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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的语言，他的友朋联系使他的思想脱离了故乡的界限，而且最重要的是他
和同乡们缺乏那种年轻人的密切联系，而这种联系或许是那里所有的最为密
切的邻里关系。这情况也许进一步阻碍了生气勃勃的地方生活的发展，而这
种发展是英国曾经并且继续需要的。更为糟糕的是，它促成了一种等级制度，
突出了同辈人的社会分裂，在一个财富日益增加和社会紧张状态日益加剧的
时期，这种同辈人的分裂尤为危险。”然而在美洲，高等教育的基础是地域
性的；这一区别很重要，因为美洲高等教育的扩散滋养了联邦的地方根基。
在附近学院就读离家不远，费用低廉，看来这是美国革命前许多学生选择在
哪个学院读书的决定因素。
美利坚人开始相信，一个社区没有自己的院校决非完整的。1785 年《土
地法令》和 1787 年《西北土地法令》中著名的有关教育土地基金的条款（它
们后来成为州立大学的基础）在某种程度上也许具有这样的动机。十九世纪
初的房地产开发者把建立院校的方案纳入其规划，以便为新城镇招徕移民。
社会与地理流动性：招徕学生的竞争。这些立足未稳的新学校在为声誉
名望、财政资助以及首要的是为招徕学生互相竞争。新泽西学院和罗得岛学
院（即后来的普林斯顿和布朗）因收费最低，达特茅斯则因有些学生可以工
助学，入学人数迅增。费城学院与国王学院，有时彼称为“绅士学院”，几
乎未从远方招来多少学生，学生人数最少。
现代招徕学生的技巧，除了足球奖学金外，在殖民地时代结束前几乎都
已应用。利用书刊鼓吹及校友做招生工作亦不乏其例。伴随着的是入学与毕
业的较低标准以及“大众化的”课程，以便吸引学生，因为他们的学费乃是
极端必需的。康涅狄格的约翰·特朗布尔 1773 年抱怨说：“除了一个邻近
的殖民地外，愚昧无知的浪荡汉都安然无事地混迹于我们的学院，种种考试
已沦为形式，在昏昏沉沉地度过四年之后，没有人因为愚钝和无能而被拒绝
给予学位的荣誉。”
美洲的学院已开始用其钱财来建造它们所不大造得起的富丽堂皇的校
舍，而不是用于购买书籍或延请有才能的教师。在美国革命前的二十五年间，
这些殖民地学院中有五所花费了大约一万五千英镑修建与改造校舍。此种开
支据认为可带来声誉，从而招徕学生。但在宾夕法尼亚学院与罗得艾兰学院，
庞大的创办费用使得学校几乎在开学前就破了产。
尽管各学院之间存在竞争，但高等教育费用仍不低廉。在十八世纪中叶，
食宿费和学费的总数从每年十英镑（新泽西学院和罗得艾兰学院）到两倍于
此数（国王学院）。一个富有的学生或许会花费五十镑，一个学院教师则为
一百镑左右，一个事务兴隆的律师也才挣五百镑。尽管雄心勃勃的父母会举
债供儿子上学，但学院教育显然不是为穷人开办的。那时还不存在正规而普
遍的奖学金制度，并且除了达特茅斯之外，学生以工助读念完大学的做法还
不常见。然而通盘考虑，情况比英国好得多，在那里要取得高等教育的费用
决不少于每年一百镑。
＊ ＊ ＊
学院的这种分散与竞争的一个明显影响，是学院所授学位在数量上的增
长，尽管并非质量上的提高。在 1747 年前的三十年中，约有一千四百人从
三个殖民地学院毕业；在其后的三十年中，英属北美的学院颁授的学士学位
是此数的两倍多，增长数中大约有一半是出于新成立的学院。任何在四年里
付得起每年十镑学费的人，只要他愿意，就不会得不到受过“高等”教育的
标记。美洲的学院不仅是在向许多人分发那在英国为少数特权者保留的东
西，也是在发行一种膨胀的知识通货。
早期殖民地的分散确立了一种从未被打破的模式。在美国革命后，建立
一个得到国会赞助的独一无二的伟大学府的宏愿曾不时表露出来。这个学校
将位于国家首都，能招收来自国外的具有共和主义思想的学生，能集中全国
的知识源泉，也能消除地方偏见。甚至在联邦制宪会议中也出现过此种谈论。
查尔斯·平克尼的议案明确赋予联邦立法机构在政府驻地建立一所国立大学
的权力，麦迪逊似乎赞成这种权力。在最后表决时这项议案被否决，这或许
是因为与会者们认为这权力已经含蓄地颁授，或是因为他们认为它不可取。
乔治·华盛顿曾为这样一个观点所吸引：在首都建立一所学校“使学生有机
会出席国会辩论，由此更能接受并更为熟悉法律与施政原则”。但开国元勋
们却支持业已涌现于全国各地的地方院校。
直到将近十八世纪末尾，典型的美国学院设有一个校长（他通常是一名
教士，有时是邻近教堂的牧师）以及几个（很少超过三个）导师，这些导师
本身通常是学习充当教士的年轻人。很少有“教授”（即精通其专业的成人）。
在此条件下，美国学院的课程，与它们的组织结构不同，必不可免地仍是传
统的。尽管有几个突出的例外以及英国异端学院与苏格兰诸大学的一些影
响，但美洲殖民地的学院仍墨守师师相承的课程。这些课程最终可以追溯到
英国的大学及其中世纪的祖先。使美洲的学院独具一格的不是其知识集成，
而是传送这些知识的方式、时间、地点和对象。
随着学院日益扩散并发展其跨教派主义和与当地社会的联系，它们也日
益摆脱同任何特殊职业的密切关系。十八世纪期间，充当教士的美国学院毕
业生越来越少。在十七世纪下半叶，即使出于教会目的而建立的哈佛，也已
从工匠、商贩及农民子弟中招收了不少学生。到十八世纪末，全部美国学院
的毕业生仅有四分之一成为教士。同时，缺乏专门的法律与医学训练，影响
了这些需有学问的职业本身，而使其更加依赖于非正规的学徒制。
旨在培养良好公民的美国学院，只是偶尔才造就学识渊博或勇于冒险的
学者。查斯特罗侯爵十八世纪八十年代周游我国时评论说，在这里，哲学家
需要的不是促进教育机构，而是扫除阻止其进步的障碍。他着眼于英国的弊
端警告说：“让猫头鹰与蝙蝠在或明或暗的朦胧暮色中去振翅吧，美国之鹰
的眼睛将紧盯着太阳。”
美洲学院的特殊前景在于它所拥有的数量。从一开始，美洲学院同英国
的学院相比，更急于去传布而非去深化高等学术。一个具有二百万左右居民，
散布于一个广袤大陆的狭长海岸上的社会，本来会将其傅学之士集中于某些
美洲的雅典之中，假如这些个雅典能极为有效地互相激励的话。然而那里并
不存在美洲的雅典，美利坚人开始估价在扩散中长成的知识品质，即相关意
识和社会同其教师之间经验的自由交流。如按照古老的标准，美利坚人不算
那么有学问，但他们正对学问的价值形成新的检验标准。他们固然未能精通
神圣的经文，但他们正打开数以千计的窗口。
30．无差别人的观念
当欧洲文化已发展出种种精巧的方式，把人类知识的各个片断以及人类
功能的各个侧面加以分解、专业化和垄断时，美洲的文化却自始就使许许多
多的这种片断与侧面汇集起来。美洲的生活促使人们关于知识及其自身的看
法产生了一种新的流动性。它产生了一种新奇而不甚明晰的教育观念——无
差别人的观念，它是由深深植根于殖民地时代的生活事实所培育出来的。
美洲社会阶级的混淆不清。中世纪的教育观念，即使一无是处，至少还
是明确的。在美洲殖民地建立以前很久，传统的“自由”教育己被规定为学
习七门（既非六门，亦非八门）文科的入门学科。这些都是适宜于自由人的
学科，故称“自由”教育。同样明确的是，“高等”的大学科目包括神学、
法律和医学。在美洲的条件下，无论自由教育或职业教育，都不能保留其古
老的明确性。在新大陆，一个人的社会地位是模糊不清，变动不定的，他无
法事先知道哪类学问特别适合于自己。在欧洲文化中，社会地位的区别已经
呈现在专业的区别中：适于“自由”人的“自由”学科是脑力劳动，而“仆
从”学科要求处理体力的对象。这一区别长久以来把科学同技术分离开来，
要取得进步就必须打破这一区别。同样，哲学家同实际发明家（被人胡乱和
藐视地称为“技工”、“筹划人”或经济“冒险家”）之间的区别也十分鲜
明，并足以造成分裂。被欧洲的习俗、法律和语言奉为神圣的区别，在美洲
却似乎是含糊不清和矫揉造作的。
尽管殖民地社会无疑比我们惯于想象的妄贵族化得多，但许多情况使人
难以给这种贵族化下一种明确的定义——也许除了在南卡罗来纳、弗吉尼亚
和纽约北部地区之外。在教员很少并且变动不定的学院里，传统科目的范围
必然是粗糙而混乱的。学院的学位成倍增长——它代表了各个不同水平的极
为五花八门的专业——进一步混淆了古老的欧洲标准，并更加削弱了一个权
威性标准实应具有的明确性。
角色的扩散。传统“自由”学科的序列，在欧洲已开始打破，在美洲已
不再具有使人获得解放的作用。在这里，人们发现它难以为任何社会角色作
准备，即使对受过“自由”教育的人而言亦是如此，这只是因为他们的角色
尚未确定而已。同样，各种专门职业中的传统预习实际也不能使人为美洲的
教士、医生、律师和教授的新颖工作作好准备。在这里，从事有学问的职业
相当随便，几乎每个人都同时从事医生律师或教师的某些工作，专业名家的
标准已然含混不清。一个事业成功的新英格兰牧师也可能是个医生、政治家、
教师，也许还从事其他行业。
所有这一切的一个突出例子便是妇女在美洲生活中所充 当的新颖而更
加多样的角色。到十八世纪，中产阶级的兴起和文化的传布，已经开始改善
欧洲妇女的教育。尽管我们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但证据表明，美洲殖民地
的妇女比之欧洲妇女更为多才多艺，更为活跃和突出，而且从整体上讲，她
们在家务之外的活动中更为成功。在家庭手工业制度下，丈夫是在家中或附
近进行手艺操作，这就给妻女提供了学习的机会。在殖民地时代，女印刷商
和女报纸发行人的数量多得惊人，而且她们并非全是继续其丈夫遗业的孤
孀。妇女也充当药剂师甚至通科开业医生。特别是在南部种植园，丈夫需要
妻子的合作以从事自己的事业。威廉·伯德的私人日记戏剧性地描述了一个
十分能干、精力充沛的妻子的帮助是如何重要。在新英格兰，以航海为业的
丈夫扔下妻子使其累月经年地单独持家，而妇女从事经商买卖也千得十分成
功。
在每个地方，劳力缺乏都有助于消除社会偏见。在早期新英格兰，一个
家境优裕的女孩外出做家务女工的事并不鲜见，而且显然也不遭到非议。塞
缨尔·休厄尔法官曾记述说，他的妹妹打算到波士顿的一户人家做女仆。1771
年任波士顿海关副关长的威廉·谢菲去世时，他的妻子，一个显赫人物的女
儿，在朋友帮助下开始经营杂货生意。
距离遥远、社会和地理上的流动性以及缺乏诸新兴阶级所需的学校，使
妇女不得不承担起教育家庭的责任，从而扩大了她们的兴趣。也许正是这一
点，使得科顿·马瑟教女儿凯瑟琳学拉丁语和希伯来语一事不像今天看上去
那么奇怪。革命时期弗吉尼亚的领导人之一乔治·威恩（杰斐逊曾是其手下
的法律见习主）被认为“精通希腊语，而这是他母亲在边远地区教会他的”。
杰斐逊 1783 年解释说，他给自己女儿帕齐订的读书计划须“迥然不同于我
认为除美国之外任何其他国家的最适子女性的读书计划。我在计划中必须不
只着眼于女儿本人，而是要尽可能将她当作她自己小家庭的主妇。我估计，
她十之八九会嫁给一个傻瓜，她一家的家庭教育当然很可能依赖她的观念与
指导而无人相助。所以，在最好的诗文之外，我补充了一定范围的较为严肃
的科学的书目。”
即使这种零星证据也表明，殖民地的妇女比起后来二十世纪的妇女，在
更为各各不同的活动中取得成功，在职业与公共生活中也更为杰出。殖民地
的法律倾向于使男女拥有相同的法律地位。已婚妇女的权利以及她们经营事
业和离婚的权力也大为扩充，这些以法律保护妇女的方式是英国习惯法所未
曾有过的。
同欧洲的男子相比，美洲男于同美洲妇女一样，一般不那么专业化，他
们迫于环境的力量而变得多才多艺，他们并非“万能者”，但却是“多面手”。
工作和机会使他们兴趣广泛而多变。“务实者”（而非鉴赏家）是美利坚人
多才多艺的典型，因为前者从其机遇中寻求启示。蒂莫西·德怀特十九世纪
初评论说：“所有新英格兰人，除了那些身患疾病和遭到不幸的人，都是务
实者……此问认为，一个教士的事业是拯救其徒众，而非用大量的知识充塞
自己的头脑，无论这些知识在其他方面将如何可以装饰门面或如何有用，其
与上述目标的联系肯定是很不完善的……这里的教士很少有广泛的藏书足以
实现上述的成就。”在其他有学问的职业中，评判一个人的标准也是他干得
怎样，而不是他对某个专业懂得多少。学院教员被视作教育工具而非智慧仓
库，他们首先是”教师”。每当妇女在自己的新任务和新的机遇中承担角色
时，重点也总是挑直 接有帮助的：她们有几项工作可做。女性那优雅的传
统标准在此也毫无用处。
从美洲殖民地的全部局限与机会中，形成了一种美利坚人的观念，它生
发于这样一种信念：知识，如同新大陆本身一样，仍然只是半已发现，半待
探索的。英国的手册，如布拉思韦特的《英国绅士》，告诫将要成为绅士的
人不要看来过分精通某一行（无论其为跳舞、剑术、读书或写作），以免被
人认为因为没有贵族田产而不得不靠做工匠谋生。但即使在早期，某些弗吉
尼亚的想要成为绅士的人由于担心显得过分精通一行而不去下功夫，那也为
时不长；绅士式的无能是与美利坚人的气质截然对立的。在美洲，精通各行
业务（也许学究或垄断者的业务除外），是受欢迎的。
美国人对那种深奥孤僻和“纯粹”的聪明人是缺乏热情的。对于古怪和
神圣的东西、对于能使任何人凌驾于大众之上的思想力量的一种有益的敬畏
心理，激发了美国人的“神授平均”的信念。没有美洲的机遇，这种信念是
无法生成的。克莱维科尔 1782 年评论到美洲去的移民情况时说：“他未像
在欧洲那样发现一个到处拥挤不堪、人口过多的社会；他未感觉到无休止的
党派冲突、创业的困难以及使许多人身败名裂的竞争。在美洲，人人都有活
动地方。他具有任何特殊才能或干劲吗？他以此去谋主计，并能获得成功。”
第七编有学问者丧失其垄断
“这是一个摆脱了人类三大祸患——教
士，律师和医生——的地方……这里的
人民太穷，无法供养这些有学问的绅
士。”
威廉·伯德
31．职业的流动性
我们已经看到，美国的殖民地时代与其说是造就天才的时代，毋宁说是
一个解放的时代。它的遗产并非伟大的个人思想家，而是经过更新的社会思
想。旧的范畴被扬弃，新局面显示出了旧知识的未曾料到的用处。
殖民地时代的美洲并非发生此种突破旧模式情况的最早的时间与地点。
欧洲的新教改革运动已经反对教士与俗人之间以及天堂钥匙的掌握者与谋求
进入天堂的芸芸众生之间的差别。但是，宗教改革者们所能取得的成就受制
于其宗教制度的继承性。例如在英国，对英国高等文化施加如此普遍影响的
古老的牛津与剑桥大学，便是中世纪统一教会的遗物，当时教士是一种不同
于几人的种类。那些显赫的大学仅通过坚持，就使许多古老的差别、特别是
神圣学问的守护者和整个社会间的差别长久保存下来。美洲殖民地摆脱了所
有这一切，因而在容许生活与思想的新的变动方面比较开放。所有信徒皆为
教士的制度在美利坚人的日常生活方式中获得了更充分的表现。
到十八世纪，欧洲的思想活动范围已凝滞于职业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