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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苏联的政治触手不断延伸，这让华盛顿非常焦虑。1971年，莫斯科与印度签署了一项为期25年的和平、友好及合作协议，苏联将向印度提供一系列经济、技术和军事援助。当达乌德和他的左翼支持者在1973年靠着政变上台后，阿富汗的局势也开始急转直下。众多伊斯兰政要或被迫或主动地逃离了这个新政权。他们在巴基斯坦找到了欢迎他们的家园，特别是在奎达周围所谓的部落区。他们在那里得到了佐勒菲卡尔？阿里？布托（Zulfiqar Ali Bhutto）政府的积极扶植，后者将这些人视为破坏阿富汗新政权的工具，以及让自己获得本国宗教人士认可的捷径。
随着位于地中海和喜马拉雅山之间的人们奋力掌握自身的未来，一个新的世界秩序正在从扑朔迷离的局势中应运而出。萨达姆？侯赛因后来常常说，当1972年伊拉克完成了石油工业的国有化并掌握了自身的命运之后，这个国家才真正获得了独立。西方人对当地人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萨达姆宣称：“外国统治和异族剥削”的时代“结束了”。
摆脱外国强权运动的背后动力是石油，它引发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且影响深远。新一轮的变化开始于一场由一位野心勃勃的利比亚年轻军官所领导的政变，这位军官在英国受训时曾经被指导他的英国教官形容为“活泼、勤奋，而且认真负责”。穆阿迈尔？卡扎菲（Mu？ammar Gaddafi），在刚刚夺取政权的20世纪70年代初，他要求大幅提高利比亚的石油收入（当时利比亚的石油占到了欧洲进口总量的30％）。“兄弟们，”他向他的同胞宣告，“革命不会让利比亚人贫困，因为我们拥有着巨大的石油财富。当我们住在茅屋和帐篷里时，外国人却住在宫殿里。”卡扎菲继续说道，别的国家已经将人送到了月球上，而利比亚人却被剥削得连水和电都没有。
新政权坚持要求合理的石油价格，这让当地的一些西方石油公司气急败坏。但是当发现石油国有化不是可能而是必然会发生时，它们很快就屈服了。看到利比亚领导人能够强制重新议价，其他石油国家也开始蠢蠢欲动：石油输出国组织在几周之后就以减少产量相威胁，迫使西方石油公司答应提高其成员国的收益。用壳牌公司主管的话说就是，“雪崩”开始了。
事件造成了惊人的结果：在之后的三年内，石油的价格翻了两番，这给石油需求和消费都快速增长的欧洲和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压力；与此同时，石油生产国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现金收入。在之后的数十年中，诺克斯？达西的石油勘探特许权协议被重新商定，虽然进展缓慢但却卓有成效，新的条款有利于伊朗。而位于亚洲心脏地带和波斯湾地区的国家几乎立刻就看到了回报的稳定增长。20世纪70年代所发生的事代表着利益分配比例的重大转变。十年间，伊朗政府的收入增长了30倍；而邻国伊拉克的增幅更是达到了惊人的50倍，在1972年至1980年间从5。75亿美元增加到260亿美元。
人们固然在抱怨“西方工业化国家对石油这一能源资源太过依赖”，正如一位美国高级官员在1973年为国务院准备的一份报告中所说的。然而，权力和财富向跨越亚洲屋脊国家的转移是不可避免的，伊斯兰国家的国力必定会随着野心的膨胀而增强。
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表现，是这些国家再次试图清除中东地区外部势力的代表：以色列。1973年10月，叙利亚和埃及军队发起了以先知穆罕默德时代夺取了圣城麦加的战役命名的“白德尔行动”（Operation Badr）。此次进攻不仅出乎以色列人的意料，连两个超级大国都大吃一惊。就在进攻开始前的几小时，一份中情局报告还言之凿凿地说道：“我们认为这两个国家发动针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的可能性很低”，尽管我们知道埃及和叙利亚的军队正在边境集结。该报告对此的解释是，他们正在进行训练，或者是“害怕以色列（可能会采取的）攻击行为”。有人认为克格勃似乎有可能被告知这一行动的计划，但其实在一年前，全体苏联观察员就已经被赶出埃及。这说明后者的复仇决心是多么的强烈，他们的行动绝不仅仅是冷战的一部分。事实上，苏联之前一直在积极地试图平息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并寻求该地区的“军事缓和”。
这场冲突震惊了全世界。美国将军事戒备状态提升至三级，这比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刻都高，意味着他们能够随时发射核武器。苏联的策略则是维持现状：他们一方面要求幕后的埃及总统萨达特（Sadat）下令停火；一方面让苏联外交部长、一位经验老到的政坛常青树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出面，亲自向尼克松总统及其新任命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施压，以期共同阻止这场战争，否则一旦战火蔓延，“真正的灾难”就来了。
这场战争发生在犹太人的宗教节日“赎罪日”，因此也被称作“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其真正的意义不在于让华盛顿和莫斯科尝试合作，甚至也不在于以色列的反败为胜（在被击溃几个小时之后，以色列军队出人意料地粉碎了入侵军队，并向大马士革和开罗挺进，造就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逆转之一）。事实上，这场战争最值得注意的地方是阿拉伯世界联合行动的方式：简直就像是一个有实无名的哈里发帝国。其背后的主谋是拥有麦加的沙特阿拉伯人，他们不仅公开威胁要将石油作为武器，并且也如此做了：石油产量的剧减，加上政局的不稳定，使得油价迅速上涨，每桶油的价格几乎在一夜之间就涨了三倍。
看到美国境内的加油站前面排起长龙，国务卿基辛格指责这一行为是威胁到发达国家稳定的“政治讹诈”。该事件引发的震荡足以促使美国就确立新的战略展开探讨，以减少甚至完全摆脱对中东石油的依赖。1973年11月7日，尼克松总统在黄金时段发表了一场全国性的电视演说，宣布了一系列措施，以应对“近年来，我们的能源需求已经超出了供应能力”这一令人不快的事实。因此，总统郑重要求：发电厂不再使用石油，而是改用煤炭这一“我们最丰富的资源”；对航空燃料的限制立即生效；“除非情况紧急”，联邦政府所属车辆的时速不得超过50英里。“为了确保整个冬天有足够的石油，”尼克松继续说道，“我们所有人可能要在较低的温度下工作和生活。我们必须要求每个家庭至少将空调的温度降低6℉，这样我们才能实现全国的白天平均室内温度控制在68℉。”似乎是作为安慰，总统又补充道，“我的医生对我说……在这一温度下生活，你会更加健康。”
“现在，你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想知道，”他接着说道，“我们是否正在退回到过去的时代。煤气限量、石油短缺、车辆限速——所有这些听起来就像是我们那随着格伦？米勒（Glenn Miller）和40年代战争一道被抛弃的生活方式。但事实上，我们当前的问题根源仍然是战争——中东的战争。”尼克松称，我们还需要制订“一个国家目标”、一个积极进取的计划，使美国能够满足于“自身的能源需求，而无须依赖任何的国外能源供应”。受到载人登月的“阿波罗计划”以及为西方世界研制出核武器从而使其有能力摧毁世界的“曼哈顿计划”的鼓舞，这一计划被命名为“自主计划”（Project Independence）。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但它也强烈地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现在它必须寻找替代品并减少对中东石油的依赖。
这一转变还造成了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附带作用。为了减少石油消耗，高速公路的车速被限制在每小时55英里以下，这不仅节省了每天15万多桶的石油，而且还大幅度降低了全国交通事故的数量。美国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的统计显示，仅在1973年12月，限速令的实施就直接让车祸死亡率降低了15％。犹他、伊利诺伊、肯塔基和加利福尼亚等州的研究表明，限制车速对挽救生命有着显著的作用。
减少能源使用的重要性促使美国建筑师开始设计可以使能源再利用的建筑物。这还是电动汽车研发的分水岭，一些稳定、高效的系统被研发出来，其中包括水溶电解质、固体电池和熔盐电池，这些为数十年后市场巨大的混合动力汽车提供了技术基础。能源成为了引人关注的政治话题，美国佐治亚州州长——并且很快将成为总统候选人——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更是强烈呼吁确立“全面长期的国家能源政策”。国会同意大力投资太阳能，同时对核工业的态度也逐渐积极起来，后者被认为在技术上是安全可行的，而且是一个很好的解决能源问题的办法。
由于中东地区的石油价格高涨，人们开始转而勘探一些以前被视为不可能或代价过高的产油地区，如北海和墨西哥湾。近海石油的发展带来了深水平台钻井技术的飞速进步，以及对基础设施、石油管线、钻塔和劳动力的大量投资。
然而这些都不是立竿见影的办法。它们都需要研究和投资，而且更重要的是，它们都需要时间。正如尼克松总统在1973年6月份的一份备忘录里要求的那样，关掉政府大楼的空调、允许“（政府）雇员在穿着上适当放宽标准”、提倡拼车等，这些方法都很好，但却不可能解决根本问题。同时，中东的石油生产国也在继续趁火打劫。对石油供应的不确定性引发了市场恐慌，石油输出国组织里的伊斯兰国家则将石油作为沙特国王所说的“战场上的武器”，这些都导致了石油价格的飙升几乎失控。在1973年下半年的6个月里，石油的挂牌价从每桶2。9美元涨到了11。65美元。
虽然赎罪日战争在经过三周的激烈战斗后结束了，但局势已经不可逆转了。西方国家的资金开始大量涌入中东地区：仅仅用了五年时间，石油生产国的总收入就从1972年的230亿美元增长到了1400亿美元。随着城市的繁荣，该地区出现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大量资金被用于修建铁路、学校和医院；巴格达还修建了一座新机场、一栋纪念性建筑物，甚至一个由勒？柯布西耶（Le Corbusier）设计的体育场。这些变化是如此的巨大，以至于一位日本建筑杂志记者将伊拉克首都的转变与19世纪奥斯曼男爵（Baron Haussmann）主导下的巴黎重建相媲美。可以想见，这为当权者提供了宝贵的政治资本：波斯湾地区的统治者可以得意地宣称，当下的繁荣要归功于他们的个人能力。
然而，当流入这一世界心脏地区的资金从小溪变为洪流时，统治阶层的野心也开始更加膨胀了。尽管可以将这些钱以传统独裁的方式为民众提供面包和马戏，但是由于可支配的数额实在是太巨大了，以至于这些统治者无法割爱与他人分享。这导致了多元民主发展的明显放缓，取而代之的是小团体统治的强化，其统治成员要么是像在阿拉伯半岛和伊朗那样与统治者或统治者家族有血缘关系，要么是像在伊拉克和叙利亚那样拥有同样的政治理念。当工业化国家正积极打破阶级边界以促进社会流动性，并极力宣扬自由民主的价值观时，这里却倒退成了王朝统治。
石油国——其中大部分位于波斯湾沿岸——的财富积累，是以发达国家经济的长期衰退为代价的。西方被经济萧条和停滞压弯了腰，而石油输出国组织的成员国则国库充盈。正如18世纪全盛时期的英国一样，这些中东国家可以随意挥霍金钱。20世纪70年代是富饶的十年：伊朗航空公司购入了协和式飞机（Concorde）；随着立体声音响和电视等奢侈品的进口量猛增，观众人数也从1970年的刚过200万人增加到了4年后的1500万人。钱花起来没有节制。
正如中世纪早期的欧洲对东方的精美织物、香料和奢侈品趋之若鹜一样，如今的西方也对石油同样渴求，但问题是用什么来支付这一价格高昂的必需品。一千年前，为了筹集这些交易的资金，西方将奴隶卖给伊斯兰国家；现在，为了购买石油，人们想出了更为阴暗的交易：武器及核技术销售。
各国政府积极游说国有企业或支持政府的企业对外销售武器，后者是主要的雇主和纳税者。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整个中东地区的武器进口超过了全球份额的50％。仅在伊朗，国防开支在1978年前的6年间就增长了差不多10倍，其中美国公司得到的订单总价约为200亿美元。同期，伊朗的全部军事开支估计超过了540亿美元，几乎占到该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6％。
谈及购买武器，伊朗国王举双手赞成。他痴迷于飞机、导弹和大炮，还曾经向英国驻伊朗大使请教：“奇伏（Chieftain）坦克的马力是多少？”这让大使难以回答。从苏联到法国，从东德到英国，所有卖家都想分一杯羹。伊朗拥有着似乎无限的金钱，问题只在于购买谁家的地对空导弹系统、哪国的反坦克装置和战斗机，以及哪个中间人值得信任，以便局外人在这个陌生的圈子里能够顺利地完成交易。
在伊拉克，用于军事装备上的开支在1975年至1980年间增长了6倍，几乎占到国家预算的40％。很少有人担心伊朗与伊拉克之间的地区性军备竞赛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或者不断增长的武器开支将使这两个国家走到怎样的危险地步。相反，只要有需求，只要有资金，中东和波斯湾地区国家大规模购买武器的道路就会畅通无阻。伊朗买进越多的奇伏坦克，以色列买进越多的幻影飞机，叙利亚买进越多的米格…21和米格…23战斗机，伊拉克买进越多的苏制T…72坦克，沙特阿拉伯买进越多的美式F…5战斗机，对英国、法国、苏联和美国的经济就越有好处。
在核武器问题上也是如此。在21世纪初，像伊朗、伊拉克这样的国家，发展任何形式核力量的打算都会引起国际上的谴责和怀疑。核问题已经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密不可分。伊拉克的核潜力，以及国际原子能机构观察员无法核查可能的或已知的核设备、实验室和离心机的事实，甚至成为了美国2003年入侵伊拉克并推翻萨达姆统治的根本借口。
伊朗显而易见的发展核力量的决心，以及其处理放射性物质的能力，也引发了同样的问题。“我们不能让政治和谎言遮蔽现实，”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2013年冬天说道，“（奥巴马总统）一直有决心，而且清楚地表示，他在必要的时候将准备用武力来解决伊朗的核武器问题，他已经部署了所需的部队和武器。”对于地球及全球安全来说，想要研制核武器这一想法本身就是危险的。时任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在2005年时说道：“伊朗人坐拥储量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他们还需要核能来发电。”亨利？基辛格对此表示同意：“对于像伊朗这样的主要产油国而言，使用核能是种资源浪费。”
然而在数十年前，这些人与美国政府对此事的看法却全然不同。事实上，伊朗和伊拉克之所以能够获取核资源，要感谢美国的积极支持。当时，艾森豪威尔政府提出了一个名为“为了和平的原子能”（Atoms for Peace，现在看上去这个名字着实滑稽）的计划，目的在于使美国得以加入一个“国际原子能组织”，同时让一些好友政府获得用于非军事用途的4万千克铀…235。
在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作为共同对抗苏联阵营的回报，分享核技术、设备和原料一直都是美国外交政策的一项基本内容。随着苏联人涉足亚洲和波斯湾地区，美国急需加强伊朗国王对自己的支持，他看起来像是该地区唯一可靠的领导人——即便也有一些人不这么认为：一位著名的沙特人曾经提醒美国驻利雅得（Riyadh）大使说，伊朗国王是个“反复无常的自大狂”，如果华盛顿没有认识到这一点，那么“美国的观察力一定出了问题。”
尽管一些心存怀疑的人提出警告说不要对伊朗人“百依百顺”，但苏联势力在该地区的扩张还是促使其他人——尤其是基辛格——认为，对伊朗国王的支持力度应该加强。因此，当国王在70年代中期访问华盛顿时，基辛格在为总统准备的外交照会上强调美国明确支持伊朗国王的重要性，并称其为“一个有着非凡能力和见识的人”，尽管这样的赞誉无法掩盖伊朗政府腐败和无能的顽固程度。
为了支持伊朗破坏邻国伊拉克稳定的计划，美国人甚至不惜挑起库尔德人（Kurd）的暴乱，从而酿成了一场悲剧。在扑灭一次暴动之后，伊拉克政府对北部库尔德少数民族展开了残酷的报复行动。但是，当伊朗与伊拉克就长期以来的领土边界问题达成协议后，曾经鼓动起义的美国现在退到一边，坐视库尔德人被牺牲掉。负责调查70年代美国秘密外交政策的派克委员会（Pike mitte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