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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农会的土豪劣绅家里，一群人涌进去，杀猪出谷。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劣绅！今天认得我们！』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湖南农民运动的兴起，引起毛泽东的极大兴趣和关注。他花了三十二天的时间，深入农村实地考察，终于写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农民运动到底是“革命”还是“痞子运动”？是“好得很”还是“糟得很”？在当时引起过不小的争论，即连共产党内，也有相当多的人持反对态度，如党的总书记陈独秀。毛泽东慧眼独具，从中看到了中国革命的契机，一边大呼“好得很”，一边提出了后来为共产党奉为圭臬的暴民理论：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彬彬，那样温良恭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这样一场革命，由谁来充当主力？按照马克思、列宁的理论，及各国共产党的实践，当然是工人，以工人阶级为先锋队。但中国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中国没有一支堪称强大、成熟的工人阶级队伍，要完成经典式的共产主义革命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提出以农民为主力，进而提出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这就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所谓“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其实应该是唤起农民千百万。中国的工人，尤其是产业工人，人数太少，与一呼百应的农民简直不成比例。中国工人阶级的革命迫切性和坚定性，也不及农民，甚至不及知识份子。中共高层几乎没有工人出身的领袖人物。三十年代，受共产国际的影响和直接指派，曾有向忠发、顾顺章、卢福坦进入中共中央核心层，向、卢二人还担任过名义上的最高职：总书记，但这三个人最后都被捕叛变。
中国的农民人口基数庞大，其勤劳、节俭、忍耐、平和，为世所公认。但他们身上还有另一种品性，即阿Ｑ式的流氓无赖性。一旦激发，即可产生巨大的造反动力。农民中有非常优秀的个体，这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我们要讨论的，是作为群体的农民，以阿Ｑ为形象代表的农民。我真不想在这里列举那些人性的弱点：狡诈、愚昧、麻木、自私、吝啬、狭隘、贪婪、萎琐……不想把这些都堆到农民身上，当做他们的特性。事实上，阿Ｑ只是一个文学形象，之所以具有长久的生命力，是因为它揭示了中国人的国民性。
唤起农民千百万
阿Ｑ群体的存在，使得中国式的革命有了强大的社会基础。毛泽东自己也出身农民，深知中国的农民具有的造反精神和造反传统。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像中国那样，朝代更替那样频繁，而几乎每一个朝代都有那么多的农民起来造反。中国的农民胆小怕事，这一点不假；但还有一点也不假，逼急了什么也敢干。“舍得一身刮，敢把皇帝拉下马。”官逼民反，揭竿而起，大伙儿啸聚成群，杀人越货，占山为王，“逼上梁山”当土匪当强盗，被民间称为义士、好汉。周恩来及一伙职业军人领导的南昌暴动失败了，而毛泽东发动的纯粹农民式的秋收暴动却取得了成功。毛泽东说：“群众运动，其实就是运动群众。”运动群众，尽可能地调动起群众（在战争年代主要是贫苦农民）的流氓性，以此来达到自己既定的政治目的，是毛泽东一生成功的重要秘诀。不单是对付武装的国民党，即使是和平年代对付党内的对手，他也运用了此一秘诀，如发动文化大革命以打倒刘少奇。此是后话。
当然，这些农民造反者，迟早要成为职业军人，成为数十万红军、百馀万八路军、数百万人民解放军的中坚骨干，成为像模像样的将领，正如历史上数不清的由造反起家、出身低微的帝王将相那样。不能说他们都是流氓，不能说红军、八路军和解放军是流氓军队。事实是，共产党领导的这支军队纪律严密，与古今中外的任何一支军队相比都堪称“秋毫无犯的仁义之师”。著名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一直唱到毛泽东的晚年。当然还要看是对谁。对一般穷苦百姓是“不拿一针一线”，对“土豪劣绅”就不能不犯了。红军时期，“打土豪”是赢取农民的政治口号，也是斗争的手段和目的，更是军费的直接来源。打一个“土豪”，就可以搞到几百、几千和上万的银元。这种以贫富划分阶级、敌我，以军力掠夺私人财产的行为，在“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土豪”层出不穷的今天显然是荒谬得不可思议的事，当年却是大张旗鼓的革命。
据《黄克诚自述》，彭德怀领导的红三军团打进长沙，“为了筹款，曾把长沙城里的资本家、商人统统抓来，以杀头和烧房子相挟，迫其交出款来。结果，吓得那些资本家、商人纷纷逃离长沙。”黄克诚后为十大将之一，庐山会议时与彭德怀一道为人民的疾苦“鼓与呼”，而被打成右倾反党集团“军事俱乐部”成员。这样一个在党内“一贯右倾”的高级将领，晚年追忆其一生的革命经历，仍不认为当年的“筹款方式”有什么错，只是对筹到款后没有及时撤退被敌人反攻受到损失表示遗憾。
打土豪，不全是为了抢钱，还有“分田地”。北伐时有一首很流行的歌：“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时把它改成：“打倒土豪，打倒土豪，分田地！分田地！”把地主的田地分给广大的农民，红军才得到农民的拥护，农民才认为这是“咱们的队伍”，才会心甘情愿地为红军带路、放哨、通风报信、冒死送盐、掩护伤病员。地主土豪毕竟是少数，孤立和打击了少数人，赢得了多数穷人的支持，政治上是极为合算的，何况自己还有抢钱的经济利益。
中国的道义：土匪打土豪
从道义上讲，“劫富济贫”不仅合乎中国民间英雄好汉的作为，也与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观点一致。抗日战争期间，为了统一战线，八路军不再打土豪。到了国共内战即“解放战争”时期，打土豪又以“土改”形式确定下来。凡占领一个地方，马上发动群众，进行阿Ｑ式的土改运动，“分田分地真忙”。当我们回首去看国共对决的那场战争，解放区的农民心甘情愿地冒著硝烟炮火，推车挑担支援前方的共军与国军作战，那样的场面真是激动人心。那种架式，国民党的江山岂能不丢？
在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上，毛泽东说《水浒》：“宋江劫的是生辰纲，是不义之财，取之无碍，刮自农民归农民。”这里有两个错误。一，劫生辰纲的是晁盖而非宋江；二，取之以后并没有归农民，是被好汉们私分了。毛泽东其实是以《水浒》对共产党的土地革命作注解，合不合原著倒无所谓。共产党不仅仅是一伙梁山盗贼，并不是只知道劫别人的财富。绝大多数共产党人的自我牺牲精神，是有目共睹的。一九二一年正月，毛泽东回家乡韶山，就把父母去世遗留下来的田产全部分给了当地农民。一九四七年，身为地位书记的赵紫阳，也不能免其父亲在土改运动中被斗死。不但不能免，他本人反而还在自己家乡推行严厉的政策：
“地主出身的干部必须站到农民一方面来，首先是在思想上和家庭断绝关系，主动说服家庭，认真执行土改。这是一个严重的考验，不仅是打通思想，如果干部与群众对立，党的原则是要群众不要干部，否则防空洞就无法清除，地主阶级就消灭不了。阻碍群众运动的要开除党籍，甚至要判罪。如果部队干部带部队回村镇压农民运动时，农民可以向其开火。这个冲突的性质就是阶级战争。”
四十年后，已经是名义上的中共最高领袖赵紫阳站在广场上，声泪俱下地向绝食学生那番表白，早已没有了早年“消灭”包括他父亲在内的地主的冷酷了。是他从长期的革命生涯中，悟到了这种“消灭”并非最佳方式，或者根本就不合人性？反而是解放初期，将自己大地主家庭的继母、兄弟都接到城里逃避了土改斗争的邓小平，却在这时候作出了军队开枪镇压学生的决定。历史的诡谲就在这里。
共产党人的牺牲精神还不止于此。不要说个人财产，就连骨肉至亲都可以舍弃。战争年代，把刚刚出生的婴儿送给当地的农民，这在高层共产党人中是非常普遍的。陶铸的妻子曾志，同前夫生了三个儿子，两个儿子生下来才四十天和十三天便送了人，一个儿子由党出面卖了一百块大洋以筹措急需的组织经费。江西苏区时，国民党曾派人游说、策反共产党将领，其中就有红军军长黄公略的一个异母哥哥和一个叔父，黄公略当即报告毛泽东、朱德，把他们都杀了。共产党由如此“特殊材料制成的人”组成，任何政治对手都不能不败下阵来。
井冈山是红军的发源地，毛泽东上山之前，已有袁文才、王佐的一支土匪武装盘踞。这支队伍与毛领上山的“秋收暴动”的农民合并，成为“中央红军”最早的基本成员。袁、王二人都加入中共，又都被共产党所杀。十大元帅之一的贺龙，十六岁就当上哥老会的十排老，十九岁以两把菜刀起家建立武装。中共建政后，这段故事被说是成“两把菜刀闹革命”，其实就是当土匪。他先是领著三十来个人抢了镇团防局的四十条枪，聚众失败；又领著二十个人去攻打盐税局，杀人抢枪；第三次，砍了赴任路过的慈利县县长的两个护兵，接著又缴了二十来个溃散的川兵的枪，这才拉起一支队伍。被国民革命军收编后，当上军长，八一南昌暴动任总指挥。暴动失败被打散，贺龙回到湘西重新拉队伍，还是以龙头大老的身份拉拢和收编多部土匪，成立红二方面军。解放初期，共产党在湘西大规模剿匪，剿的就是像当初贺龙这样的土匪。许多本内容纪实的剿匪记，描写土匪起家的故事，与贺龙的行径毫无二致。文革后有些湘西学者提出，那些不应该算“土匪”，应该算“农民武装”，就像《杜鹃山》中未抢到中共党代表柯湘之前的雷刚的队伍。问题是雷刚本身也是土匪，不论是抢到柯湘之前还是抢到柯湘之后，也不论是井冈山式的还是梁山泊式的。贺龙打团防局，如果说多少还有一点“打反动武装”的意思，那么打盐税局算什么呢？和抢银行、打税务局、邮局有什么区别？文革中贺龙被指为大土匪、大军阀，倒是道出了事实的真相，只是无人敢顺著这条线索，触及到共产党的实质。
“什么人说什么话，什么藤结什么瓜”
从文革中揭露出的大量材料来看，共产党的领袖与高级将领们，大多是流氓、土匪气十足。毛泽东本人是极善于运用流氓语言的高手，他出其不意的鲜活“名言”简直不胜枚举，作为一种“话语系统”，至今还在深刻地影响著当今的中国。跟在他后面，刘少奇、林彪、康生、陈伯达、江青、邓小平……大伙儿都无不以善用流氓语言讲话为荣。如刘少奇批彭德怀：“毛主席是你反得的吗？毛主席要能反，我早反了，要反也轮不到你彭德怀来反。”而彭德怀向毛泽东鸣不平：“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现在我操你二十天不行？”林彪说政治：“政权就是镇压之权。”江青则到处自称“老娘”。刘伯承对抱怨兵力不足的部下施激将法：“你用手摸摸裤裆里的卵子，看还是不是个男人！”曾任总参谋长的黄永胜是个“击鼓冲锋，鸣金玩妓”的上将，他讲自己的体会：“封建社会是长袍马褂，关紧门户再干事；资本主义是脱光衣服，自由乱爱；我们只能讲为革命献身，多作贡献。说到底都是要Ｘ女人。”同为上将的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涉嫌“武汉兵变”被解职，而他利用权势玩弄女护士、医生、文工团员如不花钱妓女的行径，也因一篇《千刀万剐陈再道》的大字报而闻名全国。身为中将空军司令员的吴法宪在中共中央常委碰头会上发言批判陈再道，骂了一连串“罪魁祸首”、“刽子手”、“帮凶打手”、“败类”之后，突然蹦出来一句“是你个娘卖Ｘ的！”光骂还不过瘾，更冲上去左右开弓煽了他两记耳光。还有一位上将王震，位居国家副主席，仍是满口污言秽语，一身流气，指著总书记胡耀邦的鼻子摔杯破口大骂，动辄扬言要杀他几百、几万人。
我不想在这里花费篇幅去描写中共上层的“生活腐化”、玩女人，那些到处流传、活灵活现的色情故事。毕竟那只是他们生活的一个侧面，只要国家治理得还好，人民生活安定富足，为政者尽了他们的才力，个人作风、道德是另外一个层面的问题。我说的“流氓”，不是这种浅层次意义上的流氓，而是政治形态中的流氓文化。庐山会议批彭德怀，整个会场一片叫骂、怒吼，哪里是中央大员在天下第一名山的胜景中讨论国是，倒像是一帮阿Ｑ在批斗地主老财。主持会议的刘少奇拍桌打椅，不容彭德怀有半点辩解的机会；不料几年以后，他自己在中南海被造反派揪斗，也不容他稍有辩解，手持薄薄一本“国家宪法”也保护不了他了。
人说彭德怀一身硬骨，敢说敢顶，甚至“敢骂皇帝”，但他只怕一个人，那就是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彭德怀是元帅，而许世友是上将，低了两级军衔，怎么会怕他呢？原来许深获毛泽东宠爱，称作“厚重少文”，是“我的周勃”。许世友“少文”是真，“厚重”却谈不上。他仗著自己对毛的忠心耿耿，恃宠而骄，以骄献媚，谁都不放在眼里。他拼酒，见人就要拼几大瓶，不跟他喝就撒泼骂人。儒雅如周恩来治他，也只能拿出好几瓶茅台来跟他拼酒量，把他醉翻在餐桌底下他才服输。庐山会议上听到毛泽东说一声：“我就不相信解放军会跟你（彭德怀）跑”，他当即跳起来要带兵打彭德怀。许世友是典型的农民流氓，在少林寺学的一身好武功，参加革命前就有几条人命。十六岁那年放牛吃了人家的庄稼，人家骂了他，几拳就把人家打死。第二次是在赌场上，又挥棍打死一个赌徒。第三次是在兵营，一个老兵责他内务整理得不好，他又一脚把老兵踢死。当上连长，他专门靠吃“空饷”聚敛钱财，为了钱随便就可以杀几个不愿当兵的人，“简直与土匪的『绑肉票』毫无二致。”（徐开福《许世友的晚年岁月》）直到离开国民革命军投身共产党，临走还把和他素有积怨的连事务长给杀了。许世友官至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顾问委员会副主任。毛泽东死后政治局开会，听取医疗组长李志绥报告抢救经过，只有许世友一个人闹场，嚷著“主席死得有鬼”，硬说是被人毒杀，还是江青出来解释。
农村土匪战胜了城市流氓
许世友这样的人，都是解放军功勋卓著的将领。可以想见，他们在战场上会是怎样的亡命之徒。流氓的粗鄙流俗、违反常伦、不按牌理出牌、破坏力与造反精神、打破传统社会的秩序等级和地位、一哄而起……种种特性，经过严密的组织形式和某种崇高理想的口号相结合，可以产生巨大的力量。
相较于共产党严密的组织形式，国民党显然要松散多了。入党、脱党、退党、开除、恢复党籍，都远不及共产党那样严肃、讲究。抗战期间，还玩出过指令学生“集体入党”的闹剧，引起共产党抗议。为了强化党的战斗力，国民党建立了庞大的特务组织，中统、尤其是军统，其作用为监党、督军、控制舆论、消灭异己、充当领袖的耳目。特务系统相当于党的“宪兵”，除了最高领袖蒋介石，谁都要怕它三分。孙中山的遗孀宋庆龄、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副总统李宗仁、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于右任等人，都受到过特务的暗杀威胁或监控，更不要说其他将领及一般党员了。最著名的大特务戴笠死后，国民党内外对于特务政治的厌恶情绪高涨，一片呼声要求削减其势力。但特务机构只是形式上有所收敛，而活动能量及作用并未稍减。
特务政治是恐怖专制的代名词。中国历史上，明代的特务制度最为完整，也最为后人诟病，认其是最专制独裁的一个朝代。特务组织之严密、行藏之诡秘、纪律之严格、手段之残忍，与流氓帮会极为相似。戴笠领导的军统，与青帮头子杜月笙关系密切，乃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经常联手行动。汪精卫接受日本“和议”成立南京政府后，手下的特务机构也极为发达，与重庆方面既抗衡又勾结，气焰不输正牌的军统。汪氏的特务也有青帮的直接参与。与其说汪是效法蒋介石，毋宁说国民党与青帮一类流氓组织有著天然的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这一传统甚至延续到台湾，国民党的“黑道”背景，至今仍未能彻底洗清。
戴笠投身革命前是一个无业流民，亦即市井流氓。在他一手创建的军统中，以同乡、故旧、亲友为亲信，充当要职委以重任，是其发展组织的一大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