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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他们的充满邪道新说的书籍和朋友混为一谈。”在培养一名绅士时，所强
调的完全是实用性的。判断这样一个人，主要不是看他头脑里装着什么，而
是看他的庄园宅第有些什么陈设，不是看他是否富有才智和见识，而是看他
是否为人宽厚、举止得体。
英国的模式很少有什么东西能激发弗吉尼亚的模仿者们去当文人或藏书
家。在十七世纪的弗吉尼亚，位于社会阶梯底层的人几乎无人看书，大多数
弗吉尼亚人恐怕根本看不懂书。如果我们所要问的，不是有多少人有文化，
而是有多少人没有文化乃至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写，那我们还可以找出一个
粗略的答案。专门研究殖民地时代弗吉尼亚的社会历史学家菲利普·亚历山
大·布鲁斯查阅了十六世纪的县府档案，以便了解有多少名字是用符号代替
而不是正式的签名。在他查阅的一万八千份材料中，几乎一半的男性白人居
民（包括一些法官）是目不识丁、不会签名的文盲，白人妇女不会签名者占
四分之三。就是这个数字，还可能夸大了弗吉尼亚人的文化水平：我们知道，
会签名的人，有时是既不会阅读，也不会书写的。
在社会阶梯的顶端，甚至在十七世纪，一些种植园主贵族就有较大的藏
书室。例如，威廉·伯德的那种罕见的私人藏书室，到 1744 年时藏书己超
过三千六百种。但是，人们常常过于强调了这些少见的情况所具有的意义。
伯德是一个奇才，他的藏书规模在弗吉尼亚首屈一指，在其他地方只有科
顿·马瑟和詹姆斯·洛根的藏书可以与之匹敌。其他一些“弗吉尼亚首户”
——威廉·菲兹休、李、卡特和沃姆利等几个家族——也有可观的藏书，但
是弗吉尼亚的头面人物们从来不是书生气十足或博览群书的。对大约一百个
私人藏书室的调查表明，这些藏书室的规模，就平均情况而言，比一般人设
想的要小；将近一半藏书室的藏书不足二十五种。在 1700 年以前，书籍超
过一百册的藏书室几乎是凤毛麟角；就是在十八世纪，一个弗吉尼亚大户人
家的财产目录上只有十来种书的情况，也绝非少见。与杰斐逊的藏书室相比，
华盛顿和约翰·奇尔顿的情况更具典型性：前者仅有几本供实用的书籍，而
后者虽然拥有价值一千七百英镑的家产，但所有的书籍不过“两本翻旧了的
小开本《圣经》和十八本其他书籍，大多数已经陈旧不堪”。
这些藏书的显著的共同特点，是它们的实用性。规模较大的藏书室中，
书籍内容十分广泛；有各种宗教著作，也有一般的文学作品，包括无处不在
的《圣经》和《公祷书》。但甚至是这样的“宗教”书典也常常是实用的和
祈祷性的——如贝利的《虔敬的德行》和《人的全部义务》——而不是神学
理论或思辨性的。书籍的多样性，从正统的清教教义到自然神论，表明了书
籍的主人豁达和宽容的气度。
在十七世纪，法律书籍往往构成数量最大的一类书籍，不仅罗伯特·卡
特之类显要人物的大藏书室里有（他的藏书达三百册，其中一西册是法律方
面的书），一些小的藏书室里也有。阿科马克县的大种植园主索塞·利特尔
顿上校在 1680 年去世时，共留下十七本书，其中法律书籍有四本；安妮公
主县的克里斯托弗·科克上尉在 1716 年留下二十四种书，有九种是法律方
面的。在十八世纪期间，法律书籍的比例似乎增加了，不仅在律师之中如此，
在医生、牧师，尤其是大种植园主中间也是这样。在这个新开辟的地方，所
有的财富都出自土地，而上地的法定归属常常引起争议，律师就显得十分短
缺。作为乡镇的法官、议员和教区委员会成员，弗吉尼亚的领导人物面临着
司法、立法和执法者所要处理的所有法律问题。不了解一些起着殖民地群体
粘合剂作用的英国法律传统，他们就无法履行最简单的公共职责。这个传统，
为弗吉尼亚提供了政体机构和制度，也为一个新生的国家勾勒了轮廓。
尤其是在一些较小的藏书室里，或者在藏书不足二十余册、本不应该称
为“藏书室”的地方，人们常可看到医学书籍；这些书是种植园主或他的妻
子为种植园患病者进行治疗的帮手。他们所拥有的农业、建筑、养马、狩猎
和捕鱼等方面的各种手册，不是为了满足业余僻好者，而是生活的必备工具。
甚至马术和园艺一类的书也有其作用，它们使弗吉尼亚人能更加维妙维肖地
再现英国乡村生活的风貌。
对弗吉尼亚人来说，关于怎样做一个庄重纯正的基督教徒的教诲，几乎
同如何治疗天花的要则一样地实际。甚至“古典著作”看来也主要是被当作
了解人、了解历史、了解自然和实际事务的参考手册，而不大被当作有教养
的绅士的装饰品。普鲁塔克、亚里士多德、普拉尼等人的著作，主要是获取
科学知识和政治智慧的源泉。进入十八世纪后，经典作品的数量有所增加，
但从未达到过可观的数目。弗吉尼亚人几乎全都依赖翻译本。约翰·克莱顿
牧师在 1648 年从詹姆斯敦写回英国的信中说，“他们几乎没有什么学者，
每个人自己学习，以期既当医生，又当律师。他们天资聪颖，这一点，定会
使你深感兴趣：恰恰因为缺乏书籍，他们反倒更能考察实际生活。”
英国来访者们感到很难相信，一个兴旺的统治阶级，竟会是直接从经验
中而不是从书本中学习的。也许，这里是一种崭新的文化，在这样的气氛中，
甚至本来不必这样做的上流人物，也会宁可体察人的实际生活而不是研读书
本。当他们读书时，他们愿意有的放矢地读。休·琼斯牧师在 1724 年指出，
“由于他们思绪敏捷，因而知事识理，谈吐流畅，虽然他们的学识多半失之
肤浅，他们更愿意在实际事务和谈话中了解人，而不是一头栽入书本。一般
说来，他们只想以最简捷和最有效的方法学习非学不可的东西。”他们必须
在户外办事，缺少闲暇，整日忙于经营种植园，而且宅第僻远孤单，这就使
得与人交谈比静心阅读更为可取。据传乔治·华盛顿曾派他的一名奴隶守候
在就近的十字路口，邀请偶尔过往的行人上门作客，一边进餐，一边谈论外
界的新闻。不止一个旅行者曾发此疑问：众所周知的“南方殷勤好客”，到
底是表示主人的慷慨，还是反映了他们的孤单？
弗吉尼亚主要的种植园主们，像新英格兰的牧师一样，控制了各自殖民
地的书本文化。不过，这儿的教士和俗人的地位正好相反，因为许多弗吉尼
亚的国教教士（有些实际上是重要的种植园主的牧师）所依靠的书籍，就是
从他们为之尽职的种植园主贵族的私人藏书室中得到的。基督教区的教区长
如果不从罗伯特·卡特在科罗多门的藏书室中去找书籍的话，还能指望从哪
里得到书呢？种植园主多方面的“宗教”活动就这样使他成为他那个教区中
的牧师们所需书籍的提供者（顺便提一下，也是审查者）。由于缺少巡回图
书馆，他又成了较为贫苦的邻居和教区居民的书籍提供者。1696 年后英国
国教会派赴马里兰的代理主教托马斯·布雷牧师认为，缺少书籍是对南部殖
民地牧师行使职能和保持独立的一种威胁。部分地为了纠正这种情况，乃成
立了基督教教义普及协会。布雷在马里兰、新英格兰、纽约、新泽西、宾夕
法尼亚和南北卡罗来纳建立了一些图书馆——但是，在弗吉尼亚却没有建
立。
这些情况增加了种植园主们的个人情趣对整个社区居民情趣的影响。这
些人虽然远离尘嚣，地处偏僻，但看来并未使他们的文学欣赏口味变得独特
和多样；相反，情况出人意外地统一、和谐。种植园主所居住的地方越是遥
远，他们就越是热衷于坚持古老的英国方式。
对于弗吉尼亚人来说，书籍主要不过是工具和种植园指挥部的一种备用
物，从种植园主偶尔寄给其伦敦代理人的订书单来看，情况大体如此。1768
年 8 月 27 日，威廉·纳尔逊向约翰·诺顿父子公司发出如下内容的信件：
随信附上六大桶烟叶送货单。现回复你 5 月 23 日来信。承蒙费心为我采办鲱鱼若干，不
胜感激。然而，或因加工腌制不如从前，或因更可能者，我之口味有变，对此己不甚喜欢，故
请勿再行送来。但庭院所用之种子、奶酪、新出市之蓖麻籽，及我所订购之书籍，仍请办理。
尚祈增办下列物品：布莱克斯顿所著《英国法律评论》，普通帽子一顶（尺码 6 号），同上饰
边帽一顶，八岁男童所穿结实布鞋及浅口无带皮鞋八双，另为十三岁及十五岁男孩合同样数量
之鞋帽。
弗吉尼亚人的讲求实际和新英格兰人的讲求实际各有不同的特征。即使
在地理位置上存在着可能性，弗吉尼亚人也不愿在文化方面接受新英格兰首
府的领导。同时，这些种植园主们的情趣既非特别强烈，又不十分具有刺激
性，因而不足以支配其他殖民地的文化倾向。许许多多的不同格局，已在产
生着美洲知识和文化生活的非文学倾向和分散性。如果说弗吉尼亚人的思想
不如新英格兰的清教徒那样乖戾和反常，但却是同样地顽固、墨守陈规和缺
乏诗意的。在弗吉尼亚人 中，没有文人阶层、格拉布街①和斯文风雅沙龙
的位置。他们不是修养有素的社会精英，而是一群试图移植和振兴母国体制
的实干家。
47．市场方式：费城
殖民地时期的费城，书本文化兼容并蓄，开阔自由，这在新英格兰人和
弗吉尼亚人看来，颇带一点异国风味。它那特殊的贵格会教徒的风气，也使
① 格拉布街（GrubStreet），十七世纪英国伦敦穷文人和雇佣文人聚居的 一条街道。——译者
之别具一格，在殖民地时期的大部分时间里，难以担当美洲文化首府的角色。
描述这个“公谊会派”的大都会里所进行的输入、买卖、阅读和写作书籍的
种种活动，不是将我们领入恩主们的大客厅和浪漫派艺术家的小阁楼，也不
是领入文人学士谈天说地的聚会场所。它在我们面前展现的，是医生、商人、
店主和工匠这样一些普通人的各种分散的日常活动。
以塞缨尔·约翰逊为首的伦敦文坛和以本杰明·富兰克林为代表的费城
学界，两者泾渭分明。它们的不同，十分鲜明地表明了书籍在古老文化和新
兴文化中所占据的不同地位。约翰逊博士致函切斯特菲尔德伯爵，对这位恩
主的傲慢表示了极大的蔑视；这样的事，在费城是根本不可能出现的。没有
人能想象，富兰克林会去寻求思主的庇护，在高贵的怕爵老爷的候客室里备
受冷遇，还要浪费时间去写信怒斥有意招募谄媚者的权贵所表现的轻慢无
礼。我们不妨再比较一下以约翰逊为首的伦敦文学界和本杰明·富兰克林的
“讲韬”小团体：在前者，频繁交往的有詹姆斯·博斯韦尔、乔舒亚·雷诺
兹爵士、埃德蒙·伯克、奥利弗·戈德史密斯、戴维·加里克和爱德华·吉
本——这些人都是传统意义上名符其实的文学家；而“讲韬”这个小团体的
年轻而默默无闻的成员，则包括一个釉工、一个勘测员。一个细木工、一个
修鞋匠和几个印刷工。
奇怪的是，尽管费城贵格会派的教义——内省、对教条的不信任和强调
个人主义——使贵格会教徒毫不妥协，难以担当起管辖一个庞大的居民群体
的责任，同样的这些教义却使他们在对待知识的态度上十分讲求实际。基于
玄想的行事方式是难以预料的：贵格会教徒甚至拒绝与明火执仗的印第安人
打仗；可是基于同样的理由，他们却希望向迂腐的学究风气开战。威廉·佩
恩这样地告诫他的孩子们：
书有几本也就够了，但书要精选，还要熟读，不管是有关宗教的还是民俗的……读书太多只会
影响头脑的沉思和反省。在与人的交往和人的行为中来认识自己、了解自然，这是人的真正智
慧所在。人的精神能领略人的一切。更多的真知的见不是来自阅读，而是来自冷静的沉思和正
直的反省，因为过多的阅读，是对精神的压抑，会熄灭自然之光，世界上有如此多的饱学而糊
涂的学者，原因也就在于此。
按照英国那种宗教上极端拘谨和刻板的方式，新英格兰的清教让们要求人人
专心读书，而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却以同样的热忱，敦促同胞们注重经
验。新英格兰的苛刻教条很可能将人们的阅读趣味限制在建造人间天国的实
用目标，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则不那么注重圣书，而是较多地自省内心，
并注视其社会中居民的罪孽。如果说，他们的宗教教义并不鼓动他们学习，
但它至少也不阻止他们获取任何方面的学识。
贵格会教徒和请教徒不同，从不善于妥协。随着十八世纪岁月的推移，
他们才逐步表现出言行可以脱节这个稍逊一筹的美德，而表现最为突出的地
方，就是他们对待书籍的态度。威廉·佩恩告诫子女不要过多读书，但他却
有着相当可观的藏书；其他一些有影响的贵格会教徒也拥有“供消遣和实用”
的各种书籍。十八世纪早期殖民地的三大藏书室之一，就是属于贵格会教徒
詹姆斯·洛根的（另外两个分属科顿·马瑟和威廉·伯德）。洛根是威廉·佩
恩的秘书，后来成为保守派的领导人。在逝世前，他几乎担任过殖民地的任
何一个重要职位。洛根预料，当汉堡的书商接到他订购希腊文和拉丁文著作
的订单时，一定会惊讶地“发现，一个美洲熊皮商竟有如此兴致去为这样的
书籍绞尽脑汁”。然而，洛根钟爱书籍，希望它们能陪伴他清闲地安度晚年。
费城的文化知识生活为思想活跃、思绪开阔的人们提供了自由驰骋的天
地。费城的居民不像新英格兰的居民那样受到正统观念的禁锢，不像弗吉尼
亚人那样拘泥于狭隘的实际和政治考虑，也不像伦敦人那样受到文人贵族阶
级欣赏情趣的支配。这些特点，使费城不能成为整个美洲的文化首府，却使
一种初具端倪的多种成分混杂的殖民地文化更加丰富多采。
十八世纪中期，费城并存着多种多样的宗教信条和礼拜方式。安德鲁·伯
纳比牧师在 1759 年到 1760 年期间对城市的一些建筑开列了一个非正式的单
子，其中包括：一个属于共济会的聚会厅；十余个宗教礼拜堂，具体地说，
两个大教堂，三个贵格会派聚会所，两个长老派聚会所，一个路德派教堂，
一个荷兰加尔文派教堂，一个瑞典教堂，一个罗马小教堂，一个浸礼派聚会
所和一个摩拉维亚派聚会所；还有一所学会（又称学院），原先是为怀特菲
尔德建造的临时聚会所。这种宽容大度的宗教气氛，对于书籍交流和其他许
多问题上的观点沟通。起着推动作用。
费城成了书籍交易的中心。它的重要性，随着十八世纪一个个年代的过
去而日益增长。在 1742 年，市内只有五家书店，到 1760 年，开业的书商达
到了五十家；1776 年，全城有七十七家书店。十七世纪末期，波士顿的书
籍生意在整个英语世界仅次于伦敦，而到了十八世纪下半叶，这种领导地位
已被费城夺走。
虽然费城的书籍交易并没有支配殖民地时期的美洲，但它不断发展，十
分兴旺。它所输入的书籍，内容越来越广泛，有些书店甚至发现，特色经营
更有利可图，詹姆斯·查廷主要出售贵格会派教义小册子，斯巴霍克一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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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售德国书籍。到了十八世纪七十年代，全城书商的五分之一备有德语的书
籍。自由和竞争的气氛也招来了法国书籍；在十八世纪下半叶，费城书店里
的法国书籍恐怕比十三个殖民地的任何其他地方都要多。
书商之间的竞争推动了书籍和思想的传播。书商是最早在报纸上广泛刊
登广告和采用现代推销方法招徕顾客的美洲商业行业之一。在十八世纪下半
叶，报纸普遍充斥着书商的广告（有时甚至整版刊登）。这些报纸传至周围
的乡镇，再加上为推动乡村销售而偶尔散发的印刷品和书目单，构成了书商
们为推动他们的殖民地同胞阅读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