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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包身？”伯爵问。
“柏油，”白金汉先生重申。
“啊，是的；我隐约明白您的意思了，当然，柏油或许也很管用——可是在我们那个时候，我们只用二氯化汞。”
“可是我们特别感到费解的是，”波诺纳先生说，“您五千年前在埃及已经死亡安葬，怎么今天又能在这里复活，而且还显得气色颇佳呢？”
“如果我当时像你们说的那样已经死亡，”伯爵回答，“很可能我此刻也还是一具死尸；因为我看出你们还处在流电疗法的初级阶段，无法完成在我们远古时代看来十分普通的事情。实际的情形是，当时我昏厥过去，我的好友们以为我已经死亡，或至少奄奄一息，便立刻把我制成木乃伊——我想你们知道制作木乃伊的主要原理吧？”
“哦，并不完全知道。”
“啊，我看出来了；多么可悲的无知！我在这里不便细述，但是有必要说明一下，在埃及制作木乃伊（准确地说）就是无限期地停止被制作者的一切动物性功能。我指的是最广义的‘动物性’，不仅包括肉体的，还包括精神的和本质的存在。我再说一遍，我们制作木乃伊的首要原理是中止并无休止地暂停被制作者的一切动物性功能，简单地说，一个人被制成木乃伊时处于什么状态，就会一直保持那种状态。由于我有幸属于蜣螂血统，我是被活着制作成木乃伊的，就像你们现在看到的这样。”
“蜣螂血统！”波诺纳医生惊叫道。
“不错，蜣螂是一个非常显赫而稀少的家族的徽章或‘纹章’，有蜣螂血统是指属于以蜣螂徽章为标志的家族成员之一，我这是比喻的说法。”
“可是这与您活着有什么关系呢？”
“是这样的，在埃及，制作木乃伊的一般方法是先把尸体的内脏和脑子挖空后再涂抹防腐香料；只有蜣螂家族不照此章办理。所以我若不是蜣螂家族成员，我的内脏和脑子便不复存在；而缺了这两样东西中的任何一样，都会给生活带来不便。”
“这我理解，”白金汉先生说，“如此说来，我们得到的所有完整的木乃伊都属于蜣螂家族？”
“毋庸置疑。”
“我原来以为，”格里登先生非常谦恭地说，“蜣螂是埃及的诸神之一。”
“埃及的什么之一？”木乃伊大喊一声，猛地站了起来。
“诸神之一。”旅行家重复道。
“格里登先生，听到您以这样的方式说话，我感到万分震惊，”伯爵说着，重新坐回椅子里。“地球上没有任何国家承认有一个以上的神。对于我们来说，蜣螂、灵鸟等等（像类似的动物对于其他人那样）都是象征物，是我们敬奉造物者的媒介，造物者如此崇高，是不能用更直接的方式去接近的。”
接着是片刻的冷场，最后波诺纳医生重新拾起话头。
“那么，根据您刚才的解释来看，”他说，“尼罗河附近的墓穴里很可能还存在着其他蜣螂家族的木乃伊，都处于存活状态？”
“这是毫无疑问的，”伯爵回答。“所有碰巧被活着制成木乃伊的人，便会继续活着。甚至还有一些故意被这样制成木乃伊的人，由于制作者的疏忽，可能现在还被留在墓穴里。”
“您是否能够解释一下，”我说，“您说的‘故意被这样制成木乃伊’是什么意思？”
“愿意效劳。”那木乃伊从眼镜后面从容不迫地把我打量了一番，然后才回答——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冒昧地直接向他提问。
“愿意效劳，”他说，“在我那个时代，人类的一般寿命大约是八百年。除非因为极其罕见的意外事故，很少有人在六百岁以前死亡，而活到一千岁以上的人也寥寥无几，八百岁被看做是正常的寿命。在发现了我刚才向你们讲述的木乃伊的制作方法之后，我们的哲人想到，如果把这自然的寿命分成几段来活，就可以满足我们可嘉的好奇心，同时也可以使科学得到很大的进步。确实，从历史学来说，经验证明这种做法是十分必要的。比如说，一个历史学家活到五百岁的时候，可以倾注大量心血撰写一部作品，然后让人把他精心制作成木乃伊，并事先向制作者交代清楚，让他们在一段时间——比如五六百年吧——之后使他复活。这段时间结束之后，他恢复了生命，一定会发现自己的伟大著作已经变成一种供人随意涂抹的笔记本——也就是说，变成了一群群恼羞成怒的评论家们发表种种互相矛盾的推测、批评和人身攻击的文学角斗场。这些以注解、校订等名目出现的推测，对原文进行大肆的围攻和歪曲，声势浩大，喧宾夺主，以至于作者必须打着灯笼寻找他自己的文章。等终于找到，却总是发现根本不值得浪费精力去寻找。历史学家把作品重新写过之后，他的使命还要求他立刻根据他自己的知识和经验，着手纠正后世关于他原来生活的那个时代的讹传。这种重新撰写和亲自纠正的工作，由一位位哲人身体力行，有效地阻止了我们的历史退化为纯粹的无稽之谈。”
“请原谅，”波诺纳医生插言道，伸手轻轻按住埃及人的胳膊，“请原谅，先生，我是否可以打断您一下？”
“当然可以，先生，”伯爵停住话头，回答道。
“我只想请教您一个问题，”医生说，“您刚才说历史学家亲自纠正关于他生活的那个时代的传说。我请问您，先生，一般来说，这些秘传中有多大成分是正确的呢？”
“这些秘传——您用的这个名称非常贴切——通常和未经重写的历史中记载的事实一样——也就是说，没有一处不是大错特错、荒谬不经的。”
“不过，”医生继续说，“既然从您下葬到现在已经过去了至少五千年，我便想当然地认为，您那个时候的历史——暂且不说传说——肯定对上帝创造天地这个人类普遍感兴趣的题目有过相当明确的论述，您大概知道，这一事件的发生距您生活的时代只有短短的一千年。”
“先生！”奥拉米斯泰鸿伯爵说。
医生把他的话重复一遍，又附加了许多解释，才使那位外国人理解了他的意思。最后埃及人迟疑地说道：
“我必须承认，您提到的观点是我前所未闻的。在我们那个时代，就我所知，从未有人产生如此怪诞的念头，居然会想到宇宙（或这个世界，如果你们同意的话）有着一个开端。我记得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听到一个喜欢思虑的人隐隐约约提到过人类的起源，正是这个人说起过你们所使用的‘亚当’（或曰‘红土’）这个字眼。不过，他是从一般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意指从肥沃的土壤里自然生长出（就像一千种低等生物的生长方式一样）——我是说，自然生长出人类的五大群体，他们在地球上五个各具特色而又大体相等的部分同时生长出来。”
听到这话，我们大家都耸了耸肩膀，其中一两个人还意味深长地摸了摸额头。西里·白金汉先生轻蔑地先是瞟瞟奥拉米斯泰鸿的枕骨，继而又瞟瞟他的前头骨，然后说道：
“你们那个时代的人活得那么久，再加上如您刚才所说，有时还把寿命分成几段来活，这想必非常有助于知识的普遍发展和积累。因此在我看来，古埃及人之所以在所有的具体科学上都大大落后于现代人，尤其是美国人，只能是因为埃及人的头骨异常坚硬的缘故。”
“我必须再次承认，”伯爵谦和有加地回答，“我有些不大明白您的意思，请问，您所指的是哪些具体科学？”
我们所有的人争相发言，非常详细地列举了大量骨相学的假设和动物磁力学的奇迹。
听我们说完之后，伯爵讲了几则轶事使我们明白，在埃及，高勒和斯波尔塞姆的原型早在几乎被人们遗忘的远古时期就经历了兴盛和衰落。梅斯梅尔的花招比起底比斯的学者所表演的真正奇迹来简直就是不值一提的儿戏，他们能变出跳蚤和许多诸如此类的东西。
这时我插嘴询问伯爵，他们那个时代的人能否计算出日食。他不以为然地微微一笑，说他们能够做到。
我有点气馁，但马上又开始向他提出一些有关天文学知识的问题。这时我们中间那位一直没有开口的同伴悄悄对我耳语道，有关这方面的知识，我最好去看看托勒密（托勒密，公元二世纪希腊天文学家、地理学家和数学家。）（天知道托勒密是何许人也）的作品，以及普卢塔克（普卢塔克（约46—119后），希腊传记作家。）的月相说。
随后我问木乃伊是否见过火镜和透镜，是否知道一般的玻璃制作方法。然而我提问的话音未落，那位沉默的朋友又轻轻地碰了碰我的胳膊肘，请求我看在上帝的份上，去读一读代奥多勒斯·西克勒斯的著作。至于伯爵，他没有正面回答我的问题，而只是问我现代人有没有用来像埃及人那样在宝石上刻出精美浮雕的显微镜。正在我考虑如何作答时，矮小的波诺纳医生以一种十分奇特的方式发言了。
“看看我们的建筑吧。”他忘乎所以地大喊，使两位旅行家大为愤慨，他们把他掐得青一块紫一块也无济于事。
“去看看，”他冲动地嚷道，“看看纽约草地球场的喷泉！如果这个设想不着边际的话，就去端详一下华盛顿的国会大厦！”接着这位身材矮小的医生十分详细地形容了他所提及的那个建筑物的各部分比例。他说光是门廊就有二十四根柱子作为装饰，每根柱子直径五英尺，间隔十英尺。
伯爵说很遗憾他一时记不清阿兹纳克城那些主要建筑的具体面积，它们建立于悠悠的远古，不过直到他下葬的时候，那些遗迹还屹立在底比斯西边广袤的沙漠中。不过，（说到门廊）他记得在某个名叫卡纳克的郊区有一座规模较小的宫殿，其门廊由一百四十四根柱子构成，每根柱子周长为三十七英尺，间隔为二十五英尺。有一条两英里的大路从尼罗河直达宫殿的门廊，路旁林立着狮身人面像、雕塑、方尖塔，高度从二十、六十到一百英尺不等。宫殿本身（据他回忆）的一个边长为两英里，周长大约有七英里，内外两面墙壁都绘满了华丽的象形文字。他虽然没有一口断定，说在那座宫殿的围墙里可以建造五六十幢医生所说的国会大厦，不过他显然认为二三百个国会大厦稍微挤挤未必就塞不进去。然而，他（伯爵）无法矢口否认医生描述的草地球场的喷泉确实新颖别致、气派宏伟、无与伦比。他不得不承认在埃及和其他地方从未见过类似的设计。
这时我问公爵对我们的铁路有何看法。
“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他说，“根本不值一提。设计拙劣，铺设得也很粗糙，当然比不上我们宽阔平直、装有铁槽的砌道，埃及人能在砌道上运输整座寺庙和高达一百五十英尺的坚固的方尖塔。”
我又提到我们巨大的机械动力。
他承认我们在这方面的确拥有一定的知识，但接着反问我如何把卡纳克这样一个小宫殿的柱头放到门楣上去。
对这个问题我决定装聋作哑，转而问他是否知道自流井，他只是扬起了眉毛。格里登先生拼命向我使眼色，低声告诉我说，受雇在大绿洲钻井取水的工程师们最近刚刚发现一口埃及自流井。
我又提到我们的钢铁，那位外国人翘起鼻子，问我们的钢铁能否刻出方尖塔上那些鲜明的雕刻，那全部是用铜制的利器刻成的。
这下我们阵脚大乱，决定还是把话题转向玄学为妙。我们派人取来一本《日晷》（《日晷》，十九世纪三十年代波士顿地区一群“超验主义者”出版的综合文艺刊物，爱默生曾任主编。），读了里面的一两个章节，内容晦涩不明，总之是关于波士顿人所说的“伟大的进步运动”。
伯爵淡淡地说，“伟大的运动”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极为平常的，至于进步，有一段时间它确实把人困扰，可是从未有过任何进展。
然后，我们谈起民主的美妙之处和重要意义，不知怎样才能使伯爵准确地感受我们生活在这个没有君主、可以自由投票的时代所享受到的利益。
他饶有兴味地听着，而且似乎觉得颇为有趣。我们说完以后，他说很久以前曾经发生过十分类似的事情。埃及的十三个省突然决定同时独立，为人类树立一个光辉的榜样，他们选举足智多谋的人召集会议，编写别出心裁、构思独特的宪法。他们一度搞得有声有色，轰轰烈烈；不过他们吹牛的本事也是骇人听闻的。最后的结局是这十三个省和其他十五到二十个省合而为一，成为世上前所未有的最令人厌憎和无法忍受的专制统治。
我问那个篡权的暴君叫什么名字。
伯爵说他记得仿佛是叫“乌合之众”。
我无话可说，只好提高嗓门，慨叹埃及人对蒸汽一无所知。
伯爵大为惊讶地看着我，却未作回答。倒是那位沉默的先生用胳膊肘狠狠捣了捣我的肋骨——告诉我这次我可是大出洋相了——并问我是否真的愚蠢之极，竟然不知道现代蒸汽机是高斯的所罗门从希罗的发明中得到的启发。
我们眼看就要陷入窘境，幸好，波诺纳医生重新振作起来，为我们解了围。他问埃及人敢否在重要的服装上与现代人一比高下。
听了这话，伯爵低头看看他裤子上的吊带，又捏住衣服的一片下摆，举到眼前仔细端详了几分钟，最后他放开手，慢慢地把嘴咧得很开很开。但是我不记得他说了任何回答的话。
我们又重新打起精神，医生庄重地向木乃伊发问，希望他以绅士的名义坦率回答，埃及人——不管在什么时期——可曾掌握波的药液或布兰德里斯药片的制作方法。
我们急不可耐地等待着他的回答——可是没有等到，他答不上来。埃及人涨红了脸，低垂下脑袋。从未经历过比这更圆满的胜利，也从未见过有人这样一败涂地。我突然不忍再看可怜的木乃伊那副屈辱的样子，于是我拿起帽子，很不自然地对他鞠了一躬，告辞出来。
回到家里，我发现已经是凌晨四点，便径直上床睡觉。现在是上午十点，我是七点起床的，为我的家人和全人类的利益写下这些记录。我的家人我再也不会见到。我的妻子是个泼妇。事实上，我已经从心底里厌倦了这种生活，厌倦了整个十九世纪。我认为如今一切都不可救药。而且我很想知道二〇四五年的总统是谁。因此，等我刮好胡子，饮完一杯咖啡，我就立刻到波诺纳医生那里去，请他把我制作成木乃伊，就此沉睡两三百年。
马爱农译
2．匍行者
〔英国〕亚瑟·柯南·道尔
福尔摩斯一直认为，如果公布有关普利斯伯瑞教授二十年前的一些怪异行径，能够消除他所任教大学的焦虑和震惊伦敦学术界的所有丑恶的谣言，那我应该这么做。然而，由于某些障碍，这件奇异案子的真实调查过程，一直与我朋友的许多其他经历的记录一起埋藏在我的洋铁箱中。现在，我们终于取得了许可，公开这件福尔摩斯退休前所查办的最后案子的调查经过。即使是现在，把事情公开，仍需谨言慎行。
那是一九〇三年九月初的一个星期日傍晚，我接到福尔摩斯一个简短的便条：
如果方便，请即前来——不方便，也得来。
s。h。
我们之间的关系，在后来几年变得非常特别。他是个有一些怪习性的人，单调而专注的习性，而我就是他的习性之一。我就像他的小提琴、粗烟草、老黑烟斗、参考书，或其他一些小东西。当他处理案子需要帮手，或者要一个精神上能信赖的伙伴，我的角色就很明显了。不过，除了这点，我还有其他可用的地方。我是他心灵的磨刀石，我能激励他。我在时，他喜欢大放厥词，那些话并不是真的对我说的——事实上他对床架讲也可以——不过，不管怎样，这变成了一种习惯，如果有我参与，对他总有些帮助。如果我的思维缓慢而使他不耐烦，那只会使他那强烈的本能与反应变得更加灵活快速。这就是在我们的合作中我些许的作用。
当我到贝克街时，发现他正膝头屈起地蜷缩在扶手椅中，口中衔着烟斗，眉头因深思而纠结，显然正在为某些烦人的问题苦恼。他挥了挥手，示意我坐进以前我常坐的那张扶手椅中，除此之外，有半个钟头的时间，他没有任何表示，根本无视我的存在。然后，突然，他似乎由幻想中跃出，以他惯有的古怪微笑欢迎我回到这个曾经一度是我的住处的地方。
“华生，你会原谅我刚才的出神吧，”他说，“在过去二十四小时之内，有一些特异的事情交到我手中，这使我联想到一些比较普遍的特性。我很认真地想写一篇用狗来做侦探工作的专文。”
“噢，福尔摩斯，不是已经有人这么做了吗，”我说，“比如像猎犬——警犬——”
“不，不，华生，那方面的工作当然是很明显的了，但另外还有更为微妙的。你也许还记得，你以精妙的笔记记述的那个铜山毛榉的案子。我只是观察一个孩子的心灵，结果能推论出一个自满于一切威望的父亲的罪行。”
“是的，这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