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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国将不国。这就将西藏的定位变得复杂化。从十四世达赖喇嘛后来感叹的，英美等西方大国对于西藏前后矛盾的态度，可以看出他们也吃不准，这是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
西藏，你可以说它是一个国家，也可以说它不是一个国家﹔你可以说它是中国一部分，也可以说它不是中国一部分。两种说法都有道理，就看西藏自己怎么说了。遗憾的是，它什么都没说。等到共产党的军队兵临城下它再急忙呼吁，已经没人理它了。
佛教对西藏的正负作用
达赖喇嘛制，是解读西藏主权归属另一组重要密码。经历过中世纪黑暗的西方国家，对于政教合一有一种本能的反感，认为是反文明的旧习。一些支持藏独的学者，以梵帝冈模拟西藏，这个面积只有0。4 平方公里﹑四周为意大利首都罗马所包围的城中之城，竟然是一个完全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且它的国家元首也是宗教领袖﹗但是他们忘了，梵帝冈恰恰是政教分离的产物。它的臣民，出城即丧失公民资格。也就是说，它对于个人只有影响力，而不具有实际的管辖权。它的国家地位，其实是为了尊崇教皇人为规定出来的。西藏刚开始寻求西方支持的时候，人们对于一个出家人同时又是僧俗两界的最高领袖，不易产生同情。直至十四世达赖喇嘛逃亡以后，几年辛苦经营，才逐渐赢得西方人士的好感。但那已经太晚了。
关于佛教对西藏产生的正负两面的作用，大致归纳起来，正面作用是，佛教使得地广人稀的藏民有一种心理凝聚力，西藏地处高原，自然环境艰苦，佛教可以使他们超脱现世苦难，安守本分，积德扬善，获得强大的精神皈依感。负面作用是，庞大的佛寺体系对于供养它们的藏民来说是过于沉重的负担，出家人不能婚嫁，不从事除佛事外的生产劳动，使西藏人口的增长﹑经济﹑科技教育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使一个历史上曾十分强悍的民族越来越衰弱，渐渐失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总的来说就是，西藏从佛教那里得到的主要是精神上的利益，失去的主要是物质上的利益。它跟清朝的关系，是拿精神换取物质，也就是前面说的“庙和村”的关系。当中国政府不再需要这种精神作用，它对西藏的供养就成了完全的“施舍”，它对达赖喇嘛体系的支持，就要以剥夺其部分主权作为代价。
文化上看达赖转世利弊互见
达赖喇嘛依“转世”的方式传承，这种方式作为藏传佛教的一种定例，如果从一位同时也是世俗的领袖来考量，它的利弊互见十分明显。挑选一位天资聪颖的“灵童”，从年幼时即着意培养其学识﹑品性，使其能够在成年以后担当领袖的大任，以保证不出“昏君”。达赖喇嘛的身份一经确认，则终身不变，不会出现挑战者。领袖地位的稳定，是政治稳定的基础。在很大程度上，达赖的领袖地位比皇帝﹑国王还要稳固，帝王还可以废弒，而达赖是废不掉的。十三世达赖两次被清廷革去名号，都遭到西藏僧俗各界一致反对，只得予以恢复﹙第二次由中华民国政府恢复﹚。无论他做过什么事，哪怕是逃离西藏，也仍是达赖，为西藏人民所拥戴，为他的对手﹙如中共﹚所不得不承认。
但转世方式的弊也很大。每次转世，都会因达赖喇嘛的缺位和年幼，出现20 年左右甚至更长的摄政期。这样，西藏政治制度实际上并非单一的达赖喇嘛制，而是“达赖喇嘛─摄政制”，政权由成年后的达赖喇嘛与摄政轮流执掌。如果达赖长寿，可望在位时有所作为﹔反之短寿乃至早夭，西藏政局就难免动荡不稳，甚至出现激烈程度丝毫不亚于宫廷政变的权力斗争。不幸的是，达赖喇嘛没有几位寿命长的。
具体到每一世达赖喇嘛，其寿命分别为﹕
一世，84 岁﹔二世，67 岁﹔
三世，46 岁﹔四世，28 岁﹔
五世，66 岁﹔六世，24 岁﹔
七世，50 岁﹔八世，47 岁﹔
九世，11 岁﹔十世，22 岁﹔
十一世，18 岁﹔十二世，20 岁﹔
十三世，58 岁。
其中，一世﹑二世达赖喇嘛是三世追封的，严格地说，不能算真正的“达赖喇嘛”。就像被追封为“魏武帝”的曹操，并没有真正做过皇帝一样。从三世到十三世共11 任达赖喇嘛，活过40 岁的只有五位，活过50 岁的只有三位。五世达赖喇嘛罗桑嘉措是唯一活过60 岁的，他的影响和建树也最大。在他的任内，密招蒙古固始汗入藏，建立了噶丹颇章政权，确立黄教正统地位，他自己也确定为西藏政教领袖。他还干过几件大事﹕兴建布达拉宫﹔派使臣经蒙古绕过大明帝国，向关外新起的清朝“输诚”﹔清朝入关后，又亲赴北京觐见顺治皇帝，赢得西藏特殊地位。五世达赖1682 年去世，到1951 年十四世达赖提前亲政，在长达269 年的时间里，由达赖喇嘛执政实际只有70 年﹔其余199 年，政权掌握在摄政手里。
两个世纪达赖亲政仅70年
五世达赖喇嘛晚年，已不大过问政事，专心著作经典，有30 余卷传世。政事一切交由第巴桑结嘉措处理。他去世后，桑结欲专国事，竟秘不发丧达十五年之久。直至康熙帝亲征准噶尔部，从被俘的藏人口中得知五世达赖已久不在人世，致书第巴桑结嘉措责问，桑结才挑选﹑迎立14 岁的仓央嘉措至拉萨坐床，是为六世达赖喇嘛。九年后，桑结嘉措被蒙古军队俘虏﹑处死，拉藏汗另委隆素为第巴，派人向康熙帝报告桑结嘉措谋反﹑仓央嘉措耽于酒色不是真达赖灵童，六世达赖遂被解送北京，行至青海去世。七世达赖不是依照挑选“转世灵童”的程序产生的，他八岁出家，九岁被蒙古僧众迎为活佛供养，12 岁被康熙帝指定﹑册封为七世达赖，13 岁由平逆将军延信护送入藏。他活了50 岁，但44 岁才开始亲政，掌权仅六年。八世达赖，23 岁时由干隆帝降旨，命其亲政，至47 岁去世，执政24 年。其间，是清朝统治西藏的全盛时期，名为达赖喇嘛执政，实际上完全听命于驻藏大臣。九世达赖﹑十世达赖，都未及亲政即夭亡。十一世达赖﹑十二世达赖，分别亲政未满一年和刚刚一年，就都死得不明不白。直至十三世达赖，20 岁亲政，58 岁圆寂，才算是像模象样地做了38 年的政教领袖。虽然他那38 年，实在也是太多灾多难。
由此可见，在绝大部分时间里，达赖喇嘛实际上只是一个名号尊崇﹑高高在上的傀儡，被摄政挟其作为号令全藏的护身符。摄政不具有达赖喇嘛的无上权威和不可替代性，因而围绕着这个位置就会有激烈﹑残酷的争夺。为了使自己“合法”和地位稳固，选择一个强有力的靠山是最简单可行的办法。这个靠山就是中国的中央政府。而要赢得朝廷的信任与支持，就要尽量表示自己的忠顺，表示对驻藏大臣的谦恭﹑服从。在这种情势下，已经没有什么主权好讲了。事实是，五世达赖以后，只有十三世达赖掌权的那38 年，才有机会跟朝廷分庭抗礼。
十三世达赖谋求独立
十三世达赖喇嘛个性很强，久有脱离中国而自立的念头，只是清王朝对他仍有相当的慑服力，一直不敢公然相抗。清王朝倒台，趁着全国各省“独立”之风，西藏也宣布“独立”。达赖喇嘛并于民国二年派人与同时独立的外蒙签订了《蒙藏条约》﹕“蒙古西藏均已脱离满清之羁绊，与中国分立，自成两国，……”而后，又派人赴印度出席西姆拉会议，英国﹑中国﹑西藏三方代表在条约草案上签字，中国对西藏拥有“宗主权”。事后，中国政府不予承认，总统袁世凯电令中国代表不得在正约上签字，惟英藏两方得以签字。西藏事实上独立，只是法理上仍为中国的附属国。接着，达赖喇嘛在英国人的支持协助下扩建藏军，建立军官学校，印行藏币﹑邮票，还向英国派遣﹙四名﹚留学生，考察英殖民地印度，推行新政，如创办邮局﹑建发电厂印刷厂﹑成立警察局﹑开设银行，甚至还试种茶叶，为有朝一日彻底脱离中国积极准备。但他毕竟还不到火候，不敢与中国彻底翻脸。他是想藉助英国力量和中国抗衡，伺机赢得西藏的完整主权。1929 年，南京国民党政府与达赖喇嘛互派官员，取得联系。达赖承认，英国对于他确有相当的诱惑力，“但吾知主权不可失，性质习惯两不容，”他只是虚与周旋而已。还答应，当竭力选派青年数人出席国民党召开的国民会议﹔希望政府支持西藏一些织布机﹑制革机及各种工人。
不难看出，十三世达赖喇嘛对于中国政府，基本上也是“虚与周旋而已”。脱离不脱离中国，什么时候脱离，内心十分矛盾，而采取“骑墙政策”。早在他刚结束印度的流亡生活返回拉萨的1912 年，与部属讨论西藏前途，就感觉左右都为难。结论是，与任一强国为友，而依附之，不轻舍此就彼。这时，如果他下决心断绝跟中国的关系，中国﹑西藏的历史与版图或将改写。但他始终下不了决心，直到1933 年去世，全藏政教大权重又落到摄政手中。
国民党员摄政修行酿祸
这位摄政就是热振呼图克图，他是一位亲中国的高级喇嘛，国民党员，1943 年还被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在长达近十年的时间里，西藏不但没有进一步脱离中国，反而跟中国政府关系密切起来。噶厦政府向中国承认“对外西藏为中国之领土，中国政府须答应不将西藏改为行省”，1934 年起，民国政府在拉萨设立办事处。办事处比起清朝驻藏大臣权力小多了，而且英国同样也设立了一个办事处，两个办事处之间互相监视﹑较劲。1941 年，热振提出退休三年，潜心修行，把权力交给他的师傅﹑地位不高又年过七旬的大札佛，为三年后重掌政权留下后路。不料三年后大札佛不肯交出权力，从而引发“热振事变”。热振惨败，于1947 年5 月被勒毙在狱中。如果热振不退休或复辟成功，西藏的主权问题也许至今不会再有什么争议。传热振在审讯大会上，回答“何以西藏要亲中国”的质询，他说﹕“中藏在宗教上，地理上，都无法隔离，1904 年英将荣赫鹏攻入拉萨之后，军事赔款，概由中国代付，所以不啻是中国的钱赎了西藏的身。”平心而论，热振的说词还是有些良心的。而热振既死，是西藏脱离中国的最后一次机会。第二年，噶厦派商务代表团持自己印制的西藏护照，赴英﹑美﹑法﹑瑞士﹑意﹑印度等国考察，在美国受到副总统接见。1949 年7 月8 日，大势已去的国民党政府派驻西藏的办事处遭到驱逐。但是，西藏的国家地位终究没有得到任何一个国家的正式承认。
中国以班禅制衡达赖
相对于达赖，“在野”的班禅是彻底的亲中国派，也是历代中国政府用以对付﹑制衡达赖所预备的一张王牌。班禅也有自己的封地﹙后藏﹚及政府班子，只是远不及达赖权势遍及全藏，因此在政治上较倾向于中央政府。
谁都知道，班禅在西藏的地位仅次于达赖，有“达赖是太阳，班禅是月亮”之誉。他们是互为师徒﹑亲如父子的关系﹕四世班禅是四世﹑五世达赖之师，五世达赖是五世班禅之师，五世班禅是六世﹑七世达赖之师，七世达赖是六世班禅之师，六世班禅是八世达赖之师，八世达赖是七世班禅之师，七世班禅是九世﹑十世﹑十一世达赖之师，八世班禅是十三世达赖之师，十三世达赖是九世班禅之师。问题就出在对二十世纪西藏命运影响最大的最后一对师徒，即十三世达赖与九世班禅的关系上：他们失和了。
达赖的精神领袖地位本来就略高，又是掌权者，更是该任班禅之师，于是拉大了二者之间的距离。恰逢西藏的多事之秋，达赖早怀脱离中国之意，清廷知悉，竟生以班禅取代达赖统治西藏之念。两次革去达赖名号，都要班禅赴拉萨就任。第一次班禅不敢从命，他当时只有21 岁，借故推掉了。第二次倒是到了拉萨，犒赏入藏的川军，主持藏务，但仍不敢接受藏王的职务，没多久就返回自己的札什伦布寺。达赖回藏复位后，赏罚恩叛，恶班禅乘己之危僭位，罚银四万两。噶厦亦强迫札什伦布寺服从达赖的统一领导，也就是“月亮服从太阳”。1923 年11 月，手下几位重要大臣被拉萨召去扣押入狱﹑深感恐惧的班禅终于出逃，达赖电令藏军千余人追截未成。1929 年，班禅在南京设立办事处。1931 年，班禅亲赴南京出席国民会议，并提案要求恢复其对后藏行政权，随后班禅正式受国民政府册封为“护国宣化广慧大师”，年俸12 万元。这样，达赖的独立意图，受到极大的牵制。没有同时受到册封的达赖及噶厦极为不满，令西藏住南京办事处代表向行政院提出四点要求﹕一，收回班禅封号﹔二，没收班禅的军火﹔三，取消班禅的俸银﹔四，裁撤班禅驻各地的办公处。同时发表西藏三大寺及僧俗官员大会反对班禅的宣言。宣言不便明言班禅投靠中国政府之罪，只说他如何不如达赖地位崇高，如何残暴，如何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如何从未与闻政教两方面事权，等等，誓言“非达目的不止也”。其中的矛盾是﹕既然从未与闻政教事权，他又怎么逆师犯上僭居日光殿呢﹖班禅方面亦针锋相对，公开列举达赖“十大罪状”﹕无非是驱逐汉人，勾结英俄，阻隔中藏交通，背叛中国之类。班禅还宣称，自清干隆时设驻藏大臣，“上自达赖班禅之掣瓶转世，下至噶布伦等之选拔任免，均须经由驻藏大臣奏准政府，然后实行。从此以后，西藏即为中国版图之一部，而外人谓西藏非中国所有者，均系强词夺理，造谣离间。”
由西藏第二号精神领袖班禅出面，宣告“西藏为中国版图之一部”，给十三世达赖走向正式独立又添一道鸿沟。素怀贰心的达赖，竟然忘了摆脱中国的宏伟大志，和得宠于一时的班禅争风吃醋。说到底，还是怕名不正言不顺。而这“名”，就掌握在“中央政府”手里。给你，你是达赖喇嘛﹔不给你，你什么都不是。
1932 年12 月，班禅在南京就职“西陲宣化使”，准备返藏建立亲中国的政权，但一直受拉萨方面阻隔而未成。1937 年11 月，十三世达赖去世四年后，离藏15 年的九世班禅亦在青海玉树寺拉加颇章宫中去世。两位西藏最高精神领袖在数年内相继圆寂，独统之争也就暂时画上一个句号。此时中国进入八年之久的抗日战争，其后又是规模不亚于抗日的国共内战，西藏问题“暂时”搁置。而转世的达赖﹑班禅两位灵童，也将分别被寻找﹑确认﹑迎立，各自成长。到十四世达赖与十世班禅带着前世的恩怨“再次”相遇，已是1952 年4 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平解放”西藏几近一年了。
十世班禅始终坚持“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的主张，但是他也始终不改对十四世达赖的尊崇。达赖以流亡的方式为西藏的主权奔走，班禅则以“上书”的方式为西藏的人权呼喊。他们都以极大的勇气，付出了沉重代价。只有在这时候，两位喇嘛才完全捐弃“前嫌”，各自赢得了对方的崇高评价。班禅称达赖才是“西藏人民的真正领袖”，达赖称班禅为“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个民族硬要到了这个地步，才会出现真正的领袖和伟大的英雄，真让人扼腕叹息。
评国共大较量
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一次战争的规模，能够与国共两党之间的战争相比。无论是双方投入的兵员数量、武器装备的级别、战场分布的广阔，还是战争结果的出人意料，以及它对中华民族发生的深刻影响，就连在它之前持续了八年之久、堪称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也不能不相形逊色。
一对难兄难弟
对于这场战争，我一直有著浓厚的兴趣：怎么打成这样？为什么领导抗战胜利而声望达到顶峰的蒋介石，会在短短的两年多的时间里溃不成军，将江山拱手输给他一贯惧怕而又打心眼儿里瞧不起的共产党？许多年过去了，学者们作过探究，国共双方也各自进行过检讨和总结。我们不妨抛开历史的恩恩怨怨，那些胜利者令人讨厌的炫耀于世，那些失败者引人发笑的诿过于人，以“白发渔樵”的心态地坐下来，替国民党归纳一下。原因大致有：
一、政治独裁腐败失掉民心；二、日本入侵给共产党以发展壮大之机；三、苏联提供便利使共军在东北站住脚；四、美国对华政策的错误；五、共产党的统一战线及谍报活动；六、战后经济破溃；七、军事战略的重大失误；八、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九、共产党解放区实行土改赢得广大农民的拥护。
这些都是原因，都有一定的事实作为依据，都没有错。不过以此来盖说当年的这场战争，仍太嫌单薄。就我而言，如果仅仅咀嚼导致战争胜负的几条原因，也是维持不了那么久的兴趣的。我以为，在这些政治、经济、军事、外交上的得失背后，一定还藏有某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