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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省里说的“少数干部”，自然就得由省计委副主任汪锦胜代表了。他倒也有自知之明，从京城回到东源之后，便上交了一份检讨和一份辞职报告。作为一名勇于背锅的大侠，他被安排到一个政策研究部门去当了个一把手，级别得以保留，虽然权力远不如过去那么大，但好歹个人待遇是没问题的。
为了表现出痛改前非的决心，也为了给五里滩项目的投资商们一个交代，定南省组织一批笔杆子，写了一批自我批评和表决心的文章，除在定南省内的几家大报发表出来之外，还联络国家级媒体予以刊登。这种表态果然得到了中央的认同，领导同志在几次会议上对定南省的做法给予了表扬，这场风波终告结束了。
依冯啸辰的想法，有关和州电厂的事情，应当拿出来好好地炒作一番，压一压目前国内的崇洋风气。不过，他这个想法最终并没有得到“有关部门”的认可，中国目前还是一个技术上落后的国家，引进技术依然是重要的国策，为此也必须给国外的制造商一些面子。公然把西易公司拉出来打脸，对于未来的引进难免会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有关部门”是不能不予以考虑的。
此外，冯啸辰说的后发优势问题，作为内部交流是无可厚非的，能够鼓舞工程技术人员的信心。但如果大肆宣传，就不合适了。中国人的传统哲学是闷声发大财，君不见日本企业已经在防范着中国的技术崛起了吗，在这个时候过于高调，容易引起别人的警惕。
不过，虽然没有在媒体上公开宣传，各种内部文件里还是通报了这件事，同时附上了领导的有关指示。定南省挥泪斩马谡的事情，也传得很广，让一些蠢蠢欲动的地方官员都感到了恐惧。老一辈领导人发出的“落后就要挨打”的警示，可以说是每一代领导的座右铭。中国一定要建立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这是几代人的共同信念。在别的事情上，或许还有通融、商榷的余地，但在积极推进国家工业化方面，是没有任何条件可谈的。
“推进工业化，我并不反对，但老幺你现在做的这一套，还是计划经济的思维，我是很不赞同的。老大，我知道你是国家计委的官员，肯定不爱听我这话，但现在你看看，全世界还有哪个国家在搞计划经济？苏联，那可是咱们的老师，咱们这套计划经济就是跟他们学的，结果呢，人家一夜之间就转向市场经济了。咱们现在还死抱着计划经济的那一套不放，这不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吗？”
这是在月坛北街一家装修得颇为高档却又显得有些低调的餐厅里，社科院战略所84级的六名同学再一次聚会了。餐厅门外赫然挂着“蓝调咖啡学术沙龙”的牌子，这个沙龙现在已经是京城鼎鼎大名的学术聚会场所，你兜里没个硕士证啥的，绝对是不敢走进这个门的。
蓝调咖啡沙龙最早就是由战略所的这几位研究生捣估出来的，场地就是战略所旁边的小饭馆。后来冯啸辰私底下让陈抒涵投了点钱，把小饭馆买了下来，依然由原来的老板娘苗大妈管理，内部进行了一些装修，增加了不少学术气息，再加上对社科院研究生打折的政策，赢得了研究生们的青睐。
社科院的研究生都不是池中之物，毕业之后大多数都进了中央部委机关，或者是著名高校、科研院所。有他们带动，蓝调咖啡的生意自然也就越做越好了。
这一次，战略所84级的同学正是选择了蓝调咖啡聚餐，以欢迎从美国学成回来的同学祁瑞仓。刚才那番话，自然就是祁瑞仓说的，他在出国之前就是一个自由经济主义者，在芝加哥大学读了个博士，其立场更是又坚定了若干成。大家聊天时谈到沙亭电厂的事情，祁瑞仓一听就皱起了眉头，开始批判昔日的同学思想不对。
这也是战略所84级的传统了，大家信奉“同学归同学、学术归学术”，同学友谊是没说的，但学术上绝不妥协，有啥说啥，即便是被别人驳倒了，也没什么丢脸的，甚至还可以从中学到更多的东西。
祁瑞仓说的老幺，自然是指冯啸辰，而老大就是王振斌。这一大一小，就是沙亭电厂事件的参与者，听他们把收拾定南计委的事情说得那么开心，祁瑞仓很不以为然，在他看来，这分明就是计划经济思维的表现，连世行项目都要插手，实在是太不符合普适原则了。
“我们这可不是计划经济，而是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我们计委内部也大幅度地调整了工作范围，轻工业产品的生产已经全部放开了，重工业产品也在逐渐放开，最多两年时间，钢铁、水泥、化纤这些基础原材料的市场都会放开，这还不算是市场经济吗？”王振斌反驳道。
祁瑞仓道：“可是沙亭电厂这件事，你们怎么插手了呢？”
王振斌道：“重大装备方面，国家是有规划的，要求逐步实现进口替代。30万千瓦机组和60万千瓦机组的引进工作都已经进行了10年，我们也付出了很高的学费，也到了收获的时候。定南这边故意制订歧视性条款，拒绝使用国产装备，我们当然要管。”
“看看，这不又回到计划思维了吗？人家是用户，愿意用谁的设备，那是人家的自由，你们用行政手段进行干预，还撸掉了人家一个副主任，这样的做法，让人怎么相信中国在搞市场经济？”
“老祁，你这就不讲理了，外国也有搞国家管制的事情，你看日本，不就是靠着贸易保护发展起来的吗？”丁士宽在旁边插话了，他现在已经是社科院的助理研究员，依然在研究国家经济战略的问题，在沙亭电厂这件事情上，他的立场是与冯啸辰和王振斌相一致的。
祁瑞仓道：“日本是一个跛脚的国家，欧美对于日本的产业政策一向是持批评态度的。中国要和世界接轨，不能学日本的体制，应当学欧美的体制。”
“那你如何解释巴统协议呢？”冯啸辰笑呵呵地问道。
“这个……这不是一个经济问题，这是政治上的问题。”祁瑞仓有些语塞了，他可知道自己的这个师弟头脑清楚，不是他三言两语能够糊弄过去的。巴统协议名为西方国家联手防范东方阵营的一个制度，实质上却有封锁高新技术，以迟滞苏联、中国技术发展的目的。政客们可以在公开场合睁着眼睛说瞎话，祁瑞仓是个学者，而且是个有良知的学者，再加上是在自己的同学面前，再装这种傻就没意思了。
冯啸辰淡淡一笑，说道：“哪个国家选择哪种制度，是自己的事情。因为中国的制度不能让美国满意，所以他们就可以在技术上封锁，还美其名曰防范东方阵营，这符合自由贸易的规则吗？”
“这件事，西方理论界也是有批评的，据我了解，许多政客已经提出，巴统协议已经不适应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关系，要求废除，我估计时间也快了吧。”祁瑞仓有些不确定地回答道。
冯啸辰笑道：“我估计也快了，不过，我估计巴统协议废除之后，西方一定会拿出一个替代方案，他们是绝对不可能坐视中国强大起来的。你看我们从前几年就开始要求重返关贸总协定，结果西方国家百般抵赖，说穿了就是不愿意看着中国融入国际经济体系。”
祁瑞仓却是找到了话头，他说道：“那是当然，你看看你们那个装备工业公司干的事情，哪有一点自由贸易的样子，人家不放心是正常的。只有把你们那个装备工业公司关掉，允许自由竞争，人家才会考虑让咱们复关的问题。”
冯啸辰应道：“届时咱们就是一块放在案板上的肉，任人宰割。你看南美那些市场经济国家，哪个不是身陷债务危机，民族产业即将全线崩盘，只能沦为西方的原料供应基地了。”
第五百五十五章 财政困难
听冯啸辰说到南美，祁瑞仓的脸色有些变了，他沉默了一会，说道：“现在西方经济学界谈起南美来，也是唉声叹气。你们知道，南美在经济学圈子里，可是自由经济的典范，就因为南美的经济奇迹，诞生了多少高水平的学术论文，我在美国的导师就曾经认真研究过南美，对南美的体制一向是赞不绝口的。”
“现在呢？”冯啸辰幸灾乐祸地问道。
祁瑞仓白了他一眼，道：“现在他已经有一年多没有写文章了，我也跟着他跑过几回南美，看到的景象倒还是挺繁荣的，但干咱们这行的，哪能光看表象，其实南美各国现在都是债台高垒，就等一个机会，估计就要全盘崩溃了。”
“不会吧？”已经在妇联当上了一名副部长的于蕊诧异地插话道，她这个副部长可不是平常说的副部级干部，只是一个副局级干部而已，但以她的年龄，也算是位置不错了。她现在分管的工作是妇女就业问题，也曾去南美考察过，对南美的经济是颇为艳羡的。现在听冯啸辰和祁瑞仓都说南美面临着危机，她实在有些不敢相信。
丁士宽道：“老祁和小冯说得没错，我也研究过南美的经济数据，各个国家在前些年举债过度，而借来的外债却没有形成本土生产能力，结果就是入不敷出，大家都在赌南美什么时候再次发生金融危机呢。”
“也别说人家了。”一直没有吭声的谢克力发话了，他看了看冯啸辰，说道：“小冯，我给你透个风，你们申请的1亿元贴息贷款，估计要黄了。国家财政现在压力非常大，很多地方非但中小学老师的工资发不出去，连行政机关的工作人员都是欠着好几个月工资的，如果国家不能提供点补贴，这些地方的工作就都停滞了。领导指示，稳定压倒一切，你们提出的建立极限制造基地的事情，只能是缓一缓了。”
谢克力研究生毕业后就进了财政部，现在也已经升到副司级了，手上颇有些权力。他给冯啸辰透这个风，也不算是违反规定，而属于打个预防针，让装备工业公司有所准备。年前，冯啸辰拜访了很多大型制造企业，号召大家集资建设一个专门生产超大、超重型部件的极限制造基地。响应的企业不少，但很多企业一时拿不出真金白银，冯啸辰于是把主意打到了财政方面，希望财政能够提供一些贴息，以便装备工业公司从银行借到一笔钱，应付基地的前期投入。
装备工业公司的报告送到财政部，倒是得到了几位领导的批准，只等过了春节就要开始运作了。可计划永远赶不上变化，年底财政部一盘点，发现今年的财政收入又未能达到预期，而各部门报上来的预算却涨了一大堆，赤字大得令人发指。在这种情况下，部领导只能指示尽可能压缩那些不必要的支出，维持稳定。极限制造基地是一个投入周期挺长的项目，短期内又见不到什么回报，自然也就被列入了压缩的名单。
90年代前半期，是国家财政最为紧张的时候。改革开放之初，绝大多数企业都是国营企业，能够向财政上缴利润，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达到30％以上。改革以来，随着财税体制的变化，国营企业由上缴利润转为上缴税收，相当一部分利润被截留在企业里。此外，由于乡镇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崛起，国营企业创收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少，而非公有制企业不用上缴利润，税收也是能逃就逃，国家的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就呈现出了断崖式的下降。
到1992年，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已经下降到13。1％，到1995年更是下降到了10。7％。当然，即便是1992年的13。1％，从绝对量来说，还是比1978年要多得多了。可是，财政支出的数额也加大了。经济发展了，职工工资能不跟着提高吗？这两年，物价再次表现出上涨的趋势，如果工资不能随之上涨，公务员、医生、警察、教师、科学家等等就只能喝风了。
当然，这里说的只是预算内收入的概念，在国家拿不出钱的情况下，各单位都积极想办法，创造了大量的“预算外收入”，用以补贴职工以及改善工作环境。一些医院开始办“专家门诊”，赚富人的钱；有些学校开始办各种培训班，把最好的老师派去上课，以实现所谓“创收”。
这一段历史，后世批评极多，但站在1993年的门槛上，即便是有着两世记忆的冯啸辰，也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办法来改变局面。其实，他在装备工业公司搞的那一套，也是其他单位的创收模式，比如把从海外拿到工程分包给国内企业，收取一定的佣金，这绝对不算什么正道。可如果不这样做，装备工业公司恐怕早就关门了，哪里还有能耐和定南计委之类的地方大员掰腕子。
听到谢克力透的消息，冯啸辰沉默了片刻，说道：“其实我们要的并不多，也就是提供一些贴息而已，1个亿的资金，我们是准备向银行筹措的。关于为装备工业提供贴息贷款的事情，也是上头领导点过头的，你们就不能想办法挤一挤？”
谢克力笑道：“小冯，如果仅仅是你们那1亿元的贴息，我们无论如何也能拿出来的，一年的利息也就是几百万嘛。可现在的问题是，各个单位都在申请贴息贷款，一旦给你们开了口子，别人要同样的政策，我们怎么办？”
冯啸辰无语了，体制内讲究的就是不患寡而患不均，财政给装备工业公司贴息，别人自然也会要求同等待遇。装备工业公司并没有什么特别的光环，人家凭什么要眼看着你得了好处却不吭声？
“哈哈，看看，刚才咱们还在笑话南美，现在轮到咱们自己闹笑话了吧？堂堂财政部，连几百万都拿不出来，万一来场金融风暴，咱们是不是也要面临财政破产了？”祁瑞仓笑着说道。刚才那会，他被冯啸辰等三人挤兑得够呛，现在可逮着反唇相讥的机会了。
谢克力看了看几位同学，压低声音说道：“老祁的预言不是没有道理的。现在国企的效益很差，亏损面大到50％，财政收入受到很大影响。我这里透露一个消息，大家别出去说，明年国家财政的压力非常大，增发货币是肯定的，只是规模还不确定。我们测算过，最好的情况，估计通货膨胀要达到10％以上，如果悲观一点，15％都不一定能够打住。”
“有这么严重？”于蕊又傻眼了。她现在搞妇女工作，对于宏观经济了解得不多，很多信息都是来自于新闻，所以心里还是挺乐观的。但其他人就不同了，王振斌是计委的；冯啸辰人脉众多，加上有个穿越者的视角；丁士宽是搞经济研究的，参加过不少高级别的内部会议，这些传闻也听过无数次。至于祁瑞仓，他看的是国外的资料，而国外对于中国财政状况的估计，远比谢克力说的要悲观得多，崩溃论基本上就是一个共识了。
“我倒没那么悲观。”在短暂的沉默之后，冯啸辰开口了，他说道：“咱们国家和拉美的情况不太一样，最主要的区别，就在于咱们的工业基本上是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不像拉美那样完全被国外控股。国企目前处于内部管理机制调整的时期，出现大面积亏损也是在所难免。但在国企陷入困境之前，咱们的乡镇企业已经异军突起了，足够支撑起半壁江山。”
冯啸辰这话，其实是后世对于90年代中国经济的总结。同样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前苏联的国企在一夜之间全部崩盘，物价飞涨，失业遍地，财政困窘。而中国则由于在80年代大力促进乡镇企业和民营经济的发展，到90年代初期，这些非国有经济已经拥有了雄厚的实力，能够支撑起吸纳就业、充实财政的重负。
从1990年至1998年，国企容纳的就业人数下降了几千万，这就是后世人们常说的“3000万下岗”，而与此同时，由于民营企业的吸纳，全国第二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却上升了9000万之多。二者相加，相当于民营经济接收了1。2亿的就业，从而使中国没有重蹈前苏联经济崩溃的老路。
“国内的乡镇企业，不都是搞点针头线脑的，苟延残喘，它们能撑起什么江山？”祁瑞仓不屑地说道。
五个呆在国内的同学同时把眼睛转向了祁瑞仓，像是看一个从乡下出来的土鳖一般。好吧，就算你是从芝加哥回来，见识能不能不要这么浅？国内的乡镇企业在80年代的确活得很艰难，但进入90年代之后，已远非吴下阿蒙了。街上那些腰里揣着“大哥大”的土豪，那气势远比他们这一屋子处级、副司级要牛得多，祁瑞仓居然说人家是苟延残喘。
“呃，难道不是这样吗？国外的期刊上都是这样写的……”祁瑞仓也知道自己可能是搞错了，不由得有些窘了。
丁士宽坐在祁瑞仓身边，伸手拍了拍祁瑞仓的手臂，笑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