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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么妹，”大姐突然改了称呼。“你啷个脸色死人一张，难看得很？”昏黄的灯光下每张脸都一个颜色。毕竟是我大姐，许久不见，照样能感觉出来。“是不是我一个人把包子吃了，我以为是剩的呢。”
“你真会说话，肉包子会剩？”我说完这话就一声不吭了。父亲和我舍不得吃，母亲和我还为这包子吵了一架。大姐在家里虽排行老大，却象最校母亲说她比家里哪个孩子都会来事，发“人来疯”，一点不懂事。
大姐可能是对的，母亲到二姐那儿去了。二姐性格温柔，做家里事做教师都细心认真，对母亲算得上孝顺，即使和母亲扯皮，也是气在心头，不会象我们这三个姐妹那么顶嘴对吵。二姐已经不住在家里，她不时过来看父母，母亲有时也过江去看她。今天，母亲不留在家里，就是有意冷淡我。
“今天，是我的生日。”我朝大姐声音很高地喊道。本来这句话是准备对母亲嚷出来的。“妈妈都忘了，她从来都是故意的！”
“哎呀，怎个不早说？”大姐最会装巧卖乖。“么妹，你该早点说嘛。这包子肯定是你过生日的。”她不笨，甚至给母亲说起好话来：“妈不是忘了，不准那么想。妈可能记错日子了，嗯，她记阴历。”
“不管阴历阳历，她就是故意忘的。”我嘴上这么说，心里想你们记得也会一样待我。生日不生日，反正我无所谓，象母亲说的，让我活着就不错了。
“大姐给你赔小心。来，我给你梳个头发，换一种扎法。你看我的头烫得还行吧，不象街上那些小卷卷刨花头，也不象那种小县份土里土气的。跟你说吧，是大姐我自己烫的。”
她不管我同意不，就关掉灯，把我拉到堂屋，让我坐在一个小板凳上。堂屋光线好多了。对门邻居程光头的老母亲坐在她家门前，背靠墙，眼睛咪着。
“大姑娘了，要爱漂亮。来，头仰起，梳个独辫子，两边乱发往后拢，让头颈和耳朵露出，让你左脸边的痣现出来。脸上有颗痣，吉星高照，恶运全消，不会象你大姐这么命苦。”
她从我身后走到我面前，看看，让我坐着不要动。
一分钟左右，她从屋里回到堂屋，把我长短不一的刘海梳了梳，剪齐。又把小圆镜递过来。我朝自己举起镜子，站了起来。镜子里的我两根辫子已变成一根，这么一来，真有不少变化。我注意到，因为发式改变，脸颊和脖子显了出来，我第一次喜欢起自己的模样，高兴起来。但我不想让大姐得意，脸上表情平淡。
“啷个样嘛？喜欢不喜欢，吭一声。”大姐这天也一反常态，我越不理她，她越要讨我个好。
“黄皮瘦脸一张，再打扮也是个丑样，一看就是受你欺负的。”我把镜子还给她。
“好，好，么妹，今天你生日，几岁了？”
“62年生的，几岁嘛？”
“十八岁，我的老天爷！我还以为你只有十五、六岁呢。么妹，今天是你生日，大姐也不知道，知道就会给你带个礼物。”
我鼻子里哼了声，心里还是有些热，礼物她是不会送的，能这么说，就跟别人不一样了。
“十八岁嘛，算一个大生日。这样，你今天要我为你做啥子事，大姐都愿意。”她说得真切，很诚恳。
“此话当真？”
“当真。我要骗人，可以骗的多着呢，还会骗自家么妹？”
我想了想，说，“大姐，我要你陪我到江边走走。”
她笑了：“你那么一本正经，我还以为是啥子了不得的事呢。没问题，我陪你去。”
4
我俩出了院子，下着石阶，往江边走。
我必须弄清，或至少明白一点点从小就盘绕在心头众多的谜团和阴影。所有的人都或多或少地知道一些什么，但都不肯告诉我，他们在有意组成一个巨大的阴谋，我就这么被框定在沉默之中。也许人人都落在别人“不言”的囚笼里，别人不说的正是我急切想知道的真相？不行，我决定把一切抛开，高考复习这种所谓的第一大事也搁在一旁，得问个明白，不然，我就活得太不清楚了——这么十几年！
我庆幸自己还未完全丧失看人的本能：我生日这天大姐回家，我就逮住了她，认准了她。她比我大十六岁，生在我前头十六年，对我负有推卸不掉的责任。肯定有些事与她有关。是命运让她偏偏在这个时候回来，解答我的疑问。
大姐是唯一不与家里其他妹妹弟弟抱团结伙的人。她和母亲不停息的吵闹，吵得最厉害时，眼里充满了怨恨，或许这是她在众多兄妹中独享宠爱，才会如此撤娇。1969年毛主席将闹遍天下革命的红卫兵，解散到农村边疆广阔自由的天地去，而大姐早在1964年就响应号召下乡，她是全国第一拔下农村的知识青年，比别人多受了好些年的苦。在农村呆了九年才到四川边界一个小县的煤矿当工人。
她在十八岁卫校快毕业的一刻，与一男生在校外散步。团支部书记批评了她，学校纪律不允许谈恋爱。她说耍男朋友又怎么样？大吵之中，两人同时动了手。她一人受到处罚，不让她参加元旦表演节目。她气得说跳就从二层楼高的地方跳下，腿骨折，进了医院，被记过，因此“历史有污点”。她不愿写检查，却直接去找校长。校长不主持个理，她将学生证朝校长当头丢去，退了学回家。
街道办事处的干部动员她说：“长江三峡美丽如神话，巫山河里的鱼象桶那么粗，煤用手帕包都不会黑。那是个好地方呵！”她相信了，偷了家里的户口本，注销了城市户口，她想与惩罚她的同学老师比比哪个最革命？
父亲说他走船去过巫山，那里的情况完全不是干部们说的那么一回事，苦得很，父亲不准她去。要她去派出所把户口重新上回去，她骂父亲在造谣，是反革命。父亲哭了。母亲哭着去街道办事处求情，被狠批了一顿，说你反对女儿去农村，就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你应该晓得担当啥子罪名，走遍全国，也没有人敢给她已经下掉的城市户口上回去。母亲被吓坏了，眼睁睁看着她笑嘻嘻地走了。
同学笑她是傻瓜，母亲骂她无法无天。
而我总怀疑大姐有什么理由，急于离开这个家，她不想属于这里。
她见到我话特别多，话里有话，真真假假，象逗我似的，从小如此。有时，她脸上表情丰富到夸张的地步。如果不这样，当她在江边洗衣服，浓密的黑发盘上高高的额头，看上去她还真漂亮，不止一人说过她的眉和嘴象年轻时的母亲。她的脸相，还有高挑丰腴的身材，不同于家里其她姐妹兄弟。重庆女人小巧玲珑，秀丽，沾了重庆山水雨雾地气，性格阴柔。我大姐性格却象男子，刚烈而火爆，敢动嘴，也敢动手，甚至刀卡住第一个前夫的脖子，逼他签字同意离婚。
她做什么事不想，先做了再说，做糟了，不屑于收拾，让别人去着急。她下乡时，巫山县城一算命八字先生说她命带血腥气，走盘陀运，吉凶难卜，四十岁左右若能躲过一大劫，才可血顺气返归正路。
“说不信命还是得信，我四十岁左右肯定要出事，还是老实点过吧！”这是大姐几年来老挂在嘴边的话。
不过今天她的话不一样，她比我落后几级石阶，朗声骂道：“我今年满三十四，按那老该死的算命先生说的，我只有几年可活，干嘛小小心心做人？我就要看到底会发生什么？”
我转过身，盯着大姐，劈头盖脑就说：“你们有事瞒着我！大姐，你得告诉我！”
她没听到似地，急急往下走。我跟着她，不肯落下一步。没有房和树遮挡的江面，有两个人在江里游泳，嘉陵江水较清，与浓黄的长江的水在朝天门汇合，中间象有条弯扭的线分开两江水，在我们这山坡前，就全是长江的浓黄湍急了。我又重复了一句。
“告诉你啥子？”大姐不当一回事地说，“你刚才可许过愿的，说今天是我生日，你啥子事都愿为我做！”
大姐朝我的背就是一下，问：“你今天是怎么啦？”她的手真重，我忍住了痛，没说话，等她说话。她嘻里哈哈一阵笑，“我许了愿，就当然照办。但你太正二八经了，好说好商量。我好不容易回来一趟，你和我就这样走走，看看船，望望风景不好吗。如果你愿意，我就陪你过江去城里玩，看场电影。”
“我是认真的，你得告诉我！”我不理她的茬，同时，我感到绝望。一声高于一声江上的汽笛相互交错，聚集在我眼前的空中。不止是这个下午，但就这个下午，我的感觉是如此强烈。在我听来，每艘船的汽笛都是不一样的，仿佛上面附有一个灵魂，在诉说自己的命运，象带着尖刃，直逼胸口，令我不寒而栗。于是，我冲着大姐喊叫起来：“你是知道的，对不对？你们一直都不想让我知道一丁点，你们一直都在骗我。不管怎么样，大姐，你得告诉我！”
大姐无动于衷笑咪咪看着我。我的喊叫变成了哀求，声音低得只有我和她二人听得见。
大姐收起笑容，说：“好吧，你想知道什么？”
“到底为什么父亲会视力如此衰退，在我生下后，就不得不提前病休回家？我决不相信那种说法。”
大姐问我，哪种说法？
我说，父亲单位劳资科说是“梅毒后遗症”，还有院子里的人也含沙射影地骂过。
“哪个杂皮、梭叶子、烂娼妇敢乱说！”大姐吼了起来。
我赶紧掩住她的嘴，我们离住房区并不太远，她这样大声嚷，会有人听见。大姐狠骂着，转头奔下又湿又滑的石阶小道，道旁的垃圾臭得熏人，鼻子难受。她忽然闪进一个暗黑的山岩洼口，扑地跪下，朝石壁磕头。
“你也来给菩萨磕三个头！”她吼我。
“这是什么菩萨？”我犹犹豫豫走进黑暗中。
“江边百衣观音，”她说，“文化大革命中砸烂，你没见过。最近刚由行佛事的善人修起来。快让观音保佑全家。”
难得大姐提到全家福佑，我只好朝幽暗的石壁拜了几拜。大姐又摸到潮湿的石壁下，捧了一掌水，低头喝了下去。她让我去喝。我想起我们院子墙后从坡上无数家流下来腥臭的阳沟水，连声说“不”。大姐弯下身，又捧了一掌，送到我嘴边，水从她手指缝滴漏着，“菩萨水，香的，治百玻”她认真而强硬地说。
我张开嘴，只得顺从地喝下去，果真是清凉的泉水。“好了，”我说，“大姐，你也弯酸磨蹭够了，现在该可以开始说了吧？”
“说什么？”大姐却反问我。
倒给她问准了。我想知道什么？我想知道一切，但我怎么知道大姐知道什么？
等了一会，大姐说：“好吧，我讲给你听，关于我的身世，我只知道我的身世，其它事我可不知道。你还得答应我，保守我的秘密。”
我们在礁石边坐下，面朝着翻卷出一片漩涡的急湍江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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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1
母亲是乘船到重庆来的，大姐说，她是逃婚，她是个乡下逃婚出来的女子，溜进这个巨大的城市，想叫家人再也找不到。
那天雾浓浓稠稠，一片片的，象破烂的棉絮。“到重庆了！”有好些人站在船舷吼叫。
从臭熏熏让人作呕挤嚷的底舱钻出来，母亲走上甲板，吸了一口江上的新鲜空气。岸上依山而建奇形怪状的房子，古城墙下石梯一坡接一坡。越离趸船近，越看得真切。码头上挤压着接客送客的人：男的西服，礼帽，女的旗袍，高跟皮鞋，烫发，手拿扁担绳子的脚夫，抬滑杆的，兜售叫卖的小贩，带枪的警察。这一切都太新奇了，她一时忘了为什么到这地方来。
那是1943年，严冬尚未结束之时，雾很浓，雾却是安全的信号，狂轰烂炸的日本飞机，要到雾期结束的五月才会再次让这城市震动。这城市当时是国民党政府临时首府，抗战大后方，许多医院、大学、工厂、公司，包括牲畜也都迁移到此，依靠长江天然的河运交通，依靠四周层层叠叠山之屏障，这个又脏又潮的城市忽然一时成为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
几天前母亲从家里跳窗逃出，忍着腰痛，趁着拂晓雾霭笼罩，走山路，一刻不敢停，亲戚家没人会收留她。鸡叫了，天色变亮。跟上一伙上县城卖竹席的人，她手里只有从家中抱走的唯一的陪嫁物：一床麻纱蚊帐，大片白色中飞有几只墨蓝的乌。
当晚，母亲随着十来个少女上了沿长江开上来的客轮。
她们在铁板的底舱，大统铺。她们的家乡忠县不过是一个小码头。十余个少女和二个招工女贩子，挤着挨着睡在吵闹的底舱里。二个女贩子睡在最外边，怕这些少女进纱厂前出意外。
听着江水拍打着船哗啦响的声音，少女们愁眉苦脸。轮船凄厉的一声长鸣离岸时，几乎所有的少女都哭了。但母亲却不知道，她早就傻楞楞地睡着了，她睡得很幸福，象一辈子没睡过觉似地困，身体缩成一团，甚至都没有换个姿式，翻个身。
2
母亲从纱厂下班后，看到的是一个并不可爱的城市。春天来临，离雾期结束还有一段平安日子。雾气慢悠悠地在这座城市飘移，在山脊线上结成浓云，山脊以北的上半城朦朦胧胧，山脊以南的下半城若有若无。街道凌乱狭小，弯曲起伏，贫民区的码头与沿江坡地区，吊脚楼一边靠道路一边靠崖，象一群攀附在山坡上的灰色蜥蜴。
大姐说的事发生在三十七年前，但我并不陌生，这个城市的工人住宅区，半个世纪以来，恐怕没什么不同，今日的房子只比那时更挤。
这座城市令人战栗，有股让人弄不清的困惑，时时隐含着危险和埋藏着什么秘密。重庆男人走到街上，无论他装束什么样，你都无法猜出他的身份。他可能是地痞，也可能是正人君子；可能是特务，也可能是顺民；既可能是暴乱分子，也可能是秘密警察，袍哥，学者，赌徒，官员，或是戏子，二流子，或是扒手。重庆女人也一样，无法以她的打扮举止而定她是良家妇女，还是荡妇，野鸡。不管什么人，都有点潮湿湿的鬼祟气，也有点萎靡的颓丧感。
时间很快到了1945年，虽然这时，几乎没有了人们熟悉的警报声和奔逃凄厉的尖叫声，人们也忘了抬头仰望天空，不再关心有否日本飞机的小黑点，防空洞开始门庭冷落，这个城市渐渐充满战争胜利的喜庆。巨大的历史转机，与这个年仅十八岁的做工妹本没有多大的相干。但命运却让她看到尚在田里耕作的父母兄弟、她同龄的乡村少女永远看不到的东西。
大姐坐着的礁石面上有许多蜂窝似的蚀坑，与我肩挨肩，说的事却离我越来越远。远程的大客轮驶近朝天门码头，拉响汽笛，听来象个廉价雇来的吹打队在奏丧曲。太阳退到对岸江北，一层淡淡的红晕浮于山头。江里零散的几个游泳者，顶着衣裤往自家岸边游。这个城市的历史太喧闹，传入我耳旁的声音极杂乱，单凭耳朵，很难一字不漏地听清大姐的话，我必须凭我的心去捕捉。
那天上午走进位于沙坪坝地区601纱厂戴礼帽的男人，本来毫无兴趣看一眼养成工的宿舍。他只是走过门口，听见了一点奇怪的声音，探了一下头，他身后跟着跑的二个小打杂也忙不迭地站祝大棚式房子里二排草垫统铺，有股积久的汗臭。
一个少女被捆绑在木桩上，发辫早已散开，有几绺飘拂在她的面颊。漏进棚的光线象故意落在她的身上，显得她皮肤健康细嫩，睫毛黑而长，嘴唇傲气地紧抿，在愤怒中潮湿红润。工头的皮鞭在挥舞，她挣扎着，有一股抗争到底的狂野劲儿。
大姐坚持说，男人的这一伸头，是我们家的第一个命运决定关头，因为他马上被母亲的美貌勾掉了魂。母亲那天早晨的倔犟，使那个袍哥头儿觉得有趣，竟然还有这么个乡下妹崽，不仅不顺从凌辱，被捆绑鞭打了还不愿服个软，也不愿说个求情话，让工头下不了台。工头正气得没办法，转身看见那男人，立即陪了笑脸来。袍哥里认辈份，这个戴礼帽的男人辈份高得多，问了二句，就走了进来。
那时母亲抬起头，因为背光，走向她的男人又戴着帽子，来人的五官轮廓不分明，只觉得他个儿高，身子直直的。母亲顿时害怕起来，想这下自己真完了，她绝望地把眼睛掉到一边去。因为恐惧，她的脸通红，呼吸不均匀，成熟挺拔的胸部一起一伏。
男人叫松绑。
母亲这才正眼看清进来的是一个英俊的青年。他关切的眼神，一下子就触动了她的心。
大姐生性浪漫，老是没命地爱上什么男人，我没法阻止她的讲述，也没本领重新转述她说的故事。我只能顺着大姐的描述，想象这场一见钟情中的逻辑：一个乡下姑娘，敢为贞操拼命，长相又俏，或许正是这个袍哥头心目中看家老婆的标准。他自己也是个从社会底层爬上来的帮会小头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