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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文龙九岁时，毛伟病故，其母时年二十六岁，携子依弟沈光祚居住。沈光祚是杭州名宦，万历乙末科进士，历仕开封府推官、山东布政使、顺天府尹等职＇1＇，后毛文龙从军，曾得这位母舅提携、推荐。
毛文龙幼时，受母家之影响，亦曾接受传统的儒家正统教育“幼从学，习经生业”，但对四书五经始终不感兴趣，而喜读兵法书“耻学举子业，好孙吴兵法”，因此在重文轻武的明末，很难取得像样的功名，也因此一直未娶。直到三十多岁成为军官后，始归家完婚，娶一山西士族女子张氏为妻。张氏不能生育，后又在辽阳纳一妾文氏，生子毛承斗。辽阳被后金攻占后，文氏死于战乱，毛承斗被人救出，送往杭州，张氏抚之如己出。
（万历三十三年春），毛文龙过继给辽东鞍山的伯父毛得春为嗣子，遂只身北上，先顺道入京拜访了母舅沈光祚，被其荐于宁远伯李成梁帐下，开始了在辽东的军事生涯。当时努尔哈赤不断兼并女真各部落，辽东形势日渐紧张，毛文龙对山川形势和敌情都加意考察，同年九月，参加了辽东的武举kǎo shì，“列名第六”，被任命为安山百户，不久又升千总，1608年（万历三十六年），升叆阳守备。
后来，以都司之职率兵援助朝鲜，逗留在辽东一带，辽东失陷后，从海路逃回，乘守备空虚杀死后金镇江的守将，向巡抚王化贞做了报告，没有告诉经略熊廷弼，由此两人开始有了怨恨。当时朝廷里掌权的人正赏识化贞，于是授职毛文龙为总兵官，逐渐加升到左都督，挂起将军印，赐尚方宝剑，像内地一样在皮岛上设立军镇。
皮岛又叫东江，在登、莱沿岸的大海中，全长八十里，不生长草木，远离海岸，靠近北岸，北岸与后金界只相隔八十里的海面，他的东北海就属于朝鲜了。
纵观明代巡抚节镇登莱，袁可立是唯一从大局出发长时间有效支持毛文龙的登莱巡抚。袁可立上任不到十个月，毛文龙就被加秩进阶直赐尚方剑。＇2＇他御文龙多得牵制之功，毛文龙的主要战绩和荣誉都是在这一时期取得的。毛文龙在袁可立的扶持下不断被加秩晋阶，开始恃功自傲，而其时朝官对毛文龙的质疑声浪日高。
天启三年十月，皇帝嘉奖道：“巡抚佥都御史袁可立厥治行劳哉，赐汝朱提文蟒。汝嘉而毛帅骄愎不协，蛊于兵，满蒲、昌城袭报用敢献功。”
“乃满浦、昌城之捷，谓兵不满千，未交一战，不遗一矢，而使（虏）自相践踏，其被炮死者二万有余，马之走死者三万有余，止余真夷二万。公（袁可立）心颇疑之，私谓敷实而后报，不失于慎。”
“于是移檄东江，核其虚实。而毛帅嫉公如仇，嗾言官寻端中之。”＇5＇袁可立奉旨核查他的战报和军饷，由此为毛帅忌恨。这时忽然就有一个阉党宋祯汉苟合自己的几个同年东林人士宋师襄、方有度、庞尚廉等组成的利益集团利用了毛文龙和袁可立的矛盾，轮番恶意攻击袁可立。以至于天启皇帝看不过去，公开打抱不平切责道：“大臣去留悉听上裁，言官论人当存大体，不必连章抟击。”
时朝中阉党横行，党派相攻者无虚日，而阉党也欲除掉袁可立以剪孙督师之翼。袁可立没有意气用事，而是“力柔其（毛文龙）骨”＇4＇，劝毛“臣子勿欺”，“公（袁可立）故奇其（毛文龙）胆智。”他认为毛文龙的存在事关明金战争大局，不是随便找个人就能替代的，最后是自己选择了“功成身退”。
在地震时还在向朝廷上疏请求“预筹毛帅之接济”。天启二年五月初二日，杨嗣昌刚上任就替袁可立向皇帝请饷道：“抚臣袁可立受命方新，请发帑金二十万安兵散民，似非得已。惟在圣明裁定，赐予若干。”
还有一些重山海轻沿海的激进朝官指责袁可立袒护毛文龙道：“毛文龙居海外，屡以虚言逛中朝，登莱巡抚袁可立每代为奏请。”袁可立两头受气，处境十分尴尬。
袁可立去，毛文龙无人能御，导致了后来一系列悲剧事件的发生，这可能也是毛文龙和当时的明廷所始料未及的。
不过，毛文龙占居的东江，形势虽然足以牵制后金，但他本人谋略有限，每年浪费的军饷无法计算，并且只顾征招商贾，贩卖禁物，名义上在援助朝鲜，实际上是妄出边塞，没有军事的时候就以变卖人参、布匹为职事，有战争，也很少得到过他的功用。
工科给事中潘士闻弹劾毛文龙浪费军饷滥杀俘虏的罪行，尚宝卿董茂忠请求撤了毛文龙的兵，专门整治山海关、宁远的军队。兵部讨论认为不行。袁崇焕心里对毛文龙不高兴，曾上书请求派部臣到毛文龙处清理粮饷。毛文龙讨厌有文臣在身边牵制，上书反驳，袁崇焕很不高兴。等到毛文龙来拜访时，袁崇焕按宾客之礼迎接他，毛文龙又不谦让，袁崇焕除掉毛文龙的主意更加坚决了。
矫诏被杀
到了这个时候，袁崇焕就以阅兵为名，乘船到达双岛，毛文龙前来会面。袁崇焕同他设宴饮酒、行乐，每每到半夜才罢，毛文龙没有觉察袁崇焕的意思。袁崇焕同他商量更改营制，设立监司，毛文龙很不高兴。袁崇焕用离职返乡劝说他，毛文龙回答说：“以前有这个意思，但现在只有我了解东部战事，等东部战争完毕，朝鲜衰弱，可以一举而占有。”
袁崇焕更加不高兴，就在六月五日这天邀请毛文龙来观看将士们射箭，先在山上设了帷帐，命令参将谢尚政等安排身穿铠甲的士兵埋伏在帐外。毛文龙来后，他手下的士兵不能进帐里来。袁崇焕说：“我明天出发，海外的事情全寄托在您身上了，请受我一拜。”
互相拜见之后，一起登上山来。袁崇焕问起他随从军官的姓名，多是姓毛的。毛文龙说：“这些人都是我的孙子。”袁崇焕笑了，说道：“你们在海外劳苦多日，每月禄米也只有那么一斛，说起来痛心呢，也请受我一拜，大家都为国家尽力。”这些人都叩头道谢。
此诘问毛文龙几桩违令的事情，毛文龙做了对抗性的辩解。袁崇焕高声喝斥他，让人扒下他的帽子和袍带，把他捆了起来，毛文龙仍很倔强。袁崇焕说：“你有十二条该斩头的大罪，知道吗？按我朝祖宗定下来的制度，大将领兵在外，必须接受文官的监视。
你在这边一人**，军马钱粮都不接受核查，一该杀。大臣的罪没有比欺骗君主更大的，你送上奏章全都蒙骗，杀害投降的士兵和难民，假冒战功，二该杀。大臣没有自己的将领，有则必杀。你上书说在登州驻兵取南京易如反掌，大逆不道，三该杀。每年饷银几十万，不发给士兵，每月只散发三斗半米，侵占军粮，四该杀。擅自在皮岛开设马市，私自和外国人来往，五该杀。
部将几千人都冒称是你的同姓，副将以下都随意发给布帛上千匹，走卒、轿夫都穿着品官官服和袍带，六该杀。从宁远返回途中，劫掠商船，自己做了盗贼，七该杀。强娶民间女子，不知法纪，部下效仿，使得百姓不安于家，八该杀。驱使难民远远去帮你盗窃人参，不听从的就被饿死，岛上白骨累累，九该杀。
用车送金子到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并在岛上雕塑他加冕冠的肖像，十该杀。铁山一战败北，丧师不计其数，却掩败为功，十一该杀。设镇八年，不能收复一寸土地，坐地观望，姑息养敌，十二该杀。”宣布完后，毛文龙丧魂失魄，说不出话来，只是叩头请免他一死。
袁崇焕召他的部将来说：“毛文龙这样的罪状，该不该杀他？”大家都怕得唯唯诺诺，谁敢反对？中间有称道毛文龙数年劳苦的，袁崇焕训斥说：“毛文龙本是一个平民百姓罢了，官做得最高，全家都得以荫封，足够报他的辛劳了，他怎么就这样悖乱违逆呢！”
接着就磕头请求皇帝的旨意说：“我今天杀毛文龙以整顿军纪。将领中间有和毛文龙一样的，都要杀了他们。我不能成功的话，请皇上也像杀毛文龙一样杀了我。”于是取下尚方宝剑在帐前把毛文龙的头砍了下来。出来告诉他的将士们说：“只杀毛文龙一个人，其他人都没有罪。”
这时候，毛文龙麾下凶猛强悍的官兵有数万人，都怕袁崇焕的威风，没有一个敢乱动的。袁崇焕命人用棺材埋了毛文龙。第二天，用肉酒等祭品祭奠他说：“昨天杀你，是朝廷的法律；今天我祭奠你，是出于同僚、友人的感情。”并为他落下了泪。接着分拨毛文龙的士兵二万八千人为四协，任用毛文龙的儿子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光祚为首领。收回毛文龙的敕印、尚方宝剑，令继盛代他掌管。
又犒劳军士，传檄安抚各岛人民，全部废除了毛文龙的苛政。回到镇上以后，把毛文龙一事上书报告皇帝，末尾说：“毛文龙作为大将，不是我可以擅自诛杀的，所以我谨席橐待罪。”当时是崇祯二年（1624）五月。庄烈帝突然听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但想到毛文龙既已死去，当时又靠着袁崇焕，所以就以赞扬的态度下诏书褒奖他。不久又传旨公开毛文龙的罪行，用以稳定袁崇焕的心；
毛文龙埋伏在京城的爪牙，也命令法司加以搜捕。袁崇焕又上书说：“毛文龙一介匹夫，不守法竟至于这种程度，是因为海外便于作乱。他的部队连老带幼一起算有四万七千人，假称十万，并且中间有很多百姓，兵还不到两万，擅自设将领千人。现在不便于再设总帅，就以继盛代行其事，这样算来是方便的。”崇祯回答可以。
袁崇焕杀了毛文龙，怕他的部下发动兵变，所以增加饷钱至十八万两银子。然而岛上的兵失去主帅后，渐渐地散了心，越发不可征用了。以后直至有背叛投敌的。袁崇焕上书说：“东江一镇，想牵制敌人还必须借助它。今定为两协，马军十营，步军五营，每年需饷银四十二万两，米十三万六千石。”崇祯因为兵减少粮饷增加很有点情绪，因为袁崇焕，就特别地按他的请求办了。
袁崇焕在辽东，和赵率教、祖大寿、何可纲等确定兵制，渐渐推行到登、莱、天津，等到确定东江兵制以后，合计四镇兵共十五万三千有余，马匹八万一千有余，每年耗费饷银四百八十余万两，比过去减少了一百二十万。
袁崇焕斩毛文龙后，可说是为后金长驱南下解除了后顾之忧，三个月后就发生了后金兵临北京城下的“己巳之变”——后金约十万精兵绕道内蒙古，由喜峰口攻陷遵化，直迫明都北京。
世传毛文龙有七封所谓的“通敌书信”，其中一封还发自于毛文龙死后，但被硬说成是毛文龙写的。其余数封中，有一封为汉文译成满文，满文又回译成汉文，应有很大出入。另有二封盖有“平辽大将军之印”印信，但毛文龙挂印实为“征虏前将军”，而山海关总兵赵率教则挂平辽将军印，故有人推测可能是私章，但也未能拿出证据。
（本章完）
第219章
孙可望大西政权主要将领、南明永历时期权臣明朝人物简介：孙可望（？
—１６６０年），原名孙可旺，明末张献忠农民起义军大西政权主要将领、南明永历时期权臣，陕西延长县（或作米脂县）人。
公元１６３０年（明崇祯三年），张献忠在陕北起义，出身贫苦的孙可望参加义军，被张献忠收为养子，改姓张。
成年后，勇敢、狡奸，每遇敌，他率部下沉着应变，被军中呼为
“一堵墙”。因为他识字，又机灵，很受张献忠器重，为张献忠四个养子中之长子。
公元１６４４年八月（崇祯十七年），张献忠在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建立大西政权，孙可望位列群将之首，以平东将军，另加监军，节制文武。
张献忠在川北牺牲后，孙可望与李定国等率大西军余部南下攻占云贵一带，坚持抗清。
后改投永历政权，以武力挟制永历朝廷。孙可望为谋封秦王，击杀南明大学士三十人，并与大将李定国不合，导致内讧。
公元１６５７年（永历十一年，顺治十四年），孙可望从贵州引兵入云南，攻打李定国，因部将倒戈不敌李定国。
孙可望向清军投降，引清兵入四川、贵州，隶属汉军正白旗。公元１６６０年（永历十四年、顺治十七年）病死（一说狩猎时为清军射杀）。
人物生平早期经历公元１６３０年（明崇祯三年），随从张献忠起义，因骁勇善战，受封为平东将军，与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皆为张献忠义子，张献忠赐姓为张可望。
公元１６４６年（顺治三年），清军大举入川，张献忠战死于川西凤鸣山，余部由孙可望和李定国率领，进军云贵地区，作为抗清根据地，一路攻克遵义、贵阳，进据云南。
公元１６４７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孙可望与李定国等人一起称王，孙可望成为国主，年号兴朝。
收复湖南公元１６５１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四月，孙可望派大将冯双礼等人率领步骑兵数万人、战象十余只，大举进军，由贵州入湖南。
一路由铜仁、麻阳，一路由平溪、便水，一路由大小梭罗，合攻沅州（今湖南芷江）。
清军沅州守军三营合计只有三千士卒，退入城中，被
“围如铁桶”。公元１６５１年（永历四年、顺治八年）四月十五日，冯双礼占领沅州，活捉清将郑一统、知州柴宫桂。
接着乘胜攻辰州（府治在沅陵），因清朝辰常总兵徐勇防守甚严，未能得手。
清廷委任的挂剿抚湖南将军印续顺公沈永忠领兵二万，竭力支撑，双方在一段时间里呈胶持状态。
公元１６５２年（永历五年、顺治九年）四月，李定国率部由贵州进入湖南，会合冯双礼进攻靖州。
清续顺公沈永忠派总兵张国柱领兵八千名往援，在靖州陷入重围。经过短暂的交战，清军大败，损失官兵五千一百六十三名（其中满洲兵一百零三名）、战马八百零九匹，几乎全军覆没，张国柱率残部于二十二日踉跄奔回。
明军趁胜攻克靖州、武冈州。沈永忠求援无望，被迫带着麾下自宝庆北遁，六月二日退至省会长沙，仍然立脚不住，在湘潭接到清廷
“不可浪战，移师保守”的密旨，就在八月初六日放弃长沙，一直逃到岳州。
清朝在湖南设置的许多道、府、州、县官也随军狼狈北窜。除岳州、常德尚在清军控制下以外，只剩下徐勇一镇孤零零地据守辰州负隅顽抗。
大西军联明抗清后，初试锋芒就旗开得胜，收复了湖南大部分州县。孙李矛盾孙可望与李定国在联明抗清问题上的分歧是其内讧的主要原因。
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军余部退守云贵，这时清朝已经建立，民族矛盾迅速上升，这要求大西军必须适应形势变化，广泛联合抗清力量，反对清朝统治。
公元１６４７年（永历元年、顺治四年）二月，大西军余部领导人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等在贵阳附近的定番开会，讨论今后的战略方针和作战部署。
孙可望在会上主张把部队开往广西，继续与明军周旋，一旦失利，就转入南海。
李定国坚决反对，他主张西进云南，建立根据地，联明抗清。李定国说：“当前清军大举进攻，闯王血溅九宫山，老万岁中箭身亡，我们与清军有不共戴天之仇。大敌当前，如果再与明军厮杀，只会使清军渔翁得利。当务之急在于联明抗清，否则只有死路一条。”李定国的建议得到了多数与会将领的赞成。
但孙可望对联明抗清，恢复中原已失去信心，只想保住所得土地，称藩于滇、黔、楚、蜀，故对李定国的建议无动于衷。
李定国表示孙可望亡命南海是死路一条，那还不如当场死去，旋即拔出宝剑，准备自刎。
众将一见，忙夺下宝剑，一起跪地高呼拥护李定国的建议。孙可望见人心归向李定国，随即同意进兵云南，联明抗清，但对李定国产生了疑虑。
联明抗清的方针虽然确定，但直到公元１６４９年（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孙可望才派人赴广西与永历朝廷谈判。
孙可望不愿联明，在幕僚的建议下，欲仿曹操
“挟天子以令诸侯”之法，来压服李定国、刘文秀等人。这与李定国联明以恢复中原的目的仍有根本区别。
孙可望对李定国实力增强的猜忌和对李定国战功的嫉妒是孙、李内讧的重要原因。
李定国能团结士卒，部下乐于效命，最初实力要超过孙可望。李定国为人强悍，与孙可望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