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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对所谓“大汉族主义”种种现实表现的疑问
批评“大汉族主义”者认为，“大汉族主义”有如下表现：不以平等的态度对待少数民族，不信任甚至歧视少数民族，不尊重他们的平等权利和自治权利；忽视民族差别、民族特点和民族问题的长期存在；看不到少数民族的长处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不注意帮助少数民族发展经济和文化建设；不尊重他们的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漠视少数民族的困难和疾苦；不注意培养和选拔少数民族干部，等等。
事实是，汉族不能享受生育、就学、就业等方面与少数民族平等的机会和权利。汉族争取与少数民族平等的生育、就学、就业机会和权利就是“大汉族主义”，如此一来，汉族只有永远“做二等公民”，排除在法律的平等之外，才不是“大汉族主义”。有人说，现在少部分汉人在宣传汉服，这是“大汉族主义”的表现。对此，就更不可思议了！在中国，哪一个少数民族没有权利穿自己民族服装？为何汉族人找回自己因为非正常因素丢了的传统文化包括汉服就是大汉族主义？汉族难道没有恢复和继承自己民族文化的权利吗？汉族因为有人说了几声汉文化和汉民族就要被斥为“大汉族主义”，那么在某些人的意识深处，汉族还应不应存在呢？
中国是56个民族的，但也是汉族的，汉族有权力保护自己的传统，同时从来也没有忘记保护兄弟民族的文化传统。兄弟民族担心汉民族的排外是有理由的，因为相对兄弟民族，汉族太强大了，但是强大是罪过吗？因为强大就要阉割自己取信于人吗？汉文化的传统就是主张仁爱的，在中国的土地上，连一些因为入侵才加入中华民族的民族，汉族也是宽而对之，从没有主张报复，倒是优惠也没有少一点，这样一个心胸的民族，人们还要因为他的大而要夺取他恢复自己传统的权力吗？难道汉民族没有自己的感情和认同吗？如果汉族没有了，那么五千年的文化又有多少呢？
4、历史上的少数民族沙文主义
回朔历史，可知历史上不仅没有“大汉族主义”，反而某大少数民族主义最为昌行。古代最典型的“大某民族主义”出现在十三世纪的元蒙帝国。它把人分为四等。蒙古人第一等，色目人第二等，汉人第三等，南人（南方汉人）第四等。元蒙帝国法律规定“国家官制，率以国人居班首部”。“国人”即为蒙古族人，从而确定了蒙古族的民族统治地位。在司法制度上，规定“蒙古人员殴打汉儿，不得还报”。蒙古人打死汉人、南人只付“烧埋银”（埋葬费）了事。对汉人、南人实行严厉的全面管制。不准汉人南人制造、收藏、持有武器。不准打猎，不准集会，不准练武，甚至不准夜行点灯等等。政府“括马”（即征用民间马匹），蒙古人不取，色目人取其三分之二，汉人南人全取。通观中外历史，元蒙帝国所创大蒙古族主义居古往今来之首。
5、“大汉族主义”——种种概念偷换的批判
对于“大汉族主义”，主要有两种概念位移和偷换，对此，一些所谓的“历史、民族、文学精英们”最喜爱，把汉族同胞玩得眼花乱坠。
一是把汉族的人数众多当成“大汉族主义”。有些人认为汉族人数众多，想当然地认为大汉族主义存在。其实，人数众多只是一种自然属性，大汉族主义是一种社会属性和状态，把自然属性当然地等同于社会属性，是一种常见的错误。试问，一个高个子必然就会对一个矮个子运粗吗，一个高个子双自己矮的人就有侵犯意图和行为吗？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把汉族人口减少到1000人左右，比中国的人口最少的少数民族还要少，这样才能有效防止“大汉族主义。
二是认为历史上汉族比较强盛，汉族建立过强大的国家，有“大汉族主义”存在。对此，前文已分析过，历史上根本就不存在“大汉族主义”，反倒存在一些臭名昭著的某大少数民族主义。
三是把极少部分汉族人不当的言行上纲上线为“大汉族主义”，以一概全。有人说，一些汉人不尊重少数民族，不平等对待少数民族，不尊重少当选民族的习惯等。而事实上，这只是片面现象，一些少数民族极不尊重汉族、不尊重汉族人民的习惯之现象有时比这更为严重。况且，部分人存在并不表明“大汉族主义”就存在广大汉族人当中，如果依此推断，那一个少数民族部分人不尊重汉族人，不平等对待汉族人，是否也应划为“某大少数民族主义”呢？在新疆，东突组织十分猖狂，如依此理，是否应认为存在“大维族主义”呢？
由此可见，“大汉族主义”在历史上、现实上并不存在，而是一种作为随时打压和奴化汉族的借口，是一种意志强加，是对汉族同胞的强奸，是对汉族同胞的侮辱，是一种莫须有的罪名。
附录二：满清消灭明朝的战争并非是一场单纯的改朝换代的国内战争
光明日报
满清消灭明朝的战争并非是一场单纯的改朝换代的国内战争，它带给被征服民族的灾难与痛苦也长期未能消除，清王朝统治下的中国成了各民族人民的大监狱，所以各民族人民的反抗斗争也长期存在，直到二百余年后的辛亥革命仍然把反清作为鲜明的主题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与国家的立场是很鲜明的，我们不应该以今天的国家观念加给明末清初的人民，那个时代的国家、民族观念鼓舞着史可法、阎应元等不畏强敌，困守孤城，阻挡清军铁蹄南下。他们那种不计个人利害安危、为国殉职的崇高形象，永远为中华民族子孙所敬仰。即使在当时，也博得**正义人士的钦佩。其他如大思想家、大学者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也曾奋力抗清，失败后隐居不出，终身不应清廷的征召；还有势单力孤的黄道周等也誓死抗清，留得正气在人间，与洪承畴降敌求荣、为虎作伥形成鲜明的对比。这些爱国志士大义凛然的崇高气节博得后世人民的长期敬仰。
那么，我们实事求是地对待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者，会不会影响今天的中华民族大家庭内的兄弟民族关系呢？不会的！因为正确判断任何问题的是与非都应该“具体地分析具体的情况”，“一切都依条件、地点和时间为转移”，这是最基本的思想方法，是不可违背的原则。历史上的爱国思想与民族感情有它产生的特定背景，决不容许我们用现在的思想与感情去取代它。例如，今天肯定没有人把吴国同越国、秦国同楚国的对立当作现实问题来谈论，而我们要继承的是勾践那种为复兴祖国而卧薪尝胆的坚韧不拔的精神和屈原忧国忧民、为崇高理想而献身的精神，而绝非为了发思古之幽情，去替古人分忧。
文天祥、史可法的孤忠耿耿、誓死不降、公而忘私、临危不惧等优秀品质是爱国主义的思想结晶。反之，那些在民族战争中贪生怕死，或逃或降，甚至认贼作父、甘当儿皇帝的人都是中华民族的败类。尽管时过境迁，历史的洪流早已将当年的“国家”观念冲刷净尽了，当年活动在今天中国大地上的各个民族，早已融合为伟大的中华民族，兄弟民族之间的友好情谊早已取代了历史上的互相争战，但是，历史上的民族叛徒却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今人对待历史，只能采取历史主义的态度，而无权去改变历史的事实，即使是利用文艺形式去纂改历史、蒙蔽群众也是不能允许的。
当然，有的论者为历史上的民族败类翻案，主观上也有为当前的政治服务的意图。例如歌颂郑成功的叛将施琅，便含有这样的用意，他们的意图也许无可非议，然而却达不到目的。因为简单的历史类比方法不是科学的史学方法，说明不了任何问题。清康熙帝利用施琅征伐汉族郑氏政权是民族战争的继续，现在台湾回归祖国是人民解放事业的继续；前者仍然是明清两个帝国的对抗，后者是反对分裂祖国的斗争，纯粹是国内的政治问题。二者仅仅是形式类似，性质截然不同，绝对不能相提并论。诚如马克思所说：“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923页）。把本质不同的历史事件牵强附会地硬扯在一起作类比，实际上是否定了历史是一门科学。这种做法不仅不能正确地阐明历史，而且会造成不良后果？？颠倒是非，使忠奸不分、爱憎不明。假如将来一旦爆发卫国战争，我们的子孙应该向哪一类历史人物学习？是以文天祥、史可法为榜样，坚贞不屈，为国殉身，还是学习洪承畴、施琅叛国投敌，或者学汪精卫替日本侵略者促成“大东亚共荣圈”？这可是一个大是大非的严肃问题，含糊不得，也马虎不得，我们只能以历史主义的态度而绝不能以实用主义的态度对待历史问题。
历史科学是进行爱国主义思想教育的重要工具。不少征服者懂得，要真正征服一个国家的人民，必须消灭或篡改这个国家的历史；而被征服者不甘心做亡国奴，也总是力图保存自己国家的真实历史，使爱祖国的观念永远留存于人心。如果使古人现代化，抽掉历史上的国家观念，请问，历史上的爱国主义思想从何产生？不要以为我们国家现在已经强大了，就可以淡忘历史上受侮辱、受迫害的痛苦历程。即使是用文艺形式篡改历史取悦观众，也必然在不知不觉中使捏造的历史深入人心，使后代子孙不知道先烈们为保国保种保护民族文化所付出的巨大牺牲，造成难以估量的不良后果。我们要牢牢记住“居安思危”这句名言，要以史为鉴，以真实的历史为鉴，不能让伪造的历史混淆视听。
历史的巨轮无情地驶过一个个帝国的废墟，旧的国家消灭了，新的国家形成了。社会存在决定了社会意识的发展，现代的国家观念是现代产生的，古代人的国家观念是他们那个时代形成的。因此，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历史主义地对待历史，才能够使丰富的爱国主义思想遗产不受损害，继续发挥它激励人民精诚团结、为祖国的繁荣而献身的教育作用。文艺工作者固然不是科学工作者，但如果要以历史为题材创作文艺作品，也必须懂得这个基本道理。
附录三：《大明衣冠今何在》摘录
葛兆光 载《史学月刊》2005年第10期
顺治六年（1649）也就是明朝刚刚灭亡五六年，尽管南明朝廷还在南方挣扎，朝鲜还在东边坚持沿用崇祯年号，可汉人却已经不得不改易发服，郑太和（1602～1673）到清帝国来，就看到“尚书曹姓汉人押宴，见吾冠带，凝泪满框”。而麟坪大君李洽（1622～1658）在顺治十三年（1656）九月十三日到达山海关，路上也看到“市肆行人见使行服着，有感于汉朝衣冠，至有垂泪者，此必汉人，诚可惨怜”；十月初三，他在北京正式朝见后，也发觉“华人见东方衣冠，无不含泪，其情甚戚，相对惨怜”。（李《燕途纪行》中，《燕途纪行》下，P221，234）
到了洪大容出使到北京的乾隆中期，清国已经建立120年，算起来也是第四或第五代了，似乎汉人都已经习惯了满清的服饰，倒把本来就是自己汉族的衣冠看成异乡制度，潘庭筠看见洪大容“以方冠，着广袖常衣”，他不知道这是朝鲜的秀才常服，却啧啧称赞它“制度古雅”，还得朝鲜人洪大容反过来告诉他，“我们衣服皆是明朝遗制”。
朝鲜使臣打心眼里看不起满清治下的汉族文人，尽管像崔德中这样的朝鲜人也知道，汉族人如此也是出于无奈，因为满清“或囚或打”，汉人在高压政策之下只能如此，但是他们仍然不能释然于心，对清帝国那种“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的现象，感到既痛心又蔑视。他们反复说，满清帝国其实不是中华，而是蛮夷，更何况如今“四海之内，皆是胡服，百年陆沉，中华文物荡然无余，先王法服，今尽为戏子军玩笑之具，随意改易，皇明古制日远而日亡，将不得复见”，这话说得很沉痛。
这一年（康熙五十一年），闵镇远（1664～1736）随同朴弼成也出使清国，经过辽东新城的时候，闵镇远就发现，“观光胡人有垂涕者曰：吾之祖先亦曾着如此衣冠矣”，进人山海关以后，他又发现，“居民多汉人，风俗与关外有异，见吾辈行，多有艳慕起敬者”。这天夜里，他看到这样的一幕，“主胡教授之子着诸裨所脱战笠战服，欢喜踊跃，浑家喧闹”，于是有了以下的对话，“问：服此服，乐乎？对曰：此吾祖所曾着者，岂不乐乎。仍语诸裨曰：每念剃头之痛，直欲无生云矣”。几天后，他在路上又遇见一个自称是明皇室后人的读书人，也说：“见老爷们所着衣冠，不胜钦羡，吾之所着，即与牛马何异？”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笔谈问答的纸投人火中焚化，“流涕呜咽曰：恐有人窃听，慎之慎之”。
20年后，李宜显（1669～1745）在雍正十年（1732）出使北京，也有一汉族生员王天寿给他送名帖，并顺便表示对朝鲜衣冠的羡敬，“吾辈忝生中华，虽与太平之草木同沾雨露之深恩，何意得睹先朝之遗风为快也”。在两人笔谈中，李宜显故意对他说：“吾衣冠如何？”他回答说：“衣冠如前代，吾等不幸而生斯世，又幸而见大人也。”李表示“吾衣冠乃是箕子之旧，即古中华礼服也”，而王氏也马上“叩首拱手，以致敬恭之意”。
在一次闲聊中，洪大容给两个汉族读书人说到这样一件事情：“十年前，关东一知县，遇东使，引人内堂，借着帽带，与其妻相对而泣，东国至今传而悲之。”这故事使得年长的严诚“垂首默然”，而稍稍年轻一些的潘庭筠则跌足叹息，说“好个知县”。
本来，清初官方对戏台上反复出现前朝衣冠，好像也有一些警惕，顺治末康熙初曾经发生过这样一桩事情，刑部捉住“未经剃发优人王玉、梁七子”，他们“供称系戏子，欲扮女妆，以故未经剃发”，但是皇帝却勃然大怒，下诏说：“前曾颁旨，不剃发者斩，何尝有许优人留发之令。严禁已久，此辈尚违制蓄发，殊为可恶。今刊示严谕内外一切人等，如有托称优人未经剃发者，著遵法速剃，颁示十日后，如有不剃发之人，在内送刑部审明正法，在外该管各地方官奏明正法。若知而不举，无论官民，治以重罪。其传谕刑部速行刊示。”但是，禁令归禁令，也许是人们习惯了舞台上的汉族衣冠吧，就连满清宫廷、贵宵私第的演出，仍然是“大明衣冠”，这使得戏曲领域“漏网”，获得了“易服色”的豁免权，在戏台上很奇特地保留了历史上汉族的传统服装。洪大容曾经诧异，“尝见皇上南游图，处处宫殿楼观戏台，皆极其侈丽，且道戏台有何好处？”潘庭筠就说，“戏台亦有妙处，以其有汉官威仪也”。因此，它在某种意义上成了唤回汉族历史记忆的场所。
1712年，崔德中出使北京，回朝鲜途中经过永平府，正好看见演戏，他就很敏感地注意到，“色色改服，服皆明宋朝服、军服，而像形《水浒传》与奇奇怪怪事，而不知话音，亦不知意味，不足可观，还可笑也。以中华之礼服，反作市胡弄玩之资，痛哉”不过，崔德中只是痛说大汉衣冠成了优伶之服，但是没有参透这一层，注意到这恰恰成了汉族威仪的最后舞台。另一个出使北京的徐长辅（1767～？）看到戏台上的老者，也说“一着阔袖团领头帽腰带，一应我国朝士之服，跪揖进退，皆中节奏，大抵胡儿见我国朝服之人，则必曰倡氏云者，盖以此也’不过，他倒是发现了这里面的奥妙，“戏台所用衣帽，皆金冠纱帽，团领裳债，历代中华之法服备焉，所谓礼失求诸野者也”在这些使者里面，要数洪大容对这一奇特的现象特别敏感，当潘庭筠问他“场戏有何好处”的时候，洪大容心领神会，就说“不经之戏，然窃有取焉”。他们彼此都明白，所谓“有取”，就是因为人们可以在戏台上“复见汉官威仪”。
他们觉得这可能就是汉族人有意保留的东西，康熙五十二年（1713），金昌业在返回朝鲜途中看到处处演戏，便详细记载了清国戏班的情况，说“其所演皆前史及小说，其事或善或恶，使人见之皆足以口惩，而前代冠服之制，中国风俗，可观者多，如今日汉人之后生犹羡慕华制者，未必不由于此，以此言之，戏子亦不可无也，一百多年后的道光八年（1828）朴思浩到中国来，看到戏台上演戏，还觉得这种戏台上的特别衣冠是汉人有意为之，他在《演戏记》里便猜测说，“演戏，戏也，亦关中国之沿革。盖清初有人〔虑〕其历代衣冠之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