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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的节食，练就了甘地一流的饿功。他看看很瘦，却绝不会轻易地饿死。人们常以为，胖人比瘦人经饿，这是天大的误会。人不是骆驼，没有大量储藏有效能源的本事。胖瘦之间的不同在于，胖人消耗的能量更快更多，也就更容易和更强烈地感觉饥饿。
还有一个不同，是胖人不容易引起同情。旁观者总觉得他平时油水养得太足，饿几顿饭，大约是吃饱了撑的，说不定还是在科学减肥。看胖子绝食，正如看富豪人家小有失窃一样，多半都会抱一种饶有兴致、轻松愉快乃至幸灾乐祸的心情，充满好奇而不是同情。这就极大地减缓了对手的道德紧迫感，在“急出毛病”与“饿出毛病”的较量中占据优势。
十一、
我们得承认，胖人也有绝食的权利。只要不是虚胖，有计划有节制地绝食，也确实可以达到科学减肥的目的。但若以此作为斗争手段，则不能不有所选择。在集体绝食中，劝导胖人最好不要参加。即使参加也只许呆在不起眼的地方，让宣传媒体始终对准那些天生的骨瘦如柴者，以彰显绝食的功效。比方甘地，本来就瘦，却每次都让人相信他是“这一回”饿出来的，大增同情与公愤，进而胁迫对手就范。
如果限于人手，不得已只能由胖人参加，则应该“避胖就虚”，尽可能无精打采气若游丝，使人觉得这不是胖而是肾炎糖尿病引起的浮肿。同理，那些年轻气盛、红光满面、精力充沛的人，最好也遵循这一原则，让自己看上去年老体衰、面有菜色、精力不支、濒于休克。与其他任何一种斗争方式不一样，自己越打不起精神，离胜利反而越近。可谓“以己之弱，克敌之强”。
但这一弱和强的对比，总有个限度。如果对手强到急不出任何毛病，亦即敢于不顾舆论与公愤，胜利也就完全无望，不如干脆端碗吃饭。所谓“不达目的绝不进食”，“不自由毋宁死”之类，本是些煽情口号，煽煽别人还可以，千万不能将自己也煽得不知东西南北。
十二、
卡夫卡写过一篇小说《绝食艺人》，又译作《饥饿艺术家》。艺人也罢，艺术家也罢，，至少在欧洲，曾有人专门以绝食作为一门职业，而且还要公开巡回献艺。艺人关在一间铁笼里，观众花钱买票站在外面欣赏，看他如何饿肚子。他很有职业道德和尊严，晚上不停地唱歌，不让别人怀疑他偷吃食物。人家反而以为他技巧高超，居然可以一边唱一边偷着吃。最后他被人们遗忘，孤零零地死在笼子里。
遗忘的主要原因是麻木。他拖的时间太久，人们开始的兴趣消失了，绝食天数的累积已不能再博得人们的惊讶和赞叹。事实上，你就是可以把食绝到“避谷”的地步，可以永远不吃饭，人们的惊讶也绝不会维持多久。大千世界的奇怪事儿多着呢，常年不睡觉的，一辈子裸着身子的，吃活蛇的，浑身长毛的，……假如都得激动不已，还要不要活？绝食一两天和绝食七八天有很大区别，几乎所有的人都能饿个一天两天的，而绝大部分人七八天不进食就要完蛋。但绝食二十三天和绝食三十二天，之间有什么区别？观众的结论是，你反正经得饿，由你去吧。
十三、
这位艺人的错误，在于不善于把握观众的心理，以为人家要看他怎样一次次打破自己的记录。饿死的那一次，无疑创造了他不可能再被打破的终极记录。因为断气的前一秒钟，是他不吃饭活得最久的时刻。不过一秒钟之后，他就同任何普通的一个饿殍完全一样了。结局几乎可以预料：他被观众，甚至被杂耍团遗忘得干干净净。直到人们发现他死了，才把笼子打扫打扫，换了一头豹子关进去。
人心不古，现在已经不是甘地或卡夫卡笔下的那个时代了。连政治都要讲“科学化”和“艺术性”，绝食作为政治斗争的手段之一，也应该科学和艺术起来。否则难免做不必要的牺牲，更糟糕地，可能演变成一出不好收场的闹剧。
看看美国一位“杀手医生”的例子。这位医生对“安乐死”一贯有自己独到的看法，曾帮助干掉过二十几个绝症病人的性命，吃了官司。为抗议囚禁待遇的不公，他宣布绝食。他的绝食很有意思，不绝维生素和果汁。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一个人如果每天有足够的维生素和果汁，不仅饿不死，简直还很有利于养生。说穿了，他是拿自己的食欲而不是健康作为筹码。想想看，任何时候，他怎么会输？
问题是，哪儿去弄那么多的新鲜果汁。在中国，到底还是来点萝卜咸菜之类的，要容易得多。
1994。2。于长岛
辣椒与革命
A。
三十年多前的一天，毛泽东问刘少奇和周恩来，有什么办法让猫儿吃辣椒？刘觉得这好办，掰开它的嘴强行塞进去就是了。毛摇摇头，以为“太残忍”。周略作思索说，饿它三天，把辣椒裹在肉里面骗它吃下去。毛也不满意，认为不够“光明正大”。
“我有个办法，”他深深地吸口烟，又缓缓吐出来，“把辣椒抹在猫屁股上。它受不了，必然去舔。越舔越辣，越辣越舔。这样，它就自觉地吃了辣椒。”
二人点头叹服。主席不但治民有方，而且制猫有术，手段委实“老辣”。
其时中国大陆正大搞农业合作化运动，数亿农民的屁股被抹过一把“辣椒面”以后，果然都象毛预期的猫一样，一下就积极行动起来，进入了“高潮”。
B。
毛泽东酷爱吃辣椒，是久嗜成瘾的。山不在高，有仙则名；食不厌粗，有辣就行。1959年他回湖南视察，一到长沙便要去火宫殿吃臭豆腐。——火宫殿的臭豆腐“闻闻很臭，吃吃却很香”；而且辣油放得特重。三分钱一片（如今已涨到一角），便宜又好吃。湖南人上至宫廷显贵，下至引车卖浆者流，大约总要吃一吃的。一碟子下肚，满头大汗，通体舒泰。毛与其说是逐臭，不如说是逐辣。
早在延安窑洞时代，他的辣名就已远扬天下。一次，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应邀参加中共中央机关的庆典会餐，菜还没上，先有一盘辣椒摆到了毛面前。只见他消消停停，有滋有味，自顾自拿筷子捉着吃起来。还问一旁看呆了的安娜小姐，是不是也来一点？
又一次，毛泽东接见另一位外国记者，一边谈话一边吃一种奇怪的点心：梨子蘸辣椒粉。不知他是为吃梨而吃辣椒，还是为吃辣椒而吃梨。那味道大约不是我们凡人所能够品尝得出韵味的。谈笑间，一堆梨片及一碗辣椒末灰飞烟灭。
“吃不得辣椒的人，做不成革命者！”毛摆摆手，嘴角带一丝揶揄的笑。
C。
这是毛泽东的一句名言。其中掺有多少幽默和玩笑的成分，可以一猜。不过由金口玉牙说出来，分量立刻不同。毛泽东的话，事实证明虽并不至于“一句顶一万句”，却往往“不幸而言中”。至今不小心一回顾，仍不由得乍出一身冷汗。
在第一代中共的阵营里，吃辣椒者显然占了绝大多数。湖南的刘少奇、任弼时、彭德怀、贺龙，不由分说一定喜欢吃辣，四川的朱德、刘伯承、邓小平、陈毅，更是辣上还要加些麻。中共的两位创建者，李大钊是河北人，离辣源远得很，结果革命尚未有影，就糊里糊涂地上了绞架，没做成革命者；陈独秀是安徽人，安徽小吃的火辣很是厉害，所以他被推选为首任总书记。不过他先去日本，后到北京，再寓上海，更居广州，辣性竟渐渐淡化，没几年功夫，不仅总书记做不成，还开除了党籍，不许他革命了。张国焘离辣源很近，是江西萍乡人，就在湖南边上，于是很做了几年革命者。领导着膘肥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差点把中央红军给挤掉了。但由于辣得不够，仍输在毛手上，损兵折将不说，最后竟灰溜溜地当了“叛徒”。
因不吃辣椒而“做不成”革命者的还有王明（安徽人），瞿秋白（江苏人）。林彪（湖北人）、康生（山东人）、陈伯达（福建人）及“四人帮”，也没一个喜欢吃辣椒的，尽管标榜“最最革命”，到头来仍不免被当做最反动分子清除掉。江青跟毛结婚几十年，一张床上睡觉，却不能一个锅里吃饭。她嫌丈夫吃得不讲科学，辣椒太多，肥肉亦太多，不合健美要求。遂另起炉灶，终于一直吃到监狱食谱为止。
D。
周恩来大概要算是一个反例。他是浙江籍，在天津长大，按道理不应该喜欢吃辣椒，——我们也确实没听说过他吃。只有传闻说他喜欢吃的一道名菜叫“红烧狮子头”，其实也就是江浙口味的红烧肉丸。不但不辣，一定还要放糖。这本不属于一个做革命者的料，然而竟让他做成了，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周恩来的本事，在于他具有超凡的忍耐力、适应力及应变力。又善于妥协与调和，酸甜苦辣咸都可以下箸尝两筷，必要时还能做出津津有味的样子大口地吃，甚至连声称道美味无比、妙不可言。只要这么吃过一两次，他“能吃辣椒”的形象便树立起来，久而久之，大家也就忘了究其根底，而引为同道了。
当然这或许“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过小人之心并非没有来由。比方我们都听说过，1945年重庆谈判，他曾为毛泽东饮下蒋介石没完没了敬的烈酒，而获得“周公善饮”的美誉。尔后当了总理，又见他在无数国宴上向宾主频频举杯，据说都是茅台。谁知他庄严高举的竟会是一杯白开水呢？堂堂国宴尚且可用一只茅台酒瓶充假，平日吃饭，桌上摆一碟辣椒做样子，大抵也不至于太离谱。
E。
毛泽东是正宗吃辣的，不掺假。在艰苦的战争年代，辣椒的功用不止拿来下饭，还可以生津、御寒、驱风、祛湿、舒筋、活血、除乏、醒脑、提神、发汗、增加维生素A……乃至提高革命斗志，散发革命热情等等。
而为此付出的代价是患了痔疮，并且十分严重。固然要做革命者，一点痔疮何足挂齿，但隐患一发起来可真有些“那个”。1934年冬，红军长征刚刚开始，他的痔疮就犯了。马也不能骑，只好被抬着走。六英尺高的汉子，跟着一群残兵败将在人家的肩膀上狼奔豕突，那心里的滋味是可想而知的。幸好当时因受伤也被抬着走的，还有一个王稼祥。两人遂结为担架上的密友，说天道地，谈古论今，“先言他物然后引起所咏之辞”，接着又拉扯上一个张闻天。终于等到时机成熟，一举而发动了一场政变，将军事指挥权从“少年不识辣滋味”的博古，及只晓得在红军女战士中寻找“甜姐儿”的德国同志李德手中夺了过来。
自此中国革命走上了一条令人瞠目的辉煌道路。红军也因之胜利地到达陕北。
F。
陕北不缺辣椒，陕北人对辣椒的偏好不亚湖南，岂输四川，所以做了中国革命的摇篮。不说别的，只要看每家农户窑洞门口，一大串一大串挂的红辣椒就可以知道。止可惜北方食品粗糙，不象南方多诱人垂涎的名肴美馔，顺手便开得出一列菜谱，故名声上也就没有辣过川菜与湘菜。
陕北共产党首领刘志丹，人称“红色罗宾汉”，是个吃得辣椒的。毛泽东不远二万五千里，从江西带了中央红军来投奔他，照道理应该携手革命，共商辣计，互相交流交流吃辣椒的方法与体会。开头大概也的确这样搞了两回，佯装成辣味相投的样子，见面呵呵地笑一笑。但是太累。于是“罗宾汉”就在一次小小的战斗中英勇牺牲了。毛泽东“听说”之后，教人送一块匾去，上书“人民领袖”四个大字，算是对于他吃过辣椒的肯定。
另一位同样是陕北出身、吃得辣椒的高岗，官至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忽然不知怎么“反起党来”，在接受批评帮助的时候，居然辣脾气发作，开枪把自己打死了事。他虽然多活了些年岁，死后却连“人民领袖”一类的虚名都没混到。
G。
然而毛泽东的痔疮，却没有因革命走上正确航向而有所收敛。到了延安，辣椒至少是可以尽他吃了，这一隐患就更发展成为习惯性便秘。常常是三五天才拉得出一趟屎，而且每次时间之长，教人以为他在厕所里做诗。
不用说他的诗是做得极好的，最脍炙人口的就有“不须放屁”这样的千古绝唱。被喝令不须放屁的苏修，犯了一个巨大的错误，——他们向全世界无产者推出一道菜，叫做“土豆烧熟了，再加牛肉”。且不论全世界无产者是不是都喜欢吃牛肉，这种烧法便很不合适。土豆无疑比牛肉容易烂，应该是“牛肉烧熟了，再加土豆”，那还差不多。然而按俄式烧法，又不放辣椒。大家既做不成革命的“鲲鹏”，只能去变一只修正主义的“小鸟”。
对习惯性便秘患者来说，放屁无异于报喜的佳音。反过来“不须放屁”，则成了最严重的责罚。让苏修们吃了没烧熟的牛肉不好消化还放不得屁，想想那种痛苦，大约也只有用“天地翻覆”来形容了。
H。
据革命回忆录记载，毛泽东便秘，几乎是大家都知道的一个事实，用不着讳莫如深的。他那飞扬的神思，他那妙趣天成的佳构，他那决胜于千里之外的韬略，当然也不免受到损害。延安时物资困难，既没有“马应龙麝香痔疮膏”，又没有德国进口“痔根断”。所以似乎也都想不出什么良策。唯一可做的是静静地等。从将军到伙夫，从“抗大”学员到一般乡亲，象久旱盼甘霖一样，皆憋着一口气等。等憋到他终于手持一张纸一卷书一支烟，不紧不慢踱进厕所，整个中央机关乃至整个延安，于是传遍“主席大便啦！”的欢乐喜讯。人们奔走相告，飞捷报，传佳音，真个“春风又绿延河岸”，中国革命又有了希望。
革命胜利之后，“人民感谢我们，资产阶级也出来捧场，”油水吃得足，拉屎不出的事想来不大会经常而且“习惯”了。即使偶有久憋而后通的喜报，由于宫苑高深，再也不能“飞入寻常百姓家”，我们也实在无从知晓。只知道1959年庐山会议时，他曾用“有屁放出来、有屎拉出来”形容畅所欲言，获得轰动效应。起因是，辣椒吃得厉害的彭德怀上了一份《万言书》，竟得到基本上不吃辣椒的张闻天之流的支持。毛泽东憋了几日，终于荡气回肠，震惊左右。
I。
与毛不同，邓小平吃辣，从不虚张声势。有关他这方面的轶事也就几乎没听说过。他少小离家，远赴法国勤工俭学。据说他当年为了生存，曾把中国的食文化引进法国——开了一家豆腐店。一边当卖豆腐的个体户，一边从事革命活动，刻刻钢板、发发传单、办办油印小报等等。他肯定也吃豆腐，当天卖不完的，想必不至于一咕噜倒掉，弄点花椒和辣椒，就可以烧成一盘故乡风味十足的“麻婆”，以快朵颐。
旅法五年，吃得更多的怕还是面包，及家常的法国菜。以致过了半个多世纪仍不能忘怀。1979年他访问美国，有人说起中国人跟法国人一样，都认为自己的文化高于别人。他低头一想答道：“在欧洲，法国菜是最好的；在东亚，中国菜是最好的。”当时的美国总统卡特听了，竟觉得新鲜至极。
比起毛泽东只喜欢吃中国菜，只喜欢吃中国的湖南菜，只喜欢吃湖南的辣菜来，他口味无疑是开放得多和灵活得多了。既能吃麻辣麻辣，又能吃酸甜酸甜；既能玩麻将，又能打桥牌；既欣赏白猫，又欣赏黑猫。一来二去，人们差点忘记他是个正宗老牌的革命家，而只把他看作新时期的改革者了。
但是反过来也没错：他既能来点酸甜，又仍坚持麻辣；既手持桥牌，又藏有麻将；既怂恿黑猫大胆去捉老鼠，又搂着只不抓老鼠的白猫爱不释手。至于他想个什么法子使这两只猫吃辣椒，——是强塞，还是饿三天，还是拿辣椒面抹屁眼儿呢？他可是至今都没跟左右商量过。
1993。1。于长岛
重读大字报
一、
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已经过去三十年了。这场运动，有人称之为动乱，有人称之为浩劫，有人称之为灾难，有人称之为噩梦，有人称之为“峥嵘岁月”，有人称之为“对文化的革命”……。起初，人们还能以各自不同的经历、感受来诠释它，回忆它，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推移的速度往往比我们以为的要快迅得多），它的影象模糊了，蜕色了，剥蚀了，人们的经历和感受也不断地被冲刷、浸润及消融，失去了新鲜、真实和个性，而更多地带上了他人的、“公认”的甚至官方影响的痕迹。加之，我们还生活在一个远远谈不上可以畅所欲言的环境之中，文化革命这一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重大事件，就这样活生生地被众多的专家、学者整治得面目全非。
文物是修补破损历史的最好材料。但文物本身也在不断地被复制着，修补着，──或者叫修改着。《毛主席语录》，毛泽东石膏像，大大小小各式各样的毛像章文革期间发行的邮票，在市场上销售、流通和翻炒，被一些怀旧的、猎奇的人们收藏；毛泽东的颂歌被重新演唱、剪辑，灌制成柔和缠绵的《红太阳颂》盒带，大量发行；样板戏也改头换面，成为一些联欢会、电视节目中颇受欢迎的段子。而文革时的许多流行语，包括毛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