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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的曹操和刘备，其所以能在群雄纷争、诸侯割据的局面下，迅速崛起，吞并其他政治、军事集团，形成三国鼎立之势，与他们灵活运用“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策略有着很大关系。
曹操当年矫诏联络的十几路大军讨伐董卓不成，纷纷离去之后，各军阀趁朝廷动乱、无暇多顾的机会，彼此争城夺地混战开来。别的地方不说，单就关东一带的军阀，几天前还是盟军，转眼却反目成仇，相互绞杀。今天袁绍打公孙瓒，明天是孙坚击刘表，后天是曹操攻陶谦，然后袁术袭刘备，过后是吕布战完曹操又攻刘备。你争我夺，互不相让。就在此时，长安又发生了更大的动乱。董卓发难之后，15岁的汉献帝带着一帮皇亲国戚和一些老臣，离开长安前往弘农避难。经过半年折腾，好不容易到达目的地，后面追兵又到，只好丢下所有的细软及宫女，仓皇逃向洛阳。一路上辗转流离，坐牛车，住窝棚，吃青菜，啃窝窝头，又经半年才到洛阳。可是洛阳经董卓焚烧之后，又几经战乱摧残，几十万人口的大城市，现在只剩下几百家。宫殿全毁，献帝只好居住在中常侍赵忠的家里“办公”，唯一赶来“勤王”的外官只有一个河内太守张扬。这时的曹操，正在许昌一带发展势力。他的谋士看到汉朝天子几经辗转，如今初定洛阳，正需要人扶持，尽管汉朝天子已无能行令天下，但这块牌子有它特殊的作用，尤其是对曹操这样想成大事而眼下势力还不够雄厚的人。处在群雄割据的局面下，拥有“天子”这张王牌，别人必当另眼相看，打着牌子也好做事。于是便极力建议曹操西进洛阳“护驾”。谋士对曹操说：“春秋时，晋文公迎周襄王，终于当上了霸主；秦朝末年，汉高祖为义帝发丧佩孝，争得天下人心。近年来董卓作乱，皇上蒙难，是将军你首先起义兵，只是因为关东诸军彼此兼并战乱，您才没有能远上关中去辅佐朝廷，但天下人还是知道您有效忠皇上的心。现在皇上已经到达洛阳，忠义之士思念汉朝，黎民百姓也怀念过去的日子，将军若此时能去保驾，下可顺从民众的愿望，上可以宾服四方的豪杰。至于皇上周围那几个武将不过是盗贼之流，不值得顾虑。如果万一失去了这个机会，让别人抢先把皇上接走，那就悔之晚矣！”曹操一听十分有道理，就带领本部人马来洛阳“护驾”，并把汉献帝“请”到许昌。
第20节：论语心得（20）
挟天子幸许昌，简直令曹操喜出望外。他在许昌大兴土木盖起宫殿，请献帝入宫，又修建宗庙，便于天子祭祀先皇，大有匡扶汉室之势。献帝感谢不尽，遂封曹操为大将军，地位在三公之上。天子既已在自己手中，又是大权在握，曹操便想试试这张王牌的威力了。当时各地军阀中，以袁绍为最强，曹操原来还是袁绍的属下。他想试探一下，袁绍对他的所作所为服还是不服，也想试探一下汉献帝这块王牌的效用，便让汉献帝下一道诏书，责备袁绍地大兵多，却不思朝廷，只一心树立私党，扩充势力，意欲何为？袁绍一见此诏书，果然不敢怠慢，连忙上书申辩并表示愿意效忠朝廷。曹操牛刀小试即获成功，深感挟天子以令诸侯，比自己东拼西杀省力得多，管用得多。从此，曹操奉天子以令诸侯的把戏越来越多，给他带来的好处也越来越大。
为什么奉天子就能慑服诸侯，发号施令？可以说正是“名正则言顺，言顺则事成”的结果。有了天子之名，则说话做事就有权威，自然能产生效果。可见“正名”是非常重要的。尽管自己无名或名不正，但可以借，借用别人而为自己“正名”，标示自己的“正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
身正令则行
孔子十分重视为政者个人的修养，这是很有道理的。因为，任何一种制度，说到底总是人为的。他认为，“政”者，“正也”。倘若为政者自己不能端正行为，做出榜样，那是无从端正别人的；自身不正，仅以下达命令来要求别人，结果是收效不大的。相反，假如为政者本身端正（这个正字包括的意义很多，如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等等），那就用不着严厉的法令，民众也会很自然地按照法规做人办事，社会风气也很自然地随之转化而归于端正。
4000多年前，在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一位“舍己忘家治洪水，劳心焦思画九州”的英雄人物。这位英雄人物就是大禹。大禹之所以能取得治水的巨大成功，除了他的聪明才智、充沛精力、勤谨办事等因素外，最为重要的，是他富有身先士卒、吃大苦、耐大劳的艰苦奋斗的精神，尤其是有为天下公益而不惜牺牲私利的奉献精神。一句话，大禹自身“正”，故而能率领和组织民众整治水患，造福社会。相传，在尧、舜为部落联盟首领的时代，滔天的洪水淹没了平原，包围了崇岭，民众被迫躲在高处，困苦不堪，十分忧愁。为了解除水患，尧帝采纳四方部落首领的意见，任用鲧（禹的父亲）去负责治水。鲧采用修堤筑防的办法，以期挡住洪水。但这种办法非但未能奏效，反而愈堵水位涨得愈高，结果水势迅猛，冲毁堤防，为害更甚。舜继承尧的职位后，便免去了鲧治水的职务，并把他放逐到羽山（今山东郯城），派鲧的儿子禹继续治水。
大禹对于舜贬斥他父亲不但毫不记恨，而且愉快地接受了委派，开始了艰辛的治水工程。始建于南朝梁初的禹庙大殿中，有这样一副对联：“三过其门，虚度辛壬癸甲；八年于外，平成河汉江淮。”写的就是大禹治水的事。大禹和涂山氏女结婚后的第四天就毅然离家去治水。他的儿子启出生后，也顾不上回去看一看。他一心扑在治水事业上，在外面整整苦干了八年。他亲自参加劳动，手不离耒锸（掘土工具），总是打赤脚，栉风沐雨，脸孔变黑了，小腿上的汗毛被耒锸磨光了。因为治水土，涉山川，走路太多，脚都变形了，以至于走起路来一跛一跛的，形成独特的“禹步”。尤其可贵的是，禹在外治水八年，曾经三次路过自己的家门，竟连一次也没有顺便进去看一看。后来，禹曾对舜说：“我娶涂山氏女，辛日结婚，壬癸两日在家，甲日（娶妻第四天）就离家治水去了。生了儿子启，我也未能尽到做父亲的责任，全身心地去治水，所以平治水土才获得了成功。”
大禹对于自己治水成功的原因的分析是非常准确的。在治水期间，他总结了父亲治水失败的教训，放弃了单纯堵挡的办法，或疏通，或填埋，完全根据实际情况坚持以疏导为主，让洪水顺着河道宣泄，有控制地流向大海。这种正确的治水方法是成功的重要原因。但是，在这如此声势浩大而且旷日持久的工程中，大禹若没有身先士卒，以自身吃大苦耐大劳的行动来鼓励、带动民众，民众与之同心同德，共同展开如此宏大的治水斗争是不可想象的。大禹“勤劳天下，日夜不懈”（《吕氏春秋？古乐》），从而赢得民众的拥戴、支持，心甘情愿地抛弃家室，不辞劳苦，跟随大禹劳碌奔波，奋战在治水的第一钱，终于开辟了冀、兖、青、徐、豫、荆、扬、雍、梁等九州的土地，疏通了弱水、黑水、黄河、洋河（汉水）、长江、沇水（济水）、淮水、渭水、洛水等九大水系，凿通了岍山、壶口、底柱、太行、西倾、潘冢、内方、岐山、熊耳等九座大山（上述之“九”，只是概言其多而已）。坐落在今浙江绍兴东南的禹陵，有清代乾隆皇帝写的一副对联：“绩奠九州垂万世，统承二帝首三王。”其中“二帝”指尧和舜，“三王”指夏禹、商汤和周文王，都是上古圣君。大禹其所以能像乾隆皇帝对联中说的治水“绩奠九州”，能成为上承尧舜、下启三王之首的伟大人物，能够赢得古往今来人们的交口称赞，“其身正”是其根本的缘由。
第21节：论语心得（21）
敬事而信，节用爱人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这句话是孔子与弟子们交流时所提出于的针对于一个领导人的基本能力要求。春秋时代的国力以“乘”而论，因为战争频仍，所以一个国家在战争期间能够出动多少辆战车，就表征着国家实力的区别。
千乘之国特指如鲁、宋、卫等小国，其他列强，如齐、楚、晋，动辙战车以万计算，鲁宋卫在这方面是万万不及，所以，如何发展壮大一个小国家，使其在列强的窥伺之中存保自身，是当时每一个小国家迫在眉睫的急务。正是基于这样一个原因，所以孔子专门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见解。
在这里孔子提出来作为一个领导者最容易犯的几个错误：不注重领导人的表率作用而失去信用，好大喜功而不惜民力财力，政令朝三暮四而使人无所适从。
鲁国就是最典型的“不敬事”的代表，国君及权臣高高在上，对于管理国家政务缺乏兴趣，却只把全部的心思用在斗（又鸟）游戏及权力争斗上。就在孔子35岁那一年，鲁国就发生了历史上有名的“斗（又鸟）之变”。
斗（又鸟）是当时权贵们之间的一种游戏或赌博活动，两主人以（又鸟）相斗，得胜之（又鸟）的主人就是赢家。为了压倒对手的气势，季平子在他的（又鸟）翅膀上涂了芥末，以便在斗（又鸟）的时候造成对方（又鸟）视力模糊，而季平子的对手郈昭伯则是技高一筹，干脆在他的（又鸟）爪上装上了铁爪。结果斗（又鸟）的结果，季平子输而郈昭伯成为赢家，于是季平子就不干了，两厢吵了起来，吵到最后，季平子出兵占领了郈昭伯的封地，以实力说话。
郈昭伯向鲁昭公哭诉季平子无礼，恰好鲁昭公也正有意要压一压季平子的气焰，就出兵攻打季平子，眼看季平子就要被攻克，这时候与季平子同为“三桓”（即鲁桓公的三个儿子的后代）的叔孙氏和孟孙氏唯恐季平子倒掉之后，唇亡齿寒，就联合军马前来攻打鲁昭公，迫使昭公逃到了齐国。
满朝文武，潢潢之贵，却不务正业，竟然为了一只斗（又鸟）而大打出手，甚至导致国家的政治格局出现大变化，这种情况，岂能不让孔子扼腕叹息？
同样是小国的陈国，在列国窥伺之下竟然缺少起码的危机感，而耗费民力财力修筑凌阳台，大搞形象工程，这样的行为在春秋时代如此，此后千百年来也从未曾减少过，最典型的莫过于秦始皇的阿房宫，这庞大的宫殿耗尽了天下的民力，最终迫使国人群起而反之，而阿房宫也被乱兵焚为焦土。
但统治者是健忘的，历史的教训对于他们来说形同于无，以至于这种情况到了清朝末年，反而愈演愈烈，慈禧太后居然挪用北洋海军的军费以修筑颐和园，终致八国联军入侵，写下了我国最耻辱的一页。
所以，孔子针对于为政者最容易犯下的错误，开出了这样一剂方药：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任何时代，凡是遵循了孔子的教诲的，莫不国泰民安，百姓乐业，而每当孔子的思想被教条化的时候，也往往正是政局昏乱之时。
以德为本，德法兼用
这段话代表了孔子的“为政以德”的思想，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自动围绕着你转。这是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这是孔子学说中较有价值的部分，表明儒家治国的基本原则是德治，而非严刑峻法。唐大臣魏征性格耿直，以敢于直谏流芳青史。有一次，唐太宗李世民为了扩充兵源，补充军队，下令把征兵年龄由18岁到21岁改为16岁以上，要强征16岁以上不足18岁的少年入伍。这道命令须得魏征的签字，但是魏征拒绝了，唐太宗问他理由，他回答说：“失信与民。”唐太宗很恼火，反问道：“我有什么失信于民的？”魏征回答说：“陛下即位时下诏宣布，全部免征百姓以前拖欠国家的财赋，但是有关部门还在催缴；陛下下令已经服役已经缴纳租调的，从明年开始免除，现在不仅不免除，还要征兵，这不是失信于民是什么？”魏征这番话终于使得唐太宗收回了成命。
第22节：论语心得（22）
魏征身材矮小，相貌平常，而太宗却魁梧伟岸，但两个人争论起政事来，魏征总能激昂慷慨，从不看皇帝脸色，常常使太宗盛怒，殿上其他的臣子常常为他捏把汗。其他臣子很难做到这样，就连跟随太宗打天下的老臣房玄龄也如此。一次，太宗在北门皇宫区兴建房屋，这项工程不在计划之内，房玄龄已经过问了监工的窦德泰，窦德泰去报告了皇帝，太宗训斥房玄龄说：“你只管南衙的事就行了，朕在北门营造，与你何干？”房玄龄只得谢罪。魏征在一旁见了说：“臣不明白，陛下为什么责备宰相（房玄龄），宰相又为什么要谢罪？”太宗让魏征讲明白话的意思，魏征说：“房玄龄身为宰相，为陛下的股肱耳目，如陛下有营造，他怎么不可以知道？如果是合理的营造就应该全力帮助陛下建好，如果不合理，就应该奏明陛下停建，这才是‘君使臣，臣事君’的道理。宰相无罪，陛下责备他，这是我不明白的，宰相自知无罪却谢罪，这又是我不明白的。”魏征总是当着大臣的面跟太宗争论，有时很使太宗下不来台。一天，太宗散朝回到宫中，怒气冲冲地说：“总有一天我要杀死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听了问：“皇上要杀谁？”太宗说：“魏征常常当众侮辱我。”长孙皇后听了，急忙回室内穿上朝服出来，向太宗道贺，说：“魏征忠直，正因为陛下是明君。”太宗听了怒气才消。
有一年，公卿大臣都主张封禅，太宗也认为自己功德很高，可以封禅了，只有魏征不同意，太宗问：“你说为什么不能封禅？难道是功未高吗？德未厚吗？国未安吗？远夷未服吗？年谷未丰吗？”魏征回答说：“陛下功虽高，老百姓没有得到恩惠；德虽厚，恩泽还没有普及；天下虽平定，国家还未富裕；远夷虽慕义，财力还未足以奉他们；年谷虽丰收，仓廪还空虚，所以我不同意封禅。”他又用一个身体虚弱的人来打比方，使太宗明白了道理，“封禅必然加重百姓的负担，以后连年免除赋役，也不能抵偿百姓的劳费。如果再有水旱灾害，百姓就无法生存了，这时如有人煽动叛乱，那时就晚了。”太宗听了无话反驳，只好作罢。
群臣见太宗善于纳谏也鼓励提意见，因此上书言事的人非常多，有的人说得言不符实，太宗有些生气，欲加责罚，魏征认为这样会堵塞人口，从此再没有人敢进言，就说：“陛下想闻得失，当让人们说话，说对了，对陛下有益，说错了，也无损国家。”太宗听了说：“此言是也。”
在这里，约束了唐太宗李世民的行为，使得他能够听从魏征建议的，正是孔子所提到的德。孔子认为，管理国家政务的原则，是首先要修养高尚的德品，一旦为政者德品形成强大的感召力，自然而然的就会得到百姓的拥戴，四夷宾服，天下太平。
为政以德，并不意味着排斥法律，更谈不上人治。法律是外在的约束，德是内在的约束，唯有内外相合，才是真正客观评价孔子思想的态度。
孔子说，为政者修养个人的品德，制定政策注重民众的感受，让更多的人从中受惠而不是产生人为的不公正。那么，政令的推行就如同天上的北斗，不需要任何外力的强行推动，自然而然地就会受到广大民众的支持与欢迎。
最重要的是，孔子在这句话中表述了儒家最精要的思想，为政者只有为民众所想，不怀偏私之念，才不会为民众所弃。这种思想穿透了历史的长河，至今仍然涣发着智慧的光芒，是我们国人永世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
为政宽和是为宜
孔子是一个洞察人性的心理学大师。他指出，如果为政者强行推行不得人心的禁令，并辅以严苛的刑罚的话，百姓在与官府的博弈之中就会将心思用到免于刑罚上来，不是以触犯了刑律为耻，而是以触犯了刑律却侥幸逃脱了惩罚而为荣。
而如果为政者德庇四方，推行为百姓所期待并拥护的政令，并以礼节约束百姓的行为，就会培养起知耻明德的风气，国家的管理与治理，也就相应变得简单了起来。
第23节：论语心得（23）
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仅仅是用来管理国家大的事务，事实上，一旦这种理念形成，就会贯穿于为政者的日常行为之中，体现出深远的社会影响与实用价值。唐朝御史大夫柳王比被贬职为泸州郡守时，渝州有位秀才叫牟磨，是都校牟居厚的儿子，他的文采并不高，却拿着自己的作品上门拜见。柳很殷勤地夸奖勉励他，但家人认为这样太过分了。
柳王比说：“巴蜀一带多豪杰之士，而这都校的儿子独爱好文学，如果不诱导奖励他，他将失去这种志趣。因为我的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