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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3）
用外国书萨特的观念分析，可以这样说： 鲁迅接受包办婚姻虽然是“听人安排”，但也有自己的选择。首先，放弃了婚姻，选择了牺牲；进一步放弃了牺牲，选择了韧的战斗；再进一步，放弃了医学，选择了文学；再进一步，放弃了“陪着做一世牺牲”，选择了“我可以爱”。鲁迅的自由选择日愈发达，同时，这些选择也有道德与逻辑上的困难，鲁迅的自我剖析和反省或忏悔是感人至深的。遗憾的是鲁迅只用曲笔做这些事情，伟大也是无人懂。由于为尊者讳文化的发扬光大，你懂便是你错，谁还敢懂呢？
且说鲁迅在日本读苦西医，以便促进中国社会的进步，而在“故园”的母亲不断来信催促他回家完婚，拖他的后腿。当时，鲁迅的母亲在绍兴听到谣传，说鲁迅在日本东京已经和日本女人结婚了，有人看到他们领着孩子在街上散步。她大为震惊，“一天连写两封信给鲁迅，催促鲁迅赶快回国完婚，这时鲁迅被逼得心烦意乱，坐卧不安，使他经常失眠，直到患了神经衰弱症。鲁迅的母亲接二连三的来信未能把鲁迅催回，最后无法，只得拍了一个‘母病速回’的电报。鲁迅得了这个电报，信以为真，火速返回绍兴。”萧文邦著《鲁迅新传》：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25页。鲁迅回到“故园”，看到婚礼百事俱备只待新郎的情况也无可奈何了。鲁迅和朱安是1906年7月26日在绍兴举行的婚礼。鲁迅在结婚的那天一切顺从母亲的安排。他在晚年回忆说： “那时，家里的人因为听说我是新派人物，曾担心我可能不拜祖先，反对旧式的婚礼。可我还是默默地按他们说的办了。”转引自《鲁迅和他的同时代人》： 春风文艺出版社1985年版42页。那一天，两人一副古装打扮，鲁迅头戴结婚礼帽，帽下拖出一条假辫子，身穿袍套，脚穿靴子；朱安头戴凤冠，身披红纱，下着黑绸百褶裙，在周家新台门拜堂。在亲戚和邻居的簇拥下，进了洞房。据周建人回忆说：
没有人正式告诉我，不过我隐约知道，母亲急于修理房子，是因为准备给大哥结婚了。母亲什么时候为大哥定的亲，我根本不知道，当事人大哥也不知道，因为婚姻要由父母包办，是不能过问的。后来大哥知道以后，只是要求女方放大脚，要识字而已，因为除了这以外，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
大哥到日本去读书，女家来催促，母亲一推再推，推不下去了，我母亲决定为大哥成婚。确实，大哥虚岁二十六，女方已二十八了，一般人看来，已经晚了六至八年哩！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大约六月初，我大哥从日本回来了，可能事先母亲没有向他说清楚，是要他回来结婚，只看见母亲和他单独谈了很久。当时家乡风俗，结婚一般在冷天，很少在热天，因为凑大哥的暑假，所以就在夏天结婚了。
婚礼照例是在新台门大厅里举行的，二哥说要回来，但还没有回来，除了三个台门里的本家，很少有什么客人来，也不演戏，一点也不热闹。也许由于我大哥的意见，我母亲一切从简，只是在仪式上，还是照旧，由老台门熊三公公来祝寿，还是拜堂，我大哥装了假辫子，真是活受罪。结婚以后，我大哥发现新娘子既不识字，也没有放足，他以前写来的信，统统都是白写，新娘名叫朱安，是玉田叔祖母的内侄女，媒人又是谦婶，她们婆媳俩和我母亲都是极要好的，总认为媒灼之言靠不住，自己人总是靠得住的，既然答应这样一个极起码的要求，也一定会去做的，而且也不难做到的，谁知会全盘落空呢？我大哥的失望是很难形容的，这也难怪，俗话说： 生意做勿着，一遭，老婆讨不着，一世。这是一生一世的事呢，当然，老公嫁不着，也是一世不着，是一样的，也许更痛苦。
看了我大哥这副失望的样子，我想起我的表姊们来了，风俗是同姓不婚，同姓即使房份很远，甚至并不同族，也是不能结婚的；姓不同，即使是姨表姑表，血统很近，倒是可以结婚的，还叫做亲上加亲。我小舅父四个女儿，个个汉文很好，大女儿琴姑尤其好，能看极深奥的医书，当大哥在南京读书时，也曾经提起过，是否两家结个亲，可是那时听得长妈妈叽叽喳喳地说什么“犯冲的呢”，后来也就不提了，我大哥始终不知道这件事，而琴表姊却是知道的，当时没听她说什么（当然她也不好说什么），后来小舅父把她许配给别人了，不久病逝。她在临终时对服侍她的贴心妈妈说： “我有一桩心事，在我死前非说出来不可，就是以前周家来提过亲，后来忽然不提了，这一件事，是我的终身恨事，我到死都忘不了。”
后来这位妈妈把琴表姊临终的话讲给我母亲听，我母亲听了，低下头来，半天没有作声。
琴表姊的事，已铸成大错，无法挽回，那么，我小舅父的次女意姑，也是很好的，可是；不知为什么，也没有和意表姊结亲。意表姊后来嫁了她母亲的内侄，是患精神病的，所以意表姊很痛苦。如果我母亲不找小舅父家的女儿，那么，也可以找我哪家姨父女儿永平呀，可是，她只把平姊认作女儿，而不是作为媳妇。平姊嫁给车耕南以后，夫妻感情不和，经常到我母亲这里来诉说她的不幸。
我母亲和她的兄弟姊妹感情都很好，也很喜爱她的侄女、甥女们，她们对她也是既亲热又孝敬，但是，竟没有一个选作长媳，这真是奇怪的事情。母亲极爱我大哥，也了解我大哥，为什么不给他找一个好媳妇呢，为什么要使他终身不幸呢？又为什么要使我的表姊，特别是琴表姊，如此不幸呢？那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她相信谦婶的话，认为朱安一定胜过她所有的侄女、甥女。
我大哥对婚姻虽然失望，但他丝毫也没有责备母亲，对她的态度还是和以前一样，既亲切又尊重，有什么事情总愿意和母亲说说。但他那种压抑忧郁的神情，使我母亲感到极大的苦恼，木已成舟，她要改悔或挽回，都是不可能的了。
第一部分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4）
自从她知道我的琴表姊那饮恨终身的话，心理非常内疚。我母亲也爱琴表姊的。我觉得小舅父因琴表姊的死，似乎对我母亲也颇有意见，我亲耳听见他对母亲气哄哄地说： “难道周家的门槛那么高吗？我的女儿就进不了周家的门吗？”我母亲只能低头听着。《鲁迅故家的败落》：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240—255页。
在“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旧时代，婆婆对媳妇的要求主要是贤慧。论贤慧，朱安也确实难得，这是新时代的女性所不具备的，可惜她没有文化。鲁迅与朱安没有感情的根本原因在于朱安一点文化都没有，鲁迅是喜欢才女的（这一点又表现在后来的恋爱对象的选择中）如果与才女琴表妹不“犯冲”，事情就会不一样了吧。剪辫又装假辫，有人说只是形式问题，那么包办婚姻是不是形式问题呢？
萧文邦《鲁迅新传》“第一章琴表妹饮恨死去”的结尾这样写道：
夜看朗月，觉天人之必圆，/ 春撷繁花，谓芳馨之永住。
这不是对纯情的琴姑的心灵，最真实的写照吗？
何期忽逢二竖，遽释诸纷，闷绮颜于一棺，腐芳心于抔土。从此西楼良夜，凭槛无人……
这不是对痴情的琴姑的亡灵，最沉痛的追悼吗？
这是琴姑饮恨死去三十年后，鲁迅为不相识的金淑姿女史的情书，所作的一篇序言中的话，我把它引录如上，读者不会责怪我的唐突与牵强吧！《鲁迅新传》： 青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12页。
在鲁迅的潜意识或意识中，这种联系自然是存在的。
处在前民（国）之前的前清时代，上至“载湉小丑”光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琴姑都无自由恋爱可言，一律是包办婚姻，今人单单强调鲁迅的婚姻是包办婚姻，实在有些“超前”了吧。包办婚姻仅仅是一个形式。认识到它的弊病，也并非难事，在思想也上没有什么困难（现在中国人几乎人人都反对包办婚姻，可见在思想上决无困难）。而没有困难的思想是不足道的，只有找出思想上的困难，这时候，思想才是有意义和有价值的。加拿大人李天明的外国书说：
我认为，鲁迅屈从于不满意婚姻的主要原因还是为了履行一种人生的义务： 对母亲的孝子的义务和将来为人夫和人父的义务。而且，我不以为鲁迅在勉强同意母亲为他安排的婚姻的时候，就已经预料到它会发展得那样糟糕。在世纪初的清末，当姑娘们都在深闺里的时代，哪里会有自由恋爱的事？父母之命、媒灼之言在当时不仅是一种风俗，更是一种实践。包办婚姻的痛苦，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人才逐渐认识和体会到的。
这种分析是有道理的，但也不能完全接受。其实，包办婚姻的痛苦，在四千年前，包办婚姻出现之际就会被人认识和体会到，否则人类就不成其人类，简直连动物都不如了。笔者在电视中多次看到这样悲壮的一幕： 数万、数十万的斑马、野牛、羚羊大迁徙，每当渡过一条河时，都会犹豫很久。只见河中有数十、上百只鳄鱼在等待着，食草动物们清醒地意识到死亡的存在，犹豫之后，他们就毅然跃入水中，向对岸游去，鳄鱼立即蜂拥而上；食草动物或是到水边去喝水，不断地有同类被鳄鱼吃掉，他们依然冒着生命危险去喝水。有鉴于此，笔者想到： 人与动物一样，都无一例外的会在各种痛苦之中进行选择，明明是痛苦之路，也要走下去。岂有人而不如食草动物之道理？只要不是马上就死，或尚有一线生路就往前走。当然包办婚姻不是个别男女的自由选择，却是整个社会的选择。而人类选择这种婚配方式不会不知道它的弊端，它给青年人造成的痛苦是显而易见的，一般头脑正常的人都会认识到。琴姑固然是才女，恐怕也不是受到“新文化运动中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才抑郁而死的吧？中国历史上这类事情实在太多了，否则女人出嫁为什么要大哭特哭？况且包办婚姻并非中国文化的特色，外国人也是如此——印度之外也不能除外。外国人是怎么“认识和体会到”包办婚姻的痛苦的？不会是外星人来到西方传播自由恋爱的思想吧？既然外国人无须外来文明的影响就认识到包办婚姻的痛苦，中国人也不可能例外。今日可以媲美于包办婚姻的社会弊病多得很，如应试教育，巨款择校，都是人们深恶痛绝的，残害了多少年轻人！为什么不改一改呢？谁也不是贱骨头。也许外国人不一样？美国是世界上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总统硬是不顾世界舆论的谴责，死也不在限制排污的京都议定书上签字。有什么好办法？难道是他们美国人没有觉醒？需要去启蒙？人类的特点就是能够为了某种利益而忍受痛苦。古今中外无一例外。又如古代女人裹小脚之痛苦，就决不可能“是在新文化运动中西方人道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国人才逐渐认识和体会到的”。满清政府早都认识到了，曾明令禁止妇人缠足。为什么禁不住？无非是缠足有如同今日西方的手术美容或手术减肥一样的好处，痛苦也就忽略了。包办婚姻也是如此，为了维护某一种的利益，就不怕牺牲另一种利益。人类与动物一样都有“认识和体会到”痛苦而甘愿受苦的选择能力。萨特认为这就是自由。鲁迅认为这就是病态，对此深恶而痛绝之，于是针对中国人（其实是全人类）的这一矛盾心态，发出了呐喊。
第一部分鲁迅为什么接受包办婚姻？（5）
把个人的不幸，转换为国家的不幸，并直接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很先进的思想。如今，把问题再深入一步，找出人类如食草动物冒死渡河一样不得不如此的原因，找出所谓“深层的动机”，也许是更有意义的。进行这种研究可以借用潜意识理论，这一理论虽然有其局限性，但对于我们来说，也还是有价值的。请读一段外国书，是美国人弗洛姆的《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中的话：
的确，并不是弗洛伊德第一个发现了这种现象： 即我们都怀有一些自己没有觉察到的——也就是说，是属于无意识的思想和冲动，它们隐密地活动于我们的心灵深处。但弗洛伊德却第一个以这种发现为中心建立了心理学体系，他深入细致地研究了潜意识现象，取得了惊人成果。首先，弗洛伊德考察了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不一致性。我们认为一件事，比如我们的行为，是以爱、献身感、责任心等为动机的，而不知道与此相反，却是受着权力欲、自我虐待、依赖性等潜意识的驱使。弗洛伊德的发现在于： 我们所认为的，并不必然与我们的存在完全一致；一个人对自己的看法可能是，也可以说常常是，与他的真实存在差异甚大，或者截然相反。我们大部分人均生活在一个自欺的世界里，在这个世界中，我们都认为自己的思想能代表客观现实。在过去的传统中，思维与存在被认为是同一的，或者在哲学唯心主义的极端形式中，只有思想（理念、语法）是真实的，而现象世界本身并不具有真实性。事实上，弗洛伊德潜意识概念的历史性意义正在于此。尽管他本人是一位理性主义的拥护者，通过把大量的意识思维贬低为欲望的合理化，弗洛伊德摧毁了理性主义的根基。由于他发现了思维与存在的不一致性，弗洛伊德不仅仅在哲学上和大众观念中削弱了西方理性主义传统的基础，而且在伦理学领域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弗洛伊德之前，诚恳还被认为就是说实话，由于弗洛伊德，这个定义已难再自圆其说了。我们的言语和信念之间的差异，作为一个新的维度出现，即我们潜意识的信念或潜意识的冲动已被揭示。在前弗洛伊德时代，如果一个父亲确信他体罚自己的该子，是因为它有助于孩子的成长，那么他不会被认为是虚伪的，只要他真正相信这一点。但是在弗洛伊德之后，出现了这样激进的质疑： 谁能肯定他的信念不是虐待欲望的合理化，也就是说他是以殴打孩子来取乐，体罚是为了孩子的成长这种想法只不过是一种借口呢？事实上，人们从道义上或许更喜欢那种至少有足够的诚实来承认真正动机的人，这样的人不但更诚实，而且还较少危险。从个人来说，或者是在历史上，没有一种残忍和邪恶不是以出于好意为借口的。由于弗洛伊德，“我是好意”这句话已失去了它作为一种托词的功能。出于好意是行为不轨的最好的合理化之一，再没有比使自己相信这种合理化的有效性更容易的事了。弗洛姆《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与局限性》： 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再读一段外国书：
凡与自己希望相符者即为真理，与希望背道而驰者，便使我们对之生气，……有人以为他有反叛的精神，便可以独往独来，不受环境的支配，其实反叛的精神非但不能保证自己的独立，反而是最尖锐的成见所造成。一个童年时代受父母管束太严的作家，长大了往往会成为喜欢攻讦宗教与家庭生活的自由思想者。其实这一切都只能作为是童年奴化生活的反叛。安德烈？莫洛亚《生活的智慧》： 吉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174页。
试用潜意识理论对鲁迅当年的接受包办婚姻与接受刺杀任务之间的关系做一解释，是有意义的。鲁迅“不为自己打算，一切听人安排，”是对母亲的“孝”；“预计是生活不久的”，则是革命者之“勇”或对革命事业之“忠”；后来，思想起了变化，则是指与朱安的“陪着做一世牺牲”的关系而言的。林贤治说： “说及战斗，他曾说自己从旧营垒中来，反戈一击，易致强敌的死命。对于家族意识的暴露，他是刻骨般的深入，这不能不归因于他所亲历的一份沉痛。”鲁迅批判中国的孝文化，以《二十四孝图》为对象，思想上没有困难。殊不知《二十四孝图》乃是走火入魔的孝，是没有学理价值的世俗文化，并非儒家纯文化，与周公孔子根本没有关系。鲁迅批判《二十四孝图》形式上是反孔，而潜意识是对母亲为自己包办婚姻的不满。
鲁迅由表示“勇”转为提倡“韧”，是与儒家相一致的。儒家提倡勇，是说改正错误要一刀两断，不拖泥带水。对于刺杀行为是不那么赞成的，虽然有时候也歌颂之，但从根本上说是不赞成，称之为“匹夫之勇”，苏东坡那篇有名的《留侯论》，就是对此持批评态度的。看来鲁迅的犹豫不决也与儒家思想暗合——孝亲与韧的战斗都不出中国传统文化的范围。要多读中国书你才知道，不读你就不知道。人类对野草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