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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内省导致他对身外的现实——印第安人的性格、西部边境遭受的威胁，
以及其他人的利益——一概视而不见。服从上帝的意志使他漠不关心日常生
活的潮流。
威廉·佩恩早在 1701 年就强烈主张：“让我们尽自己的责任，而把其
他事情留给上帝。”战争不应由人、而应由上帝进行；政府只应由上帝废立。
富兰克林一类人由于“不能相信上帝将保护那些不注意运用其合理防卫手段
的人”，会不断地面临道义问题。但贵格会教徒认为，所有这样的问题都能
预先被解决。约翰·伍尔曼等贵格会圣徒努力追求“完全顺从……一种信仰：
我主乐意指派给我的一切都将促成美善”，他们劝人在社会自谋生计的同时
刷新自己的灵魂。然而，无论是洁身自好，或是顺从上帝的独断，都不能抵
挡好战的敌人，也不能在荒野中建立一个社会。
世界主义。宾夕法尼亚实验的特点之一，在于美洲贵格会教徒处于来自
远方的不断的说服、监督和审查之下。伦敦年会很有权威的支配者们虽然远
离美洲的危险、机会和挑战，但他们的影响阻碍了贵格会派的教义正常地适
应美洲的生活。
公谊会成了一种追求和平与基督教原始完美的国际密谋集团。美国革命
后若干年，托马斯·杰斐逊把他们称作“一个……在英国母会指挥下同心协
力的教派。他们象犹太人那样分散，但仍象犹太人那样构成一个民族，同他
们居住的国土格格不入。他们是新教的那稣会士，无保留地献身于上级的意
愿，在其执行本教派的政策时把对国家的义务忘得一干二净。”来自伦敦年
会的使者力图按照国际贵格会派的利益来塑造宾夕法尼亚的政策。只是问或
在偶然情况下，例如在他们敦促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放宽对死刑的运用、
以避免宣誓时，这种利益才碰巧导致了妥协。更经常的是，他们促使美洲的
教友们墨守正统。在 1756 年紧张的日于里，来自伦敦的约翰·福瑟吉尔博
士以及约翰·亨特和克里斯托弗·威尔逊这两位使者，同美洲的极端分子一
唱一和。他们竭力主张贵格会教徒退出政府，这样就可以使他们的和平主义
原则不被玷污。在这方面，英国贵格会派组织的利益支配一切。来自英国的
压力并非只是间或才有的。巡回传教士接连不断地到来，他们把世界贵格会
派的“新鲜”潮流甚至带到了小村庄和边远地区。从宾夕法尼亚建立到美国
革命爆发这不足一个世纪的时期里，外来的男女传教士达一百多人，其中大
多数来自英国。殖民地贵格会派的主要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B·托尔斯叙
述了一个公谊会的“大西洋社团”如何在这个时期形成。1670 年后，英国
贵格会教徒的目光转向西方。巡回传教士们建立和保持了这个横跨大西洋的
社团，并象乔治·基思所说的那样，“使贵格会教徒如此刚毅”。虽然他们
经常向已经皈依的教徒布道，但这并不意味着传播软弱疲沓的陈词滥调。他
们鼓吹的是烈性药。他们继承了早期贵格会殉道者的精神，他们的欢颜和勇
气十分引人注目。约翰·福瑟吉尔博士的兄弟塞缪尔·福瑟吉尔是其中的一
个。1755 年他在给妻子的信中写道：
我至今在美洲大陆上已旅行了 2，550 英里，其中 1，750 英里是骑着一匹马走过的。这是一头
极好的牲口，幸好费城附近一位朋友把它给了我，只费了我五英镑。它步履轻松稳健，虽然有
时和它的主人一样吃得很差，有时甚至没东西吃，但我俩仍心满意足地缓步前行。
然而，不管是否心满意足，这些传教士给自己规定了一个艰苦的任务：充当
荒野中的那利米，使美洲的贵格会教徒想到自己作为上帝特选子民的使命。
他们的布道主题是勿受富裕诱惑，保持公谊会本色。某些人留了下来，
如 1698 年来自英国的托马斯·乔克利。他四十多年里一直是费城月会的成
员，从未丧失作为传教士、狂热信徒和先知的那种精禅。他在 1724 年的记
事录中写道：
在费城月会中，我一心想让人们知道：上帝把精神上的和尘世上的福祉恩赐给该城和该殖民地
的子民，并使这块土地肥沃富饶，众多居民可由此丰衣足食，因而他现在期待他们报以虔敬和
美德。假如他们不更紧密地追随·我主耶稣基督，他那赐予他们天恩地福的圣手就会执鞭惩罚
他们，而且他已经轻轻打了他们几鞭。
这样的怨诉自然是清教的新英格兰所熟悉的，它们在宾夕法尼亚要不是
同威胁性的坚持关于某些来世的教条结合在一起，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在这
些教条中，主要的当然是和平主义原则。早在“乔治王之战”即将开始的 1739
年，乔克利就周游这个殖民地，竭力要求教友们不要插手。从英国来访的牧
师们，如 1756 年首次到此的威廉·雷基特，到处指责宾夕法尼亚人为殖民
地的防务担心，“某些人一直在介入和干涉此事”。因此，纯粹真理是从海
外输入，使人们免遭谨慎之祸。
要求普遍性有助于加强贵格会派，同时却削弱了它在美洲社会中的影
响。对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来说，同英国的紧密联系就是同正统观念的联系，
是在新大陆的风浪中维持安全的一个巨锚。1700 年，费城的一名贵格会教
徒艾萨克·诺里斯夸耀自己和批评新英格兰基督教的地方主义说道：“你们
新英格兰的所谓牧师似乎对宗教满怀热情，但只具有一种实际运用的特殊能
耐。他们的眼界超不过自己的狭小范围，因而不考虑上帝博爱万物的普遍
性。”但是，没有这种“实际运用”的本领，任何教会都无法把它的训海融
合到社会心理中去。
孤独自守。费城的贵格会教徒遵从伦敦年会的旨意，却不同自己的邻人
交往，而要统治这片辽阔的宾夕法尼亚殖民地，他们就必须了解这些邻人。
毫无疑问，贵格会教徒视顽固为原则纯正，视刻板为信仰坚定。但某些较有
眼光的同代人从这些美德中看到了隐患。1705 年，威廉·佩恩本人在英国
气恼地写道：
在美洲掌权的人们很容易染上虚荣过度的习气。他们曾是这里的无名之辈，到那里
爬上了各种微不足道的名位，于是自以为至高无上，好像不存在他们应当向其交代的未
来的最高审判似的。因此，我有时想如果有一项法律，规定各殖民地的掌权者轮流返回
英国，使他们在一大堆显要得多的海关官员、交易所经纪人和国会议员中间重新成为无
名之辈，他们就会在回美洲后大大矫正自己的行为，变得比较谦虚温顺，比较适于执政。
同时，我祈求上帝不要让他们毁了自己。
在那些考验他们的原则的重大危机中，刻板的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
对其邻人不屑一顾，把他们看作已丧失上帝特选子民的资质，成了“失
去咸味的盐”。本杰明·富兰克林反对某些政策，是因其对贵格会教徒
另作对待，而访美传教士约翰·福瑟吉尔之流却正因此而赞成这些政策。
富兰克林希望可恶的民兵税的通过将把珍珠和鱼目、虔诚信徒和伪善者
区分开，从而“去伪存真”。对福瑟吉尔之流来锐，退出政府似乎不是
逃避责任，而是体现了祈求“生活于和平和安宁之中，像其他各地教友
一般关注自身”的愿望。
宾夕法尼亚贵格会教徒的孤独自守有几种形式。它首先是地理上的。由
于一些原因，他们没有被卷入西进移民的浪潮，而这个浪潮把一批又一批爱
尔兰人、苏格兰爱尔兰人和德意志人卷过阿勒格尼山脉，直至宾夕法尼亚西
部的边远村落。他们从一开始，大都或者在费城及其近郊、或者在费拉德尔
菲亚、切斯特和巴克斯这三个”贵格会派县”中的一个县定居和发家，从而
密集于东部沿海地区。直到 1770 年左右，才有贵格会教徒移居宾夕法尼亚
西部。因此，有一种指责说：正当其他人历尽艰险之际，他们却在富裕的都
市里养尊处优，这并非没有根据。更严重的是，这使他们不能分享他们殖民
地的同代人所共有的独特经验。要是宾夕法尼亚的教友们同爱尔兰人和德意
志人一起移居边远地区，他们本可以较好地理解西部居民对印第安人的态
度，而不那么顽固地坚持他们的和平主义正统观念。
甚至体现在佩恩第一个施政大纲中、并继续被奉为原则的关于宗教自由
的信念，也促使贵格会教徒处于少数地位，并最终陷于孤立。大多数贵格会
教徒停留在他们最初的东部拓居地，与此同时，路德会、长老会和卫理公会
各派教徒、甚至天主教徒纷至沓来，对他们形成包围之势。宾夕法尼亚殖民
地建立后不到半个世纪，贵格会教徒只能把自己称作——用佩恩的预言来说
——“我们自己本乡的持不同教见者”。
贵格会派的教规要求教友们孤独自守。与本教派以外的人通婚会遭到非
议，或被禁止。一个正在追求非贵格会派女子的年轻教友会得到正式警告：
不要被她的兢力迷了心窍。贵格会派教会表面上为了和平和教友情谊，要求
成员们把争端提交教会仲裁，而不要诉诸正规的法庭。他们甚至组织起“友
好协会”，以便越过政府和印第安人打交道。他们以这些方式使自己处于法
律之外，以教派的原则筑起自圃的围墙，并利用对“良心的纯洁”的关注，
使之固若金汤。
要是贵格会教徒试图劝说别人改信他们的教义，他们本有可能推倒这些
围墙，变得比较讲求实际。然而他们对自身纯洁的关切，超过了改良社会的
愿望。那些到马萨诸塞海湾旅行的贵格会教徒主要不是去赢得皈依者，而是
要去证明自己为真理捐躯。或许没有哪个同等规模的教派拥有这么多“传教
士”，而赢得的皈依者却这么少。贵格会派传教士不管是来自海外，还是来
自该殖民地内部，大都只是对本派教徒传教。精力充沛的传教士们访问了一
个又一个贵格会派教会，只是为了使公谊会兔于犯鸡毛蒜皮的过错，而并不
去向其蒙昧的邻人灌输真理。
约翰·丘奇曼讲的一件轶事表现了他们的自命正直和僵硬刻板。十八世
纪五十年代，他为传教而漫游四方，其间他和他有时一顾的理发铺的一位勤
学好思的理发匠相识。一次，这个理发匠自豪地拿出一本相当艰深的代数书
给他看，说一直在自学这本书。丘奇曼道貌岸然地答道：“我说，这对某些
人可能有用，但我不学代数照样能掘土耕地，就像他不学代数也会剃头一样。
此外我还认为，静修铭刻于我心中的上帝的律法，是更为有益、更令人愉快
的学习，这样我就能体面地走在他面前。”一个请教徒在这种情况下，会赞
扬这个理发匠的勤学精神，表示对他所学的东西感兴趣，最后可能还会说上
帝本人是最伟大的代数学家。清教的理智性和教条性使好钻研的清教徒能从
每件小事中看到通往上帝之路。但贵格会教徒却满脑子都是自我纯化的繁文
缛节。他以神秘主义者的顽固拒不承认敌人手握大棒，即使它打破了他自己
和别人的脑袋。同英国贵格会派的密切联盟以及美洲贵格会派的孤独自守，
使其教条免受一种最具腐蚀性的考验——日常生活经验的考验。
最后，贵格会教徒把没有教条这一点当作教条。他们的主要信条之一是
真正的基督徒不能有信条。这使贵格会教徒丧失了那种使请教徒能逐渐把加
尔文教改造得适应美洲生活的那种神学保障。贵格会教徒老是提心吊胆，认
为每个妥协都是失败，变革任何事物都可能丧失一切。他的教义充满了神秘
的狂热，如烟雾弥漫，因此他无法辨明什么是殿堂的基础和支柱，什么是用
作装饰的奇形怪状的雕像。
第三编善行恶报：佐治亚的移民
“一旦新鲜感消逝，劳而无偿，便无心行
善积德，目睹此状，好不令人伤心。”
埃格蒙特伯爵
传说佐治亚草木茂盛，热带资源富饶，激励了想去开发的人们，他们的
宏图既恣意铺张，又刻板不移。地灵物阜云云使人误以为可以他们自己的模
式来裁剪这块殖民地。这些早期的规划者，把对于佐治亚现实生活的迷惘感
同他们关于这种生活的蓝图的周密性结合起来了。如果说世界主义和洁身自
好坑了宾夕法尼亚，那末，家长制作风和行善积德之道刚害了佐治亚。下面
几章谈谈佐治亚怎样以及为什么逢善人而应恶报，并由此说明美洲生活的特
征。
12．非英雄史诗时代的利他主义
任何时代的善与恶，都有其特定的风味。沃尔特·雷利爵士和弗朗西斯·德
雷克爵士搞的那些好大喜功的规划，反映了英国伊丽莎白时代的豪情壮志。
威廉·布雷德福和约翰·温恩罗普的目标，言简意明，执着不渝，是克伦威
尔时代英国特有的宏伟目标与平凡手段的特殊结合。同样，1732 年佐治亚
殖民地创业者的利他主义则是当时英国的有限抱负的试金石。
在英国，十八世纪中期显然不是英雄史诗时代。这个时代人们关心的是
凭心智所及去谋生而不是去寻求陌生的天地。这个时代的美学理念是自制和
良知；凡伸手所不及者概莫为，人们心满意足的莫过于兹。他们完全安于生
活的小圈子，一如亚历山大·蒲柏之囿于吟诵英雄偶句诗。这个时代以大卫·休
谟为真理的仲裁，以塞谬尔·约翰逊博士为美的主宰，小说《帕梅拉》和《汤
姆·琼斯》则为史诗作品之魂。恐怕没有哪一个时代其机缘如此有限却又如
此充分地加以利用；大概也没有哪一个时代其想象力如此贫乏而又如此粗野
地利用这种想象力。
十八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英国国内政治腐败，讼狱累累。若论罗伯特·沃
波尔作为“英国第一任首相”颇有能耐，那一半是由于他舍得以禄俸、爵位
和挂名的神职来笼络人心，一半是由于他的其他政治才干。1737 年王后辞
世，恶作剧的谣言四起，冷嘲热讽之声遍地可闻：皇家陵寝早已备有第三座
寝位——是“英王陛下留给罗伯特·沃波尔爵士的；一旦这对君臣俱亡，三
人将合葬一处，国王、王后加无赖。”议会政治机器的运转，靠的是腐败的
交易、封官许愿和权势。
这个时代的慈善事业，意在铲除贫困，尤其是要铲除那种为伦敦街头的
绅士所不齿以及和这个大城市里与奢侈、危险、糜烂生活齐名的种种贫困与
丑行。英国最大的慈善事业之一是一家所谓慈善公司，它创办于 1707 年，
拥有资金三万英镑，它通过给予穷人和小商人以小额贷款，使资金激增至六
十万英镑。据 1731 年披露，现金出纳和仓库总管从慈善公司携巨款五十七
万英镑潜逃。下院就此事件进行的辩论多少受到一些制时，因为案犯中有下
院议员们的高亲贵戚。
在这样一种自私自利和玩世不恭的气氛中，有些诗人和社会批评家乃翘
首西望。在当时的欧洲，要干一番真正无私的慈善大业，看来全无用武之地。
贝克莱主教本人是百慕大计划的倡导者，他在 1726 年写道：
黄金时代高歌欢唱，
帝国崛起艺苑放光，
豪迈诗情激越奔放，
大睿大智心灵高尚。
不似欧洲垂暮之气。
恰似当初青春少壮，
熊熊圣火暖遍大地，
诗才辈出讴歌欢唱。
帝国之路取道西行，
头台四幕余音绕梁，
压轴第五幕垂曲尽，
世界伟业最终圆场。
不难理解，1730 年要在南北卡罗来纳以南、阿尔塔马哈河与萨凡纳河
之间建立一块叫做佐治亚殖民地的计划何以在英国如此大得人心，佐治亚，
美洲大陆殖民地中独一无二的一块，是由那些承诺不从中渔利的人搞起来
的。这个本着彻底利他主义动机从事一项伟业的罕见典范成了诗情画意的主
题、自我庆幸的话题。
从多方面看，詹姆斯·奥格尔索普将军是位有魅力的人物，而热心之士
又乐于赋予他时代所渴求的英雄气质。敏锐的观察家不会看不到佐治亚受托
管理人的无私热忱与英国公共生活中许多头面人物玩世不恭的态度之间存在
着天壤之别，盛传出自奥格尔索普手笔的一本广为传播的小册子写道：“他
们为了人类的利益，抛弃了万贯家财及其父母之邦盛行的习俗所赋予他们的
那种悠闲懒散的生活。”在十八世纪创建殖民地和建设帝国的伟业中，领导
人能如此大公无私的范例，实难觅堪称伯仲者。然而，尽管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