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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早期殖民地城市中人口最多的一个，但到 1760 年，它已经落到了纽约和
费城之后。在十八世纪，各殖民地城市中间存在着争夺领导地位的激烈竞争。
甚至在最初的几十年里，费城就和波士顿并驾齐驱，纽约亦相距不远，而纽
波特和查尔斯顿如用英国除伦敦以外各地的标准衡量，也已是颇具规模的城
市了。许多较小的城市逐渐兴起：朴次茅斯、塞勒姆、哈特福德、纽黑文、
新伦敦和奥尔巴尼等等。如果说确有居于优先地位的城市，那也是新陈代谢、
变化频繁的。当费城变为人口最多的城市时，人们忘不了这个首屈一指的地
① 奥维德（PubliusOvidiusNaso，前 43— 约后 17），古罗马为人，代表作《变形记》叙述希腊、罗马神话
故事，描写生动，内容丰富，欧洲不少文艺作品都从中取材。——译者
位前不久还是波士顿所占据的。到十八世纪末，纽约人已经开始希望，他们
可能取代费城而跃居首位。但是，美洲从未有过自己的伦敦或巴黎——在历
史、政治、文化和商业方面都起着无与伦比的领导作用的大都会。
由此产生的后果之一，是美洲的书本文化，尽管不断从伦敦获得滋养，
但仍然开始具备各种不同的与地方问题和美洲大陆多层次的生活相对应的特
性。在以后的几个世纪里，这也是我国书本文化的特点。殖民地时期留下的
这份遗产的构成因素，来自各种各样的宗教态度，来自各地五花八门的谋生
手段，来自另外许多地区性的差别，所有这些使得任何一个特定地区都难以
独霸天下。在几个殖民地城市中，进口书籍生意都越来越兴旺，这就分散了
决定哪些书籍值得购买和引入的权力。
45．波士顿引进“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
英国的主要图书馆，例如大学的图书馆，藏书日积月累，历经许多年代；
在绅士人家的乡间宅第，新近出版的书籍，只是覆盖在祖先遗留下来的大量
宝贵书卷上的一层薄薄的表饰。然而，在为输往殖民地而购买的书籍中，近
期的书籍占着更为显著的地位。约翰·哈佛向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个学
院赠送了大约四百余册书籍，其中四分之一以上是 1630 年以后出版的。把
家中大量藏书带往美洲的例子当然也有，但是随着十八世纪岁月的流逝，新
近出版的书籍所占的比仅逐步增长（殖民地频频发生的火灾，使这种情况更
为突出，例如 1764 年烧毁了哈佛图书馆的那次火灾），这就使波士顿那样
有选择地引进各种书籍的做法显得更为重要。
在波士顿创建的初期，书籍的数量出乎意外地多，而且它还是很能赚钱
的商品。1686 年，该城还只有五十年的历史，人口不足七千，但书籍交易
却相当兴旺，书商不下六、七家，至少其中有一家靠着书籍买卖而发了大财。
只要将此情景和我们现时大约相同规模的城镇中的书籍交易情况作个比较，
我们就会了解书籍在十七世纪波士顿生活中的重要性。
一个曾于 1686 年到波士顿做过生意的伦敦书商约翰·邓顿对此有过一
番描述。他的描绘尽管明显地带有夸张的成分，却反映了当时繁荣而又竞争
性很强的书籍生意。“我在那里受人欢迎，恰如夏天的酸啤酒；他们把我所
赚的钱视作他们的损失，这倒真是照着古老的谚语‘利无不争而至’的道理
行事的。”邓顿声称，在不到五个月的时间里，他收回了拖欠未还的五百英
镑书款，销完了他随身带的大批书籍，得到了另外许多订购单，这些书他将
在回到英国后再行发出。书籍生意继续蒸蒸日上；1719 年，丹尼尔·尼尔
提到，货物交易处——即现在的州议会大楼所在地——“四周围绕着书店”，
书籍交易十分兴旺。
波士顿所拥有的商业中心地位，使它有能力影响邻近一些殖民地的文学
欣赏情趣和阅读题材。托马斯·哈钦森总督在描述十七世纪后期的情况时说：
“新英格兰的其他政府不直接从英国进口（或几乎不进口）英国货物，英国
商品是由马萨诸塞的商人们提供的。”新英格兰的书籍市场尽管比印刷出版
业自由得多，但也受其主导思想的限制。
科顿·马瑟在 1683 年写道：“这里有一个贩书的老手，只要我愿加指
点，他就能使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遍布这里的每一个角落。因此，我决意尽
力而为，指点和帮助他这样做。”劲头十足的马瑟和彼士顿的其他统治者们
竭力促进书籍的流通，并务使这些书籍有益于教化。1713 年，马萨诸塞议
会通过一项限止“小商、货郎和小贩”的法案（波士顿以外已经安居立业的
商人怀疑这些人兜售偷来的商品和干扰自己的生意），马瑟为此和书商们联
合起来，“在议会陈词力争，以便限制小商贩的法案不会妨碍书商在该殖民
地售卖宣扬虔敬之道的书籍。”
马瑟所用的“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一语，相当精确地指明了波士顿舆
论界的领袖和书籍购买者们为本城和内地引进的书籍所具有的特点。就我们
所知，波士顿的书市为宗教和训诫性的书籍所支配，这在波士顿书商约翰·厄
谢尔的发货清单中可以找到有趣的证据。1682 年，厄谢尔从伦敦收到大约
八百本书，这些书显然都是由一位英国供书者为他选择的，其中大约一半是
宗教方面的书，五分之一是传奇故事和纯文学作品，还有五分之一是学校课
本，可以明确地归类的其他书籍，只有航海书籍（六十册），历史和游记（四
十五册）和医学书籍（十二册）。这必定代表了伦敦书商对新英格兰阅读口
味的估计。但是，从三年以后的发货清单来看（那时，厄谢尔已自己选定书
籍），波士顿之偏爱说教性书籍而漠视文学作品的倾向，甚至比伦敦书商的
猜测还要强烈。在厄谢尔那一年亲自订购的八百本书中，宗教书籍和学校课
本几乎各占一半，其他类别的书少得可怜——五十册航海书籍，三十余册法
律书籍，而传奇和纯文学书籍则屈指可数。
其他一些迹象表明，约翰·厄谢尔偏重宗教书籍的情况，在十七世纪的
波士顿相当典型，并且在以后几十年间依然如此。当波士顿的一位书商迈克
尔·佩里在 1700 年死去时，他的财产清单显示，在他手头所有的近二百余
种书中，有三分之二是宗教书籍。
最重要的私人藏书室当然是地位显要的牧师们拥有的。其中规模和气派
最大的要数科顿·马瑟的藏书室。热情洋溢的约翰·邓顿在 1686 年说：”
我确实认为，他所拥有的藏书室，是我见到过的最好的藏书室之一（就私人
藏书室而言）。不，我甚至还可以进一步断言，正如牛津大学著名的布德雷
安图书馆即使称不上全欧洲的骄傲，也是那所大学的骄傲一样（它超过了梵
蒂冈的图书馆），我同样可以说，马瑟先生的藏书室即使算不了全美洲的瑰
宝，至少也是新英格兰的明珠。我肯定，这是我在波士顿所见的最好的东西。”
马瑟的儿子塞缪尔把这个藏书室称为“举家产业中最宝贵的一部分”，书卷
“多达七千至八千余册，都是那些作品难得和声望卓著的作者们的大作”。
遗憾的是，我们得不到这个藏书室的书目，但这套藏书中宗教书籍占极重比
例，几乎是毫无疑问的。
在那些早期的年代里，哈佛学院仍然坚持自己的建院宗旨，即为新英格
兰培养有学问的牧师。约翰·哈佛遗赠给学院的书中，将近四分之三是神学
书籍；在十七世纪晚些时候赠送的另一些书籍，更加重了这种神学色采。尽
管人们不时抱怨（最早是亨利·邓斯特院长在 1647 年抱怨）图书馆藏书种
类过于狭窄，但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波士顿才有了象样的非神学书籍的藏书。
甚至到了 1723 年，从乔舒亚·吉的书目来看，哈佛学院藏书的三分之
二仍然是神学和宗教书籍。最明显的欠缺是当代文学和纯文学书籍太少。图
书馆确实收藏着莎士比亚、弥尔顿和另一些名声稍差的诗人的作品，但是要
找蒲柏的作品、《闲话报》和《旁观者》之类刊物，就很难如愿了。在许多
方面，哈佛学院图书馆与英国一些较小的学院的图书馆并无多大差别，但图
书的偏向和局限性在新英格兰造成的影响则更大，因为哈佛学院一直支配着
该地区的精神和知识生活。这些局限，也表现了当地居民的高尚阅读情趣，
因为有关书籍的知识，主要是由新英格兰的牧师们在布道和其他各种活动中
传播的。
尽管从事文学活动的机会在新英格兰毫无疑问要比在伦敦更受限制，但
比起英国北部和西部的偏僻地区倒并不见得更差。新英格兰的文学与十六世
纪的整个英国文学是无法相比的，它只能与英国伦敦以外各地的清教徒文学
作比较。即使这样，它也是狭隘的。在十七世纪的波士顿，人们丝毫看不到
英国文化较早的、更为自由奔放和更具冒险色彩的时代所残留的遗风。除了
极少的一些例外，书籍都是出于一个目的而来到新英格兰的。伦敦桥畔的廉
价书摊敢于陈列的一些书籍在波士顿会使书商招致罚款或受鞭笞之苦。而悄
悄渗人伦敦市场，起着娱乐作用、间或也能刺激和扩大思路的那些内容琐碎、
言词俏皮、低级下流和宣扬异端的书籍，很少有可能进入波士顿。书商们的
发货清单中甚至没有那个时代的伟大而想象力丰富的作品，这是令人沮丧
的。
在请教徒集居的新英格兰，没有任何东西比宗教更为“实际”。他们一
心追求宗教的实际应用，这就给了宗教书籍突出的地位，但这种做法也限制
了他们的视野。那种使宗教文学——如果不是整个文学的话——摆脱浮华矫
饰、贵族气息和玄思风格的客观环境，给人们的鉴赏趣味带上粗犷和讲究实
际的特征。看似荒谬的是，清教徒对公共教育的兴趣，后来使得马萨诸塞海
湾的居民成为当时文化水平最高、文字修养最好的群体之一，但在它的最初
年代里，这种兴趣同时也限制了当地居民的阅读情趣和对事物的关注。因为
文化索养被认为主要是树立正统观念的助手，其次才是获取其他有用知识 的
手段。“宗教的和有用的书籍”应当是有学识的头脑所贮存的全部东西。“趣
味盎然和轻松消遣”的作品——许多属于英国文学的精品之列——在这样的
环境中，是无立锥之地的。
为了实现自我拯救，以自己的眼光，而不是以牧师的眼光来洞察上帝的
旨意，一个人必须能够阅读。马萨诸塞海湾殖民地议会是这样宣示的（1647
年 11 月 11 日）：
阻止人们诵读《圣经》，是罪恶的撒旦的主要图谋。早先，他将经文蒙裹在异族的语言
之中，现在又诱惑人们不习文字。这样，圣书的原意至少可能被道貌岸然的骗子们的虚词伪饰
所湮没，我们教会和民众的先辈们的墓地就无法长留智慧和学识，上帝也无从帮助我们的努力
开拓。
有鉴于此，郑重告示如下：凡属此管辖的每个市镇，一俟上帝使其增至五十户之众，则
必须委任一人，专司教导所有求助于他、以习读写的儿童……
马萨诸塞普及公众教育所用的主要课本是《新英格兰识字课本》。在十
七世纪结束以前，它己成为最畅销的新英格兰课本。在以后的一个半世纪里，
销售数超过三百万册。对于新英格兰，乃至各殖民地的其他地方来说，这本
书作为一个识字工具所起的作用，同韦伯斯特的蓝色封面拼写读本后来对新
建国家所起的作用相仿。不同的是，韦伯斯特的读本，旨在产生一个文化普
及、说写同样一种语言的民族，而《新英格兰识字课本》则有着更为教条的
目的。从打开课本学习它的字母表和诵读第一个青节之日开始，新莱格主的
儿童就被迫吸收他所在的群体所赖以生活的哲理。
革命以后，风尚有了一定的改变，世俗的气氛逐渐增强。到十八世纪，
押韵的字母表有时已经不再是从《圣经》人物 Adaln（亚当）排到 Zacdleus
（撒其厄斯），而是从 apple（苹果）到 Zany（小丑）。原先劝导人们学会
看书，以便熟知《圣经》和进入天国的告诫，到了十八世纪的末期，也已被
别的东西取代。有一首流传的劝学歌是这样的：
不学 ABC，
永远是蠢驴；
谁个学得好，
乘着马车四处跑。
但这些仍然只是较小的变化；宗教的核心所在——使徒信经、主祷文和
某种形式的教义问答手册，一直继续保留到十九世纪。直到那时，识字课本
才最后被韦怕斯特的拼写读本和阅读课本所淹没。
随着十八世纪头几十年的消逝，这种讲究实用和说教训诫的浓厚气氛逐
步淡化，甚至在新英格兰也是如此。就像各殖民地的其他地方一样，时间造
就了趣味的同化，因为在大多数殖民地，书本文化为城市中的有钱人所支配。
这些本地贵族原本都是生意人，而由于商业兴旺有赖于互相交流，美洲沿海
城市的文化在十八世纪期间也就变得更为相近。到十八世纪下半叶，传播书
籍的机构——书商、私人藏书室和学院图书馆——又有所增补：如出现了“社
会图书馆”（类似富兰克林在费城创办的图书协会，会员们交纳会贫而取得
借书的权利），以及商业性的和公共的巡回图书馆。这些图书馆的藏书中，
神学书籍所占比例要小得多，读者可以选择历史、文学、游记法律、科学和
小说等方面的书籍，范围之广足以满足北美任何地方的城市居民。
但是，刻板的波士顿的早期特点——狭隘的求实态度——长久地保留
着。倘若它的书本文化较为宽容大度，较少殖民地请教的苛刻，波士顿本来
是可能会成为文化首府的。可以设想，那将会给美洲全部文化生活带来完全
不同的面貌。
46．种植园生活的手册
虽然弗吉尼亚由一个贵族阶层统治，它的首府却不是一个城市，这对弗
吉尼亚的书本文化，就像对它的政治制度一样，是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一个事
实。在 1776 年，弗吉尼亚是各殖民地中人口最多的一个，几乎相当于马萨
诸塞、宾夕法尼亚、马里兰或北卡罗来纳的两倍，占各殖民地居民总数的五
分之一。然而，尽管其他殖民地都有中心都会（费城有四万人民甚至查尔斯
顿的人口也有一万二千），但弗吉尼亚法定首府威廉斯堡的常年居住人口只
有一千五百。它虽是殖民政府和威廉与玛丽学院的所在地，又是该殖民地文
化生活的一个小小中心，但它在一年的大多数时间里只是一个沉睡的村庄。
每年只有两度——即议会开会或召集公民代表会议的所谓“公众活动期”—
—威廉斯堡才迅速而又短暂地现出生气，人口会增加一倍。可是，就像欧洲
中世纪的集市乡镇一样，它仍然只是一个季节性的聚会地点。
因而，在殖民地时期，传入弗吉尼亚种植园藏书室的书籍，不是来自邻
近城镇的书店。除了那些移民们初次到来时所带的书，或以后偶尔返回英国
后带回的书，一般都是专门从伦敦订购的。每个种植园主都得自己决定（或
者，更经常的是让他在伦敦的代理人代为决定）应当购进些什么书。富兰克
林后来在他的《自传》中回忆：在 1722 年，“波士顿以南的任何一个殖民
地，都没有一个象样的书店”。就中部各殖民地而言，这种说法未免有些夸
大其词，无非是想借此炫耀他自己在建立图书馆和书店方面的开拓作用。但
就弗吉尼亚而言，情况确是如此，就是很多年之后也还是如此。在 1736 年
以前，威廉斯堡可能一个书店也没有。几乎一个世纪以后，杰斐逊仍然向约
翰·泰勒抱怨（1816 年 5 月 28 日）：“在我们这个偏僻的内地和没有书店
的地方［蒙蒂塞洛］，得到新书真是难上加难。”不过，缺乏兴旺的书籍交
易，与其说是没有对于书籍的需求，不如说是反映了弗吉尼亚生活的风貌。
种植园的私人藏书室里的藏书内容表明，在书籍方面，恰如其他输入物
品一样，弗吉尼亚的绅士们是按照英国的模式行事的。依据英国的准则，上
流人士可以学而有识，但决不能唯书是从：学究作风和专家气度被视为瘟疫
般的东西而竭力避免。他们必须广闻博识，以便遇事能应付裕如，圆满地解
决各种私人问题；但是，正如托马斯·佩顿所告诫，“决不能将有学识的人
与他们的充满邪道新说的书籍和朋友混为一谈。”在培养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