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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砍脑壳的砍了脑壳，敲了沙罐，挨了枪子，老天爷不容，要人陪着死啊！”说这话的是个蹲馆子煤灰坑的乞丐，当天就被人告发，抓走了。
那天我一身是泥水回家，路上老看到三三两两的人，依着墙角挤着眼睛，鬼祟地咬着耳朵。
5
有一年长江涨大水，又下暴雨，石桥马路和街巷全是水。暴雨和大水把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卷走了，雨水把石阶洗得那个白净，直让人想躺在上面睡个好觉。可是一看江里，全变了样：茅草篷，木盆，整棵树，有时淌过一个身体，不知是猪狗还是人。
不少人划着自制的木筏，到江上拈自己想要的。最让人羡慕的是从死人手腕抹下手表，手表在那时很值钱，这不是偷抢：死人用不着手表。野猫溪正巷有个漆匠，是个胖子，两天抹了五支手表戴在手臂上，走街窜小巷的炫耀。被公安局铐走了。他一路哭骂，说他没有象那些扒手，扒完后把人打晕往江里推。
那场罕见的暴雨把一些摇晃的房子，连同家俱和垃圾都冲走了，水馆子这个吊脚楼却奇迹般挺住，三天后水退尽，墙上留有点点霉斑，又开始营业。自那场暴雨后，水馆子蒸出的肉包煎出的锅贴饺子，香味漫过几条街。有人说，是水馆子店主的老爹使的法，他在峨嵋山学过道术，他发的功，落在包子馅上。
我只看到肉好，份量多，萝卜缨，蒜，葱，青菜，嫩得晃人眼。
走出百货商店，上一大坡就是电影院。看一场电影，是我向往的。只要是图像，即便没色彩和音乐，我都不在乎。看一场电影，即使是放映纪录片，祖国河山一片大好，中央首长接见外宾，飞机撒农药，我都想看。都是父亲开恩，私下给我五分钱看学校组织的电影，才能一饱图像的眼福。我一人选择看一部片子，是从未有过的事，这念头使我激动。电影院黑糊糊的墙壁，假如那是一面玻璃，我会看见一个梳着两条细细辫子，头发不多，脸无光彩，身体瘦弱的少女，这便是我。此刻，正在精神粮食与物质粮食之间做痛苦的思想斗争。
结论还是买吃的。我看着自己走下坡，穿过马路，走向那家馆子门口的柜台。那儿已有十来人在排队，等着新出笼的肉包。
有块小黑板写着包子、饺子、烧饼、小面、馒头、三角糕和豆浆的名称，标明每一样需多少钱和粮票，字迹歪歪倒倒，浓淡不一。我身边只有五角钱，但我仍站在队列里。带菜肉馅的包子，松软，面皮显白还薄，牢牢抓住我的心。里面四张桌子，皆长木凳，挤挤地坐满人，有的人喝豆浆，有的人饺子汤，浓浓的乳白色，上面飘了星星点点的葱花。
轮到我了。卖筹子的青年人剃了个小平头，不耐烦地等着我说话。
我把手里的五角钱怯生生递过去，“两个肉包。”
果然，他问：“粮票呢？”
“我忘了，”我着急地解释：反正二角钱一个，二个四角，剩一角抵二两粮票，行不行？我想我的脸从脸颊一定红到脖子胸口了。我从未自己买过点心，没想到要粮票，况且粮票可当钱用，家里不会给我。
卖票的青年人朝储藏室叫了一声，随即从里走出一个脸上打满皱的女人，系着白袖套白围裙，也是的，沾了些面粉酱油。她问了情况，说行。到蒸笼前，亲自用大夹子将两个肉包放在盘子里。
“我不在这儿吃，我要带走，”我说。
她在橱窗边搁着的一叠发黄的纸片上，取了一张，放上两个包子，搁下夹子，又取了两张纸垫着，叮嘱道：“好生拿哟，烫得很！”
我捧着热乎乎的肉包，闻着扑鼻的肉香，第一次感到幸福的滋味：这是我的生日，我在庆祝。
我没从来的那条路回家，而是顺水馆子前的小街走，这条路坡坎多，但近一点。肚子开始咕咕叫，在下命令：趁热赶快将肉包子吃了。可我还是咽下了口水，想带回家去，与父母一同庆祝他们生下我。我一口气跑上粮店旁的石阶顶，一坡几十步的石阶看起来不陡，但一气上到顶，就喘不过气。
坡顶正好是三岔路口，一个老荫茶摊紧挨着棵苦楝树，树桩连着块生得奇型怪状的石头。我刚走近，就感到背脊一阵发麻，迅即转身：一个穿得还算规距的男人，站在一户配钥匙低矮的屋檐下，他并没看我，在跟配钥匙老头说话。
一个正在等配钥匙的人？我的心就放下不少。回过身，即刻又感到自己被盯住了，我的头控制不住地轰轰乱响，我惊慌，说不出的惊慌，一个包子从手里滑掉。
我急忙蹲下，一个包子还在纸上，掉在地上的那个，滚在老荫茶摊下的一片满是灰的树叶上。我拾了起来，包子沾了灰，我吹了吹，灰沾在包子上，一动不动，我只得心痛地用手轻轻揭下弄脏一处的皮。
我站起来时，那男人已不在。这人很可能就是以前那个跟踪我的人？今天他跟着我说不定已不止这一刻。今天是星期日，不上学。以前总是在上学放学期间我被钉梢，这次此人却打破了以往的习惯。
是不是我刚才上坡上得太急，气喘，眼花了？
决不是的，我清楚自己的感觉。肯定还是那个男人，为什么他隐蔽地跟了我十多年，今天突然冒出来——几乎径直走了出来？
这个地区强奸犯罪率较高。山坡，江边，角角落落拐拐弯弯的地方多，每次判刑大张旗鼓宣传，犯罪细节详细描写，大都拖到防空洞先奸后杀，尸体腐烂无人能辩认，或是奸污后推入江里，使每个女孩子对男人充满恐惧。我记起初中时一个女同学的父亲被抓走的情景，她和她的妹妹们哭啼啼跟过几条街。
“没有堂客，又没妓院！叫我啷个办？”那个丧妻的男装卸工吼叫着，象头咆哮的狮子。说是他把邻居的黄花闺女给诱奸了。
我不敢想下去，心里一阵着慌，拔腿奔跑起来，直跑到中学街操场坝。周日放假，学校没了喧哗，操场空旷，没人在打球，连捉蚱蜢扑蝴蝶的小孩也没一个。天空比操场延伸得更远。我放慢脚步，走在杂草中被路人踏出一道清晰的小径上，努力让自己心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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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1
从碗柜里取出坦平的土碗，我将两个包子放在里面，小心地把粘在包子上透了油的纸揭去。碗柜上有碗稀饭，我又渴又饿，端起稀饭，唏里呼噜一阵，统统灌下肚子。
父亲进屋来，我拉亮电灯，虽然光线昏黄，但房里的床、桌子、五屉柜比先前清晰多了。
“爸爸，你和妈妈的，”我把装包子的碗递给父亲。
“你呢？”父亲没拿。
“我已经吃了一个，这二个是你们的。”
“你连撤谎都不会，五角钱哪能买三个这么大的肉包子？”父亲说，“你喜欢吃，你就吃吧。”
正说着，母亲端着碗筷进来，把筷子插入墙上的竹篓里。“六六，一早你就没影了。也不帮妈举杆杆晾衣服。人一大就不听妈的话。也是，竹子都靠不到，还能靠笋子？养这么多儿女，一个不如一个，”她越说声音越不耐烦。
我说，妈妈你别念叨我了，我有你最喜欢吃的东西呢。
母亲也看到碗里的肉包，果然十分高兴，竟然忘了问买包子的钱是哪来的。“买这么贵的东西做啥子，你去哪点了？”
我说，我去石桥了。
她拿起包子的碗，想起什么似地，问我在石桥哪家馆子买的？
我说，当然是水馆子，每个人都说那儿的肉包子肉饺子好。真是人多得很，还排队。
我的话未说完，母亲手一甩，把碗撂回柜上。她扶住绷子床的柱头，干呕起来。“水馆子的包子，”母亲恶心地摇头，她接过我递上去的湿毛巾，拿在手里坐在床沿上。
“你这人太疑心了点，”父亲不快地说。
“哪是疑心？”母亲说，“那是啥子年？”
从母亲不太连贯的话语里，我听出了个大概：灾荒年水馆子的包子是用小孩的肉剁烂做的馅。吃了包子的人还想吃，这才生意红火，就象现在火锅馆里的人，往汤料里放大麻根、罂粟杆一样。当年有人发现馅肉里有手指甲，告发了。公安局把开馆子的两夫妻给逮了，馆子给抄了闭了，好多年，店才重新开张，归了街道合作企业。
街上老太婆瞎嚼嘴，父亲说。
那阵子肉多稀罕，可水馆子的肉从哪儿搞来的？而且鲜得要命，比味精还鲜。说没证据，也有证据，母亲说和她在一起抬了一两年石头的联手，联手三岁的娃娃也是那阵子失踪，连个影也找不到。联手最先一说起泪就叭嗒叭嗒地掉，后来不哭了，就跳进中学街操场坝那口古井。尸体烂在井里发臭才被发现。那口井也就封盖起来。母亲说这个联手最好，在一起抬杠子，从不把绳子往母亲那头移。
“你小声点行不行？”父亲正色道：“六六买的包子，她都舍不得吃，你不吃就算了，让她也不敢吃，还尽扯些无根无据的事做啥子？”父亲跨出门槛，到堂屋去了。
母亲的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小声点，小声点，犯得着吗？反正我老了，不怕。”房间里没有父亲，母亲的声音降了下来。
我盯着柜上装有包子的土碗，那饥饿年代的传说，在我出生之前，我用不着害怕，但我的生日就变得没意思极了。我从母亲旁边擦身走过，拉开五抽柜左边第一个抽屉。
“你在找啥子？”母亲注意到我毛手毛脚。
“信。”我手不停，翻捡针线盒，剪刀，钮扣，梳子，恨不得把整个抽屉端出来，倒在地上翻个通快。“大姐的信呢？”我问。
母亲说不在那里。她扳起枕头摸摸，一支小巧的口琴从枕头里滑出。我伸手去拿，母亲一把挡开，样子不是很凶，而是有点出乎我意外。母亲怎会有这东西？看上去是什么心肝宝贝似的，而且她犯不着对我如此。我从小没有玩过任何乐器，不管哪件乐器都不会，玩具，也只玩过一个母亲手做的布娃娃。
“哦，我忘了，肯定早晨洗衣服给洗掉了。”
母亲说，她好象在掩盖什么事。我想她是故意的，并且不让我看大姐的信。大姐一定告诉母亲一些事，母亲生气，当即就把信撕了。
“我不相信，”我说。
“你今天吃了火药，老跟我顶嘴？”
“大姐已经回来了，今天早上有人看见的。”
“看见就看见的，她爱回哪回哪去，只要别迈进我这个门槛，我就谢天谢地了，”母亲的脸垮下来，一听说大姐回来，母亲全没了平日盼望的劲。
母亲又开始骂大姐是个惹事祸害虫，不争气，从不听她的话。跳楼，退学，嫁人，哪一样事大姐问过她？要不也不会落到今天这步。“六六，”母亲看着我，“你小小年纪也不听妈的。”
我说，“我哪点不听你的？我已经不是一个小孩，起码，我连选举权被选举权都有了。”这话丝毫没能达到提示母亲——今天是我生日，反而使她情绪更坏。
“哟，还知道选举权？”母亲用嘲笑的腔调说：“谁要我就给他，哪年选举不是服从规定就一个格子划圈？教训我们：字都认不得，还要民主？”
我几乎要叫起来：妈妈，今天是我生日，你怎么会记不得？
潜意识中，我已经感觉到了这个生日不是一串数字中的一个，而是一溜儿不准逆转的念珠中最特殊的一个，数过去，就会触到许多不可知的禁忌。我本能地恐慌起来，想哀求母亲抓紧我。这根维系着我和命运之间的绳子，是个定时炸弹的导火线，在一点点闪出幽蓝的火花，我感觉我已经准备跨出这一步，今天，就在这刻，我必须向母亲点明。
我走到门槛边，身体靠住木门。木门在半闭半合中承受我身体的重量，悠慢地吱咯响。我索性把门关严，我内心怕得要命，费了好大劲才稳住自己。然后，直撞进题目中去：“你女儿即使被人划了脸盘子、镪水泼毁了容、强奸杀死了，你也不会哭第二声。”
“啥子意思？”母亲厉声问。
“有个男的总跟着我。”
母亲忽地一下站起，走过来，她用手摸我额头上沁出的汗珠，“有这种事？”她盯着我的眼睛。
我故意扭过脸去说：“我在撒谎，你就这样想好了。”
“我就晓得你这个人。你不搞得我不舒服，就要搞得自己不舒服，”她嘴里这么说着，眼睛还是没离开我身上，忽然她推开我，拉开门冲了出去。
大约十来分钟，母亲回来了，喘着气，对坐在桌旁的我说：“我就晓得你在撒谎，啥子人也没有嘛。”她喘定了气，接着问：“这男的象啥样子？有多久了？你啷个不早给妈说？”
看到母亲是真着急了，我也害怕起来：“好久了……不止一次。”
我说那跟踪我的人既不是棒小青头，也不是口水涎涎的骚老头，是比这两种人都还危险的一个中年人。我没正正面面看清过，要看清了，也不值得给你说了。我最后一句话，是有意气母亲的。
啪地一声，母亲把房间里的电灯关了，火气旺旺地吼道：“去，去，滚到阁楼上去。”
我一步跨出房间，把房门摔上。
我在堂屋站了一会儿，蹩着气上了阁楼。
2
想着母亲一个人坐在暗淡的楼下屋子里，我拿着书本，一个字也看不进去，不知她心里在翻腾些什么。我伸过手去按单放机的键，它象一个小搓衣板，是四姐和德华几个月省吃俭用买的最便宜货。我们走路都异常小心，怕碰翻桌子摔坏了这个全家共享的宝物。
“人生难得几回醉，不欢更何待？来，来，来，喝完了这杯再说吧，好花不常开，好景不常在。今宵离别后，何日君再来。”
这首半个世纪前在这座山城被唱得烂熟俗气的歌，有三十年之久是绝对黄色的禁歌，直到这一二年才从革命歌曲的重围中又冒了出来，带着古怪的诱惑味，以前听，多少能使心绪改变些，但这个下午一两点钟，却让我更加焦灼不安，在阁楼里坐也不是站也不是。长这么大，我是头一回如此牵挂着母亲，于是我关掉音乐，下了楼。
母亲不在屋子里。奇怪，她上哪儿了呢？
父亲正蹲在院外空坝上，满手黑糊糊，捏打着煤渣饼团。
父亲若不是特别需要，谁去主动打帮手，他会不高兴。母亲相反，她经常故意不叫，考验我们做儿女的，谁最勤快，谁最与她贴心。
院里院外都没母亲的影，找不到她，我回到堂屋，在门槛前楞着，有人在我身后叫：“六六。”
我顺声回头，是大姐，她手扶我家的门。
我早上遇到的老太太说的事是真的，大姐真是回重庆来了。我这么一走神，就听见大姐不耐烦地喊：“六六，你耳朵聋了？”
3
大姐用水洗过脸，“啷个家里一个人也没有？”她边问，边拉开五抽柜抽屉，取出一把断了齿的木梳，又找到四姐用的一个小圆镜。她吹了吹上面的灰，对着小镜子梳一头乱糟糟刚烫过的头发。
我半年多未看到她，她没大变化，脸圆了一点，身子丰腴了一些，眼珠比以前更灵动跳跃。
“爸爸不在家吗，我不在家，怎么说没人？”
“哟，说不得了，”大姐脸上有了笑容说，“么妹，你书比我读得多。”
我忘了母亲不愿拿给我看她的信。我的心思不在上面。“我没一样事顺心，”大姐说着，接下来她必定又是她那套离婚经，该怎么办？
我赶紧接过她的话，说：我知道你早就回来了，何必搞得怪里怪气的？
她笑着说，她就是不先回这个家。她到以前一起下乡的朋友家去串门，就是要让母亲晓得了不舒服。她突然想起什么似的：“哦，妈呢？啷个不见她？”
她的问题正是我的问题。我说中午母亲还在，后来我下楼母亲就不知到哪儿去了。
大姐酸溜溜地说，不管妈，妈准是过河去城中心看二姐，妈心疼二姐，心里没有我们这几个儿女。二姐运气比我们哪个都好，读的师范，1969年上山下乡，师范学校的学生可以不去，免了受当知青的罪。分配时二个有门路的人互斗，僵持不下，让她这种本应分到乡村小学的人拾了个便宜，分到城中心的小学，摇身一变成了城中心人。生了个儿子，又生个儿子，丈夫对她也好。
“饿死了！饿死了！”大姐象带股气似地叫，翻锅碗，打开碗柜，发现两个肉包，一手一个，吃将起来。“好吃，真好吃”。她不到一分钟就吃完，用手帕擦手。
“么妹，”大姐突然改了称呼。“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昏黄的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毕竟是我大姐，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