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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并非遥远的过去，欧洲人把亚洲分成了三大区域——近东、中东和远东。然而在我成长过程中听到或读到的有关当今时代的问题，好像都发生在第二个区域：中东。然而它的含义甚至地点都一直在变化，有时被用来指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周边地区，有时也指波斯湾。我不明白为什么大人们一直告诉我地中海如何如何重要，称地中海是人类文明的摇篮，而事实上地中海很明显就不是人类文明真正的诞生地。更严重的问题在于“地中海”这个词本身的含义——即“地球的中央”。事实上，真正的“地球的中央”并不是那片分割欧洲和北非的海域，而恰恰是位于亚洲的心脏。
我希望通过提出新问题、开拓新领域，鼓励其他有识之士去研究那些被几代人忽视了的族群和地域。我希望能够启发人们提出有关历史的新问题，使历史真相能够被重新探索和认真观察。总之，我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从一个不同的角度观察历史。
2015年4月于牛津大学伍斯特学院
中文版序言
2015年8月此书出版的时候，我并未期待它能获得太大的成功。像所有的作者一样，我只希望读者能喜欢我写的书，从中了解他们所知甚少或是完全不了解的某些地区、历史、种族和文化。我同样希望他们能接受一些新的观念，因为这本书的目标和范畴都比较宏大。我们生活在一个眼界受到束缚的世界，我们在过去认为非常重要的东西会阻碍我们接受新的思想，阻碍我们重新评价一些我们过去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我们的历史观点都是以前父母、中小学老师、大学老师和朋友同事教我们的，若想摆脱这些束缚并从不同的角度看待问题，我们就需要开放思想、增强自我判断能力。
我并没打算写一本可能引发争议或是哗众取宠的书，相反，此书正如它所呈现的那样，是一部全新的世界史。它不仅仅是关于欧洲或西方，也不仅仅是关于俄罗斯和中东，也不仅仅是关于中国或印度，它包罗万象；它考察世界的变迁：货物和商品、宗教和信仰、语言和艺术、暴力和疾病；它会关注以前被人忽略的那些方面，试图解释各个国家从古至今的起落兴衰，从而使人们更好地理解当今时代的意义。
如此描绘历史需要一张巨大的画布，但也需要对细节的精确把握。当画卷最终完成后，得做到从远处看引人入胜，从近处看让人觉得真实可信。这也意味着本书的写作既要让比较缺乏历史知识的读者看得懂，又要让专家觉得足够专业。
我非常欣慰地看到这本书获得很多读者的肯定，其中还包括一些我本人非常尊敬的作者和媒体。威廉？达尔林普尔说，《丝绸之路》是一部“涵盖面很广的历史史诗，规模宏大，成就非凡”，是一部充满了“智慧和勇气”的作品；《伦敦标准晚报》也同意这种看法，说此书“非常出色”；用《每日电讯报》的话说，它让人“惊心动魄，爱不释手”，该报还将本书列为2015年度最佳历史作品。
其他评论文章和出版物也给出了赞许。此书“令人惊诧，极易阅读”，简直“令人兴奋不已”，《名利场》杂志如是说；而《展望》杂志说本书“华丽壮观”；《经济学人》杂志非常有名，该杂志的编辑们眼光精准但从不轻易下结论，他们评价本书充满了“精美睿智的描写”，并“演绎了一部聚焦东方的世界史”。
此书一直是英国的头榜畅销书，在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同样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功。2015年9月出版后，它便跃居为印度非小说类畅销榜榜首，而且长居不下，非常感谢各家评论把它描述为“雄伟壮丽，智慧无比”（《开放杂志》）和“魅力超凡的世界史”（《商业标准》）。这些杂志还继续援引、罗列了来自南非至新西兰、波斯湾至瑞典的各种各样的溢美之词，其中特别引用了瑞典官方媒体《瑞典保守报》的话说：“彼得？弗兰科潘真是个杰出的历史学家。”
此书在国际上的成功显然归功于当下的时事热点。我们生活在变革不断的21世纪，一个充满了动荡和挑战的时代。中东局势混乱，不仅敌对势力要全力控制资源和疆土，而且要应对伊斯兰各派合法化的竞争。伊斯兰国（ISIS）与塔利班的暴行，不仅给众多无辜的民众和儿童带来灾难，同时还殃及到众多珍贵的历史遗迹。
然后还有俄罗斯，一个急需进行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的国家。俄罗斯在吞并克里米亚后，面临着来自国际社会许多国家的敌视和指责。但就在西方国家带着怀疑的眼光看待俄罗斯时，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包括俄罗斯那些从欧洲边缘地带延伸至太平洋沿岸的邻国，似乎都对俄罗斯的举动持肯定态度，即便其中某些国家在近几十年甚至近几百年来与莫斯科的关系并不融洽。俄罗斯的未来变化不定，是恢复秩序、重振经济，还是继续将资产集中在少数人手中？任何情况都有可能发生。
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极力应对局势的变化，极力寻求如何更好地分配有限的资源。美国入侵伊拉克及阿富汗的军事行动招致巨大争议，人们甚至因此分为两派：一派坚信美国可选择不涉外事、独善其身；一派坚信美国有责任维护其他地区的和平与民主。当然还有亚洲，过去美国一直忽略了这一地区，但如今，亚洲尤其是中国，已经成为了经济学家、策略专家和外交家关注的焦点，特别是南海问题——冲突对抗的逐渐升级实在令人担忧。
我非常高兴这本书能够在中国出版，这样就有更多新的读者能够阅读、了解到有关世界整合发展的全新故事。我希望读者不仅能清醒地认识过去，而且能在此基础上更好地理解现在和未来。
过去三十年来，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像中国一样呈现出翻天覆地的变化：数亿人摆脱了贫困，经济飞速增长。繁荣发展带来了健康的中产阶层的出现，当然也带来了一些问题：城市的快速扩张和高速发展给环境和服务带来严重压力。空气污染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它不仅影响着人们目前的日常生活，还会对下一代的健康造成更深远的伤害。发展同样给水资源带来了压力，在一个极速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并由此将整个国家编织在一起的时代，想要制订成熟周全的规划几乎不大现实。历史证明，快速增长的后果并不容易掌控。尽管人们知道压力和负担均属正常并在预料之中，但要真正做到可持续性发展并非易事。
现在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自身发展的调整期，一个学习应对“新常态”的时期。持续的经济增长固然重要，但又不能像过去那样快速。这同时也是一个中国学会如何处理与东亚、中亚和东南亚远邦近邻之间紧张关系的时期，并且还要学会如何在国际舞台上扮演最恰当的角色。中国正在放开眼光，以求更好地适应世界转型变化的节奏。
所以，我在这本书的写作时便已将中国读者考虑在内。书中展示了今日中国的巨变如何在过去的历史中找到影子，各国权力的兴衰起落、世界各地的黎明与黄昏背后隐藏着怎样的规律，一个国家的资产泡沫和突发经济衰退如何能够给几千英里以外的其他国家与地区带来影响。它论证了历史上诸如西安、洛阳、北京、巴格达、大马士革、伊斯法罕、阿姆斯特丹、伦敦、巴黎等城市的经济繁荣和宽容政策如何带动艺术、科技及学术的发展。它阐释了资源竞争和影响力竞争如何会导致军事冲突，其影响不仅限于当事地区，而且会波及整个世界。它还指出，世界旋转的轴心正在转移——移回到那个让它旋转千年的初始之地，丝绸之路。
读者还将看到，全球化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早在20多个世纪之前，我们的祖先就曾尽力收集各国的信息，并派遣出各种特使和代表，探索哪里是世界上最佳的市场，探索如何抵达沙漠、山脉另一端的国度和城镇。无论探索后写就的报告成书于哪个年代，它们都是试图给罗马和巴格达、洛阳和北京、吉特拉和高知、福斯塔特和非斯、基辅和莫斯科、伦敦和塞维尔的统治者们提供信息和智慧，都带回了其他民族生活和劳作的相关景象，汇报了贸易交流的情况，告知人们可能遇到的风险和可能收获的利益。
两千多年以前，人们今日所熟知的“丝绸之路”贸易网络就已经存在，它将中国太平洋沿岸和非洲及欧洲的大西洋海岸联系在了一起，使波斯湾和印度洋之间的货物流通成为可能，同样还有穿越亚洲之脊的、连接城镇和绿洲的陆上通道。
所以当习近平主席于2013年宣布“一带一路”的创想之时，他是在重新唤起人们对于那段很久之前就已经熟悉的繁荣回忆。他的有关促进贸易发展、投资海陆通道并与各国建立合作交流关系的想法，都是基于一种常识——即今日纵横交错于亚洲，将中国与欧洲、里海、高加索山脉、波斯湾和东南亚各个角落连接在一起的新交通干线，追随的正是当年那些带着货物和信仰四处奔波的旅行者和圣贤者的足迹。
当然，区别在于速度——我们的旅行速度、大宗贸易的成交速度，以及我们相互交流和学习的速度。从很多方面来看，高速的开放都将呈现出新的可能和新的机遇。不过在开放的同时，日趋密切的相互联系也向人们提出了挑战——特别是涉及到如何更好地应对地缘政治的变化，以及国家在规范公民行为或涉及到其他国家的安全和繁荣之时所应扮演的角色。
需要强调的是，这些问题是目前所有国家共同面临的。人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各国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大家荣辱与共：一个地方的经济减速会对地球另一个地方产生直接的、有时甚至是巨大的影响；社会动乱和体制失败所造成的损失极少能限制在国界之内，它们会四处蔓延，威胁到邻国的政府运作、经济与安全。未雨绸缪，等待转机，才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比大多数国家都更能未雨绸缪，更愿意去了解其远邦近邻的过去，并从历史中汲取教训。要做到这些，如中国领导人所说，需要的是尊重和谨慎。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创想，是为了造福天下这一共同事业而提出的，是一个“深度合作的黄金机遇”。习近平主席极力强调，中国的崛起是“和平、友善和文明”的崛起，将会造福其他国家，而不会威胁任何国家。
这些话语在中国历史上能找到许多类似的回响。比如在13世纪，南宋就曾派特使出行，希望他们带回远方异国的准确信息——尽管他们带回的消息并非完全准确，除非“女人遇南风盛发，裸而感风，即生女也”的女人国真的存在。不过，描绘亚洲、非洲和欧洲大陆以及南海和爪哇海众群岛的地图却非常可信，特别是出自元代朱思本之手的《舆地图》，实为精准可靠。最为著名的航海探险活动当属郑和下西洋，他的雄心带他穿越印度洋远至东非。
这些对外探索交流活动都基于一个国家的繁荣和成熟。国家无忧无患、长治久安，就愿意尝试各式各样的发展。因此毫不奇怪，不同的发展形式成为当代中国的主旋律。郑和“给非洲人民带来的是和平的愿望和真诚的友谊，而不是刀剑枪炮和掠夺奴役”，胡锦涛在2007年对比勒陀利亚的代表们如是说。不像那些欧洲人，把非洲大多数地区都变成了殖民地。
此书的出版正值中国人热切探索外部世界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历史的大好时机。它将为学者们的探索和批评打开新的视野；更为重要的是，它将为读者提供一个通过丝绸之路观察两千多年来人类文明进程的新视角。
所以，我非常希望本书的中国读者能像其他国家的读者一样，喜欢此书，受到启发。作为作者，不停地写书是一种乐趣，知道自己写的书有人读更是一种独特的乐趣。如果本书的阅读经历能让您心旷神怡，将是对我的最大称赞。最后非常感谢上海读客图书为出版中文译本所做的细致工作。
彼得？弗兰科潘
2016年2月于牛津大学
第一章
丝绸之路的诞生
自文明伊始，亚洲的中心就是帝国的摇篮。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孕育的美索不达米亚冲积平原，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提供了土壤，正是在这里，诞生了世界最早的村镇和城市。系统化的农业出现在美索不达米亚并扩展到整个“新月沃地”——这是一片水源充足的沃土，从波斯湾一直延伸到地中海沿岸。在差不多4000年前，巴比伦国王汉谟拉比在这里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成文法律，为他的臣民制定了详细的行为规范，并对违法者实施严厉的惩罚。
在所有崛起于此的王国和帝国当中，最伟大的莫过于波斯帝国。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从位于今天伊朗南部的家园迅速扩张，统治了邻国，将势力延伸到爱琴海岸，征服埃及后一路向东，直抵喜马拉雅山脚。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认为，波斯人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们的开放态度。“波斯人十分乐意接受外来的风俗习惯”，他写道，如果他们觉得某个被征服者的服装样式更好，他们就会放弃自己原来的服饰，这使得他们能够借鉴米底人（Mede）和埃及人的穿着风格。
波斯人之所以能够建立起一个多民族合作、运转平稳的帝国管理体系，主动接受新的思想并进行新的实践是一个重要因素。受过良好教育的官员们监督着帝国的日常运转，从记载如何给皇室侍从支付酬劳，到监督市场进出货物的数量和质量；他们还负责监督维护、整修帝国内纵横交错、令古代周边国家羡慕不已的道路系统。
将小亚细亚沿海地区与巴比伦、苏萨（Susa）和波斯波利斯（Persepolis）纵横相连的交通网，使人们可以在一周内到达1600英里以外的地方。希罗多德将此成就视为奇迹：雨雪、高温和黑暗都不能减缓消息传播的速度。农业生产的投入和先进的灌溉技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吸引了周边地区越来越多的人口，进而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人口不仅来自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岸的富足农区，还来自乌浒河（Oxus）和药杀水（Iaxartes）——即现在的阿姆河（Amu Darya）和锡尔河（Syr Darya）——河谷，以及公元前525年后被波斯军队占领的尼罗河三角洲。总之，波斯帝国是一片富庶的土地，连接着地中海和亚洲的心脏。
波斯还是一座代表着稳定和公正的灯塔。贝希斯敦山（Behistun）上那块分别用波斯语、埃兰语和阿卡得语三种语言所雕刻的石碑，记录了古波斯帝国国王大流士如何平定暴乱和起义、击退外国入侵者、公平对待穷人和权贵的事迹。碑铭要求确保帝国安全，公正地善待子民，因为正义是帝国的基石。帝国对少数族裔的包容同样令人称道，某位波斯国王被称作“弥赛亚”（Messiah），即“得到上帝祝福的人”，他的包容政策曾让犹太人从“巴比伦之囚”中获得自由。
古波斯帝国的贸易繁荣昌盛，为统治者的军事远征提供了财力支持，而远征本身又反过来为帝国带来了更多的资源。贸易的繁荣同样助长了统治者的奢靡之风。在巴比伦、波斯波利斯、帕萨加第（Pasargadae）和苏萨，一座座华丽的建筑拔地而起。在苏萨，大流士国王还用埃及的上等乌木和白银、黎巴嫩的雪松、巴克特里亚（Bactria）的黄金、粟特（Sogdiana）的青金石和朱砂、花剌子模的绿宝石以及印度的象牙修建了精美绝伦的宫殿。据希罗多德记载，波斯人以享乐闻名，仅仅是听说一件新的奢侈品便能沉迷其中。
支撑着商业帝国的是野心勃勃的军队，他们推进并保护着帝国的边界。波斯帝国的北方一直存在隐患，那里的干草原是以放牧为生的游牧部落的地盘，从黑海经中亚一直延伸至蒙古高原。这些游牧部落十分残暴，据说他们喝敌人的血，并把敌人的头皮做成衣服，有时甚至还会吃掉自己的父亲。不过，与游牧民族的交往情况比较复杂。尽管史料说他们混乱无序、喜怒无常，但他们却是牲畜特别是优质马匹的重要供应者。当然，游牧部落也会带来灾难，比如公元前6世纪，波斯帝国的缔造者居鲁士大帝就在试图征服斯基泰人（Scythian）的战役中被杀，他的头颅被兜在一个盛满鲜血的皮囊中。一位学者这样讽刺道：现在，他对权力的渴望终于被熄灭了。
然而，这一罕见的挫折并没有遏制波斯帝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