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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再看看。”古运泉似有所悟，将金印交给其他考古人员，又蹲下身来手执竹签小心翼翼地搜索起来，过了不长时间，古运泉连续发现了一枚绿松石印、一枚玉印、一枚穿带玉印。遗憾的是这三枚印皆无文字，不甘心的古运泉继续搜寻，终于又发现了一枚覆斗钮象牙印，上面阴刻篆书“赵蓝”两字。
至此，整个东侧室已发现了四位夫入的共五枚有文字的印章。这些印章的出土，为研究象岗古墓的葬制以及南越国的后宫制度提供了新的视角。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夫人”称谓因时代不同而异。《汉书·外戚传》载：“汉兴，因秦之称号……适称皇后，妾皆称夫人。”诸侯王妻称工后，妾亦称夫人。这样的称谓，在《史记》、《汉书》中屡见。例如《史记·淮南衡山列传》云：“淮南王王后茶”，“衡山王赐，王后乘舒”；《史记》、《汉书》两书都在暇南越（粤）列传》中载，南越王婴齐嗣位，“上书请立缪氏女为后”；《汉书·武五子传·燕刺王刘旦》载，刘旦“迎后姬诸夫人之明光殿”等，这些记载皆可为证。由此可以推知，象岗古墓出土的印文中四位夫人身份，皆为南越王后宫的姬妾。而关于这四位夫人，又分为右、左、泰夫人或其他名号，只不过是反映封建等级制度而已。汉时贵右卑左，故称所重者为右。据《汉书·灌夫传》载：“夫为人刚直，使酒，不好面搜。贵戚诸势在己之右，欲必陵之；士在己左，愈贫贱，尤益礼敬，与钓。”颜师古注：“右，尊也；左，卑也。”又如《史记·陈相世家》载：“平曰：‘高祖时，勃功不如臣平。及诛诸吕，臣功亦不如勃。愿以右垂相让勃。’于是孝文帝乃以绛侯勃为右承相。位次第一；平徙为左承相，位次第二。”这个左右承相的调换，又可证右尊左卑。南越国的宫室百官礼仪制度皆仿效汉朝，当亦以右为尊。从四枚夫人印来看，右夫人是金印，印文称“玺”，其他三夫人皆婆金铜印，印文称“印”，可见右夫人在诸夫人中应居首位。但汉廷后宫的夫人皆直呼其姓，如高祖的戚夫人，武帝的李夫人；或以其爵位称之，如武帝的尹婕好，成帝的赵昭仪，并没有“右夫人”、“左夫人”这样的称号。夫人分左右的事例仅见于《汉书·西域传下·乌孙传》，内有“汉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细君为公主，以妻焉。……乌孙昆莫以为右夫人。匈奴亦遣女妻昆莫，昆莫以为左夫人。”照汉人的理解，细君为右夫人，地位应在匈奴女左夫人之上，其实不然。《史记·匈奴列传》载：“置左右贤王……匈奴谓贤日‘屠看’，故常以太子为左屠普王。……其坐，长左而北乡”，“其座北向，长者在左，以左为尊也”。。鸟孙与匈奴同俗，长期服属匈奴，亲匈奴疏汉廷，当亦以左为尊。汉武帝时，乌孙对汉廷的态度有所改变，“使使献马，愿得尚汉公主为昆弟”，但仍不敢得罪匈奴。乌孙昆莫以汉女为右夫人，以匈奴女为左夫人，这可以看做是乌孙对汉朝和匈奴采取“对等外交”的一种手段。既尊重汉人尚右，又尊重匈奴人尚左的制度，可谓不偏不倚，汉廷与匈奴双方都无法挑剔。
象岗古墓“右夫人玺”出土之后，在引起世人瞩目的同时，也引发了一场学术论争，有的学者认为这个“右夫人”应是墓主的正妻。其立论的依据，除了误解乌孙昆莫的右夫人为“第一夫人”和随意发挥汉人“贵右卑左”观念以外，另一重要理由是，右夫人独有黄金印，印文称玺；其他三位夫人却是夔金铜印，印文称印，以此作为划分妻妾的依据。这个论断公之于世后，立即遭到了包括麦英豪、黄展岳等众多学者的反对。按麦英豪等人的观点，以上看法混淆汉制“适称皇后（王后），妾皆称夫人”的界限；而更重要的是，任何历史时期（包括汉朝）并不存在殉妻制度。四位夫人同殉葬于东侧室，右夫人除了有比较华丽的组玉佩和较多的随葬品以外，很难看出她同另外三位夫人有什么区别，所以也很难用“合葬”来解释。而汉代印文称玺，仅见于帝、后及部分诸侯王，右夫人印文称玺，确属罕见。这只能看做是南越国后宫制度的一种特殊现象，而不能作其他附会和猜测。
当右夫人、左夫人的名次已被考订以后，另外两位即泰夫人和口夫人的身份也就不难推断了。泰通大，即大夫人，位次似在左夫人之下。口字，字迹已极模糊，经考古人员仔细观察，发现左旁为“邑”，右旁似“音”，铃印当为“部”字。如果这个观察结果不误，此印文就应是“部夫人印”。部，小阜。《说文通训定声》有“部，假借为培”。《风俗通义·山泽·培》载：“部者，卑之类也。今齐鲁之间，田中少高印，名之为部矣。”引申可作少、小解。夫人称部，其义称部，其义或许即少夫人之谓。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