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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乡镇，再加上为推动乡村销售而偶尔散发的印刷品和书目单，构成了书商
们为推动他们的殖民地同胞阅读书本而发动的宣传攻势。
在早期的美洲商人中，最有进取精神的是罗伯特·贝尔。贝尔是苏格兰
人，他的宗教信仰暖昧，道德品行欠佳——他有一个私生子，并公开地与一
位情妇保持关系；可是，这些不良行迹，看来反倒使他成为一个手法高明的
推销员。作为“全国性”广告宣传的先驱，贝尔见缝插针，他在几乎所有的
殖民地报纸上塞进广告，宣告布莱克斯顿的《英国法律评论》和其他这类书
籍在美洲首次印制发行。他的足迹遍及大陆各地，广泛收买各种藏书精品带
回费城；这些书籍而后又在费城出售，或被扩散到殖民地的其他地方。他的
最为闻名的书籍收购，是买下了弗吉尼亚威廉·伯德的大量藏书；他用了“大
约四十辆运货车”才将这批书运到费城。在拍卖小木槌的节拍的伴合下，贝
尔妙语连珠，谐趣横溢，围观者为之捧腹。在贝尔首创之下，书籍拍卖发展
成了一种时兴的美洲惯例。在欧洲大陆，早就有了书籍拍卖，但直到十七世
纪末才传入英国，而波士顿尽管有繁荣的书籍交易，书籍拍卖也要到 1713
年才出现。正是在蓬勃兴旺和自由放任的费城——读者需求不同，口味迥异
——书籍的大众商业推销活动获得了极大的成功。1744 年，本杰明·富兰
克林登出广告拍卖自己的一些很有价值的书籍，并标示了每册书籍的最低售
价。拍卖活动每天进行，开市和收市都有固定时间，前后共延续三个星期。
书籍拍卖绝不限于旧书，出版商们也使用这个方法将未售出的库存书籍直接
抛售给读者大众。贝尔在 1770 年做拍卖广告时，列出了新书的零售价格，
并宣布这些书都以半价出售。殖民地的一个印刷商解释说，用这样的方法销
售，他可以将“滞积的死货变成流通的活钱，用这笔钱又可进而尝试印制某
些著名作家的作品，这些作品将把知识扩散到整个美洲。”
贝尔的巧妙措辞和滑稽动作，无人能与之匹敌，堪称费城的一项引人注
目的表演节目。一家报纸报道说：“许多人上他的拍卖市场，是为轻松快活
而去的。他们心情高兴，也就乐意购书。观看他做买卖实在有趣极了……他
几乎对随便哪一位作家都能讲出一两件轶事掌故。这些趣闻往往引起观者哄
堂大笑。有时，他在身旁放上一听啤酒，做着古怪逗人的祝酒姿势。他的丑
角式的表演套路多端、变化无穷。”在十八世纪中叶，在这个一度由贵格会
教徒控制的都会，书籍变得仅是一种商品，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买卖。很难
想象，一位波士顿的牧师或一个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会参与这样的滑稽剧，
对他们说来，书籍有着更为狭窄而又更为重大的目的。贝尔将兜揽生意的俏
皮话抛向乡镇的“工匠”和过路的顾客，足见他对日益兴盛的费城市场的判
断是何等的精明：这个市场毫无傲慢和自大的风气。
引进书籍的读者还因所谓的“社会图书馆”这样一种机构的出现而有所
扩展。在美洲，“社会图书馆”首先是在费城创办成功，这也是美洲将学问
和自我修养相结合的一个早期例子。尽管这并不是美洲的发明——这样的图
书馆在十八世纪二十年代的英国并不少见——但它在这个美洲城市的生活中
占有特殊的地位。
“社会图书馆”其实就是一个读书协会，它的会员付一笔入会费，加上
每年再付一定数额的会费，就取得了使用该会书籍的权利。美洲殖民地最早
的这类协会，由本杰明·富兰克林于 1727 年组织的“讲韬”学会发展而成。
这个由年轻的手艺人和商人们组成的协会，以“共同进步”为建会宗旨；它
是以科顿·马瑟热切推行的发展邻里互济协会的计划为样板的（马瑟本人就
是二十个这类协会的成员）。它所公开宣称的目的和后来的“扶轮社”之类
美国“服务性”协会极为相似。
富兰克林的“讲韬”学会并非高雅地谈论纯文学作品的优美和妙趣的场
所，它有自己的各种问题要“辩论”。“为了公众的安全和宁静而处死一个
没有犯罪的人，譬如处死染上瘟疫的人以防传染蔓延，或者像在这里处决那
些威尔士人的情况，这样做是否有道理？”“如果帝王试图剥夺臣民的权利
（或者，换句话说，剥夺他认为他应有的权利），那么他是否有理由违抗—
—如果他有能力的话？”“在炎热的夏季，盛着冷水的大酒杯外会出现露珠，
它究竟是从哪里来的，”
当“讲韬”的会员发现自己因缺乏书籍而难以在辩论中言明道理时，他
们不是去向有钱的赞助人请求赠书，而是将各人极有限的书籍合在一起。起
初，他们只是将从会员中征集来的书籍集中放置在聚会处房间一角的书架
上，但这是不够的。1731 年，富兰克林提出建立费城合作图书馆的计划，
“在我的‘讲韬’学会朋友们的帮助下，五十个赞助者每人先付四十先令，
然后以五十年为期每年再付十先令，这也是我们的图书馆准备延续的年限。
后来，我们订出一个章程，参加者也增加到一百人。”在漫长历程中——比
富兰克林乐观地预见的五十年要长得多——费城合作图书馆鼓励人们进行
“有目的读书”，而这“有目的的读书”是南北各殖民地的居民共有的特点。
像后来的“书籍协会”的会员一样，在选择书籍方面，富兰克林和他的
伙伴们不是靠自己作出判断。“委员会一致推崇洛根先生，认为他是才学渊
博的缙绅，选择书籍的最高权威，因而指派戈弗雷拜访洛根，请他惠允代拟
一份合适的书籍目录。”洛根所选的书价值共达四十五英镑，于 1731 年 3
月 31 日向伦敦订购。这套书籍共四十来种，其中没有神学著作，但包括词
典、语法书、一本地图册、几部多卷本的历史、游记和传记性著作，还有一
些论述政治和道德的书籍。三分之一左右的书与实用性科目有关：解剖学、
生物学、化学、几何学、数学、天文学和农业耕作，还有丹尼尔·笛福的《地
道的英国商人》。只有几本古典名作（最著名的当然是《伊利亚特》、《奥
德赛》和德赖登翻译的维吉尔的作品）和少到极点的纯文学作品（《旁观者》、
《卫报》、《闲话报》和艾迪生的若干作品），多少表示了一点对伦敦文学
界欣赏趣味的敬重。虽然图书馆的规模有所扩展，但它的基本性质和吸引力
在以后半个世纪里并无很大变化。雅各布·杜谢在 1772 年报告说：“图书
馆管理员非常肯定地告诉我，在经常到此来看书的读者中，名声卓著和家境
富裕的人与一般的商贩和手艺人相较，不过一比二十而已。”两年之后，在
它的八千种书籍中，属于“小说、散文和幽默小品”的书仅仅八十种。
这个合作图书馆和许多类似的图书馆，在费城和新英格兰的城镇里，办
得很有生气，在后来的半个世纪中，达五十所之多。在费城范围内，仑作图
书馆常常兼井其他的图书馆。到革命爆发时，它已成了费城文化生活的一个
重要机构。詹姆斯·洛根于 1751 年去世时遗赠给费城公众的大量藏书也并
入该图书馆。富兰克林后来吹嘘说，他的合作图书馆是“现在雨后春笋般地
出现的所有北美合作图书馆之母”；事实上，它只是美洲殖民地文化普及的
一种表现而已。然而，他的下述言词倒并不夸张：“这些图书馆的存在，改
善了美利坚人总的社会交往，使普通手艺人和农民变得像其他国家的大多数
上流人物一样富有才智；也许，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整个殖民地上下为
保卫自己的特权所通常采取的立场。”
＊ ＊＊
各殖民地对于书籍的不同态度，在事实上比我们在这些章节中描述的情
况更为多样化。在纽约，人们在十八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对书籍很少表现
出令人印象深刻的兴趣；在革命之前，它所拥有的书店既比不上波士顿，也
比不上费城，虽然书籍交易情况和英国的纽卡斯尔，利物浦或巴思这样的地
方城市大体相仿。实际的商业利益主宰着书市。荷兰文化的使人头脑混乱的
残余，以及几种语言文字的竞争，阻碍了书籍交易的发展。南卡罗来纳的查
尔斯顿，这座在十八世纪中期巴尔的摩兴起之前费城以南唯一的大城镇，表
现了一种在这片大陆上独一无二的贵族气派。靠水稻、靛青和奴隶而新发财
的上层阶级，在排外的私人俱乐部中寻欢作乐，比任何其他地方的美利坚人
更成功地效仿伦敦的贵族生活。这里频繁地举行音乐会、舞会、狩猎、赛马。
斗鸡和纸牌游戏等活动，这里还以容貌俏丽和衣饰华贵的妇人而闻名。但是，
这些挥金如土的贵族们在书籍方面却花钱不多。查尔斯顿第一家较大的书店
是 1754 年才开张的，而店主罗伯特·威尔斯所出售的书籍，“主要是供人
消遣的”。这个忙忙碌碌、寻欢作乐、不重书籍的居民群体确实很有它自己
的风味，但这种风味肯定不会使它具有成为各殖民地的文化首府的资格。
48．没有诗人的诗篇
沿海的各个城市，由于各自的原因对母国的书本文化进行筛选，使之适
应普遍识字、但文学素养未必很高的人民。在书本世界里，相距甚远的不同
地方的趣味，竟会全都汇集到注重实际和实用的方向上去，这真是不可思者
的事。由于殖民地居民阅读的书籍几乎全部依靠伦敦供给，他们自然不可避
免地会借鉴英国人对许多问题的看法，但是，他们并没有把那里的文人阶层
的惯例照搬过来。
美洲城镇生活中的千变万化和平等竞争，使这些殖民地失去了文人阶层
赖以生存的自然栖息地。那样的一个阶层，除非居干事物的中心地位，通常
是无法兴盛的，而美洲恰恰没有中心。
处在对英国文化活动发号施令的文化巅峰地位的，当然是伦敦。在整个
殖民地时代，美洲的书籍主要是进口的英国产品，这个简单的事实有着巨大
的意义：就是因为这个缘故，美洲没有自己的文人阶层这种状况，对于锐意
进取的美利坚 人变得可以容忍，甚至是可取的了。事实上，殖民地时期的
美洲拥有一个由海外供应的现成的纯文学作品的巨大宝库，并且是用同自己
同样的语言写成的。这样，殖民地状况就使美利坚人能享用一个伟大文学的
最佳成果（在一定意义上，他们也可称这一伟大文学为他们自己的东西），
而无须具有产生这个伟大文学的一整套习俗和惯例。简言之，殖民地人民可
以欣赏最好的诗篇而无须容忍一班诗人；他们可以细细品味艾迪生和斯梯尔
的巧妙讽喻而发出朗朗笑声，却无须供养一批小品文作家；他们可以饶有兴
味地浏览格拉布街的骄文华章，却无须建立这样一个街区。殖民地人民可以
采撷多少世纪以来的贵族和闲暇文化的丰厚成果，却无须亲手垒起这种文化
由以产生的社会差别以及智力和经济不平等的巨大基础。
某些细心的殖民地居民注意到这样一种情势所带来的机会和不利。本杰
明·富兰克林在 1744 年 2 月 12 日写给他的朋友、伦敦书商威廉·斯特拉恩
的信中说：“你们的作者们很少了解他们在大洋这边享有的声誉；与他们相
比，我们好似后辈子弟。”后辈子弟可以舒舒服服地安享过去的社会遗留下
来的最甘美的果实，而无须忍受它那特定的社会制度：他可以阅读希腊哲学
家的经典，却不必经历古希腊社会据以存在的奴隶制；他能重温班维尼杜·赛
里尼的丰功伟业，却不必冒着风险去穿越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那艰难危险
的道路。后辈子弟可以骑、墙折衷；远离真情实境和超脱于风云之外使其趣
味更加宽宏豁达。“我不希望你在为我选择书籍时过于讲究情思和文采，”
富兰克林在信中叮嘱斯特拉恩，“我各种书籍都要，只要成一家之言，有真
情实感，好的坏的均要，来者不拒：因为我这里有趣味各不相同的朋友，需
要有这些书来满足。”他在解释订购六套新版的亚历山大·蒲柏的作品时说，
美利坚人对所有最好的英国作家都有广泛的兴趣。“我们极其公正地阅读他
们的作品，相距万里之遥使我们不会受你们中间盘根错节的朋党之争和门户
之见的影响。我们不知道他们个人的过失，而他们在性格上的琅疵也绝不会
为我们所知，因此文章的光采和思绪的和谐更能以其全部魅力拨响我们的心
弦。他们从未得罪于我们或我们的朋友，我们和他们也绝无利害争执。因此
我们可以毫无约束地对他们表示赞誉和敬仰。汤姆逊的作品，不管内容如何，
请寄我十余册。我已多年未读诗作，几乎已经忘记诗为何物，直至读到他的
《四季》，诗兴才重新勃发。”
但是，美洲的写作者们不是文人学士，而是牧师、医生，印刷工、律师
和农民。他们是一批大忙人；他们越是忙碌，留给我们的记录也就越少。我
们所掌握的有关十八世纪前期美洲生活的文字记载，倒比这个世纪后期的动
荡年代更多些。也许，就现代历史的任何一个伟大事件而言，它的参加者给
后世留下的历史记载，都不会比美国革命更为贫乏。
在美洲，这种没有一个特别风雅的文人阶层的状态，一直延续到十九世
纪。但是，直到华盛顿·欧文和詹姆斯·费尼莫尔·库珀等作家实际上已开
始为形成这样一个阶层奠基时，人们才对这种情况有所注意。杰斐逊在 1813
年写道：“我们这个国家没有一个引人注目的文人阶层，每一个人都从事某
种辛勤的实际职业，科学只是第二位的活动，始终从属于生活的主要事务。
因此，在有能力写作的人中，极少有人会有闲暇去握笔写作。”约翰·皮克
林也认为，在这个地方，几乎不存在什么“职业作家”。约瑟夫·斯托里法
官解释说（1819 年）：“在美国，要求各种各样的聪明才智积极地投入到
各种职业和其他事务中去的召唤是如此强烈，以致才干出众的人中不大会有
人有闲情逸致去专攻文学或美术……这个明显的道理很能说明我们的职业作
家为什么如此之少，而且这些人很难跻身于才干出众者的行列。”那鲁大学
校长蒂莫西·德怀特清楚地阐述了一个国家借用外来文学所引起的后果：
几乎所有各种题村的所有各类书籍都己写成，放到我们的手中。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是
独一无二的。我们和英国人民说着同样的语言，两国的关系又通常相安无事，因此，我们在和
它的商业往来中，不断地为我们带来了在那里充斥泛滥的书籍中为数不小的一部分。在每一门
艺术、科学和文学中，我们得到了在很大程度上满足我们需要的东西。因而，书籍写作，对我
们说来，就不如对世界上的任何其他国家那样必要；我们的书籍相对地写得少，这就是一个起
很大作用的原因。
有一些眷恋往事、喜欢模仿的人们切望在美洲土地上再现英国文学的丰
姿。直到 1769 年，还有一个署名“蒂莫西。苏伯赛兹”的人在《宾夕法尼
亚纪事报》上提出警告说，宾夕法尼亚人尽管忙于鼓励生产，却不应再继续
忽视九位缪斯，“看来这几位可爱的人物没有一位与我们的先祖一起从欧洲
移居到这块大陆来。”这位批评者希望，“我们将不再象迄今为止那样，完
全地仰仗母国来得到所有的散发着诗情画意的文章，而是最终能够自力更生
地得到足够的诗篇和乐章——我们自己劳动和耕耘得未的果实。”然而，即
使是在费城，这座美洲大陆上所能找到的最具都市气氛的城市，创造优雅的
文学作品的努力也是拘谨、扭泥和毫无成果的。譬如，费城学院的教务长威
廉·史密斯牧师曾经打算将志同道合的诗人们集合在“文人协会”的大旗之
下。但他所能找到的，只有一些劣等“诗人”。美国在殖民地时期。乃至在
后来的时代里听产生的最好的作品，不是韵律优雅的诗作，也不是文采飞扬
的小品文。相反，最好的作品是来自千百个源头的涓涓细流：法典汇编、政
治论争小册子、方案和计划、宣传小册子、布道词、议会讲坛上的演说、报
纸专栏文章和科学协会断断续续的记事录。这样的文字，是绝对满足不了旧
世界的文人学士的。
美洲的文字出版物恰恰因为没有一个强有力的文化贵族阶层而兴旺发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