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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也是错误的。”汉斯说。
“我同意你的说法。”阿弗纳说。“但是想一想：为什么阿尔—契尔在名单上？难道是因为伊弗里姆不喜欢他眼睛的颜色？
他之所以在名单上，是因为一点。只有这一点。他是俄方中间集结待运区域的联系人，即塞浦路斯的联系人。对不对？现在这个新的联系人是穆扎斯。所以我们说什么？我们说，如果阿尔—契尔组织了一次对海法的大规模袭击活动，我们就阻止他，但如果穆扎斯干了同样的事情，我们不理不睬？阿尔—契尔不能干，难道就欢迎穆扎斯于？
“名单只不过是一张纸。那些名字之所以在上面是有理由的。我们是跟着纸走还是跟着自己的判断走呢？好好想想吧。”
阿弗纳的观点不是抽象的，而是以色列的传统。无论在哪里——在集体农场和部队也好，在“穆萨德”也好——强调的都是每个人都要有自己的想法，不要循规蹈矩，要发挥创新精神，要思考。但这并不意味着置上级的命令于不顾，或者把规定骂得一钱不值。而是说：规定不是一切。注意规定后面的理由，如果文字与一项规定的精神相抵触——如果你确信有抵触的话——那就跟着精神走。你是人，不是机器。
但在操作中，没有这么简单。
“在作出决定之前，”卡尔说。“你可以这样想一下。如果你把穆扎斯干掉了，行，你是个英雄；如果你不管他，你还是个英雄；如果你动了他，又没有干掉他，你就是笨蛋一个。”
“那就是二比一的几率。”汉斯补充道。“什么也不干，还是英雄。”
这番话足以把斯蒂夫也煽动起来站到阿弗纳的一边。“你们这些人说的话，”他对汉斯和卡尔说。“让我非常恶心。你们都是四十岁的人了，怎么能这样呢？你们所有的想法就是给自己遮羞。”
卡尔和汉斯被说服了。事实上，他们宁愿被说服。但卡尔还是建议先跟伊弗里姆核实一下——即使有充足的理由。毕竟这已超出名单的范围，是一个大的改变——但很显然没时间这样做了。要去日内瓦的保险箱两趟，中间还要等五六天。
“我们这样，”阿弗纳作出了决定。“卡尔和斯蒂夫明天出发前往贝鲁特。汉斯、罗伯特和我确保六号之前干掉库拜斯。然后我立即和卡尔、斯蒂夫会合，罗伯特和汉斯去雅典为突袭穆扎斯做准备。这件事不需要很长时间，也许一天就行了，然后来贝鲁特跟我们会合。
“贝鲁特结束时是9号，然后我们去雅典，全力以赴做这件事。”
后来，阿弗纳回忆1973年发生的这些事件时，承认之所以在几天之内同时在几个城市推动三次大行动，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即伊弗里姆在日内瓦对突击队此前所做事情的反应让他非常担心。虽然伊弗里姆没有说：你们怎么搞了这么久？虽然他没有说：你们以为自己在豪华旅游呢？但他们的行动似乎没有给伊弗里姆留下很深的印象，他的热情也不够。倒不是因为他们的主管领导应该像对待英雄一样地对待阿弗纳和卡尔——以色列人不会希望仅仅因为完成了一项危险的任务而受到英雄一样的对待。在这个国家，一半的人都在做危险的事情。在某种程度上，身为以色列人，本身就是一件危险的事情——但是伊弗里姆的态度那么模糊，那么低调，阿弗纳担心这是特拉维夫即将改变这次任务的信号。在家里的那些官僚机构中，在“穆萨德”，在内阁中，谁知道在哪里，有人会说，为什么？为什么我们这样做，让五个人满世界地跑了六个月，花去几百万？难道就为了除掉三个恐怖分子？愚蠢之极！
如果是这样的话，阿弗纳就永远不能变成那个荷兰小男孩了。相反他的名字就永远会和一项被取消的任务联系在一起，因为那是愚蠢的。“噢，”人们也许会说，“你说的就是那个白费了半天劲的人吗？我们让他半途而废的那个家伙吗？别的突击队员在贝鲁特比他们干得更好，只花了五个小时，开销只有他们的一半，而且也没有那么小题大做！”
也许伊弗里姆在日内瓦没有明确说出来，但他想表达的意思是：赶快，干得更漂亮一点。如果你们不能干得更漂亮一些，我们也许就只好忘记这件事了。
卡尔一定猜到阿弗纳的想法了。因为决定三次行动同时进行以后，他私下里对他说：“喂，你是对的，也许应该干，但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记住，如果你闯了祸，他们绝不会承认给你施加了压力。他们会说：‘什么，我们？我们从来没跟他说一个字。”’
路易斯指定的监视阿尔一库拜斯的支援队的协调人是一个年轻女人，年纪跟阿弗纳差不多。这是阿弗纳第一次见到一个女人不做监视员，不做家庭主妇，不做诱骗者，而干比这些更重要的协调人这个活。他当然知道，在每个收集情报的指挥层都有许多女人参与。而恐怖分子有时候也把女人当作卒子来使用。像雷拉·科哈尔德、瑞玛·埃萨·塔鲁斯或者特瑞斯·哈尔希这些人，都成了恶名昭著的人物。但是事有凑巧，阿弗纳以前从来没有跟一个职位较高的女人合作过。
凯瑟对她的工作很在行。她身材苗条，黑眼睛，黑短发。如果凯瑟不是刻意让自己看起来那么邋遢的话，她实际上是很漂亮的。很显然她受过良好的教育，法语和英语说得跟本国人无异——阿弗纳觉得她出生在魁北克，而对于一个出身于中产阶级家庭的魁北克人来说，会说法语和英语并不是一件不寻常的事。跟许多法裔加拿大学生一样，凯瑟很可能参加过20世纪60年代的魁解阵线——魁北克解放阵线——刚开始也许仅仅是个同情者。她从那里一毕业，就跟托尼或路易斯一样，“过了”空谈政治的“阶段”。让阿弗纳好奇的是，他不知道凯瑟的政治观点是什么，或者她还有没有政治观点，还有没有别的女人想做凯瑟正在做的事情？对于男人阿弗纳就想不到这样的问题。因为男人有谋生的义务，有干一番事业的义务，所以最奇怪的职业都有人去干（阿弗纳总觉得自己“掉进”特工这一行也是这样的）。但如果一个女人所从事的工作非同寻常，那很可能是她自己特意选择的。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为什么凯瑟选择这一行呢？
然而，她无法让阿弗纳洞见这一切。她反应敏捷，值得信赖，彬彬有礼，笑声从容，对从事秘密工作的人经常表现出老式的同志般的热情。握手的时候，她有一个站直身体略欠身子的习惯，就像过去学校里的普鲁士军官。凯瑟对英国人的态度也很悲观，跟“爸爸”一样。她的这种态度表现在窃窃私语和偶尔的谈话之中。比如，当话题转到英国驻乌拉圭大使曾在杜派马鲁分子的“人民监狱”里待了八个月时，她的脸上会清清楚楚地浮现出笑容。
凯瑟对普遍意义上的“爱国”有某种偏爱。对她来说，为了国家进行肉搏战的人，即使碰巧互相打起来了，就像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那样，也是爱国的。阿弗纳能够了解到的她的感情方面的东西就这些。对于其他的人，她似乎只有轻蔑。她习惯叫他们“傻瓜”。
“他不难跟踪，”说到巴希尔·阿尔一库拜斯时她对阿弗纳说。“因为十点左右他总在那条洛亚尔街上走，那时候周围没有多少傻瓜。”
确实，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是个生活有规律的人，并不难跟踪。他是伊拉克法学教授，曾经在贝鲁特的美国大学里做过讲师。（按照“穆萨德”获得的情报）到1973年春天，他一直负责为解放阵线提供物资和武器，是个高效的组织者。“集团”轻而易举地就搞清楚了这些。3月9日，他第一次抵达巴黎时，在机场跟一个漂亮的地面女服务员有过一次谈话。“你知道，我不是个富有的阿拉伯人。”阿尔一库拜斯明确无误地告诉那个女孩。“我只是个旅游者，一个简简单单的旅游者。我要的是一家便宜的旅馆。”那个地面女服务员因为也在“爸爸”支付工资的名单上，因而每月不多的收入有所增加。她给他推荐了市中心的几家便宜的旅馆，然后（因为她不知道库拜斯是谁）例行公事地把这个插曲报告给了“集团”中的联系人。从这里人手，凯瑟的监视员只查了她提到的三四家旅馆就发现了阿尔—库拜斯。
阿尔—库拜斯的旅馆位于八区的一条狭窄的拉卡德街上。拉卡德街位于玛勒舍伯斯大道和奥斯曼大道之间。从巴黎最壮观的玛德莱娜教堂所在的洛亚尔街的顶头走过去不用一分钟。这里正好是一个“Y”字形的中心。洛亚尔街是“Y”的颈部，通向协和广场，“Y”左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勒舍伯斯，通向差不多同样壮观的圣奥古斯丁教堂。右边的这个分支是玛德莱娜大街，通向巴黎剧院。
阿尔—库拜斯白天要么在小饭馆度过，要么在左右岸的路边小咖啡馆里度过，二者各占一半时间。早上他经常在圣杰曼大道附近与联系人见面，而在晚上喜欢把约会地点定在蒙马特郊区街或者香榭丽舍大街上。如果晚上在蒙马特约会之后，他会沿着意大利大道和卡皮欣大道，经过巴黎剧院溜达回来。（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他走的这段路，几乎经过汉斯、罗伯特和阿弗纳的安全屋的前门。）如果约会地点在香榭丽舍大街上，阿尔—库拜斯要么从玛丽尼大道，经爱丽舍宫，在圣宝莱郊区街右转，或者沿着加百利大道，经过美国大使馆和优美的气隆酒店，到达协和广场。两条路最终都会让他走到洛亚尔街——到达洛亚尔街时，要么在世界知名的马克西姆饭店的下面，要么正好在它的上面——从那里再走五分钟，经过玛德莱娜大教堂，就平安到家了。
4月6日晚上，巴希尔·阿尔—库拜斯博士选择了后面那条路线。
阿尔—库拜斯是个小心谨慎的人——也许他已感到了危险——时不时地转身，看看是否有人跟踪。然而，他走在香榭丽舍大街上时，是不可能注意到巴黎的车流中两辆截然不同的车子在他身边来回经过的。在加百利大道上，凯瑟的监视员不再跟踪他。没必要惊动一个行踪业已掌握的目标。
阿弗纳、罗伯特和汉斯正在他们的安全屋里等电话——安全屋离卡皮欣大道不远，靠近“Y”字形右分支的顶端——告诉他们目标已靠近洛亚尔街。他们要在“Y”字形的中心靠近玛德莱娜的地方，盯上阿尔—库拜斯，然后跟着他，沿着“Y”字形左分支朝他的旅店走。
十点刚过，电话来了。
这时阿尔一库拜斯正走在安静的加百利街，除了保卫美国大使馆的巴黎警察之外，没有人监视他。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库拜斯才选择了这条空无一人的街道：在装备精良的警察总队队员的注视之下，没有人会袭击他。在这之前或之后，他觉得路上有那么密集的行人，足以对他起到保护作用。只是在从洛亚尔街的顶端到他旅馆的一小段路，他才是一个人。
凯瑟的第一辆监视车绕过协和广场上方尖形的纪念碑之后，发现阿尔一库拜斯已经上了洛亚尔街。车子没有停，甚至没有减速，开到宽阔优美的商业街之后，转右上了玛德莱娜大道。这时车灯闪了一下，是给正朝相反方向快速行驶的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发出的警报。
第二辆车——凯瑟坐在司机旁边——以较慢的速度跟在阿尔一库拜斯后面。当他差不多走到洛亚尔街的顶端时，车子超过了他，但没有转右，而是绕过教堂，停在远处玛德莱娜街与一条很小的名叫沙佛拉加尔德街的拐角处。车子靠路边停在一家大型室内“巴黎停车与维修厂”前面。把车灯关掉，让引擎空转着。
当阿尔一库拜斯穿过玛勒舍伯斯大道时，阿弗纳和汉斯也横过洛亚尔街的顶端——从“Y”字形的右分支到左分支——大约在他后面一百码的位置，而罗伯特又在他们后面五十步的位置。由于那个阿拉伯人步履轻快，要在一两个街区赶上他而又不暴露想追上他的意图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但要是离得远就会太迟，因为他们在第三和第四个街区之间时，阿尔一库拜斯就已经到旅馆了。
宽阔的大街上几乎没有人，连车子都很少。从阿尔一库拜斯到达对面后朝回看的情形来看，他好像是个容易受惊吓的人。阿弗纳想，如果他决定突然跑起来，他们也许就根本追不上他了。再走短短的一个街区，他就到了拉卡德街。他在那里转右之后，走过一个更短的街区就到了玛德莱娜街，从那里只有一个街区多一点了。一旦阿尔—库拜斯在沙佛·拉加尔德街过了红绿灯路口，他们很可能就追不上他了。
阿弗纳和汉斯企图加快步伐而表面上看起来步伐又没有加快，这不容易做到。如果他们把距离缩短了一半，而他又还没有开始跑，那他就来得及了，解放阵线的这位军需官显然没有忘记被跟踪的事情。他这时也加快了步伐，开始回头看阿弗纳和汉斯，但他还没有跑。阿弗纳这时希望他的目标是个勇敢、镇定的人。
不幸的是，阿尔—库拜斯确实很勇敢。他上了拉卡德街还没开始跑，经过花店、优雅的“莲花”香烟店和玛德莱娜街转角处的“佩福尔”小旅店时，他还没有跑。他只是越走越快，又吲头看了一眼，阿弗纳和汉斯彻底放弃了闲逛的伪装，这时离他只有不到三十码了。罗伯特在这条狭窄街道的另一边，以更慢的速度跟在他们后面。阿弗纳和汉斯知道罗伯特会确保他们身后的安全，因此只是全神贯注地盯着目标。
即使阿尔—库拜斯不跑，如果他决定在沙佛·拉加尔德街拐角处红灯亮的时候不停的话，阿弗纳和汉斯还是无法及时追上他。然而，对一个知道自己被跟踪的人来说，这个行为太奇怪了。在街上没有一辆车的情况下，阿尔—库拜斯却在路边停了下来，他看着自动交通信号，在“玛德莱娜药店”前面犹豫不决。
阿弗纳和汉斯分别从他两边走过去，跨过路边的镶边石站在街道上。他们这样做，是希望能够面对他，确保没有跟错人，而且他们两个人都讨厌从后面开枪。
几秒钟之前，阿弗纳向上看了一眼，看看是否有人在从窗户里看。让他感到满意的是，他们头顶上有几个凉篷，正好挡住了视线。只剩下拉卡德街对面的窗户。但他们被看见的可能性一半已经不存在了。零风险无论如何是不存在的，但也好过什么遮挡都没有。在大街上向一个人开枪，任何风险都不存在的办法没有。
“准备。”汉斯用希伯来语说。刹那间他们两个人同时转身，面对阿尔一库拜斯，左手抬起来画了一道弧线，准备拉回贝雷塔枪上的滑套。阿尔—库拜斯盯着他们，双眼圆睁，说：“不！不！不！”接着又用英语重复这个阿拉伯词语：“不！不！”阿弗纳和汉斯从他身边走过的时候，阿尔—库拜斯也一定离开了路边。这时他设法向后退却，他的脚后跟踩在人行道边缘，开始向后倒去，手臂在空中使劲挥舞着。由于某种原因，一个念头闪过阿弗纳脑际，如果他们没有打中他，子弹就会打碎“玛德莱娜药店”又大又厚的玻璃窗。他不想损坏窗户，于是微微调整了一下手枪的角度，乘阿尔一库拜斯倒下而又没有倒在人行道上之前，压出了两发子弹。他又扣了两次扳机，接着又是两次。他几乎没有意识到身旁汉斯的手枪以同样的节奏发出的“砰砰”声，但他从眼角的余光里瞥了一眼街道另一边的罗伯特。他在一辆车后面等着。
阿尔—库拜斯的身体躺在人行道上，头部几乎碰到了交通灯的柱子，双脚垂悬在镶边石上。除了肩膀在扭动之外，没有任何声响。接着，他就像一个挣扎着要站起来的人那样，抬起膝盖，侧起身。阿弗纳正要开枪，阿尔—库拜斯发出了一连串短促、尖锐、刺耳的声音，好像在清嗓子一样，紧接着，阿弗纳看见他的身体放松下来。第二天，巴黎新闻界称乔治·哈巴希博士的流浪大使死了。
阿弗纳抬起头来，首先看见的是黑暗之中一个闪着火光的烟头。在街道对面的一个门廊处，好像站着一个人，也许是两个，还有一个女孩，他们也许目睹了刚才发生的一切。
阿弗纳没有说一句话，开始沿着沙佛拉加尔德街朝玛德莱娜广场方向走。这时罗伯特也转身，阿弗纳知道他要沿着他们来时的路去玛德莱娜广场，这条路不经过阿尔一库拜斯尸体躺着的地方。汉斯跟在阿弗纳后面，他们都希望那几个人没有看见刚才发生的一切。
凯瑟在出售熏制品和腌制品的商店前的玛德莱娜广场上把他们三个人接到了车上。他们回到了安全屋之后直接去了机场。第二天，汉斯和罗伯特就到了雅典。
阿弗纳去了贝鲁特。
当时这些事件发展的速度容不得阿弗纳思考，后来回过头来想时他觉得，如果他有一点点考虑的时间的话，1973年4月1日至15日他所干的很多事情他都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