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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身居安达卢西亚（al…Andalus）科尔多瓦（西班牙穆斯林地区）的犹太博学家哈斯代？本？沙普鲁特（？asdai b。 Shaprū？）最终和这一部落取得了联系。他很想搞清楚究竟可萨是真的信仰犹太教，或者仅仅是那些希望得到可萨支持的人在大吹其牛、无中生有。当他最后得到确切消息，可萨人真的皈依了犹太教，而且非常富有，“实力强大，屯兵无数”，他恨不得鞠躬作揖、感天谢地。“保佑我们的可汗和豫安康，”他在写给可汗的信中说，“愿他的家族、王宫和汗位千秋万载。愿他的时光和他儿子们的时光与以色列一起延绵永存！”
令人吃惊的是，可汗的回信居然留存了下来。可汗在信中解释了为什么他的部落会改信犹太教。可汗写道，改教的决定是由一位睿智的先王做出的，他曾邀请代表各宗教的特使前来讲述他们的信仰。他想出了一个探得真相的办法，于是先问基督教徒，伊斯兰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一些，基督教徒回答说，当然是后者优于前者；之后他又问穆斯林们，基督教和犹太教哪个更好，这些人先是抨击基督教，然后回答说，两者之中犹太教稍好一些。于是可萨统治者宣布他已有了结论：两者都承认“以色列的宗教更胜一筹，所以承蒙上帝和万能的主的恩典，我宣布选择追随以色列人的宗教，也就是亚伯拉罕的宗教”。此后，他将特使团送回各家，亲身实施了割礼，并下令侍从、卫士和所有手下人都照做。
然而事实上，犹太教在9世纪中叶就已经向可萨社会发起过相当强度的冲击。据阿拉伯文献记载，早在宗教特使团抵达可汗王宫几十年前，就已有改信犹太教的记录出现，埋葬习俗也在这一时期发生改变。除此之外，近期发现的众多可萨钱币也可充分证明，犹太教早在9世纪30年代已正式成为了可萨人的国教。
从钱币传达的信息中我们还能看出，宗教信仰可以通过包装改造来满足各类人的诉求。钱币上的文字捍卫了《旧约》先知的伟大：Mūsā rasūl allāh，意为“摩西是上帝的使者”。从字面上或许还看不出足够的煽动性，因为毕竟《古兰经》中明确规定，所有先知之间没有区别，他们所传递的真主启示都该得到信奉。伊斯兰教承认摩西也尊崇摩西，因此，膜拜摩西在某种程度上并没有争议。但从另外一个角度看，穆罕默德作为真主使者的特殊地位仍不可动摇，清真寺里每天五次的祷告中，呼唤穆罕默德的名字仍是人们祈祷的核心内容。于是，将摩西的名字铸在钱币上便是一种颇具挑战性的做法，说明可萨人仍然独立自主，与伊斯兰世界没有什么关系。因此，与7世纪末期罗马帝国和穆斯林的冲突一样，这不仅是战场上的军事作战，而且还是意识形态、语言使用甚至是钱币设计上的斗智斗勇。
事实上，可萨人接触到犹太教可能是通过两条途径。首先，高加索地区自古以来就存在犹太人社群，他们必然受到草原部落经济发展的影响。据10世纪的一位作家记载，当时很多犹太教徒都被劝说“从穆斯林城市和基督教城市”移民到可萨，因为那里不仅正式接受犹太教，而且多数高官贵族也都信奉此教。10世纪可萨统治者和科尔多瓦的哈斯代（？asdai）之间的通信表明，当时可萨正积极招募拉比，修建学校和犹太教堂，以确保正确地传播犹太教义。据许多编年史的记述，当时可萨汗国的各个城镇星罗棋布着犹太教建筑，以及根据《托拉》教义做出各种裁决的法院。
第二个引发犹太教兴趣的因素来自于贸易商人，他们远道而来，只因受到可萨汗国的吸引——它作为国际贸易中心，不仅连接着草原部落和伊斯兰世界的贸易，而且也连接着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无数的资料表明，犹太商人在长途贸易活动中非常活跃，扮演着与粟特人在伊斯兰崛起时期沟通中国和波斯过程中相同的角色。
犹太商人颇具语言天赋，据当时某文献记载，他们能用流利的“阿拉伯语、波斯语、拉丁语、法兰克语、安达卢西亚语及斯拉夫语”和人们交流。他们立足于地中海地区，但似乎经常前往印度和中国，带回麝香、沉香、樟脑、桂皮和“其他东方特产”。在麦加、麦地那、君士坦丁堡以及两河流域的一连串港口和城镇中，都能看到犹太商人从事贸易交流的身影。他们还凭借陆上通道穿过中亚抵达中国，途中会经过巴格达和波斯，或在去往巴尔克和乌浒河东部时跨越可萨国境。这些路线上的关键点之一是里海南岸的赖伊，它负责处理来自高加索、东方、可萨和其他草原地区的货物。这些货物似乎是先在朱尔柬城（Jurjān，即今伊朗北部的戈尔干Gorgan）过关——可能还有关税，然后再运往瑞伊。10世纪的一位阿拉伯作家写道：“真是令人震惊，这里竟是全球的贸易中心。”
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同样受到商业机遇的诱惑。说起维京人（Viking），我们自然联想到横渡北海向不列颠和爱尔兰发起的进攻，想到穿越迷雾、满载海盗准备实施强暴和掠夺的北欧龙头长船，或许我们还想问，为什么这些维京人能在哥伦布探险之前几个世纪就已经抵达了北美。但在维京时代，这些最勇敢、最强壮的勇士并未把目光投向西方，而是东方和南方。很多人获得财富和名誉的地点不仅限于家乡，还包括被他们征服的新领域。在东方，他们留下的足迹并非如他们在北美的那样微不足道、转瞬即逝，他们将建立一个新的国家，并以那些通过波罗的海、里海和黑海三大水域系统的贸易商、旅行者和入侵者的名字命名——这些人叫罗斯（Rus），或拼写为rhos，这也许是得名于他们的红发（red hair），也可能是因为他们擅长划桨（oar）——他们就是俄罗斯（Russia）的祖先。
鼓励维京人开始向南方开拓的，其实还是商业利润的诱惑和伊斯兰世界的富有。自9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人就开始与草原部落和巴格达的哈里发积极沟通。他们的聚集地沿奥得河、涅瓦河、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Dnieper）分布。随着商人们将货物从南方带来，在这些居住地上逐渐出现了市场和贸易站。斯塔拉雅拉多加（Staraya Ladoga）、茹里科沃葛洛帝什（Rurikovo Gorodische）、贝鲁佐罗（Beloozero）和诺夫哥罗德（Novgorod，就是“新城”的意思）都是新的据点，它们将欧亚大陆的贸易通道延伸到了最远的地方——北欧。
维京人的长船非常著名。经过他们的改造，这种船的体形很小，便于在河道、湖泊等狭小水域中自由行驶。用这些单体小船远距离航行是十分危险的。一份10世纪中叶汇编于君坦丁堡的资料记载了维京人向南航行途中遇到的险情：德涅斯特河（Dniester）上的险峻航道非常危险，狭窄的拦河坝之下满是露出水面的岩石，“就像是一簇岛屿。此外，一边的水急如泉涌，另一边的水飞流直下，隆隆的巨响着实令人胆战”。这一危险河段有一个充满黑色幽默的昵称，就叫“别打瞌睡”。资料中还说，那些“罗斯人”特别容易受到攻击，掠夺者看到险峻航道上疲乏的旅行者，一定找机会下手。半游牧民族佩切涅格人会等到货船被拖出水时发起攻击，抢夺所有货物后迅速消失。于是人们开始雇佣护船的卫士，以戒备突然的袭击。如果斯堪的纳维亚人得以顺利通过危险地段，他们便会聚集在一座小岛上，用小公鸡作为祭品，或将木箭钉在圣树上，以此感谢那些保佑他们的神灵。
那些能在里海和黑海地区的市场中确保安全的人至少要身体强壮。“他们精力旺盛，耐力持久。”某穆斯林作家羡慕地写道。伊本？法德兰也提到，罗斯人身材高大，“像棕榈树”，但更重要的是，他们总是全副武装，非常危险，“每个人都带着板斧、长剑和匕首”。
他们的行为更像冷酷的犯罪团伙。比如，虽然他们并肩抵抗敌人，但他们之间并非相互信任。“他们从不敢单独行动、放松警惕，”一位作家写道，“并总会带三个随从负责保护自己，人人手持长剑，因为他们互不信任。”没人会觉得抢劫同伴是不当行为，哪怕把他杀了。他们经常纵酒狂欢，当着别人的面尽情做爱。任何人得病后都会被抛弃。他们的装扮也很特殊：“从脚趾到脖颈，每人都有深绿色文身，图案还各不相同。”这是一些生活在艰难时代的硬汉。
他们会从事白蜡、琥珀和蜂蜜贸易，同样还有阿拉伯世界非常崇尚的精致长剑。不过，另外一条商路似乎更赚钱，并导致大批的资金流先是向北流动，然后又沿俄罗斯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之间的河道返回。我们在瑞典、丹麦、芬兰和挪威的墓穴里发现了大量来自叙利亚、拜占庭甚至是中国的丝绸，足以证明以上的推断。而且这些一定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大批当时买回的丝织品都未能留存下来。
钱币上的文字最能说明当时与远方地域之间的贸易规模。沿着河道北上，在俄罗斯北部、芬兰、瑞典，特别是哥德兰岛（瑞典最大岛屿）等地发现的大量钱币表明，维京罗斯人曾与穆斯林有过大规模的贸易活动。据一位货币学专家估算，当时从伊斯兰土地上带回的钱币总额可能达到千万甚至上亿——若以现代概念讲，那可是数十亿美元的贸易额。
从斯堪的纳维亚至里海，旅程长达3000英里，长途货运的风险和艰辛需要丰厚的贸易利润加以回报。因此可以想象，货物必须大批量交易，这样才能确保可观的收益。通过水路运往南方的货物有很多种，但其中最重要的货物，是奴隶——贩卖人口可以赚大钱。
第七章
奴隶之路
罗斯人在奴役当地百姓并将他们运往南方的时候的确表现得残酷无情。以“块头、体重和勇猛”著称的维京罗斯人，原本就是“毫无文化，靠掠夺为生”，一位阿拉伯作家这样评价。遭到迫害的主要都是当地土著，被抓的人实在太多，于是人们给他们取了个名字：斯拉夫人（Slav）。从此他们都成为了失去自由的人：奴隶（slave）。
罗斯人对待俘虏非常仔细。“他们善待奴隶，并让这些人穿着得体，因为对他们来说，奴隶是一种贸易商品。”某同时代人这样说道。这些奴隶是通过河道运送的，那里河网交错、水流湍急。漂亮女人的价格特别高，通常被卖给可萨人和伏尔加保加利尔的突厥人，这些人会把她们再转卖到南方——当然，这些都是罗斯捕手和她们性交完之后的事情了。
奴隶是维京社会的关键组成，也是重要的经济来源。不列颠群岛上的大量文献和资料表明，维京长船的袭击通常都不是人们想象中的强奸或劫货，而是为了抓人。“上天啊，救命吧，”9世纪的一位法兰西祈祷者恳求道，“残忍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毁了我们的国家，抓走了我们的孩子。求求您让我们躲过这些恶魔。”手铐、脚铐和枷锁在奴隶之路上随处可见，特别是在欧洲东部和北部的贸易通道之上。最新研究发现，人们以前认为是贩卖牲畜时用的圈笼，其实是用来装载奴隶的。这些奴隶将在诺夫哥罗德“高街”（High Street）和“奴街”（Slave Street）的交叉口集市上被出售。
人们疯狂地追逐奴隶贸易的利润。尽管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从地方当局获得了在新地区掠夺和贩奴的特殊许可，但其他人也不甘放弃。“只要他们抓到人”，他们就会进行私下交易，9世纪北欧某位见多识广的教士这样写道，一有机会，“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将奴隶卖给同伙或者蛮族”。
许多奴隶都被交易到了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一首挪威古诗《里格叙事》所言，世人可简单分为三种类型：贵族、自由人和奴隶。但也有很多奴隶被送到价格更高的地方：没有哪个地方比阿铁尔有更多的需求，没有哪个地方比阿铁尔有更富足的市场，因为它最终将供应巴格达和亚洲腹地，供应伊斯兰世界的其他地方，包括北非和西班牙。
有钱人愿意出高价，这极大地刺激了北欧的贸易增长。从出土的钱币来看，9世纪下半叶曾呈现出贸易繁盛期，波罗的海和瑞典及丹麦南部，特别是海泽比（Hedeby）、比尔卡（Birka）、沃林（Wolin）和隆德（Lund）等城市都得到了快速扩张。钱币的发现地点沿着俄罗斯境内的河道一路扩散，说明贸易活动的日益频繁；出土钱币还一直延伸到中亚，特别是撒马尔罕、塔什干、巴尔克等地，沿着传统的贸易、运输、交流路线直通今日的阿富汗国境。
这些富庶地区对奴隶的需求非常迫切。除了来自北方的奴隶，人们同样从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进口了大批的奴隶。有位商人夸口说，他一个人就在波斯市场上卖掉了12000名奴隶。还有的奴隶来自中亚的突厥部落。据一位当时的作家说，这些奴隶价格更高，因为他们性格勇敢、比较聪明。另一位则说：“挑选最好的奴隶，最佳地点就是突厥。世上没有其他地方的奴隶可以和突厥奴隶相比。”
对比罗马帝国的奴隶人口（已有大量细致的研究），我们也许能推断出当时奴隶贸易的规模。近来的研究发现，在罗马帝国的全盛期，若想维持奴隶人口的水准，则需要每年买进25万到40万名奴隶。即便假定人均需求量差不多，阿拉伯语世界的奴隶市场也要大得多，因为它的疆域从西班牙一直延伸到阿富汗，也就是说，奴隶交易的数量远远大于罗马帝国。虽然资料有限，但仍有份文献可以帮我们估算当时伊斯兰世界的奴隶规模：哈里发和他的妻子每人都拥有一千名奴隶女孩；另一份文献则说他们拥有的奴隶不下四千。拥有奴隶在伊斯兰世界太司空见惯了，因此没太多记载，就跟罗马帝国一样。
罗马同样是奴隶买卖的重要参照体。在罗马世界，凡在境外抓获奴隶都有奖励，奖品的贵重程度依奴隶的长相和谈吐而定，竞争非常激烈。个人偏好也是重要因素，比如某位知名贵族就坚持要求奴隶整齐划一，必须是同样招人喜爱、同样年纪。伊斯兰世界的口味也差不多，一本稍后问世的贩奴指南手册证明了这一点。“在黑人奴隶中，”一位11世纪的作家写道，“努比亚（Nubian）的女人最受欢迎，她们温柔，而且懂礼貌。她们身材苗条，皮肤光滑，比例匀称……好像天生就是服侍主人的。”贝雅族（Beja，分布于今苏丹、厄立特里亚和埃及）女子“面色金黄，容貌俏丽，身材精致，肤质柔滑。若是她们在年轻时被弄到了国外，那可是最极品的床上伴侣”。一千多年以前，钱买不来爱情，但钱能帮你得到想要的东西。
其他贩奴指南也提到了类似的信息。“购买奴隶时需要谨慎，”11世纪另一位作家、波斯名著《卡布斯教诲录》（Qābūs…nāma）的作者说，“买奴隶很有难度和技巧，因为他们看上去都很好。”但事实正好相反。他还说，“很多人认为购买奴隶和购买其他东西一样简单”，其实不然，购买奴隶的技巧可以“算得上哲学领域的一个分支了”。请注意那些面色金黄的人——那是痔疮的症状；还请注意那些相貌英俊、头发蓬松、眼神漂移的男子——“那是一种要么纵欲过度、要么可能从事拉皮条的男人”。做买卖时，要“给双方施加压力并认真观察”，注意捕捉任何炎症或疼痛的迹象，特别注意“隐藏的缺陷”，如口臭、耳聋、口吃或牙龈不健康的情况。作者说，如果能遵守这些原则，你日后就不会失望。
奴隶市场在欧洲蓬勃发展，那里挤满了准备被贩往东方的男人、女人和儿童——当然，他们也可能被卖到科尔多瓦的宫廷，那里在公元961年就已有13000多名斯拉夫奴隶。到了10世纪中叶，布拉格（Prague）发展成为主要商业中心，吸引着维京罗斯人和穆斯林商人到此交易锡器、皮革和人口。波希米亚（Bohemia）地区的其他城市则是购买面粉、大麦和家禽的好去处——当然也有奴隶。一位犹太旅行者说，这里的奴隶价格相当公平。
奴隶通常被当作礼品供奉给穆斯林统治者。如10世纪初，一位从托斯卡尼（Tuscany）前往巴格达的大使给阿拔斯帝国的哈里发穆克台菲（al…Muktafī）带了很多贵重的礼品，有宝剑、盾牌、猎犬和宠物鸟，另外还包括20名斯拉夫阉人和20名姿色绝佳的斯拉夫姑娘。年轻美丽的花朵被当作货物出口到另一个世界供他人享用。
长途贸易的规模相当之大，易卜拉欣？伊本？亚古伯（Ibrāhīm ibn Ya？qūb）对美因茨（Mainz）市场颇感震惊：“太难以置信了！在如此遥远的西方地域，你能看到只有在东方才能出产的香水和香料，比如说胡椒、生姜、丁香、甘松和高莎草。这些植物在印度有很多，都是从那里进口的。”他的吃惊还不止于此：银质的迪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