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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这对伊拉克来说是一场灾难。随着当地权贵获得了以前属于奥斯曼帝国的大片土地（作为他们支持英国的报答），一种新型的封建主义开始生根发芽：它减少了社会流动性，增加了社会的不平等，并且使得农村人口在丧失了他们的土地权利和生存方式后爆发了强烈的不满。在伊拉克东部的库特（Kut）省，有两个家族在30年间就占有了超过50万英亩的土地。在波斯也是如此，通过石油收入累积起来的大笔财富都集中在国王及其亲信手中。因此完全可以认为，正是英国政府作为英波石油公司的大股东（这在20年代为前者带来了将近一半的财政收入）这一事实，促成了坚定的反英情结以及高涨的民族主义。
这同样也是一个新时代的信号，整个帝国内部都出现了不可阻挡的反对殖民主义的势头。印度国民大会党（Indian National Congress）在拉合尔的分部发表了《印度独立宣言》（Purna Swaraj）。该宣言写道：“印度的英国政府不仅剥夺了印度人民的自由，而且将他们的统治建立在了对大众的剥削上。”印度已经被破坏得千疮百孔，“必须立即脱离英国……实现彻底的独立”。“公民不服从”（civil disobedience）的时刻到了。
这杯由觉醒、厌恶和剥夺权利混合而成的鸡尾酒将不可避免地流向其他地方。不过，让中东当地人愈发不满的另一个原因在于意识到难以把控油田的利润。拥有特许权的西方石油公司在支付授权费时显得相当狡猾而且富有创造力。同当代的一些做法类似，这些企业组建了一个由子公司构成的网络，其目的是通过内部借贷造成亏损，以削减甚至完全抵消掉运营公司的账面利润，最终减少根据特许权协议应付的授权费。这已成了这些公司的惯用伎俩。当地报纸愤怒地说道：“那些获得准许开采波斯石油的外国人通过非法和不必要的关税免除故意压榨我国的财政收入。”不过至少波斯的情况不像它的邻国伊拉克那样糟糕，后者除了名义之外，几乎就是个殖民地。
为了试图安抚当地不断高涨的愤怒情绪，英波石油公司的董事们展开了魅力攻势：他们许诺了一大堆新的好处，从提供受教育机会到帮助升级铁路，以及考虑支付更多的授权费。然而对于自己的政府无法持有该公司的股份，波斯的上层人士依然十分不满。一位观察者记录道：“波斯人觉得，他们无法从这个以波斯石油为基础的行业中分享成果”，他们坚持说这不是钱的问题，因为“任何经济上的回报都不能消除这种被疏离的感觉”。英波石油公司董事长、温文尔雅的约翰？卡德曼爵士（Sir John Cadman）力劝波斯人要冷静；他向谈判桌另一边的人建议，媒体不该制造出错误的印象，说该公司不是一家公平公正的企业，这不符合任何人的利益。波斯人对他说：这很好，想让各方都获利，就应该达成合伙关系。事实上，这仅仅比彻底的剥削好一点点。
一系列关于是否以及如何重新商定诺克斯？达西特许权的持久争论都没有结果。最后还是由波斯人作了了断。在1929年之前，墨西哥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发现（委内瑞拉勘探工作的负责人乔治？雷诺兹，他之前领导了最重要的马斯吉德苏莱曼油井的开挖）就已经使石油的价格大幅下调。华尔街崩盘后，对石油的需求锐减，波斯人开始逐步把石油资源收回到自己手中。最后，1932年11月，在遭受授权费缴纳数额剧减，以及一系列帮助英国人向德黑兰隐瞒详细数据的财务骗局之后，波斯国王宣布取消诺克斯？达西的特许权，并且立即生效。
这让英国的外交官们大感羞辱。一位高级官员指出：“如果我们现在不表现得强势一点，那么今后我们和波斯人之间将有更大的麻烦。”另一位官员则声称，这一宣告是公然的冒犯。在英国人看来，无论发生什么，三十年前达成的协议都应该一直有效。诚然，当初开办石油公司时冒了极大的财务风险，而且在建造开采资源所必需的基础设施中耗费了惊人的投资；但因此发掘出来的财富同样是巨大的，英国人始终忽视了要求更加公平地分配这些财富的呼声。20世纪初的大规模银行舞弊行为，已经让英波石油公司及其背后的利益成为了一个决不能倒下的庞然大物。
还好，局面很快取得了平衡，事情也进入了正轨。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波斯人强有力的谈判手段：他们能够骚扰、阻挠和妨碍生产，以达到重启谈判的目的。1933年春，双方达成了一个新的协议。波斯代表团在日内瓦的美岸酒店（Beau Rivage hotel）见到了石油公司的领导层，表示他们已经了解到有关伊拉克石油的最新协议，并要求至少与此一致。最初的提议包括英波石油公司转让25％的股份，并保证波斯的最低年收益、利润分享以及让波斯人进驻董事会——这些都被约翰？卡德曼爵士驳回，他认为这是荒谬的、不可能的。
尽管随后的会谈气氛亲切友好，但是英国人最终还是无法避免会导致重大改变的重新谈判。1933年4月，新协议出台。协议的关注重点在于石油业的“波斯化”，即在石油公司所有层面上（从管理层到基层岗位）雇佣并培训更多的当地人。特许权覆盖的范围比最初减少了四分之三，即便留下的是最好的部分；固定的授权费不受汇率和油价波动的影响；英国人承诺了一个最低的年度支付额度，无论该公司的产量或市场价格如何；如果英波石油公司从其他国家获得利润，波斯政府将一同分享。当波斯谈判人员告诉卡德曼，他应该将这份新协议视为“他本人及其同僚的个人成果”时，卡德曼一言不发。他的笔记透露了他的心声：“我觉得我们被抢得一干二净。”
波斯人以及那些关注此事的人，都在这个故事中看到了不同的寓意。他们在这一课中学到，所有那些虚张声势的西方国家在谈判桌上根本不堪一击，而那些占有资源的国家最终都能迫使这些获得特许权的人回到谈判桌上来。西方国家可以尽情地抱怨，但胜利终将属于资源占有者。
这成了20世纪下半叶最重要的主旋律之一。新的纽带跨越了亚洲屋脊的两端。一个不仅由城镇和绿洲而且由连接着油田与波斯湾（到30年代还连接到了地中海）的输油管构成的网络正在延伸。资源和财富沿着这些管道被输送到海法和阿巴丹这样的港口，它们在之后的五十多年里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炼油厂所在地。
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就已经意识到，控制了这一网络就等于控制了一切。如今在乐天派看来，事情仍然充满希望。尽管他们在1933年修订了特许权协议，但是毕竟英国人已经在这一地区建立了牢固的关系网，通过与那些拥有重要资源的国家合作，仍然可以取得丰厚的利益。这样看来，英国人确实比其他任何国家都有优势。
然而事实上，世界大势已然逆转。西方的力量和影响力正在衰退，并且似乎注定会进一步减弱。继续插手当地事务要付出代价，改建大使馆的花园要付出代价，从来没有实话也要付出代价。这些代价就是当地人的疑虑、担忧和不信任。
1920年，当近东和中东地区的新格局正逐渐成型时，在巴格达的一场晚宴上，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精力充沛、头脑敏锐的格特鲁德？贝尔是参加晚宴的客人之一，她在一战初期就受雇于英国情报机构，并且是一位精明的阿拉伯政治观察家。她告诉即将被任命为新国家伊拉克总理的贾法尔？阿尔？阿斯卡里（Ja？far al？…Askarī）说：“我们英国人希望最终给予（伊拉克）完全独立。”贾法尔答道：“夫人，完全的独立不是给予的，它向来都是夺来的。”像伊拉克和波斯这样的国家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摆脱外部干涉，自己决定自己的未来；而英国所面临的挑战则是如何阻止他们这么做。冲突即将爆发。不过在此之前还有另外一场同样是由资源支配引起的灾难。这一次，处于灾难中心的不是石油，而是小麦。
第十九章
小麦之路
英国的《家居与花园》（Homes & Gardens）杂志长期以来都因其引领着室内设计的潮流而自豪。它最近一期的宣传语是：“将美丽的事物融入动人的真实家居和花园，专业的建议与实用的信息是装修灵感的终极源泉。”1938年11月的那期杂志对阿尔卑斯风格的山区度假屋赞誉有加。陶醉于主人所展示的插花，记者写道：“这是一栋明亮通风的房屋，以淡翠绿色为基调。”而且，这栋度假小屋的“装修者、设计者、家具提供商和建筑师”都是这位主人自己。他的水彩速写就挂在客房的墙上，和古老的版画并列。作为一个幽默的故事高手，屋子的主人乐于被“才华横溢的外国人——特别是画家、音乐家和设计师——所包围”，并且经常邀请“当地大师”来演奏莫扎特或勃拉姆斯的作品片段，作为晚饭后的娱乐活动。显然，该记者对阿道夫？希特勒印象深刻。
在《家居与花园》的报道中，希特勒现代化的办公室隔壁，是“元首”（Führer）用来会见“他的朋友或部长们”的房间。9个月后的1939年8月21日，该房间里的总机接进了一个期盼已久的电话。一张纸条被递给晚餐中的希特勒。据当时一位在场的人称，“他扫了一眼纸条，愣了一会儿，脸变得通红，然后大力地捶了下桌子，连杯子都震动了”。他转向他的客人们，兴奋地说道：“到手了！到手了！”他坐下来接着吃饭，面前毫无疑问是一年前被《家居与花园》的记者所推崇的“令人眼花缭乱、营养丰富、色香味俱全的一桌子素菜”。这些菜都是由希特勒的私人厨师亚瑟？凯恩伯格（Arthur Kannenberg）准备的，他经常在晚上走出厨房演奏手风琴。
饭后，希特勒将客人们召集在一起，告诉他们，纸条上是他期待已久的来自莫斯科的回复。斯大林，苏联公认的统治者，已经同意与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他在电报里说：“我希望这将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带来决定性的转折。”两个晚上之后，这一消息被公布，希特勒和他的随从们站在门廊上眺望着下方的山谷。纳粹头目之一的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感叹道：“《诸神的黄昏》（G？tterd？mmerung）的最后一幕真是太美了。”
讽刺的是，这份不可思议的协议正是由英法两国的外交政策所促成的。出于对德国总理在30年代高风险政治策略的警惕，这两个国家竭力试图找到遏制德国人的途径，但是成效甚微。墨索里尼甚至向他的外交大臣齐亚诺伯爵（Count Ciano）吐露说，英国的政客和外交官们“已经不是诸如弗朗西斯？德雷克（Francis Drakes）这样创建大英帝国的杰出冒险家们了，如今的他们只不过是一群腐朽的富家子弟，而且终将失去他们的帝国”。
随着德国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伦敦方面采取了更为强硬的手段。1939年3月31日下午，首相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来到下议院。他严肃地表示：“如果出现任何威胁到波兰独立的行为，英国将立即给予波兰政府全力的支持。英国政府已经向波兰政府作出了保证。此外我还要补充一点，法国政府已经授权我作出明确说明，他们将在这一事件中与英国政府保持一致。”
这与其说是为了保卫波兰的安全，不如说是决定了它的命运。尽管首相告诉下议院，当天早上外务大臣已经与苏联大使伊凡？麦斯基（Ivan Maiskii）碰过面，试图平息事态，然而给予波兰的保证仍然引发了一系列直指乌克兰和俄罗斯南部麦田的军事行动，并造成了数百万人的死亡。
英国的目标是利用战争的威胁将德国困住，使其不敢对东部邻国采取任何攻击行动。实际上，正如希特勒马上就意识到的，他得到了一张王牌，不过打出这张牌需要极大的勇气：同共产主义苏联做交易。尽管对纳粹德国来说，苏联在所有方面都是一个难以对付的敌人，然而随着英国等国的突然介入，达成共识的机会来了。斯大林同样意识到了牌局的变化，他也有了一个机会，一个同样需要极大勇气才能抓住的机会：与希特勒达成协议。
无论从理论还是现实角度讲，这两个国家的结盟都让人觉得不可思议。1933年希特勒上台之后，德国与苏联的关系迅速恶化，两国都展开了恶毒的宣传活动，将对方丑化为残忍和危险的魔鬼。两国之间的贸易也几乎中断：1932年，苏联50％的进口货物都来自德国，而六年后这一数字下降到了不足5％。不过，两国最终还是找到了一些共同点：那就是消灭夹在两国之间的波兰。
1939年的春天是个外交活动频繁的季节。苏联驻柏林的临时代办与德国首席东欧问题专家会面，为改善两国关系打基础，并寻找可能的合作领域，包括重启贸易。很快，谈判就转往了莫斯科，由德国大使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Vyacheslav Molotov）继续进行商讨。后者的前任是马克西姆？利特维诺夫（Maxim Litvinov），因其犹太背景不利于与反犹的德国政府打交道，故而被刚刚解职。温斯顿？丘吉尔写道：“作为一名杰出的犹太人，利特维诺夫成为了德国人仇恨的对象。他就像一个破工具一样被丢在一边，从世界舞台跌落至无人问津的境地，收入微薄且受到监视。”
到了夏天，德国外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已经能够向莫斯科传递消息，并解释说，正是因为国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完全不同，因此“两国之间没有理由相互敌视”。他建议，如果双方有协商的意愿，两国恢复邦交并不是不可能。问题的核心在于波兰，德国和苏联的合作取决于能否就肢解和分割波兰达成协议。
这一问题由斯大林本人提出。自革命以来，波兰就一直是苏联的眼中钉。首先是因为《凡尔赛和约》将1914年之前属于俄罗斯的一片土地划分给了波兰；另一个原因是在1917年之后的几年里，布尔什维克在彻底夺取政权的过程中曾受到过波兰军事行动的威胁。在30年代苏联清洗运动中，对波兰间谍的担忧成了当时的普遍心态。数百万人在清洗运动中遭到逮捕，有数十万人被处决。大概在与德国开启谈判的两年前，斯大林亲自签署了“清除波兰军事组织间谍网络”的命令，这又导致了数万人被逮捕，其中超过五分之四的人被枪决。对于与德国合作一同对付波兰，斯大林显得非常积极。
事情进展得很快。在斯大林答复同意签署协定两天后，两架福克—沃尔夫秃鹰（Focke…Wulf Condor）战斗机在莫斯科降落。苏联仪仗队列队欢迎，两排旗帜在风中飘扬：一排是代表着城市工人阶级和农民的镰刀斧头图案，这显然是共产主义的象征；另外一排是由希特勒本人设计的第三帝国的旗帜。他在《我的奋斗》（Mein Kampf）中这样解释道：“红色象征我们（国家社会主义）的社会意义，白色象征民族主义思想，‘卐’则象征为雅利安人的胜利而斗争的使命。”这是20世纪最奇异和最意想不到的场景之一，当德国人走下舷梯时，代表着共产主义和法西斯主义的旗帜一齐飘扬。德国代表团由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率领，他的一位老师曾认为他是“班上最笨的学生，自负而固执”，然而现在他受命在两个敌国之间协调并达成协议。
在进入克里姆林宫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会面时，里宾特洛甫表达了他对两国友好关系的期盼。他说道：“除了和平与贸易之外，德国对苏联别无他求。”斯大林的答复一如既往地直接：“许多年来，我们一直向对方的头上泼狗屎，我们的宣传机构乐此不疲。如今我们却突然要让我们的人民相信所有这些都已经过去了，可能吗？事情不会那么快。”
然而实际上，事情确实很快。两国在几个小时之内就达成了协议的基本框架，其中包括一个公开的协议文本以及一个秘密附属议定书，规定了双方在波罗的海沿岸以及波兰的势力范围，并划定了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允许双方在各自地盘上肆意行事。斯大林非常满意，在次日凌晨叫了一瓶伏特加来庆祝。他用德语说：“我知道德国人有多么爱戴他们的元首，我要为他的健康干杯。”几轮干杯之后，莫洛托夫几乎不能抑制他的兴奋之情，他眉开眼笑地说道：“我们伟大的斯大林同志开启了这一特别的政治关系，为他的健康干杯！”
第二天，斯大林与政治局高层一起，在他莫斯科郊外的别墅中举行了一场射鸭子活动。他说道：“毫无疑问，这完全是糊弄人的把戏，就看谁能骗了谁。我知道希特勒要干什么。他以为他比我聪明，但上当的是他。”当然，希特勒也是这么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