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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伊斯兰世界的科学造诣和智慧成就也很快引起了西方学者的广泛兴趣，其中就有巴思的阿德拉德（Adelard of Bath），正是他翻阅了安条克和大马士革图书馆的资料，才将数字运算表格带回了欧洲，奠定了基督教世界数学研究的基础。这次东方之旅还使他大开眼界，回到英格兰后，他发现“王子粗俗不堪，主教贪杯好饮，法官收取贿赂，主顾不可信赖，顾客趋炎附势，承诺全是谎言，朋友相互嫉妒，几乎所有人都野心勃勃”。他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观点，是因为他看到东方世界的发展非常成熟，相形之下，基督教世界则显得十分局限。阿德拉德的观点得到了其他人的赞同，比如12世纪后半叶从英格兰到巴黎求学的莫里丹尼尔（Daniel of Morley）：那里尽是些装模作样、欺世盗名的知识分子，他们就“像雕塑一样端坐在那里，一言不发，假装自己无所不知”。丹尼尔意识到他从这些人身上什么也学不到，于是辗转来到穆斯林的托莱多城（Toledo），“以便尽快聆听世上最聪明的哲人的教诲”。
西方人如饥似渴地吸收东方思想。克吕尼隐修院（Cluny，中世纪法国极具影响力的神学中心）的院长可敬者彼得（Peter the Venerable）就曾组织翻译《可兰经》，以便让自己和其他基督教学者更好地理解经文——当然，其目的仍是继续强化人们将伊斯兰教视作异端、粗鄙和危险的固有观念。西欧人不仅仅向伊斯兰世界寻求启发，君士坦丁堡刊行的许多论著同样被译成了拉丁文。比如对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Niachaean Ethics）的注解，就是由阿列克修斯一世的女儿安娜？科穆宁娜（Anna Komnene）主持译介的。这些注解后来引起了托马斯？阿奎纳（Thomas Aquinas）的关注，并将其中的思想汇入基督教哲学的主流。
同样，12世纪的社会经济繁荣靠的也不只是欧洲和穆斯林之间的贸易，君士坦丁堡和拜占庭帝国也是基督教地中海商业活动的主力军。从这一时期留存的资料判断，威尼斯与拜占庭的贸易占到其国际贸易总额的一半。
尽管拜占庭的玻璃、金属制品、食油、葡萄酒和食盐一直在向意大利、德国和法国的市场出口，但来自更遥远地域的商品，价格更贵、需求更大、利润更高。西欧的存货清单、贸易账本和教会财政记录清楚地表明，人们对产于地中海东部、中亚或中国的丝绸、棉花、亚麻和织品的需求巨大。
黎凡特的城市在新兴市场下开始资本化：安条克已被建立成一个贸易中心，原材料可以由此运往西方；它同时也是一个生产中心，来自这个城市的纺织品，如“安条克布”，十分畅销，以至于英格兰亨利三世国王在每个行宫都设了一个“安条克屋”，包括伦敦塔、克拉伦敦（Clarendon）、温彻斯特宫和威斯敏斯特。
调味品同样从东方向欧洲大量流动。这些香料主要抵达三个集散中心：君士坦丁堡、耶路撒冷和亚历山大港。然后从那里运往意大利诸城邦，运往德国、法国、佛兰德和不列颠。因为在这些地方，域外产品的利润十分丰厚。某种程度上讲，他们购买东方奢侈品的欲望与草原牧民渴望中国宫廷丝绸的欲望非常相似：如同在今天一样，在中世纪，富人要靠这些展示自己的身份，要显得和别人不一样。尽管从事昂贵商品贸易的商人只占总人口的很小一部分，但他们非常重要，因为他们使发家致富成为可能，从而激发了社会活力和不断发展的动力。
耶路撒冷在扮演着基督教圣城角色的同时还有另一个角色，它本身也是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尽管比不上作为贸易中心的阿卡城）。12世纪后半叶的王国税务清单展现了当时那里能购买到的所有商品，同样也可以看出结构复杂的政府机关是如何密切地关注市场，以确保不漏掉任何贸易收入：胡椒、桂皮、明矾、清漆、肉豆蔻、亚麻、丁香、沉香木、蔗糖、咸鱼、熏香、小豆蔻、氨水、象牙等物品的销售都需缴税。绝大多数物品都并非产自圣地，而是通过穆斯林控制的商业路线运达于此——其中自然包括埃及的诸港口，从这一时期的一份阿拉伯税收协议看，从埃及港口运出的各种香料、纺织品和奢侈品，数额巨大。
因此，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字军东征不仅刺激了西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发展，而且还喂饱了那些看准新市场赚钱机遇的穆斯林商人。在这些最精明的人中，有一个就是在12世纪大发其财的波斯湾尸罗夫城的哈密斯（Rāmisht）。他的聪明之处在于他看准了市场需求，引进并转卖中国和印度的商品。他的某个航运代理商每年要运载超过50万第纳尔的货物。与他的财富同样为人津津乐道的，还有他的慷慨施舍。他捐资将麦加卡巴神殿的银制喷泉换成了金制，并亲自出钱更换了神殿中受损的窗帘（由“价值连城”的中国布料制成）。由于这些善举，麦加在他死后为他举办了罕见的高规格葬礼，他的墓碑上写着：“船王阿布？哈密斯在此安息。愿真主赐福于他，并赐福于所有崇敬他的人。”
雄厚的财富积累引发了强烈的对抗竞争，翻开了中世纪的新篇章，即不惜代价地追求东地中海地区所蕴藏的巨额财富。到了12世纪60年代，意大利诸城邦之间的竞争已经十分激烈，甚至在君士坦丁堡的街头都会出现威尼斯人、热那亚人和波斯人之间的斗殴。拜占庭皇帝试图出面干预，但街头暴力冲突早已司空见惯。这可能缘于商业竞争的加剧，从而导致货物价格的下降。他们必须保护自己的贸易据点，哪怕是采取武力手段。
各城邦之间的争战严重影响了都城居民的利益，不仅因为他们给城市财产造成损害，还因为西方势力的不断渗透。1171年，面对百姓的失望情绪，拜占庭皇帝采取行动关押了数千名威尼斯人，并且无视赔偿要求，更不用说为他的单方面突然行动表示道歉。威尼斯总督维塔雷？米希尔（Vitale Michiel）亲自来到君士坦丁堡处理争端，人们本指望听到一些好消息，结果总督也无能为力，局势变得一发不可收拾。人们失望的情绪转为愤怒，最终演化为暴力。为了躲避他自己的臣民，总督试图逃往圣撒卡利亚（San Zaccaria）修道院，但未能成功，最后被一伙人抓住并私下处死。
现在，拜占庭帝国已不再是威尼斯的盟友和赞助者，而是成为了对手和竞争者。1182年，君士坦丁堡的居民向当地的意大利人发动袭击。很多人被杀，其中包括拉丁教会的代表，他的头颅被街上一只奔跑的狗拖着。这只是欧洲两派基督徒之间仇视对立的开始。1185年，拜占庭帝国最重要城市之一塞萨洛尼基（Thessaloniki）被来自意大利南部的一支西欧军队攻陷。西方人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时将一支鱼叉投入东地中海，现在这支鱼叉开始展现它捕捉猎物的威力了。
不过对某些人来说，冲突就是机遇。在埃及有一位叫作萨拉丁？阿尤比（？alā？ al…Dīn al…Ayyu逼）的将军，已如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人们都称他萨拉丁（Saladin）。他人缘极佳、头脑灵活、颇具魅力，并且早已意识到君士坦丁堡的冲突对他有利。他迅速采取行动，邀请耶路撒冷的希腊族长访问大马士革，对他慷慨之至，表明自己才是拜占庭帝国的盟友，而并非那些来自西方的基督教徒。
12世纪80年代末，拜占庭皇帝艾萨克二世（Isaac II）满怀激情地写下如下话语，“我愿与（我的）兄弟、埃及苏丹萨拉丁”分享重要军事情报。他还警告说，任何有关帝国企图的流言都是无稽之谈，我请求萨拉丁派遣援兵抵抗西方人。君士坦丁堡的反西方情绪已经酝酿了几十年。12世纪中期的一位作家说过，西欧人并不可靠，他们性情贪婪，为了钱甚至可以出卖家人。皇帝的女儿写道：尽管许多所谓的朝圣者都自诩虔诚无比，但其实他们心中满是贪欲，他们一直在想着如何夺取圣城，毁坏帝国的声誉，毁坏同族基督徒的声誉。这些说法广为流传，并铭刻在12世纪末拜占庭人的记忆当中，尤其是在1204年以后。
耶路撒冷的百姓也认同这种说法，因为那里的十字军骑士残暴异常、不负责任，似乎完全不在乎死后会进地狱。12世纪末常常出现的情景是，十字军首领们一次次做出愚蠢的决定，一次次愚蠢地相互征战，完全不顾眼前的危机和明显的警示。
但当时的情况让一位来自西班牙的穆斯林非常困惑。伊本？朱巴伊尔（Ibn Jubayr）写道，在基督徒和穆斯林之间，若说到政治和战争，双方“势不两立”，但若说到贸易，双方的旅行者则都“来去自由，未受任何阻挠”。不管商人走到哪里，都会得到安全保障，无论他们的信仰如何，无论在和平时期还是在战争时期。作者还说，这才是良好贸易关系应有的结果，税务协定确保了贸易合作的正常进行，也确保违反协定者受到严厉的惩罚。不遵守贸易协定或越过底线的拉丁人，哪怕是“仅仅越过一臂的距离”，都将被他们的基督教同族处以极刑，因为他们不想得罪穆斯林商人，也不想损害多年建立起来的贸易关系。伊本？朱巴伊尔对此深表赞同：这是“（西方人）建立的最好的、最具特色的传统之一”。
然而，耶路撒冷的宫廷内讧致使王国内部出现了多个互相敌对的割据势力，众多野心勃勃的、不择手段的人物开始涌现，并对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关系造成巨大损害。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当属沙蒂永的雷纳德（Reynald of Chatillon），他一个人的鲁莽行为几乎毁掉了整个耶路撒冷王国。
雷纳德是圣城的一名老兵，他逐渐意识到，随着萨拉丁在埃及的实力不断增强，他将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特别是在萨拉丁开始控制叙利亚大片地区之后（这意味着能够对基督教王国形成包围）。面对威胁，雷纳德鲁莽地决定进攻红海的亚喀巴湾港口，结果不但没取得成功，反而还激发了阿拉伯人歇斯底里的斗志，他们嘶声呐喊：“麦地那和麦加危在旦夕，天启和末日即将来临！”
不仅如此，这样的冲动行为还可能提升萨拉丁的地位和声望，从而对十字军国家构成更大的威胁。对所有东方的基督徒来说，雷纳德是“最背信弃义、最不讲道德的人，也是最危险、最邪恶的人……他违背誓言，甚至背叛他自己”。萨拉丁将发誓“会亲手杀了他”，同时代的一位穆斯林作家这样写道。
他很快就找到了机会。1187年7月，耶路撒冷王国的十字军骑士在哈丁角（Horns of Hattin）的激烈战役中被萨拉丁击败，几乎所有西方士兵都战死或被活捉。军中的神职人员也成了战俘，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医院骑士团和圣殿骑士团，他们是最不愿与非基督教社会妥协的激进者，结果都被立即处死。萨拉丁亲自追捕雷纳德，并砍下了他的头颅。虽然雷纳德是不是这次十字军会战的主谋仍存在争议，但他毫无疑问地成为了拉丁人败给穆斯林的替罪羊。无论真实情况如何，战役结束不到两个月，耶路撒冷便向穆斯林投诚了——在穆斯林承诺会饶恕城中的百姓后，城门立刻打开。
圣城的沦陷给基督教世界带来了耻辱，也给欧洲与东方世界的联系造成了重创。罗马教皇简直无法接受战败的消息，乌尔班三世在听到这个噩耗后当场气死。他的继任者格雷戈里八世（GregoryⅧ）不得不认真反省，他虔诚地宣告，圣城陷落了，不仅应归咎于“该城居民的原罪，还包括我们自身和整个基督教徒群体的原罪”。他警告说，穆斯林的实力在增长，若不引起警惕，他们还会继续强大。他呼吁国王、公爵、男爵和所有相互争斗的城邦摒弃前嫌，共同面对眼前的危机。这等于是坦白地承认了所谓为了信仰和虔诚的骑士精神，如今都和个人利益、地方对手和相互争执相关。教皇说，耶路撒冷的陷落是由于基督徒没能坚持自己的信仰，让原罪和邪恶占据了上风造成的。
这些煽动性的措辞很快便取得成效，西方世界三个最具影响力的人物都开始备战报复性的远征行动。英格兰的理查一世、法兰西的腓力二世、德国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腓特烈？巴巴罗萨（Frederick Barbarossa）都发誓夺回圣城，而且必须在中东重新确立基督教的地位。不过，1189年至1192年的远征行动仍是一场惨败。腓特烈在跨越小亚细亚时落入河中溺水身亡，那儿离原定的主战场只有几英里之遥。军队指挥层还在战略目标问题上发生激烈争论，导致整个军队几乎停滞不前。这主要是由于“狮心王”理查力主将攻击目标从耶路撒冷转移至财富更为丰厚的埃及。最终这一行动既未取得实质性的成果，也没给耶路撒冷带来更多的压力。事实上，在将领们返回家园的路上，他们又出人意料地将注意力放在了黎凡特的贸易中心阿卡——一个从圣经或宗教上讲都不具任何价值的地方。
不到十年，欧洲再次试图进攻圣地。这次威尼斯人将成为主力，负责将大批士兵船运到东方。起初威尼斯总督并不愿意协助，直至参战方承诺运输大批士兵的绝大部分造船费用将由各方分摊后才同意。威尼斯还要求参与制订战役主攻方向的决策，确保有权将战船驶向埃及港口，而不是耶路撒冷附近的任何地方。据某个参与决策的高层军官记载，这一决定“是高级机密；对外界，我们只说是海外航行”。
这样的远征计划还与天堂的景象相吻合，即参与者将不仅得到精神上的拯救，还能获取物质上的奖励。埃及拥有着神话一般的财富。埃及人“沉浸在奢侈的生活之中”，该时期的一位作家感叹道，他们因“海岸城市和内陆城市的关税”而富得流油，这种关税为埃及赢得了“每年大量的收入”。
威尼斯人非常明白东方通道上的危机和动乱对他们的意义。看到萨拉丁获胜后赢得的财富以及拜占庭帝国的动荡后，威尼斯人急不可待地想前往亚历山大港等尼罗河港口做生意。这些港口原先一直没有受到太多的重视，13世纪之前，威尼斯和埃及的贸易仅占其总贸易额的10％。威尼斯曾一度落后于它的意大利对手比萨和热那亚，当时后两者靠的就是在与红海地区（而与君士坦丁堡或耶路撒冷等陆路地区）的贸易关系和贸易总量上所占具的优势。摆在威尼斯人面前的是长远利益，远胜于组建一支渡海舰队所冒的风险。
不过，组建一支舰队将意味着在接下来近两年的时间里，威尼斯人必须停下手头上的其他一切工作。结果，热情参与行动的人数远不如预期，这让威尼斯陷入了入不敷出的境地。面对突发危机，十字军只能草草做出应对决策。1202年，舰队抵达大马士革海岸的扎拉港——威尼斯和匈牙利一直在激烈争夺的中心城市。进攻方的优势已十分明显，不明真相的市民在城墙上升起了画有十字架的旗帜，他们猜想这场战斗一定是出于误会，不相信一支基督教军队会对一座基督教城市不宣而战，而且还违反教皇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的紧急命令。但最终城市还是被攻破了，威尼斯人从骑士们身上索取着不该讨回的旧账。
就当十字军在纠结这样做是否正确，并争论着下一步该怎么办时，一个黄金般的机遇自动送上了门。拜占庭的一个皇位觊觎者说，如果十字军帮助他在君士坦丁堡夺取皇帝的宝座，他将拿出重金作为回报。原本朝着埃及进发但始终以为自己是在向耶路撒冷进军的东征部队突然发现自己出现在了拜占庭的都城下，而且还面临着重大的抉择。城内各势力之间的谈判迟迟没有结果，十字军内部也在讨论究竟该如何夺取城市，特别是讨论如何瓜分这座城市和帝国的其他地区。
威尼斯早已学会如何保护它在亚得里亚海和地中海的利益，如今又因直接控制扎拉而变得更加强势。他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难得一遇的机会，只要成功，他们不仅能获取大量财富，还能确保今后前往东方的路上畅通无阻。1204年3月末，十字军开始包围“新罗马城”，并于4月的第二个星期发动全面进攻。本该用来进攻穆斯林城市的长梯、重锤和石弩，现在却被用作攻击这座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基督教城市；原本计划用以封锁埃及和黎凡特港口的舰船，如今却被用作封锁拥有圣索非亚大教堂的金角湾（Golden Horn）。大战前夕，主教们让士兵放心，说“战争是正义的，他们攻打（拜占庭）并没有错”。说到有关教义的争论以及其他实质性问题的时候，教士们更认为君士坦丁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