学校，和郑贯一、冯斯栾等人同学；又在己亥年（1899年）进了粱启超在东京所设的“高等大同学校”，与秦力山、唐才常的弟弟才质、林圭、蔡艮寅（锷）等人都成了同学，也就有机会认识了这些同学的朋友：高等大同学校以外的留日学生，例如戢翼晕（元丞）、沈云翔、黎科、吴禄贞等人，而影响了他们。至于王宠惠与李自重，由于均是广东人，冯自由的同乡，冯自由和他们更特别亲密。
冯自由常常带了郑贯一、冯斯栾、李自重、王宠惠这四人，从东京到横滨，拜访孙中山于前田桥的寓所。孙中山和兴中会的同志黎炳垣、温炳臣、陈和，对他们十分欢迎。不久，便产生了辛丑年（1901年）春天的“广东独立协会”。这协会的发起人，正是冯自由与郑、冯、李、王，加上一个梁仲猷。所谓“广东独立”，并不是要把广东从中国分出来，另成一个国家，而是针对当时清廷即将把广东割让给法国的谣传，不甘作亡省之奴的广东留日学生为了先发制人，而勇敢地提出来的一种抗议：宁可脱离清廷而独立，不愿视桑梓沦为法国的殖民地。
比“广东独立协会”更早，可算是留日学生最早的一个组织是“励志会”，成立于庚子年（1900年）。它不是一个革命团体，只是感情上的结合。它的主干人物是戢翼晕与沈云翔。沈云翔是浙江乌程人，曾经在武昌自强学堂读书，在己亥年被张之洞选为官费留学生，派来日本。他不仅拜见了孙中山，而且也引了湖南留学生秦力山、林圭、李炳寰、蔡锷、田邦睿、蔡钟浩，湖北留学生刘百刚、吴念慈、傅慈祥，广东留学生黎科，福建留学生郑葆丞，直隶（河北）留学生蔡丞煜，安徽留学生程家柽，等等，先后来见孙中山，聆听革命的理论。结果，这些人都多多少少接受了孙中山的革命主张。
《细说民国创立》二一、康粱（二）
事实上，梁启超在当时也是一个激烈的排满论者。他在丁酉年（1897年）秋冬两季办长沙时务学堂的时候，已经在对学生札记的批语中露出对清廷反抗的态度：例如：“屠城屠邑皆后世民贼之所为。读《扬州十日记》，尤令人发指眦裂”；“衣服虽末事，然切于人身最近，故变法未有不先变衣服者。此能变，无不可变矣。”
戊戌政变以后，他与康有为先后被孙中山的好友平山周与宫崎寅藏接来日本。平山、宫崎与犬养毅，都希望康、梁与孙中山合作；孙中山而且亲自访问了康一次，康竞托辞不见。梁的态度比康好。犬养邀约了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梁二人，在他的早稻田寓所会面，梁来了，而康不曾来。
康在己亥年（1899年）二月，被日本政府“礼遣”出境，去加拿大。粱留在日本，继续主编从戊戌年（1898年）十月便已创刊的《清议报》。这是一种旬刊，宗旨为“维持支那的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它曾经连载了谭嗣同的《仁学》与柴四郎的《佳人奇遇记》的汉译，其中颇有反对清廷的论调。这些论调，被康有为看见，叫梁删改重印。）康离开日本以后，粱和孙中山与陈少白、杨衢云来往日密。在言论上也就更加倾向于革命的主张。
他的时务学堂学生李炳寰、林圭、蔡锷、黄忠浩等十一个人，从湖南结伴来到日本找他，和他住在一起（小石川久坚町），“晚上同在地板上睡，早上卷起被窝，每人一张小桌念书”。他们那时候，“天天磨拳擦掌，要革命。”
康有为不愿意他们如此。
康有为于己亥年六月，在加拿大创设了保皇会。不久，便去了新加坡。
梁启超于同年七月，在东京创设“高等大同学校”。同月，开始发表他的《饮冰室主人自由书》，发挥民权与自由的学说。
在横滨担任“大同学校”校长的徐勤，一向是反对孙中山，反对革命的，便暗中联络康的另一弟子麦孟华，联合写信给康，告梁一状，说“卓如（梁启超的号）渐入‘行者’圈套。”事实上，梁确已同意革命、维新两派人士合并为一新的团体，由孙中山担任会长，梁担任副会长。
康接到徐、麦二人的信，就派了叶觉励带旅费来日本，逼着梁取道檀香山，前往美国。梁因师命难违，便只得束装就道，于这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1899年12月31日）到达檀香山。启程以前，他向孙中山辞行，孙中山给他写了几封介绍信，介绍他见孙德彰与檀香山兴中会的若干老友。
檀香山兴中会的人。对粱热烈招待。孙德彰而且叫儿子孙昌与侄儿孙科拜梁为师。
可惜的是，梁一离开日本，便离开了孙中山的影响。檀香山的有些同志，在学问上不足以说服梁，反而被梁说服。康对梁不肯放松，命令梁在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分会，又叫他在檀香山募捐，作为军事活动的饷源。梁于是就用了“名为保皇，实则革命”八个字，作为口号，又加入了该地三合会，受推为领袖，使得多数的檀香山兴中会会员参加他的保皇会分会。钟木贤与张福如当了这分会的副总理。钟水养当了协理。（梁自己是分会的总理。）
这时候，孙中山本人还不曾加入三台会。
檀香山是孙中山的最早的一个创立革命团体的地方，竟然被梁用了如此的手法偷占为保皇会的一大堡垒。这是梁很对不起孙中山的行为。
粱替康募捐，也募得了不少。截至庚子年阴历四月二十七日为止，他汇给澳门保皇会总部一万四千，汇给日本保皇会分会一万六千，交给了一个西人赫钦两万（托此人游说美国朝野），加起来，已经是五万了。其后，可能又捐到了四五万元。
梁在庚子年二月二十九日，写了一封信给孙中山，劝孙中山接受“勤王”的主张，于事成以后选光绪皇帝当总统：“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
梁在檀香山住了半年，没有去成美国，七月间，从檀香山回国，到了上海，住在虹口的一家日本旅店丰阳馆。第二天，就碰着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捕的事。他在上海住了十天，一筹莫展，转赴香港。在香港，他拜访了陈少白一次。然后，他又去槟榔屿，拜见老师康有为，被康有为痛斥了一阵，斥他在横滨与孙中山周旋，“叛师叛党”；斥他在檀香山和一位小姐（何蕙珍）谈恋爱，以致丧失侨胞信仰，募款失败，影响了自立军的军需。
梁满腔委屈，在八月间离开槟榔屿，远游澳洲。次年（辛丑年）四月，由澳洲回到日本，重新主持《清议报》的笔政。年底，《清议报》因报社失火而停版，梁就在壬寅年（1902年）正月另办《新民丛报》。
《新民丛报》是半月刊，学术意味较浓，比《清议报》更受人欢迎。粱在该报的“章程”上，说明新民两字取自《大学），“以为欲维新我国，当先维新我民”，又说，“本报以教育为主脑，以政论为附从，……不偏于一党派，……不为危险激烈之言。”在政治立场上，他开始时仍旧是一个渐进主义的君主立宪论者，不敢与康分道扬镳。然而，在学术方面，他在正月间便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