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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交钱（货）是实的。中国一贯重面子不重里子，所以讨论历史往往避实就虚，颠倒轻重，以此为第一奇耻大辱。其实石敬瑭以前，大唐曾与吐蕃订立过“甥舅之盟”，即唐天子为舅，吐蕃赞普为甥。“舅甥”比“父子”好听一些，却也有辈分之差。人家吐蕃就不觉得有什么耻辱。既然后来同为中国人，为什么只能听少数民族称汉族为“舅”、为“伯”，就那样饶不得汉人尊别的民族一声“父”？何况石敬瑭也不是汉人，是沙陀人。沙陀人本为西突厥的一个部落，先投吐蕃，后归附唐朝，逐渐汉化。所以称他为“汉奸”，也有些牵强。
耶律德光灭晋后，在中国建立大辽，因水土不服，只呆了三个月便北返，行至滦城突发病死。其侄兀欲被将士拥立于镇州，称天授皇帝，是为辽世宗。他这个帝位来之不易，首先就遭到其祖母述律太后的坚决反对。当年述律太后宠立次子耶律德光，迫使长子东丹国王突欲愤投世敌南唐，为唐明宗赐姓李并更名曰慕华。“慕华”者，仰慕中华也，彻头彻尾地当了“契丹奸”。这种人的儿子，怎能承继契丹之大统？他居然深得人心，一仗而打败其祖母。辽朝虽为外族政权，后来却努力汉化，二百多年后为金所灭时，辽人几乎已全部成为汉人。辽史也与宋史、金史并列，为中国的正史。如果不考虑动机，只从历史发展的结果来看，当初石敬瑭割让中国大片土地予契丹（面积、人口皆超过契丹本土），使之日益强大的同时，加速并彻底被汉化，最终成为中国的一部分，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金朝灭辽，有宋朝的参与。从宋的角度，要恢复“中国”的版图；从金的角度，则要趁机扩展势力范围，而不满足于只做一个关外藩邦。于是金宋开战，靖康二年四月，金人攻陷汴京，掳徽钦二帝、后妃、宗室、大臣共三千馀人北返，北宋乃亡。金军走之前，特地立了一个中国皇帝，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又一个著名汉奸张邦昌。
石敬瑭虽是“儿皇帝”，毕竟还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朝代，为残唐五代之一。张邦昌接受册封称帝的“楚国”，却只存在了顶多个把月。金人前脚走，康王赵构即在应天府登基，是为南宋朝廷的“开国之君”宋高宗。张邦昌甩下“楚帝”不当，亲到应天府谒见高宗，伏地恸哭请死。他本是宋朝的廷臣，并不想当皇帝，接受金人的册封实在是不得已。高宗赵构问中书侍郎黄潜善如何处置？黄答：“邦昌罪在不贷，然为金人所胁，今已自归，唯陛下谅而处之。”于是以张邦昌为太保，封同安郡王。
但张邦昌终于没有被原谅。不久，高宗起用因阻挠和议贬至江宁的主战派朝臣李纲，他认为张邦昌身为国家大臣不能临危死节，而挟金人之势易姓更号，宜正典刑。遂将张邦昌流放至潭州，旋诛死。至于接受金人官职、俨然以“楚国佐命大臣”自居的一班朝臣，如王时雍、吴开、莫俦等人，也都遭流放。历史学家称张邦昌为“伪帝”，金人所封官职为“伪官”，所谓“楚国”亦被称为“伪政权”。“伪”字与“汉奸”一词联系到一起，就是从这里开始。张邦昌的“伪帝”与石敬瑭的“儿皇帝”最大的不同，不是存在时间的长短，而在于他是外国侵略军册封的，与自己邀请来帮忙的外国“友军”有著本质的区别。所以张邦昌“伪”，而石敬瑭不伪。“伪”者，假也。也就是不为咱们自己承认。
张邦昌的节操当然不值得称道，不过倒不是一个为虎作伥、有意出卖国家利益之徒。仅这一点他就比石敬瑭要好。他如果不出面当“皇帝”，侵略军肯定会另选一人来当，如后来金兵大举南侵，册立前济南知府刘豫为“齐帝”。这是金人“以华制华”的政策。当然不是说，“我不当反正别人也会当，那还不如我当”。重要的是看他怎么当。张邦昌至少做了两件好事。第一，促使金人退兵；第二，将政权主动交还给中国的合法政府。他手下出任“伪官”的吕好问故意同金人说：“天生南北风习不同，北兵在南不习水土，且少留兵无济于用，多留兵反而不便。”本来准备留兵实行长期占领、监卫的金军乃全部撤离。而后，张邦昌又依从吕好问等人的主张，迎接因废居私第幸免于难的元佑皇后入居延福宫，并遣使往谒康王劝进，最后自己跑到应天府请罪。照我看，黄潜善的处理意见是对的，有利于人心的归附。李纲“正典刑”的主张则失之苛严，断绝了所有因迫于情势而暂时委曲求全的人员归路。及至金兵再次南下，建立第二个伪政权，也就再没有张邦昌的故事发生，而是一心一意奉金朝为正朔，与南宋为敌了。伪帝刘豫有心报效金人，又打不赢南宋，最后金人嫌他无能，派兵捉住，废为蜀王。这个死心塌地的汉奸，比迫不得已的汉奸下场还是要好得多。古代最大的汉奸秦桧
宋代是中国人重建道德的时代，也是汉民族走向衰落的开始。程朱的理学，民间水浒梁山式的义气，史家欧阳修的节操说教，似乎都无济于事。复国主义的仇恨与亡国危机的忧思，贯穿了南宋的一百五十年。对金朝是战是和，成了忠臣与汉奸的试金石。这样，就出了一种新的汉奸类型，即主和类汉奸，其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秦桧。
说起秦桧，人们必然想起岳飞，他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大民族英雄。他的故事妇孺皆知：文武全才，起兵抗金，精忠报国，大破金兀术的拐子马阵，名震中原，引起秦桧的忌恨及宋高宗的不安，连发十道金牌将他从前线召回，以“莫须有”的罪名被害，后来平反，封为鄂王，建庙于杭州，受后人祭拜。秦桧是岳飞故事中一个永远的反派角色，一个阴险的陪衬，死后也未能逃过，被铸成铁人跪像置于岳墓前。本文因专门讨论汉奸，所以主要说秦桧，而以岳飞的故事作为陪衬。
秦桧是主和的权相，岳飞是主战的名将，将相失和，主要是失在对金这一最重要的国策上。无论如何，秦桧诬杀岳飞，是一桩令人痛恨的政治阴谋，其恶毒不可饶恕。不仅使原本国力虚弱的南宋痛失一位统帅级的军事人材，而且首开以“莫须有”罪名迫害异己的恶例。他之所以被称为汉奸，在很大程度上即因为此，因为他干了这种亲者痛、仇者快的坏事。人们怀疑他的动机，是不是内奸？是不是金人派回来破坏抗战的间谍？从他自述的“逃生历险记”来看，可谓是破绽百出，难以自圆其说。种种疑点，经无数民间传说、唱词、小说、戏曲的演绎，渐渐形成了比正史还要令人确信不疑的事实。以他生前的恶行，这种指控不是没有道理，也的确解恨。但历史毕竟应该求实，不能以“莫须有”之道，还治“莫须有”发明者其身。
以中国人对秦桧普遍的痛恨，他死后不久即遭道义上的鞭尸，果有充当金人内奸、间谍的铁证，一定早被载入史册。《宋史》是元朝所修，元先灭金而后灭宋，不存在要为金人讳及为金人间谍讳的理由。我们从信史上，实在找不到秦桧充当间谍和内奸的证据。秦桧主和，无论是迎合上意还是出于私心，总还是一种政治主张，不能以此作为定罪的根据。诬杀岳飞固然可恨，但也只能说明其人阴险、专横，不能说就是通敌。他是把岳飞作为主战派政敌，而非作为抗金英雄来杀的。否则，他为什么只杀岳飞，而没有杀同样战功卓著的其他名将如韩世忠等人？历史上，杀功臣名将的事比比皆是。即如前面提到的李陵的祖父李广，为卫青所逼杀；李陵的叔父李敢，则被霍去病暗杀。而卫青、霍去病也都是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
南宋重相权。作为一名主政达十九年的宰相，评价秦桧一生的功过，当然不能单以岳飞事件而论。他的对金主和政策，不是没有道理。事实证明，南宋是打不过金的。历史学家大都觉得，当时金军横扫中国如秋风席卷落叶，打得宋高宗一逃再逃，直逃到海上才幸免被俘，居然没有最后灭掉南宋，本身就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岳飞等将领在抗金战争中，虽然打了几场胜仗，稍敛金人的嚣张气焰，其实对于整个被动的情势并无重大影响，未能扭转战局。如果我们从金人而非宋人的角度来看，就更清楚了：实际上，金人最大的失策便是与宋议和。假如它坚持要打，一鼓作气灭南宋而征服、统一全中国，胜算几乎是一定的。那样，中国的历史就将完全改写，金朝就将作为一个单独的大朝代，而不是与另一个偏安于半壁江山的南宋王朝并列在中国的史卷中。正是由于它在绝对优势的情况下允和了，造成南宋的命脉延续了一个半世纪，也恨了它一个半世纪，在更北方的蒙古人崛起之时，重蹈辽朝腹背受敌而终至灭亡的覆辙。
宋代的军力衰弱，偏又好意气用事，老扮演不光彩的角色。前与金人联手灭辽，辽军虽大败于金，宋军也大败于辽，一副趁火打劫却碰了个硬钉子的萎琐相。及至残辽西迁，宋又暗中与之相通，并收纳金人叛将，破坏与金的盟约，导致自身的灭国之灾。说到底，“靖康耻”是它自己不讲理、投机取巧引来的祸端，怪不得别人。后蒙古人伐金，又来找南宋寻求联手，宋人只顾雪一百多年前的耻，却忘了前次的教训。金亡之后，南宋的半壁江山也就守不住了。蒙古大军南下，宋人节节抵抗，前赴后继，仍无力回天，无数抗战志士也只能如文天祥，徒发“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悲喟而已。议和与“拼死一战”
辽是宋的世敌，如果宋能不计前嫌，联辽抗金而不是联金灭辽，北宋也就不会轻易覆亡。辽再坏，毕竟只是屡犯边关，远不及金之陷京掳帝来得恶劣。金是南宋的世仇，如果南宋能不计前嫌，联金抗蒙古而不是联蒙古灭金，南宋也不会轻易覆亡。金再坏，毕竟还允许议和，留给你偏安的辽阔空间与长久时间，远不及蒙古人赶尽杀绝来得凶残。两宋在国家生死存亡关键时刻的重大失策，在于不懂得政治学的敌友定理，以狭隘的民族复仇情绪代替理性判断与抉择，因而一错再错，一亡而再亡。
有人会说，与其屈辱偷生，不如拼死一战。所谓“宁为玉碎，不做瓦全”。听起来慷慨激昂，也符合英雄的做人准则，但套用在国家、民族上，却是毫无道理。国家既亡，整个民族都沦为亡国奴，岂不是在更为屈辱的环境中偷生？难道你要整个民族都像日本武士道那样“玉碎”，都拼死，都遭屠杀，致使种族灭绝？只要不是这样，那么国家的苟安就比打不赢也打要好，保全半壁江山也比彻底沦亡要好。秦桧与金人签订的“绍兴和议”，虽是不平等条约，却为南宋争取了二十年的和平，得到休养生息的机会。平心而论，秦桧是一个不错的经济人材，在他的治下，宋朝迅速修复了战争的创伤，再现北宋时的繁荣景象，奠定了一百五十年的国运基础。
汉奸的大批产生，自然是在外国入侵，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第一个高潮是宋代，第二个高潮是明末，第三个高潮则是日本入侵。中国自从出了个秦桧，以后所有的汉奸都相形逊色—不是他们的罪行，而是他们作为汉奸的知名度。秦桧简直就成了“汉奸”的代名词，直到再出了个汪精卫。
汪精卫遭到各方的一致痛恨，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领导抗战胜利，如果不跟汪划清界限，有损党和领袖的形象。汪精卫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的竞争对手，双方曾为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位置明争暗斗；抗战八年，蒋介石对日秘密和谈一直断断续续。彻底否定汪精卫，即确定了蒋的合法性及历史上的地位。从共产党方面，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汪精卫是国民党著名左派，共产党的有力支持者，蒋介石发动“清共”，汪的武汉国民政府一度站在共产党一边，表示要讨伐蒋介石，后来居然宁汉合流，一致反共。这种感情上的伤害，已足够符合叛徒定理的条件，而不仅仅是敌友定理了。及至国共第二次合作，全国抗日，汪的南京政府打出的旗号却是“和平、反共、救国”。旧恨新仇，集于汪氏一身，何况国民党已给他定性在前，正是一条可以任意鞭笞的死狗，绝无再为他讲话之理。从一般民意方面，“汉奸说”本是中国特产，无论文化传统、历史镜鉴、道德观念、民族情绪，都不会认为汪是一个好东西。从国际舆论方面，汪属于战败的日本侵略者阵营，从未得到过英美为首的西方国家承认，到日本对美发动的太平洋战争已呈败相、日首相近卫向汪表示进一步交还中国（沦陷区）主权的时候，汪居然主动提出向英美宣战，近卫劝都劝不住。因而在即使民族观念较为豁然大度的西方民主国家眼里，他也不值得稍予同情。
汪精卫当汉奸的动机
史学家们对汪精卫的汉奸罪认识较为一致，唯在当汉奸的动机上看法各有不同。一是对权力的追求，即所谓“领袖欲”；二是贪生怕死，患了“恐日症”和软骨症；三是与蒋介石达成默契，一个唱白脸，一个唱红脸，中国无论是胜是败都不至于亡国；四是确信中国打不赢日本，迟和不如早和，反而主动；五是一贯亲日，死心塌地投靠日本；六是与蒋介石内斗失利，负气出走铸成大错，只好一错到底。
这六种动机，最为恶劣的是第五，最不可能的是第二。想当年汪精卫参加革命，谋刺清摄政王事败被捕入狱，尝作诗“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其大义凛然，可与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正气歌》并美于世。说他是贪生怕死之徒，实在毫无根据，也不令人信服。在沦陷区，民间曾流传过这样的故事：汪赴日和谈前夕，交卫士一把手枪，“如看到我被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即拔枪把我打死！”这个故事不论是真是假，都说明“怕死”是站不住脚的。他要是坐在大后方跟著大伙儿高喊抗战，则中国是赢是输，总也轮不到他汪精卫有生命之虞。倒是他选择的那条路，处处埋伏著杀机、险情，非软骨者敢走。第五条也难以成立。汪精卫固然亲日，但毕竟是中国人。他的日本情结，与孙中山一样，源自在日本鼓吹革命、组建同盟会的经历。这种亲日情结，不但汪氏有，蒋介石也有，其他国民党元老也几乎都有。汪氏的亲日，为他对日议和提供了坚实的背景，却未见得一定要站到日本的立场上，死心塌地与中国为敌。否则，他完全可以“代表中国”向日本投降，至少也可以最大限度地出卖中国的利益、主权，而不至于跟日本讨价还价，力争中国的领土完整、要日本无条件撤兵。从最基本的人性角度来说，仇恨自己民族的人实在反常和罕见。也许汪精卫正好是这种人，但没有充分有力的证据。
至于“负气出走铸成大错”，从他秘密出走河内，到成立南京政府的整个过程来看，其周密和审慎，绝非起于一时的意气用事。他到河内发出主和的“艳电”，仍不是没有退路，蒋介石派人送来护照和经费，希望他到欧洲游历，或乾脆回重庆再任要职，可以说是仁至义尽，实在劝不回头才让特务暗杀。就算是出于负气，如果没有深思熟虑作底，亦即没有其他更深刻的动机，断不至如此。而“领袖欲”，他已贵为国民党副总裁，其言行举止足以影响中国的政局。他一生几经浮沉，深知政治的无常，尤其战乱中的领袖难为和难当。就在他离开重庆前不久，和蒋介石最后一起用餐时，他还提出要对南京、上海的失守负责，国民政府应总辞以谢罪天下。蒋忿极，认为这才是最不负责任的行为，起身拂袖而去。汪氏与其说是“领袖欲”，还不如说是“表现欲”，即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气概，向世人表明他要不顾一切救民于水火。这与他当年谋刺清摄政王的行为动机是一致的。
第三和第四种动机，两相比较，“默契说”太牵强，不合整个事件发生和发展的逻辑。最能说得过去的是第四种动机，即固信中国抗战难以取胜，不如早和，以争取主动，免遭更大的损失。当时的情况是，东北早已为关东军所据，成立“满洲国”；蒙古建立了独立的亲日政权；华北经过“特殊化”自治阶段，亦被日军占领；华东、华中和华南，除长沙以外的几乎所有大城市皆沦为敌手；中国的海上通道全部被封锁；国军精锐部队在抗战初始就已经将老本拼光，中国军队无论从装备、素质、供养等方面皆远不及日军，中国正规士兵对日本兵的战斗力是三敌一；国共两党既合作又矛盾重重，暗伏著将来决一死战的危局；苏俄及西方自由世界对中日战争持观望态度，英美各国即使参战，似乎也难以抵挡穷凶极恶的日军攻势，中国是孤立无援地对付日本；中国社会结构涣散，国库空虚，前清及军阀混战时欠下的大量赔款、债务无力偿还，经济随时可能崩溃……总而言之，“它很像是一个重量级拳师与一个羽量级拳师比赛。……这次的战争，中国不能打，也不应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