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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到上海后，由于南北战争消息隔绝，许羡苏并不知道鲁迅已与许广平同居，在天冻地寒之时，许茨苏又为鲁迅编织了一条毛线围巾和一件毛线背心寄赠给鲁迅。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二日，鲁迅日记有“收淑卿所寄围巾一条”；又同年十二月十三日鲁迅日记中有“得淑卿织背心一件”的记载。其实，许羡苏为鲁迅编织毛围巾，早在一九二五年鲁迅在北京时就开始，只是鲁迅日记漏记了的。……这一针一针用手工编织的毛衣、围巾、背心，不知耗去了姑娘多少个漫长之夜，倾注着多少敬仰爱戴之情。
记载鲁迅和许羡苏感情真挚深厚，这里有两段被鲁迅在编《两地书》时删去的话，现据原信录出来。其中一段是一九二九年五月九日鲁迅在北京探亲期间给许广平的原信中的话——
林卓凤问令弟，听说鲁迅有好的人了，结过婚没有？但未提那“人”是谁。令弟答以不知道。
这里鲁迅戏称的“令弟”，就是许羡苏。从这一段话里，我们从中可以知道，鲁迅虽然早于一九二二七年十月在上海与许广平同居，但当时由于南北战争，交通阻隔，鲁迅虽然和许羡苏这期间有频繁的通信，但从未和许羡苏说起过与许广平同居的事，许羡苏也未在信中问过鲁迅，所以一九二九年和鲁迅见面时，许羡苏仍然不知道此事。
鲁迅到北京探亲，当时许羡苏住在鲁迅的卧室里，许羡苏见鲁迅回来就和鲁迅说，她搬到南屋去住，把老虎尾巴让给鲁迅住，鲁迅要许羡苏仍住在他的卧室，自己住到南屋里，住了几天后，许羡苏发现鲁迅晚上要写信，写讲稿，在南屋住不方便，就主动把老虎尾巴让还鲁迅，自己住到南屋去。这虽然是一件小事，也可看出许羡苏对鲁迅观察细心，对鲁迅生活的关心无微不至。
许羡苏虽然不知道鲁迅和许广平的恋爱发展到如何程度，但她对这件事的关切，却远远超过别人，甚至超过鲁迅的母亲和鲁迅的夫人朱安女士。所以鲁迅一到家，她就试探鲁迅的口气（这在通信中是不便谈的），先借林卓凤之口探听，鲁迅对许羡苏以真诚相见，他把自己和许广平已在上海同居的消息，第一个告诉了许羡苏，在北京的鲁迅亲友，许羡苏是第一个知道这件事情的确实情况的，一九二九年五月十七日鲁迅致许广平信的原信有这样一段话（编入《两地书》时被删去）——
第二部分由“陪着牺牲”到“我可以爱”（4）
关于咱们的故事，闻南北统一以后，此地忽然盛传，研究者也很多，但大抵知不确切。上午令弟告诉我一件事。她说，大约一个月前，某太太（按： 指朱安）对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而母亲大不以气忿之举为然，因告诉她外间真有种种传说看她怎样。她说，已经知道。问何从知道，她说，是二太太告诉她的。我想，老太太所闻之来源大约也是二太太。而南北统一后，忽然盛传者。当与陆晶清之入京有关。我以小白象（按： 指许广平已经怀孕）之事告知令弟，她并不以为奇，说，这也在意中的。
鲁迅把自己与许广平同居并已怀孩子的事，首先坦诚地告诉了许羡苏，然后再向自己的母亲透露。从这里可以看出鲁迅对许羡苏的信任。许羡苏的回答是“这也在意中的”，更可看出许羡苏对鲁迅的婚姻问题，一直是颇为关注的。
当一九二九年许羡苏从鲁迅口中知道已经和许广平在上海同居的消息，即于次年三月离开了“老虎尾巴”，去大名河北第五女子师范学校任教，并于同月二日鲁迅收到了许羡苏寄给的京中“家用帐簿”一本。
她为什么离开“老虎尾巴”，许羡苏的未编发的手搞有一段回忆说： “这样一直到一九二九年鲁迅北上探亲，因为他想回北京写一本文学史，怕住房不够住，就租下了西三条二十二号白木匠的三间北房下来简直把它买了下来。（按： 此处疑有脱字）这样我就觉得南房也不该有人常住，碰巧我的一位同事也是同学要去河北五女师范做校长，缺少教员，邀我到五女师教书，我就决定离开了北京。”（据《我谈〈鲁迅与许羡苏〉》转引）为什么“南房也不该有人常住”，许羡苏没有详细说，我们也未便追究。
一九三一年许羡苏到浙江萧山、杭州任教，一九三二年初曾在上海善钟路小住，四月与其丈夫去四川成都。一九三三年十月二十二日鲁迅收到她最后从四川寄来的信，此后，曾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二百多次的许羡苏，在鲁迅日记中消失。
五十年代，她被请到北京，参加北京鲁迅博物馆的筹建工作，北京鲁迅故居“老虎尾巴”的复原，据说就按照她的回忆布置的，一九六一年退休，一度回成都，一九八六年病逝长春。
关于鲁迅和许羡苏的关系，在日本中村龙夫所作的《封建婚姻的牺牲者—朱安》一文中，有一段值得（注意）的描述，文中说——
鲁迅兼任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的讲师，西三条的新住所女学生来访的很多。朱安观察着来访的新时代姑娘们的活泼举止，和他们比比自己是个乡下佬，一个老太婆。
在女学生中最为频繁来访的是许羡苏。羡苏是俞芬的同学。到西三条来的时候，买点东西开始，把朱安泡好的茶送到普迅房间里，有时也帮做细小的家务。有时候晚上很晚还在鲁迅房间里，在这样的时候，鲁迅就叫常来拉车的车夫送她到校舍里去。在鲁迅的日记里，每行开头有H字的是许羡苏的事情，因为许羡苏的音标记号是Hsnu的缘故。在师生之间，好像有了秘密关系，朱安用女人的感觉也是可察觉的。
有时候，鲁迅带着许羡苏回来的情况也有。
“师母！我把这买来啦！”她说后把一包东西交给了朱安。这是朱安从来没有看到的洋点心。有时朱安把沏好的茶送到丈夫房间里去时，两人就急忙把话停下来了。羡苏斜着眼看窗外，朱安在这个女学生身上有看到女人的感觉。
中村龙夫这篇文章中文译稿见《绍兴鲁迅研究》，其中除了所说“在鲁迅的日记里，每行开头有H字的是许羡苏”，系作者误解外，别的一些情况，当不会出于这位日本作者的杜撰，很可能是得自对鲁迅同时代人的访问，如果是这样，对我们进一步了解鲁迅与许羡苏的关系，当有突破性的进展。
关于鲁迅与许羡苏关系亲密，早于二三十年代，在北京鲁迅朋友中已有很多传闻，孙伏园曾向人说过： “L（按： 指鲁迅）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有两个最熟，但L是爱长的那个的，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所以他爱她。”
上面这段话是转引自鲁迅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致许广平信，这里说的“长的”那个，是指许广平，而另一个即是许羡苏，无论如何许羡苏是鲁迅周围的女性中“最熟”的两位之一，这一点是无可否认的。
虽然后来由于许广平捷足先登，执着追求，又有才气，她在占据了鲁迅以后，曾骄傲地说过这样的话： “淡漠寡情的疯子（按： 指鲁迅）时时板起脸孔，呼呼地乱叫起来，是深山的虎声，还是狮吼呢？胆小而抖擞者，个个都躲避开了。”这里所说的“胆小而抖擞者”是否包括许羡苏，笔者不想妄测，但在当时女师大的学生中，的确有那么几个“躲避开了”的一度和鲁迅接触亲密的“胆小而抖擞者”，这一点大约是毋庸置疑的。
第二部分由“陪着牺牲”到“我可以爱”（5）
看来，鲁迅舍弃包办婚姻是在许广平的推动下实现的。为什么鲁迅没有与许羡苏结合，而是与许广平结合了？孙福园的解释是鲁迅爱才，许广平比许羡苏更有才气，所以鲁迅最终选择了许广平。笔者以为，这样考证，太理性化了。许广平所说的胆量问题才是事情的关键。不过是因为许广平大胆泼辣，积极主动，鲁迅的自由恋爱才有了一个结局。否则事情可能拖得更久，甚至没有结局。鲁迅的《伤逝》、《腊叶》反映了鲁迅对于自由恋爱前途的忧虑。许广平说其他人“胆小”，正说中了鲁迅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顾虑太多。这是鲁迅的特点。但也是鲁迅出于对于朱安的人道主义考虑的表现。在《两地书》中许广平一再鼓励鲁迅舍掉包办婚姻这一遗产。许羡苏的信没有留下来，无从作比较，只好阙如。想必不如许广平直率。鲁迅的犹豫除了有对于朱安的顾虑以外，似乎也有对于其他人的顾虑。这些都表明了鲁迅为他人考虑是很深入细致的。鲁迅对于朱安的顾虑特别感人，可惜不是被人故意掩盖，就是被扭曲理解。对于鲁迅和朱安，这都是不公平的，岂不冤哉！林贤治说：
在女师大，他遭遇过一位年轻的女性许羡苏。大约他们是亲密的罢，所以曹聚仁在一部关于他的评传里，称她为他的“爱人”。因为她，他写了《头发的故事》；她对他的生活——其实是生命的相当重要的部分——表现过女性特有的关怀；在他逃难期间，也是看望最殷的一个。后来，他偕同另一位女性，她的同学许广平离京南下，每到一处，必有明信片报告行止；除了通过她报告母亲，其间，想必还受了一种近于赎罪的心情的支配的罢？
但无论如何，他已经决定同后者比翼南飞了。
感情这东西是无法分析的。他所以最终选择了后者，自然有着种种的因由；但是，可以肯定其中最重要的方面是： 她是一匹烈性的“害马”。
“害马”以身相许，在给他带来无比的欣慰的同时，也带来了无穷的忧虑。
从为“害马”剪去鬃毛的那天夜里开始，他就紧张地思考着面临的问题： 是同“害马”结合呢，抑或做一个婚姻形式主义者，继续过一种独身生活？他同时写了两个小说： 《孤独者》和《伤逝》，可见过分焦虑的灼痕。如果拒绝“害马”，自己将要成为魏连殳，最后弄到无人送殓的地步；如果生活在一起，则势必不但连累“害马”做牺牲，而且自己也会像涓生似地变得一无所有，惟存永生的悔恨与悲哀。
“剪去鬃毛”，犹“放风筝”。都是出于鲁迅私典的隐语。鲁迅在《作文秘诀》一文中已讲过，一要含糊；二要难懂的秘诀。现身说法之处甚多，不胜枚举。对于鲁迅这些难懂的文章，不少论者也照样含糊着，或者竟弄得更难懂了。
离京前，他曾将司马相如的《大人赋》书赠川岛，结句是： “必长生若此而不死兮，虽济万世不足以喜。”仙乡是不足留恋的，他决心走出禁欲主义的境地。即使时已至此，他仍然瞻前顾后，犹豫不决。在厦门和广州之间，两地传书，也还有过将近一个月的关于“牺牲”的讨论。
爱一个人是艰难的。对于爱情，他原来便很自卑，由于年龄和健康的缘故，怕因此“辱没了对手”；再者，是对于地位的考虑，在他看来，这同经济生活是颇有些关联的；最后便是“遗产”问题了。其实，所有这些，都经不住“害马”的一一冲决。“不要认真，”她告诉他说，“而且，你敢说天下间就没有一个人矢忠尽诚对你吗？有一个人，你说可以自慰了……”在他摸索异日的道路而需要“一条光”时，她给了他“一条光”。
即使鲁迅已经与许广平确立了恋爱关系，他仍然有疑虑。在广州时，鲁迅自称： “一卷行李一个人”，“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冒火，而无人浇一杯冷水”，“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鲁迅致川岛信，1926。11。12）鲁迅常常自我解剖，所以对于自己的潜意识也就有所认识了。由此看来，萨特说潜意识是自欺，也很有道理。鲁迅之“迁怒”明明是潜意识变形转化为意识的表现。我们必须深入到中国文化的问题，我们的讨论才有意义。鲁迅对自己的包办婚姻愤慨不已，往往容易迁怒于其他的人与其他的事——尤其是喜欢迁怒于中国文化。钱玄同对鲁迅性格特点的概括就是“迁怒”二字。中国文化有病，甚至是癌症，这都是事实，关键在于如何医治，“我放火”就太急躁了点。这个问题太大了，点到为止吧。回过头来仍然说鲁迅的恋爱和潜意识。下面我们要更深入一步，看一看鲁迅对朱安的矛盾心态的表现，以及与其他事物的错综复杂的联系。
第二部分鲁迅为何仇猫？（1）
鲁迅的仇猫是很有名的。先是在《呐喊？兔和猫》中提起了这事： “我的母亲是素来很不以我虐待猫为然的……而我在全家的口碑上，却的确算一个猫敌。我曾经害过猫，平时也常打猫，尤其是在他们配合的时候。……况且黑猫害了小兔，我更‘师出有名’了。我觉得母亲太修善，于是不由的就说出模棱的近乎不以为然的答话来。”鲁迅在《论“费厄泼辣”应该缓行》一文中说： 叭儿狗“又很像猫，折衷，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悠悠然摆出别个无不偏激，惟独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脸来。”由此，我们可以得出鲁迅仇猫仇狗都明显有“迁怒”的成分。鲁迅所痛恨的“文士”、“学者”、“名流”、“名教授”、“正人君子”等都称鲁迅偏激，凡是批评鲁迅的人首先看到的就是这一特点。鲁迅以“叭儿狗”、“猫”的“折衷，公允，调和，平正之状可掬”来形容他们，却也反过来证明了他自己这一特点。这些人又说，鲁迅既然仇猫，自当是狗，因为猫狗是天然的仇敌。于是鲁迅又作了《狗？猫？鼠》一文，讲了自己之所以仇猫的因缘，顺便对这些名人加以嘲讽，但宗旨并非在此，文章的核心乃是对自己的潜意识的“解剖”。非常可惜，人们往往只能从鲁迅论战的角度去理解鲁迅的许多文章，这太肤浅，鲁迅更深刻的思想却被忽略了，鲁迅说： “伟大也要有人懂”，鲁迅的伟大很难懂，即使懂了，也不能说，“你说便是你错！”
这几篇文章，非仔细从字缝里看出字来不能理解。鲁迅的仇猫原来也与他的包办婚姻有关系。
我们知道，鲁迅是非常善于运用曲笔的，尤其是对自己的包办婚姻，虽然总是在控诉，却很少直说。迁怒或曲笔是家常便饭。此处，“猫”就是借喻朱安。试想一想猫的样子，很温顺，像叭儿狗，而比叭儿狗更乖巧。试想一想朱安的性格，她自称“蜗牛”，更是软体动物，柔软到了极点，可以说是把儒家恕道的精神发挥到极致，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哲学阴柔的一面，中国古代哲学思想重阴柔，这是一种文化过分成熟的表现。鲁迅一看到朱安，就会联想到猫，联想到中国文化；一看到猫又会联想到朱安，联想到中国文化，因迁怒而痛诋中国文化，或痛打家猫。据鲁迅自己说，他的仇猫是小时候的事。《朝花夕拾》中的这篇回忆文章为我们揭开了秘密。
鲁迅在文章里所用的曲笔实在是不容易看明白。可以分两个线索： 一是痛惜包办婚姻；二是讽刺正人君子。鲁迅为何在此处讽刺正人君子呢？这是鲁迅潜意识里对社会舆论的抵抗。在两件事情上鲁迅要维护自己的名誉： 与朱安、许广平的关系以及兄弟失和。将正人君子与传统的伦理道德搞臭乃是势所必然，如今人们一提起传统的伦理道德来都会嗤之以鼻，固然是时髦。其实，这后面有潜意识。鲁迅首先讽刺了“正人君子者流”：
其实人禽之辨，本不必这样严。在动物界，虽然并不如古人所幻想的那样舒适自由，可是噜苏做作的事总比人间少。它们适性任情，对就对，错就错，不说一句分辩话。虫蛆也许是不干净的，但它们并没有自鸣清高；鹜禽猛兽以较弱的动物为饵，不妨说是凶残的罢，但它们从来就没有竖过“公理”“正义”的旗子，使牺牲者直到被吃的时候为止，还是一味佩服赞叹它们。人呢，能直立了，自然是一大进步；能说话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能写字作文了，自然又是一大进步。然而也就堕落，因为那时也开始了说空话。说空话尚无不可，甚至于连自己也不知道说着违心之论，则对于只能嚎叫的动物，实在免不得“颜厚有忸怩”。假使真有一位一视同仁的造物主，高高在上，那么，对于人类的这些小聪明，也许倒以为多事，正如我们在万生园里，看见猴子翻筋斗，母象请安，虽然往往破颜一笑，但同时也觉得不舒服，甚至于感到悲哀，以为这些多余的聪明，倒不如没有的好罢。……
懂得中国哲学的人一眼就看出鲁迅这里运用了老庄的思想，但也许没有意识到这就是老庄的思想，可能也意识到了，鲁迅曾说过自己是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此处，只是取用其一端而已，在他处，则全盘否定老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