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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此事错误，朕君臣同之。朕既知而速改，所谓以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不早图则将无及。乘此收局，犹为未晚。若更日引月长，无所底止，何以善其后？
这一场“共谋”演到这时候，就快成了“闹剧”了。担心局势失控的皇帝于是提出，傅恒之姐“孝贤皇后服纪已及小祥，经略大学士理应奔赴行礼。若二月初旬起程，尚可届期而至”，后面的话则很强硬：
朕此旨原为收局。……臣不可违君，子不可违父，乃天经地义之当然。不遵朕旨，为人臣者敢当此乎？……朕于今年正月初三日，始定撤兵之计。今日皇太后圣母慈谕，此即朕新运顺畅之机。适与朕前日向军机大臣所论符合，实愿大学士同此嘉祥也。＇23＇
看来，直是命傅恒克期启程了。
乙丑，又谕曰：
自朕思之，成功万无可望。如贼境坚碉，经略大学士亦奏称，进取不可专事攻碉，且云攻碉则经年亦难克捷。……
经略大学士之意，惟在直攻中坚，立成巨功。而朕料之，即令别有坦道，可直趋贼巢，而贼巢仍是坚碉，舍攻碉计将安出？是贼据地利，万无可望成功之理。朕思之甚熟，看之甚透。上年办理，实属错误。及早收局，信泰来之机。朕改过不吝。……
朕自思天定之事，人力不能自由。上年办理讷亲一案，初非豫有定见，而辗转以致于不可解免。近日撤兵之计，初犹未免希冀。两日来反复熟筹，灼见其必不可易。可见朕经理庶政，初无成见，天地神灵，鉴临在上，朕所不能自主也。……所谓顺天者昌，吉祥善事，无踰于此。若必为所难为，向后作何收局，可不为之寒心。
丙寅，谕王大臣：
金川用兵一事，朕从前实未悉彼地情形，因遣讷亲前往，谓与朕亲往无异。彼时果否可以成功，伊若据实奏闻，原可片言而定。讵意讷亲惟图安逸，高傲乖张，不恤士卒。而贼境之艰阻，从未一言奏及。与张广泗同一挟私朦蔽，以致糜帑劳师。朕已重治其罪，而情形究未深悉，特命经略大学士傅恒，前往相度机宜。
大学士傅恒兼程抵营，……历陈山川形势，有云臣随侍车驾，所历诸山，从未见有此险峻者。大学士傅恒身膺重寄，锐意成功，所陈不过十之四五。而朕详加筹度。看来坚碉奇险，实非人力可施。……朕意此时宜定撤兵之计。军务为国家大事，当询谋佥同，方可定议。王大臣等可通盘筹酌，详议具奏。
辛未，谕军机大臣等：
金川撤兵一事，前两次召诸王满汉文武大臣，示以朕前后所降谕旨，及军营奏到情形。令其各出所见，具议以闻。据伊等合词公奏，佥称揆理度势，撤兵之旨，诚为允协。朕复细加体访，中外人情，并无异议。且有谓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者。此事朕志先定，绝无游移，又复询谋佥同，足见理势当然，确不可易。
“中外人情”（包括“市井闾巷之人”），“咸为欣悦”，这是皇帝第一次提及人心之向背，而不仅及于兵锋之利钝、用兵之代价——现在，他终于可以正视所有那些“负面”的信息；如所周知，自雍正以来朝廷不能掌控的政治讯息就很少了，
据守备杨自功、周郁称贼寨周围约三四里，石墙七八尺多厚，四五丈高，内有碉房十余座等语。如此坚碉，岂易攻克？无论沿江仄径，不能直抵贼巢，即使竟达刮耳崖，将坐困石城之下，进退无据，更不知成何等大不顺意之事。……
再连年用兵以来，所费军需银两米石，实为浩繁。……又云贵督抚等会奏派雇长夫，背运军装，一时赶办不及一摺，……办理之拮据，即此可见。知难而退，知过而改，乃所谓不远之复。……此番用兵，不独川陕疲敝，即各省亦不免于骚动。直隶、河南、山西，大兵经过，支应固属浩繁。至兵所不及，如江、浙米价昂贵，亦由川米不到。……今惟遵旨迅速还朝，其它概可勿问。倘徘徊不前，将拥重兵于外，欲何为耶？
辣手皇帝，终于露出了本来面目。如果再问一句，大约就不外乎：你傅恒是不是要“图谋不轨”？想来，傅恒的“反行为”，到此一地步，就未免“出格”了点，也没有必要再“演”下去。
乙亥，谕军机大臣等：
经略大学士接到谕旨，星驰还朝，毋逾三月初旬之期，不可因此稽延时日。……回思上年用事之初，朕实限于不知，小题大做，不知何以办理至此。经略大学士果能旷观远览，亦当知此举之不值一办，转为重视莎罗奔、郎卡矣。君子见几而作，不俟终日。允降班师，实为至当。经略大学士归期一日未经奏报，则朕一日不能释然。著传谕知之。＇24＇
令傅恒限期还朝复命，几乎一日亦不可多待了。
就此件所论筹办受降一事，上谕：“朕思莎罗奔、郎卡虽云穷蹙求活，岂不虑及一离巢穴，便成几俎上物？或令人冒充，先为尝试，亦未可知”？可以说已经预见其“虚假”的一面。十二月甲午，傅恒亦尝质疑：“既云乞降，而逆酋并未到营；即郎卡果病重，莎罗奔何以亦不亲行”？可见其中“奥妙”不少。
先是，大金川莎罗奔遣人赴岳钟琪所驻之党坝军营，投送甘结，愿意遵依六事：一、自今以后，永不敢侵扰邻番；二、为天朝出兵供役，比各土司益加黾勉，诸事惟命是从；三、从前侵夺邻番地土尽行退出；四、向来误犯天兵凶首擒献伏诛；五、悉行送还从前侵掠内地民人、马匹；六、枪炮军器照数献出。
正月二十八日，岳钟琪率兵四五十人亲赴勒乌围山寨，“番人皆香花跪迎，壶浆夹道，至山寨，莎罗奔、郎卡次第叩拜，尽恭上所甘六事款结”。翌日，至大金川经堂，莎罗奔及郎卡依番礼誓于佛前。岳钟琪与其订期二月初五日，至卡撒军营前纳款。
二月初五日，经略大学士傅恒于卡撒军营外接受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及郎卡投降。莎罗奔、郎卡永誓不敢再有违犯，呈献古佛一尊、银万两，傅恒受佛却银。受降既，傅恒露布飞报大捷，并于次日班师还朝。
二月十五日，傅恒自大金川报捷奏摺飞递至京师，途中仅八天而已。因降旨通行晓谕曰：金川平定，莎罗奔、郎卡俯首就降，献捷班师。＇25＇
就在金川之役结束的第二年，传教士刘松龄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
四川发生了一个起义，也是上帝对皇帝的惩罚。他派了十万多满洲部队，目的是进攻这些上帝的子民，打败他们。但是这些起义者依靠很大的胆略把他们打败了，而且使他们伤亡很大。更大的羞辱则是所谓软弱的中国人，打败了最能打仗的满洲人。
在接下来的一段话里，他就说到关于战争结局的另一个“版本”：
皇帝失望了，决定撤回部队。底下的军官通过私下活动，跟敌人秘密对话，答应给他们很多钱，还派了人质，并给他们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这本来就是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要求他们表面上服从皇帝的权威，请求给予和平。这对起义者有利，他们足以自豪了。对皇帝则不是，为此皇帝在整个中国都被看不起。认为他是一个相当没有决心和胆怯的皇帝。虽然他自己希望老百姓会像对一个胜利者那样崇拜他。
这也许足以说明，在金川前线一切都可能发生，莎罗奔也许曾经“乞降”，不过，那也许是主动发起“谈判”，因为战争本来即不是他的目的，现在已经成为“两败俱伤”，继续下去对谁都没有好处，何况他面对的是一个庞大的“帝国”呢？＇26＇
* * *
＇1＇ 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2008：3。
＇2＇ 《清高宗实录》，卷三一三，参见郭成康《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电子版，感谢郭成康的赠与）、郭成康编写《清史编年》第五卷（乾隆十三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
＇3＇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4＇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5＇ 傅恒，满洲镶黄旗人，姓富察氏。祖米思翰，户部尚书；父李荣保，察哈尔总管。孝贤皇后之弟。乾隆五年授蓝翎侍卫，七年总管内务府大臣，八年擢户部侍郎，十年军机处行走，十二年晋户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十三年领侍卫内大臣，协办大学士，《清史列传》卷二十《傅恒传》，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6＇ 以金川现存战兵，各路止二万四千九百余名，故增拨西安、四川满洲驻防兵三千人，陕、甘、云、贵、湘、鄂绿营兵二万七千人，合之原拨在营官兵，以及东三省、京旗满洲兵五千名，再加上随役人等，“数几十万”，由总兵四员、副将五员、参将七员统领，《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7＇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8＇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班滚，即瞻对之土司，过去传言已被烧死，实则在逃。
＇9＇ 以上《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1＇ 参见高王凌“乾隆之治”（未刊文稿）。
＇12＇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八。
＇13＇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5＇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6＇ 《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
＇17＇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〇。
＇18＇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19＇ 参见《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0＇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一。
＇21＇ 参见《平定金川方略》，卷二二；《清史稿》，卷五一三，《土司二·四川》；《清高宗十全武功研究》，125—126页，《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岳钟琪亦曾奏及：“每打一碉一寨，大者，官兵带伤不下数百名，小者，不下百数十名，现今带伤官兵，每百名中竟有数十，且有身带四五处伤不等者”，《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五。
＇22＇ 参见《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3＇ 以上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二。
＇24＇ 《清高宗实录》，卷三三三。
＇25＇ 以上参见《清高宗实录》，卷三三四、三三五，《金川纪略》，《清通鉴》乾隆十三年卷、《清史编年》第五卷。
＇26＇ 关于这场战争的缘起，清朝一方的史料把过错都推在了对方身上，如说他们抢劫行旅（“夹坝”），侵略友邻，威胁进藏道路塘讯等。而据刘松龄说，这次冲突发生的原因，不过是为了争取“无限通商贸易的自由”，以上参见高王凌：“刘松龄笔下的乾隆十三年”，《清史研究》。
清代政治史之我见
大约两年之前，我在清史研究所全所会议上提出，清代“政治史研究”应作为清史所的“主导方向”，当作一面“大旗”来打（针对以前的“近代史研究所”与“边疆民族研究所”之讥）。
2010年，清史所终于召开了清代政治史国际会议，这是一件好事。但通过这次会议，也发现对“清代政治史”的内涵，还有许多不明确的地方。有必要大家一起来作进一步的探讨（参见有关会议评价的博客）。＇1＇
一、从“宽严之辩”说起（一脉相承回复到萧一山的老路）·乾隆朝的阶段划分——乾隆十三年 如果说以前曾有一个政策进取和政府加强时期的话，乾隆十三年以后，许多方面都出现了政策的“收敛”。
如何定义这一个“收敛”和确定它的范围呢？粮政无疑是首要的一个，其中包括捐监的停止，流民留养资送制度的废除，烟禁、酒禁的解除等等。其他还有：
停止金沙江等水利、河工及地方工程；
停捕蝗收买蝗子等“非概可经官办理”者；
改商业贸易之官办者为“仍令商办”，“而官为总摄照看”；
对蒙古开垦发布严厉的“封禁令”；
限制和固定“火耗归公”以来增加的地方行政开支；
恢复屡次免除的米豆关税；
停议改铸钱文，“以不治治之”；
浙江海塘（北岸）动帑官办，（南岸）不若酌从民便，听其自为修补，等等。
“收敛”的这些内涵是很难用由“宽”变“严”来解释的。尽管由宽转严是一个确实存在的现象，“宽严之辨”也成为一个被多次议论的话题，尽管它表示的只是一种“权谋政治观”。
二、儒家的“宽仁之治”（乾隆皇帝的表述）“宽”字的不同涵义“宽严之辩”的解释偏差“回向三代”粮政事件 实际上，乾隆初期并不是一味从宽，只宽不严的。比如，处死曾静、张熙，比乃父要“严”；在扩大仓储上，更有许多地方“严”过了以前。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上谕：
“总之办理事务，宽严当得其中。若严而至于苛刻，宽而至于废弛，皆非宽严相济之道。”
摆明是有其“严”的一面，并申明必要时还须用“严”。
所以乾隆皇帝常常使用“宽严相济”的词语。它主要表现为一种政治手腕—权谋上的东西，一种行政作风的区分。因为在实际政治中，一味宽柔势必启臣下窥伺之心，乾隆元年三月上谕：“目前奏摺诸臣，一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再则曰请宽某件云云，……夫不论其与吏治民生，有益与否，而但觇上之意，以为奏摺办事之张本。”
终于通过实践体悟到“《传》云：不密害成”，以及“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事前不存臆见于胸这样一些道理。
不过，这样的“宽严之辨”和儒家崇拜的“宽政”，已不是一个层面上的东西。在《经筵御论》里，皇帝写道：
“夫子历论尧舜禹汤武王授受之旨，而统之曰宽则得众，信则民任焉，敏则有功，公则说，宽敏信公乃圣王治世之大本，而必以宽为首，……《左传》记夫子之言曰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盖因一时为郑而发此补偏救弊之说。若夫圣王出治，舍宽其何以敷政宁人之本哉？”
因此所谓“宽”的对立物也不一定是“严”。
从这一角度说，皇上从来没有改变他“宽”的初衷，这特别表现在对国计民生问题的处理上。《啸亭杂录》：
“纯皇忧勤稼穑，体恤苍黎，……地方偶有偏灾，即命开启仓廪，蠲免租税，六十年如一日。”
乾隆十八年，以高邮运河之决，拨米谷一百十万石，银四百万两，赈江苏灾；乾隆五十年，各省荒旱赈恤，用去帑银一千四百余万两，甚至超过乾隆八年两江大灾所用数量（参见吕瑞峰论文）。
就此而言，“收敛”只是一个“顿挫”，不宜把它作随意的解释。儒家的宗旨是“养教兼施”、“先养后教”，因此也可以说，乾隆十三年以前，政治的基本点主要是集中在“养”上，其后就转入到“教”上去了。
“回向三代”，做中国历史上最好的皇帝。
如何评价清朝的历史，特别是政治历史，随着“国家清史纂修工程”的进展，愈益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而不像初看起来那么简单。为此我曾在大清史会议上说，如果用三千年的长度来看历史，乾隆朝最突出的一件大事，或许就是“统一”；换作二千年的长度，也许就是“盛世”；但如果写“编年史”，近距离观察（接近现场），恐怕就不是这些了。因为自始至终，乾隆皇帝都没把这些作为自己的政治目标。＇2＇自乾隆初政，他所追求的不是别的，正是“回向三代”，即追求儒家传统政治理念的最高理想。乾隆皇帝为什么提起这一问题？是他所受到正统儒家理念到影响，还是受到其他什么刺激？这些都是值得思考的问题。……
在此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探讨：清代乾隆朝这一次“回向三代”，有没有“谋主”？与前代（汉、宋）有所不同，这次行动显然并非由臣下发动，但在皇帝背后，是否还另有“策动者”或特别值得一提的人物（如杨名时、方苞、蔡世远等）？在官僚集团内部，是否形成了一个自己的支持者团伙，以作为政策推行的中坚？曾否出现对立的两个政治派别，甚至造成官僚队伍的分裂，……等等。显然，这些都不是所谓张（廷玉）党、鄂（尔泰）党一类区分所能说明的了。
乾隆初“回向三代”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当日的重中之重正是粮政上的新举措。中国古代实行“井田制度”，按《周礼》解释，于每家有田一份之外，还有所谓“保息”等救济制度，提供一定的安全保障。而“遗人”一职，专掌施惠、恤养、赈济之事，更直接与粮政与赋役的均平有关。清代不复可能恢复井田，实施粮政新措施的目的就是企图弥补上这一部分内容。
这些，哪里是所谓“宽严之辩”所能包容的呢？
三、“新清史”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