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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是墓室中的那个殉葬人，不过从地上遗留的木板灰痕看，这个殉葬人不是活着被葬人墓室，当是在事先死亡之后，由棺具盛装安置于墓室之中的。若让一个死人去推动木车，除了善于幻想和制造迷信故事的人之外，每一个具有科学头脑的人都是不会相信的。
既然这具木车自己不会移动，而人为的可能性又被排除，那么这木车显然移动过的事实又作何解释？难道这阴间的世界真的有鬼魂在活动？
经过一番仔细的观察，考古人员终于发现了木车移动的秘密。原来，这个墓室中曾多次渗人地下水，尽管每次积聚的深浅程度不同，但从四周的石壁上仍能隐约分辨出这个现象残存的遗痕。而从散落的铜铁车饰构件来看，虽然所占范围很大，但一些主要构件如害、铜、舆饰等都同位于一条线上，且木车的衡木饰在前（南），伞盖饰倒落在后（北），这均与木车的各部位置相符。由此可以推断，这具漆木车的模型在被积水浮起后，曾往后（北）漂移过，待年久日深木车腐朽后，那些铜铁构件就随之四散掉落了。
一个令发掘队员们困惑的木车移动之谜由此得以解开。大音有声
当地宫前室的文物全部清理之后，发掘人员将清理的重点转向了东耳室。
东耳室位于前室东侧，与西耳室相对称，呈东西向长方形，前面有过道和前室相通，从外形看，这个耳室是用掏洞法建造而成，经初步测量，室内长5。24米、宽1。75米、高1。 83米。整个室内未发现彩绘，东壁为象岗山原有的岩石，没有另砌石壁，其他三面则为人工石砌而成。室顶用3块大石板铺盖，石板的厚度为20一25厘米，朝内（下）的一面修琢平整，朝外（上）的一而则较粗糙，在石盖板的上方，是象岗山原有的岩石覆盖。发掘前，顶盖石中间的一块巨石断裂掉落，斜插在室内当中处，并将部分随葬器物压坏或压碎。由于石板过于庞大，根本无法从过道中运出，但如果不将这块石板运出，清理工作则很难进行。要运出巨石，看来最可行的办法是凿穿墓室顶部象岗的原岩，从上面利用吊车将石板吊离。于是，围绕着原岩需开凿多大面积，是将三块石板全部吊离，还是单独吊出那块已断裂的石板的问题，考古人员之间的意见发生了分歧。北京来的考古学家白荣金的意见是，既然室顶的原岩不可避免地要凿穿，不如干脆来他个大揭盖，也就是说将室顶原岩全部揭开，把三块石盖板全部吊离，这样东耳室将变得通畅明亮，对发掘人员人室清理十分方便。白荣金的想法一提出，发掘队长、考古学家麦英豪就提出相反的看法，麦英豪的意见是，如果要大揭盖，并将三块盖石板全部吊离，无疑会对室内的随葬器物产生很大的威胁，只要稍有不慎或某个地方出了差错，室内的文物将受到人为的损坏，其后果不堪设想。同时，像这样在岭南首次发现的未遭盗掘的南越王家族的大墓，如果发掘清理完毕，势必要在原址建立博物馆，这个墓葬的形制作为重要的部分，理所当然地要尽可能地保持原貌，如果人为地将原建筑拆除并重建，将削弱遗址性博物馆的价值和地位。鉴于此情，麦英豪在反对白荣金意见的同时，提出了原岩的穿凿洞不宜过大，只吊出那块断石，其余两块盖顶石不再吊离的意见，这个意见得到了发掘队多数人员的认可并很快付诸实施。
按照分工和操作步骤，发掘人员先在室内顶盖石的断裂部位用麻袋、木桩等搭成一层防护网，然后用钢钎等工具开始“丁丁当当”地穿凿室顶部的原岩。很快，一个东西南北各长2米并直通室内的方形洞口开凿成功，发掘人员借来了吊车，小心翼翼地将断裂的顶盖石从室内吊离出去。
接下来的工作就是由外而内地逐步清理。
大家首先在过道拐角和前室进人过道口处发现了两个大小相同的铜环，从出土的情况看，两个铜环锈迹斑斑，每个铜环的一侧都和一个铁鼻扣在一起。据现场初步考证，这应是东耳室过道两扇木门上的门环，不过木门早已腐朽，难以看出原有的形制，只有从钢环铁鼻上残存的木痕推知，原木门的厚度为4。5厘米。
从整体看上去，东耳室应是放置宴乐用具的处所，内中的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金银器、漆木器、象牙骨器、动物遗骸等器物琳琅满目，一眼望过去，让人感到眼花缭乱，热血沸腾，心情为之大振。而让发掘人员最为激动和兴奋的，当是室内那耀眼生辉、光彩照人的铜乐器和铜容器。
顾名思义，铜器是用铜或铜合金制成的器物，从世界各地的考古发掘证明，人类最早接触的铜是天然形成的红铜，这种铜被采集后多用于做一些小件的工具和装饰品，使用范围还极其有限。从近代考古发掘的断代推论，世界上最早使用铜的地区在小亚细亚一带，然后是埃及等相邻的区域，考古人员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发现了公元前8000年的天然铜饰物。而世界上最早的冶铜技术大约出现在公元前喇义粉年左右的土耳其、伊朗境内，稍后的埃及也吸收了这种技术并应用于生活之中。在埃及的西奈半岛上，就曾发现了熔炼铜矿石的高炉遗迹。而作为同埃及文明相匹敌的中国，远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使用小件铜器，夏代已能制作形制比较复杂的青铜容器，商周时期则出现了青铜器繁荣的局面，从而使青铜的冶炼技术达到了历史上第一个高峰。1939年，考古人员在河南安阳武关村出土了重875公斤的商代司母戊鼎，曾使东半球的考古界为之震惊。当历史的步伐迈到东周时期，青铜器的制作出现了新的工艺，如夔金、错金银、镶嵌和针刻等，从而形成了新的艺术风格。到春秋、秦汉时期，青铜器在继承东周铜器风格的同时，在器类、造型和纹饰等方而又有新的变化，其艺术性更加完美。
正如多数人已知的那样，人类使用铜的历史比铁要早，这除了铜比铁易于加工制造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容易找到可直接使用的自然铜。当然，铜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其最大的不足便是冶炼过程中极易产生气孔。当这个缺陷被广泛认知后，人们便尝试着用掺入其他金属的方法来改变铜的性质，经过各种试验发现，在各种铜的合金中，以加人锡这种金属的青铜最为优秀。实验表明，当在铜里加入少量的锡时，铜合金就会带上黄颜色，当加人锡的量增大时，铜合金就会变成红色，继续增大锡的含量，铜合金又会变成白色，如果锡的含量增加到25％以上，又会渐渐地从白色转变为蓝色。尽管随着锡的含量不同，铜合金的颜色就随之发生变化，但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是，用锡和铜制造出的青铜具有坚硬不生锈的性质。1974年在陕西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出土的铜剑，虽历2（XX）多年水的侵蚀却光亮如新、寒气逼人，便是极好的例证。再如I9｝年在湖北随县雷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一套战国时代的大型编钟，此编钟浸泡在水中不知多少个日夜，但出土时仍完好如初，光彩亮丽，曾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震撼。
经初步观察和鉴定，象岗古墓东耳室存放的铜器皆为铸件，造型优美，有些铜器上有繁褥精美的纹饰，有的通体要金，特别是两套铜编钟虽历2000多年的岁月侵蚀，但依然散发着独特的魅力和逼人的光辉。
两套编钟分为钮钟和甬钟两种，钮钟为一整套共14件，从小到大依次排列在北墙壁的下方，并整齐地悬挂于木制横梁上。尽管木制横梁早已朽腐，但残留的木片和漆皮依然保持着当初入葬时的情形。从外形上看，依次排列的1｝件钮钟形制相间，这套钮钟通体泛着青绿色的幽光，方环状钮，口部作弧形，钟体横断面呈椭圆形，每件钮钟均保存完好。与14件钮钟相连的一套5件的雨钟，同样是从小到大，依次摆放在耳室东侧的地面上，只是未见横梁木架。每件甫钟形制相同，外表都有丝绢包裹的痕迹，表明入葬前曾入为地包装过。角部与钟体同模铸出，雨为圆筒形，实心，上小下大，甫身较长，上有两道旋，底处饰一圆箍，宽展如座。斡作蹲兽状，位于舞的边缘处，呈弯钩形。钟体横断面呈椭圆形，两侧边略呈弧形。征部、鼓部无纹饰，在鼓部的内壁四角加铸凸起一小长方块，以备调音时锉磨减薄之用。在清理时，考古人员对两套编钟轻轻叩击，钟体发出了庄重、清新、典雅的声音，可见这两套青铜铸就的编钟，虽经2以刃多年的掩埋，仍风采依旧，声韵不减当年。
钟，作为中国最古老的金属体鸣乐器之一，传说早在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不过这个时候金属的冶炼技术尚未发明，钟体只能采取陶制。在考古兴起之前，人们只是从《吕氏春秋》、《礼记》、《山海经》等古文献上读到传说中的钟，但很少有人见到实物，甚至有不少人怀疑传说的可信性，直到刃世纪5O年代，陕西省的考古学家在长安县客省庄龙山文化遗址中发现了一枚陶钟，那古老的传说才使人们不再怀疑。
至于铜制钟最早出现于何时，考古学界尚有争论，不过从已出土的实物看，远在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商代，就已出现了不同形制和种类的钟，商代已有大量的青铜钟发现，到周代，钟在古乐器的“八音”分类中已明确定为金之属。可以说，钟的历史发展沿袭到周代时，已出现了以青铜为主体的第一个高峰。也就在这个时候，青铜质地的编钟由零散开始走向组合形的、庞大的、整体的道路，伴之而来的音乐文化、金属冶炼以及铸造工艺也开始大踏步向前迈进。西周时期，编钟一般成6件组合或8件组合；到春秋中晚期，编钟已出现了由13件、14件组合甚至几十件组合的情形。下葬于战国初期的曾侯乙墓，竟有64件青铜编钟分三层悬挂于一个钟架上，形成了一个庞大、壮观、辉煌的编钟阵容。如此规模的阵容，说明了古代人类自商周之后音乐思维的逐渐完善和飞跃。
自战国至西汉时期，钟的形制、规模更具多样化和地方特色，特别是中国的西南地区，对于编钟的制造，可谓是五彩纷呈，争奇斗艳。象岗山古墓发现的这套编钟，后来经专家鉴定，为南越国自铸的一套具有岭南地方特色的乐器，是中国古代编钟史上的一朵奇特艳丽的奇葩。
编钟之所以在中国器乐史上占有如此重要的位置，并受到历代统治者的厚爱，除这种乐器本身可演奏旋律，并且音色中带有金属的明亮、纯厚、穿透力强、余音缭绕，给人以高雅、庄严、神圣、辉煌之感外，更重要的还在于它一开始就作为一种权力、威严与财富的象征。《乐记·魏文侯篇》中曾将这种象征意义作了侄释，文中说：“钟声铿，铿以立号，号以立横，横以立武，君子听钟声则思武臣。”这段话的大意是说，钟的声音铿锵有力，铿锵有力的钟声能够表达君王的号令，在这种号令中就产生了军队宏伟强悍的气势和勇气。有了这种气势与勇气，一切征战厮杀都会取得成功。故当君主一听到钟声响起时，就想起了军队的勇武与武将们的功绩。在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五行》中，对钟的作用和象征意义则诊释得更加明了，在这部著作中，曾有“昔黄帝以其缓急，作立五声，以政五钟…”等句。这段话的大意是说：昔日的黄帝根据眼前政事的缓急轻重确立了五种声音，以这五种声音来校正判别不同的五种大钟之声。同时，根据确立的五种声音，为五种大钟订立了名称……如果这五种声音调和了，就可以确立五行和五官。五行确立了，就可以校正天时。五官确立了，可以校正人的体位。只要人和天都在五种大钟的声音中调正了，则天下也就相安无事、太平和谐了。由此可见，钟声的偏正，在古代人们的思想中，对于“天时、地利、人和”是何等的重要，此种重要性司马迁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