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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品牌的价值
我不知道这种逻辑是谁发明的，在一种法律的公平效用中，居然还能分出强者和弱者。这种逻辑无疑于告诉我们：一个小孩可以去偷一个女人的东西，因为小孩是弱者，而那位女士也可以随便去抢一个男人的东西，因为女人是弱者，而一个八十岁的老头更能随心所欲地想干嘛干嘛，因为一个八十岁的老头肯定是弱者啊！于是，警察们就把所有的注意力盯住了那些“强者”，而那些弱者们则继续大摇大摆的在革命的道路上为所欲为。就算有时候一不小心命会被革掉，但依然昂首挺胸我行我素。这或许就是具有中国特色的道德学说吧：劫强济弱！
我有时候在想，中国的素质教育为什么总是搞不好，就是因为我们老有这样一帮人，整天吃饱了撑的凑到一起就开始胡说八道。
当然，也有人实在看不下去的，于是沈阳、深圳等地相继出台了一项真正体现法律公正原则的交通法规，俗称“撞死白撞”。在这个法规里，任何自行车及行人如果由于自身违章而造成人身伤残甚至死亡的，后果一律自负。而无违章行为的机动车对此一概不承担任何法律责任。这应该是一项公正的法律，它一方面真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另一方面也是对那些视交通法规为儿戏的人的一种威慑。据悉，这项法规出台以后，当地的恶性交通事故明显降少，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但是在中国的大多数地方包括北京，依然如故。那些被保护的“弱者”们依然无法无天，马路上你到处可以看到那些“缺德”的现象，逆行、抢道、闯红灯……假如有一个路口红绿灯出了故障，那么在一片拥挤不堪鬼哭狼嚎的车流、人流中，谁都在争先恐后中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当代中国留下了一个沉重的问号：我们的文明究竟丢失在哪儿？
我曾经在北京的和平里附近，与一位在马路中间骑车的中学生有过这样一次对话：
“你这样在马路中间骑车多危险？”
“危险什么？”
“你看两边都是来来往往的车，你不怕被撞到？”
“嘿，谁敢撞？”
“别忘了，你这样骑车是违章的。”
“违什么章？谁说我违章了？”
“你骑的是汽车道，难道你不是违章？”
“违章又怎么了，又没人管。”
“你不怕你父母担心你，这么骑。”
“担什么心，你看现在谁不是这么骑的？”
“你们老师跟你们说过吗？要遵守交通规则。”
“他还说呢，他自己还不是这么骑的。”
“那你父母也没跟你说过，骑车要小心？”
“说是说过，但他们也不是就这样骑的么。”
“难道你一点都不认为这样违章是不对的？”
“什么对不对的，不都是这样的，难道你没看见？”
……
我们之间的对话是在这位中学生的反问中结束的。而且最终是以我无言以对为告终的。好象已经有很多次了，经常是在明明是对方的缪误中我却败下阵来。就像在本书中我一直在艰难地解读着一道又一道中国的功课以及中国的逻辑。在这里，我们又碰到了一道中国的功课：一个中学生之所以能够在一种目无法规的状态中逍遥自在，是因为没有人告诉他这种违章行为是可耻的；是因为他的父母他的老师以及他眼中的所有人“不都是这样的，难道你没看见？”；是因为他被视为弱者而弱者是理应得到保护的；是因为我们的警察先生不管所以这就是意味着法律对这种行为的助纣为虐；于是，一种广泛而普遍的“缺德”行为就是在这样一个合理合法的氛围中光芒诞生。而且是显得那么的理直气壮、有一种非凡的“天降大任于我”之凛然态势。面对如此逻辑，我们除了瞠目结舌之外还能干什么？
2003年1月18日，在北京国际展览中心附近，我亲眼目睹了两位老外在十五分钟之内无法穿越马路的“人间喜剧”。当时，只见两位老外站在马路边，红灯时他们自然等待，此刻尽管他们身边的国人个个“见红”不惧依然横穿路口；然而好不容易等来了绿灯，只见那老外刚想迈步却被依然横贯东西的车流、自行车流、人流栏住；于是他们只能期待着绿灯的再一次出现。就这样持续了大约十五分钟，期间，我看见老外的肩膀随着他们穿越绿灯的企图一次次的失败而耸了无数次。当时，人人都在争先恐后地争分夺秒，没有人注目于路边的两位尴尬的站立者。此刻，突然有一句话在我耳边嘹亮响起：“绝对遵循德性而行，不是别的，只是依照我们固有的本性的法则而行。”
这是早在三百多年前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说的。
我相信那两为老外一定是在遵守斯宾诺莎的诺言，遵守人本身应该固有的一种“德性”。相比之下，我们中国人的“德性”又在哪儿呢？
1945年8月30日下午3点左右，盟军总司令美国的麦克阿瑟将军嘴里衔着烟斗从“巴丹号”走下飞机来到日本的时候，他曾经十分傲慢和鄙视地说，与美国人相比，日本人只是一个12岁的小孩。这句话当时深深刺痛了大和民族。然而，日本人并没有像我们这样，以一种激烈的民族之尊感去与美国人较劲，而是在一种沉默中，默默地完成着一个民族高贵的梦想。几十年以后，当一个二战时期战败国的东方小国，以一位世界第二尊贵者的身份傲视群雄的时候，日本人终于以自己辉煌的成就，可以在麦克阿瑟将军的墓碑上这样写道：与日本人相比，美国人只不过比我们多了一个备用轮胎！
“战争结束时，日本列岛几乎化为一片废墟，剩下的唯一财富大概就是在日后缔造了一代繁荣的日本人了”。这是一位中国的学者说的。
“如果有一天，我们在全世界的可口可乐公司一夜之间全部被火烧毁，那么我根本就无所谓，因为第二天一大早全世界的大银行都会排着队来给我送钱。”这是可口可乐公司一位总裁说过的话。
由此，我们应该体会到什么呢？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贫穷甚至灾难都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没有一代优秀的人以及具有“品牌”的人。可口可乐是一种优秀产品的“品牌”，有了这样的“品牌”就意味着拥有了巨大的财富，同样，一个人、一个民族抑或是一个国家，如果具备了良好的“品牌”，那么任何奇迹都可以被创造。我认为，在人的“品牌”中，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人的“德性”。因为假如一个人没有“德性”，那么一切东西都将有可能在自己“缺德”的行为中被毁灭。就像那两位被撞到天上的死亡者；就像名噪一时的蓝田集团；就像往日的中国温州。
可怕的精神炭疽病
众所周知，有时候我们对一个人产生一种尊敬之感，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多少财富，而是出于一种对其“人格”的仰慕。比如这个人彬彬有礼、谈吐优雅、遵纪守法、赋有爱心、责任心强、遵老敬幼、刻苦勤奋等等，而一个随地吐痰、乱闯红绿灯、公共场合肆无忌惮的抽烟和大声喧哗、缺乏责任性、对父母穷凶极恶、没有社会公德意识等这样的人，人们往往都予以极大的鄙视，尤其是当一个所谓非常有钱的主儿依然是这付“德性”的话，那么人们更加会对其嗤之以鼻。这应该是一个大家都公认的常理，没有人会怀疑。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我们似乎已经习惯于后一种状况，不管你走到哪里，首先映入你眼帘的，经常是这样一些场面：
在公共汽车站，一大堆人挤在那，车还没进站呢，人已经蜂拥而上，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拼命往前挤。于是鞋被挤没了，不管，继续挤；包又被挤掉了，不管，接着挤；人被挤倒人，还是不管，再继续挤；甚至在北京发生过这样一起骇人听闻的事，一个老者被挤倒在地上，后面的人竟然从他身上踩过去依然挤！然而这还没完，挤上车的人又开始了抢座，还是这样，不管男的女的老的少的一起抢，抢到的满脸春风，没抢到的气喘吁吁；你还可以看到：在老弱病残专用的座椅上经常坐着一位身强力壮的小伙子，而站在他一边的是一位已经直不起身子的老妪。而此时，小伙子双目飘外视而不见，而那老妪却双腿颤抖欲站无力，那位无可奈何的售票员正在一遍又一遍地呼唤着：那位同志帮帮忙请让个座，那位同志学一下雷锋请献一下爱心……小伙依然、老妪依然、车依然向终点驶去……
在餐馆里，人们围座在餐桌前，光着膀子，双腿在无衣无袜中潇洒抖动。烟一根接一根，视旁若无人。啤酒瓶连同啤酒洒在希望的土地上，桌面上一片杯盘狼藉。尽管两桌相邻，却听不见彼此说话，谁都在比嗓音，谁都生怕输给帕瓦罗蒂。今夜星光灿烂，今夜美酒飘香；今夜谁能与老子拚酒，今夜咱哥们一醉方休：哥俩好呀、五奎手啊、六六顺啊、你有种啊、跟哥比啊、看看谁啊、比谁牛啊……
在医院里，一个怀着39度的高烧者来到医院，你得首先排上20分钟队挂号，随后你得等上60分钟才能看上医生；然后你还需等上15分钟化验，化验前你还必须等待20分钟划价；此时你的烧已经上升至39。5度；别急，还没完呢；后来你再回到医生那儿，医生正忙着呢，于是你再等待7分钟；医生让你再去拍个片子，于是你又得等待15分钟划价，划完价后你发现X光室不知道在哪，于是你就问护士，护士告诉你X光室在北楼的东南角西则；发烧的人本来就晕分不清东南西北，但你必须去找；最后终于找到了，护士却说医生去吃饭了，你等着吧；于是你又等了将近30分钟，医生终于来了；这时你的体温已经上升至39。8度；无奈还得坚持一会儿；拍完片你回到医生那儿，见医生还忙着呢，于是你还得等待6。5分钟；终于又轮到你了，医生告诉你，没事！给你开点药回家吃去吧！于是医生开药，开完又得去划价，还得等待15分钟；没撤，只能等；划完价，取药，还得等20分钟；哎哟，快吃不消了，人都快站不住了；于是就心想，怎么就没有代看病的？如果有，还这么遭罪干什么？这叫看病？这不是折腾人嘛？但想归想，等还是得等；药终于拿到了，人也快完了，再一量体温：整40度！妈呀，赶紧“打的”回家，马上吃药，下次打死我也不来看病了。第二天，此人躺在床上，百无聊赖，顺手拿起一张报纸，发现正好有一篇文章是写一个患者之遭遇的，末了，有这样一首打油诗：
原本一场小小病
住了二三家医院
看了四五位专家
吃了六七种药品
治了八九个星期
结果却十分无效
读毕，会心一笑，此人之感，比我甚唉，吾之遭遇，渺之如沙，不值一提！
2003年2月26日，《北京青年报》上刊登了这样一条可以扼杀所有人笑容的消息：在北京通往郊区密云的京密饮水渠两岸，1200多棵硕大柳树被全部砍成光秃秃的树桩，干什么呢？是这些树病了么？不是。是我们人病了，而且是得了比艾滋病更为可怕的精神碳疽病！此刻，被砍去所有枝体的1200多棵柳树悲壮而愤怒地伫立在饮水渠边，它们正在英勇就义般地等待着有关部门把它们当作“人体盾牌”来充当安装铁丝网的天然卫士。18。5公里的京密饮水渠原本是一道秀丽的景观，两岸一排排的参天大树，几十年来一直默默地护卫着一条洁净的“生命水源”从密云流向京城，它是北京市民主要的饮水资源。然而，随着我们生活越来越富裕的今天，随着我们中国国力越来越强大的今天，随着我们的民族在世界上越来越牛气的今天，我们却连自己的一条“生命水源”都保护不了！两岸的公民们每天把他们脱贫致富后不断增加的垃圾倒在了饮水渠边，冬天，这里是一个捕鱼、炸鱼者的免费游乐场，而到了夏天这里更是一个全天开放的天然游泳场。一张张越来越弱智的脸上，完全无视着这是我们自己的“生命之水”啊！
一个曾经推翻过三座大山的民族，此时却显得如此的无能为力，我们只能采取最原始的方法，用铁丝网来隔离一条文明的生命之水与一群野蛮的饮水人！这是一幅具有何等讽刺意义的真实画面！而且这事就发生在二十一世纪今天的中国，发生在一个被称之为“首善之区”的北京。从哈佛大学获得景观规划博士学位的第一位中国学者俞孔坚，他现在是北京大学景观规划中心的教授，面对此事他表示，在沿河设置防护网，只是一种不得已的做法。同时俞教授呼吁，政府部门还要从管理和教育上提高人们的认识，增加公众对“生命之源”的保护意识。面对此事，只有俞教授提到用教育来改变这种现象的，而我们其他的专家们只是在想如何用防护网来隔开，如何在人群居住集中的地方用暗河来“曲线救国”。然而使这些只具备理科思维的专家们烦脑不尽的是，你今天刚刚编织起来的防护网，明天就会被人凿出洞来，然后在这些原本只有宠物才会钻进钻出的地方，人流却川流不息。难道不是吗？就在前几天，在北京大钟寺附近的全封闭轻轨铁路上，一个老太太因穿越防护网被列车当场撞死。更让人觉得悲哀的是，就在老太太的死体尚未冰凉之际，就在记者为此事赶到现场采访之际，很多人却仍然从早已被凿开的十多个防护网洞中旁若无人地钻进钻出，他们眼中木然地看着躺在铁道旁的尸体，面无表情地继续续演着《铁道游击队》的当代版本，而且根本就不需要编剧和导演，一切是演得如此的流畅和技艺高超，世界上所有著名的电影演员全然不是他们的对手。
仓廪实而不知礼节？
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当一个人连自己喝的水中都可以亲自撒尿；当一个人可以把自己的生命都视为粪土，那么你还能指望他能遵守一种公共道德吗？你还能指望他能代表一个民族去昂扬地展示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国民素质吗？真的，写到这里的时候，我感觉脑子是麻木的，手脚也开始僵硬。因为这种景象与那些所谓的WTO啊、小康啊、强国啊、国民经济增长7％啊、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啊、文明古国啊等等，实在是无法相连接而且在心灵的距离上也实在是相距太远太远了。
在此我十分郑重地建议，我们不是非常喜欢搞爱国主义教育吗？那好，我们以后就可以带着孩子们到京密饮水渠去，我们可以去看一看，一条清澈的饮水渠为什么要在满目光秃的树干和铁丝网的护卫下才能流向京城？我们还可以到北京大钟寺的轻轨铁路边去看一看，那些人群在猫眼洞里钻进钻出的壮观景象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还可以去问一问所有参加这些工程的决策者以及专家学者们，你们除了这些招数外，还想过别的招吗？在你们以后规划的所有蓝图中，能不能把人的道德因素作为一种技术指标而考虑进去？因为所有的“非人”科学和规划都是一种残疾的表现！当你们每天身心疲惫地在忙于补洞的时候，你们能不能回家给你们的孩子多说几句有关道德的话语；而我们的社会也能不能在创造一种物质财富之前告诫一下自己的臣民：我们首先要做一个具有良好道德意识的公民！
2003年2月28日，一位叫辛迪的作者在《北京青年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同胞们不受抬举”的文章，该文章的副题是“赴德首航团里令人不快的一幕”，现在就让我们来看一看吧：
当越来越多的国人有机会出国旅游，他们自己也成了异域中的一道风景，从同胞们眉开眼笑、昂首挺胸地踏出关口、步入机舱的那一刻起，这道风景便宣告成立。
近日有幸参加了中国公民赴德国旅游的首航团。德国政府对于中国赴德的ADS首航团给予了相当的重视，柏林市长亲自率队在这座城市红色的市政大厅欢迎首批来自中国内地、以ADS身份入境的游客。次日的报道体现了西方记者的新鲜视角：“来自红色中国的游客进入柏林红色市政府大厅”。
柏林市长年轻英俊，男女团员在他热情致辞之后，蜂拥而上，争相与之合影留念。市长先生表现得不辞幸劳；有求必应。中国游客每到一地，新闻攻势便一轮高过一轮，经常是中国首航客人的车还距离某个城市很远，领队的手机已经是一声高过一声：媒体早已在现场拉开了架势，万事具备，就等“料”下“锅”。著名的《南德意志报》更是派出记者跟踪全程，试图在有限的时间和空间内（每天所有人要进行数小时的大巴旅行），以一个西方记者的亲历，通过几十名普通游客认识中国和她的人民。回国后，我才知道，这是一家德国实力派的严肃报纸，人们以能在其版上“露脸”为荣，即使是挨骂。
不知是德国媒体“追捧”得过了头，还是国人对这种“追捧”尚未准备充分，己轮过后，个别同胞的逆反心灵开始被激发出来，首先是对随团采访的的记者十分的不耐烦，继而，两位女士因为一件小事恶语相骂，其“不卫生”的程度令人不忍卒听，最后，甚至发展到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