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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浩劫一直持续到康熙二十年还未停止，清军“败兵奔驻雅州，名山两地，民间谷豆荞麦尽掠，鸡鸭牛羊尽杀，瓦屋茅舍尽毁。人民无依，悉赴川西谋生。”（27）这对四川很多地方造成的损害都是空前的（28）四年之后（康熙二十四年）官方统计四川人口降到只“一万八千零九十丁”这一历史最低值就是直接的反映。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所谓张献忠“屠蜀”对四川造成的破坏是有限的，清军才是四川人口降到“一万八千零九十丁”的罪魁祸首，也正是为了掩盖这一罪恶，满清政府才指使御用文人编造种种谎言，将责任全部推给张献忠。（注释略，详见附件）
附录四：乾隆皇帝编纂《四库全书》历程纪要
《四库全书》，根据中华书局影印杭州木刻版《四库全书总目》的统计，共收书3461种，存目6793种。《四库全书》号称“全书”，实际并不全，因为它只收入了3461种书，与中国原有的书种（约7千种左右）相比，它只收入了一半。那么，还有那3千多种书那里去了？原来都被乾隆爷给焚毁了。另外，就在那收进《四库全书》的3461种书里，也有不少是经过删改的，已不是原来面目，凡是皇上认为要禁忌的字、句、义，都要删除或修改，以免“谬种流传，贻害后代”。
曾经有人吹捧乾隆爷编纂《四库全书》是做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好事，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个里程碑。事实却完全相反，这是中国文化的一次大劫难，自古流传下来的各种书籍，在这次劫难中被消灭了一半。乾隆爷真是“好样”的，他比秦始皇要“英明”得多。下面，让我们来看看乾隆是如何来完成他的历史任务吧。
公元1772年（乾隆三十七年），乾隆下诏征集图书，说是为了“访求遗书”，“保存中华民族文化”……一开始，还比较客气，如明确规定，凡是从书店或私人家里收集来的图书，要“量为给价”。如系手抄本，则“缮录副本，仍将原本给还”。还下旨意：“毋使吏胥籍端滋扰”。但诏书下达后一年过去了，竟没有收集到一本书。
你别着急，专制独裁者有的是办法。敬酒你不吃，那么，等着你的，是另外一种酒，或者说是另外一种手段。
话又说回来，皇上下诏求书，天下为何竟无一人献书呢？这就得归咎于文字狱了。自从满清入关，征服了汉民族以后，建立了大清王朝。先是以武力征服，这一点他们做到了，而且做得比较顺利。接下来则是文化征服，除了在服装及头发的式样上作了硬性规定（不服从的就杀），还必须在思想上统一，思想上统一首先要文字上统一，于是就有了文字狱。凡是看了不该看的书，写了不该写的字，说了不该说的话，就是犯了杀头之罪。对于文化上的征服，清朝统治者感到比较困难，因为他们也明白，汉族有悠久的历史文化，远比满族的文化要先进得多，要在文化上征服汉族，谈何容易？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禁”和“杀”。不该看的书，不该写的字（文），都在“禁”之列，谁犯了“禁”，轻则本人杀头，重则满门抄斩。至于什么书属于不该看，什么字属于不该写，当然由清朝统治者来决定。从顺治、康熙、雍正到乾隆，文字狱一直在实行，而且也确实收到了效果，读书人附首贴耳了，诚惶诚恐、心悦诚服了。但是，正由于如此，他们不敢把家中的藏书缴出来，生怕万一书中有什么违禁的字或文，岂不大祸临头？
乾隆在朝廷上对大臣们说：“下面不肯上缴藏书，恐怕有两个原因，一是当官的怕麻烦，宁肯少收，不愿多收。二是藏书的人怕上缴的书中有问题，害怕因此引火上身，惹事生非。今天特向大家说明，只要是自愿上缴的书，书中哪怕有违禁的字和文，也无关紧要，这书都是前人写的，与今人有何关系？朕办事光明正大，可以共信于天下，决不会出尔反尔，于上缴的书中找岔寻疵，追究藏书之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但是，他话锋一转，又说：“你们把我上面讲的话要明明白白的向下面传达。如果藏书者依旧不肯上缴或少缴，将来一旦发现，那后果要由其自负了。”什么“后果”？官员们心中都明白。
乾隆征书的重点是江南，而重中之重则是江浙两省，这两个省也正是文字狱多发之地。而对东北（清王朝的发祥地），则下令“风俗淳朴，不必征书”，可见乾隆征书虽然名义上是向全国，实际上是有的放矢，有明确的目标。
公元1773年（乾隆三十八年），乾隆下了一道圣旨，下令各地总督、巡抚，限期半年之内办妥征书之事，如逾期没完成，则“唯该督抚是问”。过了几天，乾隆又下了第二道圣旨，这道圣旨是专门发给两江总督高晋和江苏、浙江巡抚萨载、三宝的，圣旨中具体到指名道姓，指出什么地方什么人的藏书丰富……圣旨中说：“藏书最富之家，如昆山徐氏的传是楼，常熟钱氏之述古堂，嘉兴项氏之天籁阁，朱氏之爆书亭，杭州趙氏之小山堂，宁波范氏之天一阁，都是著名的藏书之家，还有不少，不胜枚举……或有散传民间各处，亦须一一查找，自不至湮没人间。”正是细致具体，面面俱到。圣旨中所例举的藏书大家，果然都在江浙两省。
一再摧逼之下，当然收到了效果。两江总督从盐商马裕家中拿到了185种书，但皇上嫌少，指示要“多多益善”。浙江巡抚也从鲍士恭等人家中拿到书1900余种，天一阁后人范懋柱也表示“愿意献书”。一些官吏也纷纷献书，到了次年（1774年），各省收到书籍已有一万多种。
但是，乾隆爷并不满意。在上朝时他对官员们说：“这次收来的书中，竟无一本违禁之书，这怎么可能？要知道，明朝末年野史甚多，各种传闻邪说，其中有不少是对我大清的毁谤污小衲苋纹淞鞔空庵治ソ笆椋懔绞∽疃啵鳌⒑痢⒚龉愕鹊乜峙乱灿小ｋ薇鞠氤么舜握骷煜虏厥橹潮阆傥ソ笆椋绽吹氖橹芯刮抟槐拘笆椋癫黄嬲撸俊币虼耍∠铝罴绦魇椋姨乇鸸卣眨杂凇耙於诵八怠薄ⅰ摆俦境敝椋圆荒芊殴槐荆欢ㄒ辖沙ⅰＷ跃跎辖烧卟蛔肪渴榈闹魅耍绮皇亲约褐鞫辖桑潜凰巡槌隼吹模唤鲆肪渴橹鞯淖铮挂肪恐靼旃俚淖铩Ｇ≌魇榈恼媸狄馔迹恼婺浚链丝晌酵记钬笆准�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从各种历史档案上，可以看到乾隆从开始的征集天下的奇书珍本，此时已转移到搜查违禁书籍上来。其实，后者才是乾隆的真正目标。他要编纂一部其中没有任何他所认为的违禁文字的全书，以使大清王朝在思想上能永远占据统治地位，从而能永远奴役所有的中国老百姓，他真是一位“小心驶得万年船”的皇帝。
公元1776年，江西巡抚海成向乾隆递了一个奏本，奏本上说：“搜买及民间缴呈应毁应禁书有八千余部之多，……恳清能展限时日，以便继续搜求。”海成的卖力搏得了乾隆爷的欢心。但乾隆是个“英明”的皇帝，他知道民间各种藏书还有的是，他是下了决心要把所有违禁之书挖净掏尽的。因此，一次趁上早朝之际，他对大臣们说：“看来查办遗书一事，还是江西巡抚最为积极……而江浙两省虽然也上缴了一些书，但其中竟无一本禁书，而江西一次就上缴八千多部禁书，这说明什么？说明江浙两省的督、抚办事不力。从今日起，江、浙的督、抚及其下属官员，应雷厉风行，严加查访，务必使一切违禁书籍上缴，若再拖延，或有隐慝不缴者，不但要惩罚书主，且要追究督、抚及其下属官员的责任。就怕到时你们担不起这个责任呵。”到此时，乾隆也不再有所顾忌，干脆把征求藏书说成是“查办遗书”了。而且话中充满恫嚇之语，他可是说得出也做得到的。
过了一年，这个被表扬的江西巡抚海成，则又成了阶下囚，原因是：有人告发江西人王锡侯所著《字贯》一书诋毁《康熙字典》，“狂妄悖逆”。海成审查后，认为“狂妄”或许有之，但说成“悖逆”，有点太过，因为王锡侯的《字贯》中只是指出了《康熙字典》中的一些错误之处，而这些错误也确实存在。其实，《康熙字典》不过是以明代的《字典》为基礎，装饰加工之作，其中的错误当然也不少。因此，海成建议革去王锡候举人之职，其他不予追究。乾隆得知后，“龙颜大怒”，他抓住《字贯》凡例中不避庙讳这一点死死不放，说是“大逆不法”，硬是下令将王锡候斩首示众，子、孙七人斩监侯，妻、媳等充入功臣家中为奴。好端端一个举人之家，就为了指出《康熙字典》中的一些错处，就被暴君杀的杀，关的关，为奴的为奴，弄得个烟消云散，家破人亡。海成也被处以斩监侯，秋后处决（但后来未杀），乾隆责他“居然说它（指《字贯》）没有悖逆之词，真是天良泯灭，毫无尊君敬上之礼也！”其他一些相关的官员，如布政使、按察使等，也受到革职处分。
经过这一次镇压行动之后，乾隆把搜书运动推向了高潮。
这一年以后，乾隆每年都要催逼搜缴禁书。搜查期间，全国共搜缴了多少禁书，并无一个精确的记录。但据浙江巡抚报告，从乾隆三十九年到四十五年，仅浙江一地所搜缴到的禁书就有568种，15866部。
搜查禁书运动始终贯穿于编纂《四库全书》的整个过程之中。直到《四库全书》编纂完毕，全体参加编纂的人员解散，这场搜查禁书的运动才算结束。在整个搜缴禁书过程中，每年都有一、二起文字狱发生，也就是说，每年都要杀一、二次人，株连的人也不少。可以说，《四库全书》浸透了人血。
乾隆又是如何处理那些搜缴到的禁书的呢？他可还是用的老办法，那就是：烧！禁书烧书，这是中国历代专制独裁者的看家本领，护身法宝。康熙至雍正两代，全国著名的文字狱有庄氏史案、戴名世《南山集案》、钱名世案、查嗣庭案、吕留良案……，在这些案件中所搜缴到的禁书，都被康熙和雍正烧毁了。大清朝后继有人，乾隆真是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他所掀起的全国性的焚书狂飙，其规模之大，其声势之盛，可谓大大超过了康熙、雍正两代。乾隆三十九年，他给各省督抚下达旨意：“凡能搜缴到的书籍，一律送到指定地点。凡书中有违禁之字或文，一律查出书名登记上报。凡有违禁之字或文的书籍，一律就地焚毁。若能切实做到以上三点者，才算办事有方。”同时，他又要求“办理四库全书处”把所有缴到的书籍仔细检查，凡有问题的书，“一律撤出焚毁”。大有不消灭天下所有他心目中的禁书决不罢休之态。
乾隆心目中要烧毁的书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明末汉人的著作。因为当时正是明、清互为敌国之时，汉人著作中多有反清之语，特别是那些坚决反清的民族英雄如夏完淳、史可法等人的著作，他们本人虽然早已死去，但他们的作品很可能尚在民间流传。第二种，是乾隆当代人的著作，也就是那些不合作、不驯顺、不肯作忠实奴才的文人们的著作。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为了百年大计、千年大计甚至万年大计，乾隆下决心要消灭上述两种人的文字，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在文化思想上统一，文化思想上统一了，再加上武力上的保障，他的天下才会太平，汉人及其他各民族就会心甘情愿地作他的奴才，而他的大清王朝也就可以永保无虞地世世代代延续下去了。
乾隆禁书、烧书的办法也日益聪敏，原来只是进行检查一法，后来又提倡检举一法，凡能检举揭发别人私藏禁书者，会给予“奖励”。原来指示凡禁书可就地焚毁，后来又下令禁书必须解送京城统一焚毁（可能是乾隆不放心，所以要亲眼目睹才放心）。乾隆四十七年，有人向闽浙总督陈辉祖检取监生卓天柱家有禁书。陈辉祖派人前往搜查，结果查出仁和县监生卓天柱收藏所谓“悖逆”诗文一案。事实上，卓天柱所收藏的只是他祖父卓长龄的诗文。所谓“悖逆”，也就是在文中有“发短何堪簪”、“彼都人士，痛绝禾黍”这类句子，另外就是在抄录皇上的诗时没有出格缮写，并用红笔圈点。乾隆居然勃然大怒，他说：“卓长龄等人乃本朝人，吃本朝饭，喝本朝水，乃敢大出狂言，讥刺本朝？此本人虽已死去，逃脱杀头之罪，但其孙耄ы檬椋砸材淹哑渥铮τ柩暇俊！敝髯右痪⒒埃旅娴呐琶堑比桓缋撬苹⒘恕�
地方官员的搜查各种藏书是禁书运动的第一个层次，把搜缴到的书送到京城以后，还要经过四库馆的检查，这是第二个层次。而乾隆在看过四库馆上报的禁书名单以后，又发下去到全国各地，勒令各地官员注意，务使名单上的禁书搜查净尽，不致遗漏一本。同时又催逼继续搜查藏书，而且鼔励大家检举揭发谁私藏禁书，这是第三个层次。这样一来，就形成了一场全国性的收书和禁书以及焚书运动。由于鼔励检举揭发，挟私仇诬告的事也屡有发生，因此新的文字狱又不断形成。如乾隆四十三年，东台县有个姓蔡的地主，因与同县人徐家发生土地纠纷，便揭发已故举人徐述夔所著《一柱楼诗词》内容悖逆，所举例证，就是内有“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这样的诗句。本来该句只是叙述自己第二天早晨将去京城之事，却被告发者曲解成“反清复明”之意，此案由刘墉（即电视剧刘罗锅中的清官刘罗锅，但历史上的刘墉与电视剧中表演的刘墉是两码事，不能等同）上报朝廷，乾隆一看到“明朝”和“清都”两词，勃然大怒，也不调查审讯，就下结论道：“这乃非常悖逆之语！”。由于徐述夔已故，竟下令将其儿子和学生处以斩首示众，将其他家属仆人等都没入官府为奴。这明明是一椿冤案，但专制帝王杀人如草，又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家破人亡。
类似的案件不胜枚举。许多当时兴师动众、震惊全国的文字案子，其实都是冤案。由于冤案不断发生，又有不少家庭在这些冤案中家破人亡，结果造成了读书人人人自危的心理状态，形成了一种肃杀恐怖的气氛。但这正是乾隆所期望的结果。这样一来，读书人就再不敢轻举妄动，个个都成为谨小慎微、附首贴耳的奴才了。
搜查禁书的工作变本加厉地进行着。同是乾隆四十三年，查出宁波周乃其《厉志》一本，乃传旨各地“实力查缴，随时送京焚毁”。同年，查获明代袁继咸的《六柳堂集》，又传旨各地“实力查缴，不容疏漏”。同年，江苏查出明人颜季享所著《九十九筹》一书，乾隆认为“更是悖逆不法”，特地命令“再次切实查缴”，命令将木板刻片一同送往京城。又下一道四百里紧急谕旨：“一体严查，尽数解京焚毁，毋使片言只字留存”。……乾隆四十四年，乾隆的魔掌伸向各省、州、府、县志，下旨令各地官员“悉心查核，其中如有应禁诗文，一概铲除”。乾隆四十五年，他又把魔掌伸向地方戏曲，下旨令各地官员“留意各种流传剧本，另有各地方戏曲，如昆腔、秦腔、石牌腔、弋阳腔、楚腔等项，也要留心察查，凡有违禁之处，应即严究”。方方面面，乾隆都注意到了，可见乾隆禁书之胸怀博大无比，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乾隆四十七年，四库馆第一次汇总上报应毁图书名单，共全毁、抽毁书325种。乾隆下令：不但书要毁，木刻版片也要焚毁。斩草除根。以后连续数年，每年都有四库馆上报应毁图书名单。从有关文档中可以得知，乾隆这样禁书共历时十九年，约占他在位时期的三分之一。在这十九年中，乾隆一共烧了多少书？没有精确的统计，但商务印书馆在1937年曾出版《全毁抽毁书目》一书，加上有人在江西、广东等地所获有关记录，可统计出以下数字：全毁书2456种，抽毁书403种，销毁书板50种，销毁石刻26种。《四库全书》收书不过三千四百多种，而焚毁的书竟然也有三千多种，这样的编书，其居心何在，可想而知。
也应当考虑到：当时的读书人在那种恐怖的氛围下，为了免找麻烦，私底下把书烧了的肯定也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