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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阿弗纳以为是吃了什么东西的缘故。
他很快发现，这种感觉是恐惧。他感到愤懑和羞愧。一想到其他人，卡尔、斯蒂夫、汉斯或者罗伯特会知道他害怕时，他就羞愧难当。对阿弗纳来说，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此了。为了克服这种情绪，他故意经常这样说：“伙计们，我害怕。”“伙计们，我很担心。”交替这样说。当然，这是部队里一种自夸的风格，是惟一许可的形式，通过强烈反对其反面来表明自己的勇气。但他一定做得太过分了。有一天，只剩下他和卡尔时，卡尔非常平静地对他说：
“我知道，我也非常担心。”
他说话的语气使阿弗纳再也不敢说自己害怕了。
“妈的，”他说，“你也害怕？我想知道为什么？”
但卡尔摇了摇头。他们再也没有谈过这个话题。
没过多久，阿弗纳就知道了答案。当时他在纽约跟肖莎娜待了一个星期之后回来。也许跟他发现的时候有关，不是直接的关系，而是间接的关系。
他们的团聚并不全是欢乐。肖莎娜在4月份的第一个星期搬进了阿弗纳在布鲁克林给她找的公寓里。她和女儿葛拉、小狗查理搬进去时，阿弗纳正在贝鲁特。她感到很孤独。她以前从来没有在以色列以外生活过，她也不知道阿弗纳在哪里，还要多久才能来美国。三个星期以后他来了。肖莎娜紧紧箍住他的脖子，箍得他有点疼了。如果阿弗纳觉得他们被迫过的这种日子肖莎娜以前觉得无所谓的话，那她这次拥抱就让他觉得不是那么回事了。
他们在床上度过了头两天。第三天早晨，他从梦中醒来。在梦里，有人正看着他。他睁开眼睛，看见肖莎娜正坐在床边看着他的脸。
“怎么了？”阿弗纳睡眼惺忪地问道。
“我不知道。”她回答道，语气非常严肃。“我的意思是，你的头发没有白，但……我不知道是怎么回事，你看起来老了十岁。”
他闻听此言，两天来几乎消失的恐惧又像拳头一样击打在他的胸口上。他什么也没说。后来刮胡子的时候，他不停地端详镜中的自己。肖莎娜是对的。他在过去七个月中老了好几岁，看起来像个三十四五岁的人了，而实际上只有二十六岁。
“喂，”他对镜子中的自己大声说。他从来不这样的。“看来你愚弄得了你的脑子，可你愚弄不了你的身体。”
“你说什么？”肖莎娜在卫生间外面问道。
“没什么。”
在那个星期剩下来的时间里，他开着租来的车，带着肖莎娜在纽约逛了一下，让她看看这座城市，别让她太陌生。他来纽约之前，她最远只走到了拐角处的杂货店。肖莎娜谁都不认识，交朋友不容易。他把她介绍给了自己的一两个熟人。她跟往常一样，从无怨言。一天下午，她在这套光线不好、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给孩子喂奶，他看见了，发现她是那样的孤独和脆弱。这使阿弗纳非常愧疚。“不会太久的。”他对她说。“我向你保证。”
她看着他笑了笑。这使他感觉更加不好。他能做的事情并不多。她似乎从葛拉身上得到了很大的乐趣。但在阿弗纳看来，葛拉仍然很丑，但随着慢慢长大，她变得比以前好看一点了。
后来，他飞回欧洲的时候，突然想到了自己恐瞑的原因。他、卡尔，以及其他人也许都想到了。为什么是七个月他们成功实施了五次暗杀行动（不包括贝鲁特那次）之后才感到恐瞑。原因非常合乎情理，非常简单。
他们开始意识到，组织一次袭击几乎不用费什么气力。有几个人，有一点钱，下一点点决心，就可以找到一个人，把他杀了，多容易啊！没有任何损失。难怪那些恐怖分子总能得逞的。不需要很长时间——绝对不需要很长时间——只需要一小会。只要够干掉四五个人的时间就行。
对他们轻而易举，对别人同样轻而易举。他们能这样毫不费力地把别人干掉，别人也可以毫不费力地把他们干掉。他们能买到恐怖分子的情报，为什么同样有钱的恐怖分子——他们的顾忌更少——搞不到他们的情报？为了干活，双方都会露出一些蛛丝马迹，双方都要跟一些人接触，这些人就是线人。只要一个线人就够。阿弗纳的突击队员随时都可能在街道的拐角处看见一支枪正对着自己。晚上关灯以后，他们的床也可能炸到天花板上去。毋庸置疑，也许有人在外面伺机除掉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呢。他们的害怕是有道理的。
这时发生了三件事情，尽管都是小事，但每发生一件事情都使他们的神经绷得更紧一点。一天晚上，在法兰克福，他们五个人一起去餐馆吃饭。（在法兰克福，他们不是在这套公寓里就是在那套公寓里吃饭，轮流买菜、做饭。）回来的路上，阿弗纳开车，五个人坐在一辆车上。他们走的是一条近路，要经过一个工地。突然，几盏强力照明灯照得他们什么也看不见，手提式扩音器里传来让他们停下来的命令。刹那之间，他们就被法兰克福警察团团围住——突击搜查毒品。很显然，一些毒品贩子准备把毒品放在工地上，阿弗纳的突击队中了他们的埋伏。几分钟后他们被释放了，警察一再道歉——他们的证件没问题，他们也没喝醉，车里也没有什么东西连累他们——即便如此，他们站在枪口前、伸开双手趴在阿弗纳的“欧普”车顶的那几秒钟里，都觉得自己的末日来了。他们都以为自己被德国安全机关逮住了。实际上，这是在执行这次任务期间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与西方当局遭遇。
另外两件事只发生在阿弗纳和卡尔身上，分别发生在两个星期天，地点是法兰克福的安全屋。两次都是上午十点左右。当时他们刚吃完早餐，还没来得及收拾桌子。第一件是这样的：门上响起敲门声时——这有点异常，因为来人应该在门厅按门铃——阿弗纳踮着脚，从窥视孔里看见走廊里站着两个穿戴整齐的陌生人。阿弗纳让卡尔在卧室门口埋伏好之后，就用钥匙去开门，同时用脚顶着门下面。
陌生人是邮件检查员，来检查邮件的被盗情况的，很显然是守门人让他们进来挨家挨户地询问是否丢失过邮件的。“多危险的工作啊。”卡尔把贝雷塔放起来，讽刺道。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天发生的事情更为突然，更加充满了暴力。阿弗纳和卡尔正在看报，他们二楼的窗户突然一声巨响，一个物体飞进了房间。他们立即趴在地上，双臂抱头，等着那颗手榴弹爆炸。几秒钟以后，他们才小心翼翼地抬起头来。地上满是玻璃，但没看见从窗户里飞进来的飞弹。
阿弗纳爬到墙外面，背贴着墙站起来，让自己能够慢慢地透过破碎的玻璃看看外面的情形。他看见一个黑人小孩。毫无疑问，这个小孩来自对面的美国人聚居区。此时他正仰着头看着他们的窗户，手里拿着一根棒球棍。“对不起，先生。”他看见阿弗纳后用英语大声说。“这是意外，请把球给我好吗？”
这之后一连两个晚上，阿弗纳都很难入睡。
同时他又是这样一种性格。那些可能会吓住别人的东西——诸如恐惧、对抗、困难和非难——只会鞭策他继续前行。他没有觉察到这一点，也没有想到过对它进行分析，他是属于那种为数不多的愈挫愈勇的人。他身上有些怪癖，就好像他脑子的线路接反了。如果有人恶作剧，把车子的油门和刹车调换一个位置，那他就是这样一部车子。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恐惧也许是一个最不能阻止他继续前进的东西。
他跟同伴们也许在很多方面不同——或者彼此不同——但很显然这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特征。
也许“穆萨德”的心理学家们确实了解这个行当。他们挑选的五个人都本能地试图通过进攻而不是退缩来摆脱那些让他们害怕的东西。大多数人都自然地逃离或躲避危险，而这几个人却背道而驰。
到5月份时，十一个恐怖分子当中只剩下四个了。关于阿里·哈桑·萨拉米的下落，他们一点线索都没有。名单上的二号人物阿布·达乌德，暂时囚禁在约旦监狱。十一号瓦地·哈达德博士似乎非常谨慎，从来不在中东和东欧国家露面。这些地方，突击队员是不让去的。
只剩下九号。九号是个经历丰富、非常有吸引力的阿尔及利亚人，名字叫穆罕默德·布迪亚。法国当局对他非常熟悉。1959年，他为阿尔及利亚解放阵线去蓄意破坏汽油库而被监禁。在某种意义上，布迪亚是个软目标。他没有公开自己与恐怖分子的关系。1973年，只有“穆萨德”和一两家情报组织怀疑他的组织“东方巴黎人”是“解放阵线”的掩护。作为阿尔及利亚独立后国家剧院的一位导演，他在戏剧圈子里和当时巴黎时髦的左翼社团中非常活跃。在布洛涅·比扬古尔巴黎西部剧院上演的戏剧都有政治寓意。有的戏剧还非常成功。在巴黎那些认识他的人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他参与过恐怖活动，跟他一起参与过恐怖活动的人就更少了。其中有几个女人非常喜欢这位英俊的阿尔及利亚人。
与此同时，跟他的前辈——有消息说是他的下级——汉姆沙里不一样的是，布迪业并不仅仅靠掩护来保护自己。众所周知，他的日程安排从不固定，从来不在同一个时间里在同一个地方出现两次。他喜欢在几个女友的公寓里打发晚上的时光——不过，斯蒂夫说，最后这个爱好也许跟安全没有任何关系。他在公共场合露面时，贴身保镖时常陪伴在侧。
因为他总在旅行，什么时候在巴黎，到了巴黎要待多久都很难确定。另外有消息说，1973年1月“穆萨德”巴鲁克·科亨死的那天，他在马德里。至少有一个人，人们怀疑他为了搞清楚布迪亚和他的组织——这个人是叙利亚记者汉尼·库达，他是不是在替“穆萨德”干活不得而知——是死于暴力的。
整个5月份，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都在追踪那个难以捉摸的恐怖头子，但一无所获。“集团”在巴黎也没有得到任何情报，阿弗纳决定再找找罗马的托尼。（布迪亚的活动之一就是破坏意大利的里迪雅斯特湾的跨阿尔卑斯山脉的输油管。这次行动造成十八人受伤，几百万元的损失。据说这次行动布迪亚亲自出马了，跟他一起的还有两个异性朋友，一个法国女人和一个罗得西亚女孩。按照路易斯的说法，给布迪亚卖炸药的那个希腊人和提供炸药在雅典炸死穆扎斯的是同一个人。）不管怎么样，因为布迪亚跟意大利有联系，阿弗纳认为，托尼作为“集团”的一个分部，认识的人也许比路易斯在巴黎的那些人更多。
但是托尼什么忙也帮不上。阿弗纳在罗马待了几天之后，决定给路易斯打电话。
“有什么消息吗？”他问道，渐渐把那个法国人当作朋友了。
“没有。”路易斯回答道。“你为什么不到这里来一下，有个人想见你？”
“最快什么时候？”阿弗纳问道。
“周末，”路易斯回答道。“你方便的话。”
现在才星期三。阿弗纳决定租一辆车开到巴黎。他喜欢坐飞机，也喜欢开车。让自己的安排每天都不同已经成为他的习惯。而且，开一两天车还可以让脑子休息休息。意大利和法国里维埃拉海岸地区，沿途风景优美，尤其是5月。如果经过瑞士的话，他可以到日内瓦的银行去一下。他可以看看个人的存折上这段时间又增加了多少。他并不看重这些钱，但最近几个月以来，阿弗纳开始考虑用这些钱来买些什么东西，尤其是给肖莎娜买些什么东西。他开始整天做白日梦——自古以来愧疚的丈夫都这样——想着给她买什么东西。比如，他在巴黎欧奇大道附近“丹麦店”的橱窗前，盯着一套厨具模型看了几个小时。那台高高的带制冰机的冰箱和那个自洁式烤箱确实不错。如果肖莎娜有这么一套厨具，即使在美国也不会丢人。
这是一段很长的路程，开车的时候，他尽量不去想任务的事。相反，他沉浸在对自己以前的旅行以及最近几年到过的国家的回忆之中。只要比较一下意大利和法国这两个国家的高速公路，就能了解这两个国家的很多东西。法国人绕山建起了一张漂亮的蜿蜒曲折的环山公路网，而意大利却硬是把这些山挖通，形成一个令人难受的隧道网。在热那亚至法国边境的高速公路上，大约有五十条隧道。
阿弗纳认为还有一个不同，就是各个民族融入自己的城市、环境和建筑的方式是不同的。比如，法国人看起来属于巴黎，而意大利却看不出来属于罗马。并不是阿弗纳反感意大利人——恰恰相反——而是那些富丽堂皇的楼宇与大街上人们的举止言行之间的反差给他的印象太深了。他想起小时候读过的一本书，讲的是印度某个地方，由于早期的文明，丛林中建起了一座漂亮的城市，如今这座城市已成为废墟，废墟里住的全是猴子。只是在那本书里猴子们不骑电动踏板车。
那犹太人呢？嗯，也有问题。当然，这只是阿弗纳的个人意见——这与他对以色列的热爱或者爱国情感无关——但自从孩提时代起，他在中东这个环境中就从来没有过哪怕是装出来的舒适之感。在阿弗纳看来，无论是“野客”，还是加里西亚人似乎都不适合这个环境。无论他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惟一适应这个地方的人来自阿拉伯国家，比如摩洛哥或也门。至少阿弗纳是这样认为的。这与悠久的历史或欧洲的以色列人建造了什么、在以色列有什么成就无关，尽管这些都是了不起的。阿拉伯人也无权把他们推入大海，谁要把犹太人推来推去，除非先把他杀死。但他仍然要说，很奇怪，他们不适合这个环境。这是他的看法，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以色列人，他有权这样说。
一旦哥萨克人、纳粹党和其他一些人把犹太人赶出欧洲，他们最终死在了哪里大概就没有什么区别了。欧洲也许适合他们，但他们住在那里就要遭到杀戮，每个世纪有一两次，最后一次差不多斩尽杀绝了。所以，如果欧洲人现在对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把他们的大城市当作战场感到不满意，那就太遗憾了。他们应该早点担心这个问题的。
阿弗纳这样想着的时候，已经到边境了。他看着那个倒霉的查验护照的官员，眼中充满了挑衅。
阿弗纳到了巴黎之后，给路易斯打了个电话。
“明天早上我来接你，”那个法国人说。“穿得体面一些，我们要去见‘爸爸’。”
阿弗纳很兴奋，但并不特别吃惊。就过去六个月来他们花的钱而言，那个“老人”完全有理由感到好奇。那些左翼和右翼分子以及其他一些秘密组织以前都可能是他的顾客，这些人一点都不穷——比如，在反对阿尔及利亚独立的戴高乐的反对派中，就有一些人非常有钱。尽管如此，或许没有一个组织在几个月之内花在“爸爸”身上的钱有阿弗纳的突击队花的多。很显然，这位曾经的法国反纳粹游击队员、如今的私掠船船长想看一看究竟。
对阿弗纳来说，他当然也非常感兴趣。
那栋房子位于巴黎南部的乡下。也许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但他们花了大约两个小时才到。黑色“雪铁龙”一上高速，路易斯就把一副盲人眼镜给他，说：“你不介意戴上这个，是不是？”黑色的眼镜完全挡住了阿弗纳的视线。也许谨慎的卡尔会拒绝，但阿弗纳觉得，一旦上了路易斯的车，他怎么样都能把他带进埋伏圈。阿弗纳绝对相信的第六感觉告诉他没有危险。
轻盈的“雪铁龙”转向二级公路，路易斯才让阿弗纳摘掉眼镜。法国的乡下，平静安宁，薄雾缭绕，四周青山环绕。在通向那座巨大的不规则房屋的车道上没有人把守。他们从车里出来时，一只毛发蓬松的牧羊犬非常友好地跳起来，流着口水在路易斯脸上舔着，然后又在阿弗纳脸上舔着。
“爸爸”在门口迎候他们。他脚穿拖鞋，无领的衬衣上套着一件深绿色的羊毛衫。（后来有一次在巴黎，阿弗纳看见他穿过一套老式的三件套西服。）“爸爸”六十出头，铁灰色的头发，鼻子很大。那双长满老人斑的大手十分有力。他身上的某些东西使阿弗纳想起自己的父亲，还使他想起戴夫，那个当过海军的美国手枪教练，虽然他们的长相看起来一点都不像。阿弗纳想，也许是因为他们都非常相信灵巧与力量。
也很可能是因为“爸爸”说话的方式。他的英语跟戴夫的希伯来语一样，说得支离破碎。阿弗纳对自己不能说法语感到抱歉，提议说德语，但老人拒绝了。
“不，先生，不，我说英语。为什么不说英语？我正在练习英语。整个世界都会说英语，是不是？”
阿弗纳心想，“爸爸”倒是毫不掩饰自己的烦恼。
但是，“爸爸”不喜欢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