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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应当考虑到：当时的读书人在那种恐怖的氛围下，为了免找麻烦，私底下把书烧了的肯定也不少。所以说，实际上被焚毁的书恐怕还不止三千多种。乾隆对中国文化的摧残，可以说登峰造极。章太炎曾有感而发：“满州乾隆三十九年（1774），既开四库馆，下诏求书，命有触忌者毁之。四十一年（1776），江西巡抚海成献应毁禁书八千余通，传旨褒美，督各省摧烧益急，自尔献媚者纷起。……夷德之戾，甚五胡金元，抑犹可以末減耶？”
烧书只是乾隆文化专制的一个方面，那么对待他认为可以保存下去的书又是如何处理呢？还要进过四库馆的审阅和删改。乾隆的删书则是他的文化专制的另一个方面，而且颇具独创性。早在搜书、焚书的同时，乾隆已经对如何删书作了具体规定。凡是皇上认为应该忌讳的字和词都要删除或改换，如：虏、戎、犬、蕃、夷、汉……等字，如：夷狄、北虏、女真、北朝、腥膻、蕃寇、乱华……等词。凡是皇上认为触犯了大清国的道德观念的文要改，如一律禁用古代帝王之名，而把关羽原有的谥号也加以删改。凡是皇上鄙视的人所写的书本属禁书之范围，不但要焚毁，而且如果在其他人的著作中有引用其文的，那么也要进行删改，务必不使被禁之文出现。如乾隆曾亲自提名的钱谦益、屈大均、吴伟业、房可壮、王永吉、祖大寿、洪承畴等人，不但其文要焚毁，如其名或文出现在他人著作中，也要对其名和文加以删除。在删除的地方不加说明，不留痕迹，往往使读书的人莫明其妙。下面举一个实例，说明乾隆是如何进行删书的：
学者傅先生藏有宋版本《古文集成》一书，该书为卢陵王霆震所编，分十集，凡七十八卷，收录了自春秋至南宋的古文五百二十多篇。学者以该宋本与《四库全书》中的《古文集成》相核对，核对下来，该学者大为震怒，他说：“乃知馆臣执笔窜易删落之处，殆更仆难终。凡篇中酋、虏、夷、狄、犬、羊等字显然刺目者，固在所屏除，即稍指斥之文，宋贤章奏，煌煌巨篇，亦逐段刊落自数十言及至数百言。如真西山《礼侍上殿折子》删‘冠裳禽犊’以下三百二十六字，胡诠《戊申论和札子》删‘犬戎之天下’一段，一百八十三字。必使忠耿义愤之词铲灭之尽泯其迹，无复留遗。”他说乾隆“挟雷霆万钧之力，与枯骨遗魂争胜负于朽简之内，……欲使天下后世咸归于束缚衔勒之中。”
经过十多年的折腾，一焚二删，原有的中华典籍，从七千种左右只留下三千多种，而且这三千多种里有不少是经过删除或改头换尾的。这是对中华文化的一大摧残，是乾隆的一大“伟业”。鲁迅曾对此评论说：“……文字狱不过是消极的一面，积极的一面，则如钦定的四库全书，于汉人的著作，无不加以取舍。所取之书，凡有涉及金、元之处者，又大抵加以修改，作为定本。……驾驭汉人，批评文化，利用文艺之处，分别排比……我们不但可以见到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顾颉刚也曾对《四库全书》作过如下评论：“……孟轲改为孟子，足制四夷改为足制远方，………我觉得印行《四库全书》是一件极蠢笨的举动，突然使得世界上平添了许多错误的书，实非今日学术界所允许。”
任松如在他的《四库全书答问》一书中，对乾隆通过编纂《四库全书》大肆摧残中华文化的行径作了入木三分的概括：“吾国王者专断，以乾隆为极致。其于四库书，直以天禄、石渠为腹诽偶语者之死所，不仅欲以天子黜陟生杀之权，行仲尼褒贬笔削之事已也。删改之横，制作之滥，挑剔之刻，播弄之毒，诱惑之巧，搜索之严，焚毁之繁多，诛戮之惨酷，铲毁凿仆之殆遍，摧残文献，皆振古所绝无。”
传说当时乾隆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组织了几千学者来编纂《四库全书》，这种说法并非全是事实。当然，在搜书、焚书过程中，确实动员了全国的力量，但在编书过程中，据第一份《四库全书》完成之时所开列的参加编纂的人员名单，只有三百五十多人。所谓参与的知识分子有几千人，纯属夸大之词。这三百五十多人中，核心人物只有二十多人，其中有纪昀（晓岚）、陆锡熊、于敏中、王念孙、陆费墀、周永年、邵晋涵、俞大猷等。而尤以纪晓岚为最权威人物，人们往往欢喜把他说成是《四库全书》成书的第二大功臣，（头等大功当然应归功于乾隆）。其实不然，如说到对《四库全书》的所谓贡献，陆锡熊、于敏中等人不在纪昀之下，但纪昀为人圆滑，深得皇上欢心，因此他的“功劳”除了乾隆就他最大。（人们如果把历史上真实的纪晓岚，与电视剧《铁嘴铜牙纪晓岚》中的纪晓岚等同起来，就不免滑稽了。当然，由此也可见到艺术感染的力量所在。）
从公元1772年向全国搜集图书算起，到1782年第一份《四库全书》办成，共花了整整十年的时间。书是办成了（但总体上未算结束，因为一共是办了七份），但其中的错误却不少。在清当代，是没有人敢对《四库全书》说三道四的，明知其中有错，也是噤若寒蝉，不敢指出，因为《四库全书》是钦定的，钦定的书，谁敢批评？有人因对《康熙字典》指出某些错误而被搞得人头落地、家破人亡之事，人们记忆犹新。但在清代覆灭之后，现代的学者却就毫不客气的指摘它的谬误。学者余先生在《四库全书提要辩正》一书中，指出“四库所收，浩如烟海。自多未见之书，而纂修诸公，绌于时日，读未终篇，拈得一义，便率尔操觚，因以立论。岂唯未尝穿穴全书，亦或不顾上下文理，纰缪之处，难可胜言。其参考书籍，假之中秘则遗失有罚，取之私室则藏弆未备，自不免因陋就简，仓猝成篇。……经部多取之《经义考》，史、子、集三部多取之《通考》、《经籍考》，而晃、陈书亦未曾复检原书，无论其他也。……作《论衡》之王仲仁，不知有传在《后汉书》；撰《家训》之颜之推，不知已见于《北齐史》；史马迁之《史记》，谬谓尝采陆贾《新语》；……。于习见习闻者尚如此，其他疏漏复待何言。”文中所举《四库全书》的错误甚多，条分缕析，切中肯綮，这里不一一祥录。
当然，就目前来说，有很多书也只能在《四库全书》里才能找到，因为有不少书在当时被乾隆焚毁了。但是，就算《四库全书》是我国历史上编纂的最大一部丛书，可这是经过乾隆刀削斧劈之后留给我们的一份遗产，是我们无可奈何不得不接受的一份遗产。如果没有《四库全书》，那留存到今天的书会更多，为了编纂《四库全书》，结果焚毁了那么多书，实在是得不償失。何况《四库全书》中的许多书已非本来面目。因此，真正做古籍学问的人，要找书最好能找到原本的，这比《四库全书》里收藏的要可靠。如果其它地方找不到，那也只能去翻《四库全书》吧，有总比没有好。时至今日，能翻翻《四库全书》的人恐怕也不多了，有能力和兴趣去翻阅《四库全书》的人，就算不能称为大师，至少也是专家、学者之流，决非平庸之辈。再从那《四库全书》的价值来说，一部新印的《四库全书》，售价总也得几十万元，一般读者谁买得起？而乾隆当时只木刻了七部，到了民国初年，据说七部只存了三部，这剩下的三部，如能保存至今，只怕已经天价，成了国宝，你出再大价钱也不可能买给你吧？
当然，人类在科学技术上是在不断进化的，今天的人有今天的读书方法，今天的读书方法可谓多了。在禁书上，今天的禁书方法也比过去巧妙，没有过去封建帝王那样的简单、粗暴和凶残，这多少也反映出文明的进步。但说到禁书，有时侯很难完全做到，如果乾隆当时真的把他要禁的书都焚毁了，我们今天怎么还能读到文天祥、史可法、夏完淳、钱谦益、屈大均、吴伟业……等的文章呢？可见乾隆还是力不从心，他禁掉的只是一部分，另有一部分他是禁不掉的。天下事并非都由统治者能决定，秦始皇想长生不老，但他才活了几年？他的一统天下也不过维持了十五年。古人有诗一首：
山木萧萧风更吹，两崖云雨至今悲。
一声杜宇啼荒殿，十载愁人拜古祠。
海水有门分上下，江山无地限华夷。
停舟我也艰难日，愧向苍苔读旧碑。
第六章、一些相关问题的论述
一、民族与华夷之辨的实质
1。明朝如何对待北方少数民族
自洪武以来，满洲人、蒙古人等关外民族由于其生活苦寒开始南下，与新建立的汉民族政权接触，从此开始了明朝政府与这些南下少数民族的关系史。在对于这些民族的政策态度上，明朝政府采取了极其宽大的方式、以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宽厚仁和，接纳安置了他们。明政府给予他们的待遇，甚至远远高于对汉族百姓的待遇。孟森说：“明之惠于属夷者，以建州女真所被为最厚。”具体优待如下：
①优待安置，供给赏赐，有求必应——络绎不绝、衣衫褴褛、充满渴望的归附者蜂拥进入明朝。今天“民主自由”的美国对欲赴美定居之人设下签证、学历、担保、GRE、托福等道道障碍，而数百年前的中国明朝政府，却以宽广仁爱慷慨的胸襟对待前来归附的人。
②自由来去——对于南下归附的少数民族，明政府还让其自由来去。汉人无政府文书出境就是重罪，而女真鞑靼出境却是自由往来，比汉人自由得多得多。给予了最大的自由度，即便现在也不多见。
③税赋俱轻——据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所载辽东巡按肖淳的条陈：“建州毛怜等卫夷人降附，安置安乐、自在二州者，名曰达官……至于自在、安乐二州达官，初谓其犬羊就柙，犷悍犹存，故不差不粮，亦不委任以事。”也就是说，女真人在中国享受超国民待遇。
④设立互市——设立互市，只使明朝小程度地减少边境骚乱的发生，却极大解决了南下归附者的日常生活需要，隆庆六年七月辛丑“海西、建州诸夷衣食皆易自内地”，而且还有避免天灾损失的作用。
⑤授官世袭——永乐十三年十月壬辰：“吉里河卫女直牙失答奏，愿居辽东东宁卫，命为指挥佥事。”景泰二年九月戊戌：“海西亦马剌卫故野人指挥佥事阿兰哈子写称哥来归，命袭指挥佥事，于辽东自在州安置支俸。”
等等类似记载亦是随处可见。朱诚如 在《论明代女真与中央王朝的关系》中说：
1412年（永乐十年）六月“辽东建州卫指挥佥事李显忠奏：塔温新附人民缺食乞娠贷之。”明成祖对户部官员说：“薄海内外，皆吾赤子，远人归化，尤宜存恤。其即遗人发粟娠之，毋令失所”；1444年（正统九年），建州卫都督佥事李满住奏其卫从它地迁回的二百二十余口人“甚是饥窘，乞加娠恤”。明英宗当即令户部大臣“速令辽东都司一量拨粮米接济”，1412年（永乐十年）辽东都指挥同知巫凯奏，建州卫都指挥李里等人“悉挈家就建州卫居住，岁乏食，上命发仓粟娠之”；1440年（正统五年）建州左卫凡察等迁来苏子河流域“家口粮食艰难”，明廷除令总兵官安插其与李满住居住外，又令辽东镇守总兵官“给粮接济”；甚至到了努儿哈赤另立旗号的1617年（明万历45年，后金2年），因“上年水灾，胡地尤甚，饥寒已极，老弱填壑。奴酋令去觅食……群胡逐日出来”，明廷仍及时给予娠济，据朝鲜人估计当时明廷“借给之物，想必浩大”。
明中央政府对东北女真人的救济帮助几乎贯穿于整个明朝，从永乐一直到万历，甚至一直到万历45年，可谓仁至义尽。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仅到第二年，也即万历四十六年，努尔哈赤就公开宣布所谓七大恨，起兵反明，进行正式分裂活动，赤裸裸地推行其民族屠杀民族压迫政策。
除北方少数民族外，明朝政府对于愿意居住在中国的不同肤色、种族的外国人以舒适环境，死后还给以很高的葬礼等待遇。明初明太祖朱元璋撰《皇明祖训》，告诫子孙勿滥兴兵，以及对真正的“蛮夷”的防备，并列出几个不征之国：
四方诸夷皆限山隔海，僻在一隅。得其地不足以供给，得其民不足以使令。若其自不揣量，来扰我边，则彼为不祥。彼既不为中国患，而我兴兵轻伐，我亦不祥也。吾恐后世子孙，倚中国富强，贪一时战功，无故兴兵，致伤人命，切记不可。但胡戎与西北边境互相密迩，累世战争，必选将练兵，时谨防之。今将不征诸夷之国名开列于后：朝鲜、日本、大琉球、小琉球、安南、暹罗、真腊等。
再如前文所述，郑和下西洋后其中有三位国王在率团访问期间在中国病逝，而他们是如此地钦慕中国，在遗嘱中竟都表示要将自己葬于此。明政府尊重他们的选择，按照亲王的礼仪厚葬了他们。这鲜明地显示了当时中华文明在世界上的巨大吸引力，及当时中国人对外国人友善而非蔑视。
2。民族的实质和关键是文化共同体与心理认同
我们能够列举出来的与民族定义有关的因素有：血统（或血缘） 、文化、地域、经济、国家、宗教、语言、文字、风俗、服装、历史，等等。由于相关客观因素过多，使民族的定义变得复杂。实际上，宗教、语言、文字、历史、风俗以及其它因素对民族的影响都不具备独立性和稳定性，并且都可以归结到文化当中，亦即它们都通过文化来间接影响民族属性。
譬如血缘，具有一定血缘关系或拥有共同祖先的人群，在共同聚居的一定地域内，通过共同或相近的教育、经济、宗教、政权因素的影响，可能产生民族。而这个民族的文化则与这血缘和地域形成密切的关系，也就是说，以血缘、地域等因素为基础，必然形成与之对应的特定的文化。故而在很多情况下人们用血缘来判定民族属性，这是可能理解的。但血缘不必然决定民族。仅由血缘或地域等因素来决定民族，充满偶然性、随机性和不稳定性。例如某地具有某特定血缘的婴儿自小便生长和受教育于风俗习惯、文化与故乡迥然不同的地区，或后天移民，如果对故乡的文化没有亲密的接触、好感与认同，对别处与故乡文化迥异的文化心向往之，甚至反叛仅由血缘决定的本民族利益，等等，都很难说，这样的民族属性具有多大的稳定性，相反不同的血缘却可能造就相同的文化，具有不同血缘的人也可能融入到其它民族当中。
地域对文化或民族属性的影响也不是稳定的。因为一旦一种成熟的文化已经形成后，即使其民族成员移居到其他地区，文化的关键要素和心理认同可能依旧会保留下来，于是出现同一民族分布在不同地区，而同一地区可能存在几个不同的民族。现实正是如此。类似，宗教、经济、国家政权等对民族的影响，也是通过对文化和心理认同的影响来实现的。
心理认同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主要是对自己民族身份的心理认同，即个人认同；其次是其他人组成的集体对某个体民族身份的心理认同，也就是集体认同。个人认同受生长、教育、文化、意识形态和利益取舍等背景的影响。集体认同，是建立在关于民族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之上，也就是集体中普遍流行接受的对民族的认识基础上。在具体判断民族归属的事件中，心理认同就是终极的依据。
影响心理认同的因素中，最突出的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意识形态与文化有交叉关系，但在对心理认同的影响中，二者则是相互独立的。比如受教育水平低的人，即使其意识形态薄弱，对何为民族、何为文化没有清晰认识的情况下，仍可通过对语言、服装、风俗等客观的文化因素的感受来形成对本民族的心理认同。意识形态，也即对民族概念的认识，也具有变化性，受到不同的文化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无论意识形态或心理认同如何变化，都以文化为核心基准。比方说，射击和考试中，临场发挥是决定成绩的关键因素，但都以平时的训练和学习成果为基准上下波动。意识形态与民族认同的关系，心理认同与民族属性的关系，都是类似的，以文化为核心影响因素。
因此，文化是决定民族的核心因素。民族的本质就是文化共同体，或者说凡以文化共同体呈现的民族才能长期稳定地存在和发展。其中，心理认同也起着关键的作用，因为在民族群体中的个别成员，即使十分熟悉本族的文化，也有可能对本族产生叛异之心，再如某民族成员通过学习了解了熟练地掌握了另一民族的文化，但其心理仍然认同其本业的民族并为之谋利，在这样的情况下自然不能说这个人改变了民族属性。
杜车别把民族的演化分为部族和文族两个阶段。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人们对民族本质和民族认同的认识存在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