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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先生，不，我说英语。为什么不说英语？我正在练习英语。整个世界都会说英语，是不是？”
阿弗纳心想，“爸爸”倒是毫不掩饰自己的烦恼。
但是，“爸爸”不喜欢英国人仅仅是表层原因，还有很多深层次的原因，但阿弗纳从来没有搞清楚——后来，阿弗纳又拜访过他一次——到底是什么原因。“爸爸”似乎不讨厌作为个体的人，但政客也许要除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话题一转到特定的人，“爸爸”就会赞许地点点头，说：“我认识，他人很好。”但谈到群体或政府时，算了吧。在“爸爸”看来，他们都是屎。
他把阿弗纳介绍给他的妻子。她大概是路易斯的母亲。但阿弗纳看不出来他们两个人之间有什么感情。虽然她实际上要比“爸爸”小几岁，但她看起来要比“爸爸”老。她一声不吭地进进出出，给他们上点心。她从不参加他们的谈话，也从不跟他们坐在一起。跟阿弗纳和“爸爸”待在房间里的人，除了路易斯之外，还有一个上了年纪的伯父。他言语很少，而且只说法语。不过，阿弗纳很快就发现了他的惊人之处。很显然，“爸爸”和路易斯是把他当作活电脑来使用的。无论什么时候问他，他都能面无表情、语调单调地把那些日期和数字说出来。阿弗纳决定试试他，就问路易斯自己还欠那个希腊人多少钱。那个希腊人替他干过监视别人的活。路易斯转向伯父，把这个问题翻译成法语。
那位老人毫不犹豫地说出了阿弗纳心里的那个数字。
这当然是一种比做记录更为稳妥的办法。阿弗纳对他的印象很深刻。不过，他也想，要是这位年逾古稀的伯父过世之后，“集团”该怎么办。
在整个谈话过程中，“爸爸”只直截了当地问了他一个问题。
“你是在给以色列干活，对不对？”
阿弗纳把曾经对路易斯说过的话又重复了一遍。他说他们是在收集恐怖分子的情报。“我以前给‘穆萨德’干活，”他补充道。“但现在不干了。”严格说来，这是事实。“我的伙伴们和我现在给美国的一家私人犹太组织干活。”
这是一句谎话，但不是没有道理，它正好与“爸爸”的世界观一致。据阿弗纳推测，这位法国老人的观点似乎是这样，即所有的国际破坏活动或情报收集活动的背后都存在着个人利益。只有上帝知道为什么“爸爸”得出这样的结论——这一点与他们在魁北克出生的组织者凯瑟非常相似——但这也许是个以己之腹度他人之心的问题。
阿弗纳对此不敢苟同。毫无疑问，确实有一些独裁者、石油酋长、富有的新纳粹分子或者古怪的浪漫革命的花花公子，到处给恐怖集团或恐怖活动提供资金，组建恐怖集团，组织恐怖活动。意大利那个有钱的出版商詹贾科莫·菲尔特里内利就是一个例子。一年前，即1972年春天，他穿着一件卡斯特罗式的夹克衫，企图破坏米兰附近的一些工业设施，结果把自己炸死了。但阿弗纳说，在国际恐怖活动或反恐怖活动中，这些人都只占很小一部分，跟偶尔出现的独自去暗杀国家领导人的狂人一样少。也许这里或那里有一些学生革命者或民族主义者自发的组织，但他们没有任何支持。在阿弗纳看来，那些较大的组织都是由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资助的。即使像菲尔特里内利这样的人，最终都是由他们资助的。要么资助金钱，要么给他们提供培训、证件或武器。
但这显然不是“爸爸”的观点。阿弗纳感到好奇的是，作为一个了解民间疾苦的法国人，一个对欧洲间谍活动的基本特征如此了解的人，得出的结论跟那些完全不了解间谍活动的写卡通片、好莱坞电影和流行小说作家一样。为什么“爸爸”会认为这一切都是某些神秘人物——商人或旧式贵族之类的人——在瑞士的城堡里密谋接管这个世界而干的？如果“爸爸”相信什么的话，他似乎就相信这个。他那圆滑世故的微笑跟凯瑟最喜欢的一句话异曲同工。“所有其他的解释都是骗傻瓜的。”
阿弗纳想，无论怎么样，他和他同伴们都是傻瓜。但如果“爸爸”喜欢美国的私人犹太组织的话，阿弗纳就打算不跟他争吵了。归根结底，到底谁说得清？阿弗纳当然说不清。尽管阿弗纳对“爸爸”关于世界的看法没有什么印象，但对别的方面却又印象深刻。这位法国抗德游击队员很显然对自己的生意很熟悉。他对于所有现实问题的评论都是准确的。更重要的是，他似乎都经历过。阿弗纳不想跟他作对。这次见面之后，他觉得只要“爸爸”站在他这边，他就是安全的。
这位老人陪他们向汽车走去时，他的动作强化了这一点。阿弗纳伸手去拿仪表板上的墨镜时，“爸爸”从他手里夺了过去。“哦，屎！”他说，把墨镜递给他的儿子。儿子笑着放进了衣袋里。
回去的路上，他对阿弗纳说：“看来老人很喜欢你。”
阿弗纳微笑着咕哝了几句“很高兴”之类的话。他想说“很好，那我也许就能活得长一点了。”但他不想知道“集团”有没有幽默感。
事实是，自从与“集团”打交道之后，阿弗纳总感到不安，总觉得他和同伴们骑虎难下了。在以后的任务中，他跟“爸爸”及其儿子们的关系与其说是一种爱与恨的关系，还不如说是一种信任与恐惧的关系。“集团”是受显而易见的政治原因的驱使还是仅仅靠出售情报和提供支援来赚几个钱——这次与“爸爸”会面时，阿弗纳没有搞清楚这一点，接下来的那次会面也没有——在很大程度上，这只是一种猜测。巴解组织是不是他们的顾客也难说。虽然阿弗纳并不怀疑他们的顾客之中肯定有巴德尔一迈因霍夫集团的“红色军团”，否则的话，安德雷斯不会认识路易斯。他们的大多数顾客很可能都是在政治上反对戴高乐的人和其他“黑色”恐怖——即右翼——的拥护者。这样，为什么“爸爸”相信隐藏在国际阴谋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强大的私人利益和旧式贵族家庭就很好理解了。他自己在这方面的经历就证实了这一点。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不喜欢英国人。虽然没用一兵一卒英国人就放弃了自己的帝国，旧的世界秩序因而被打破，但盎格鲁一撒克逊人的制度和精神却通过那些粗鲁、富裕、完全不可预测的美国人传承下来。如果“爸爸”的某些政治观点跟那些反对戴高乐的顾客们一样的话，那他肯定也是这样看的。
但是，像“集团”这样的私掠船船长忠诚的通常并不是观念上的东西，而是金钱，常常是个人的利益。从理论上讲，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把一个恐怖分子卖给一个反恐人员，或者把一个巴勒斯坦人卖给一个以色列人。但反过来，也同样轻而易举。如果某个人可以给他们带来好处，或者这个人他们喜欢，无论他在哪个阵营，他们都可以保护他。阿弗纳的第六感觉表明，只要“爸爸”喜欢他，信任他——或者喜欢或信任他们这种生意上的关系——他就不会有什么问题。至于“集团”提供的情报和服务，还是物有所值的——正如汉斯所说，“爸爸”和路易斯应该收那么多。他们很老练，比他们经常使用的“穆萨德”的联络员和阿拉伯线人要老练得多，可靠得多。但，是不是没有他们阿弗纳的突击队就找不到这些恐怖头子呢？事实是，一直到1973年夏天他们都没有找到。除了贝鲁特的纳塞尔、阿德宛和纳杰尔之外，“穆萨德”只有汉姆沙里的地址——在任务开始时伊弗里姆提供的材料里——和可以在罗马的某个地方找到兹威特这个情报。其余的情报全部来自“集团”。
卡尔甚至给路易斯取了个绰号，叫“解围之神”，阿弗纳一直记不住这个法语词汇，于是把它改成了“摩西机器”。他每次要给路易斯打电话时，总是说：“我要给摩西机器打个电话。”
一个星期以后，路易斯报告说，穆罕默德·布迪亚在巴黎。当天晚上罗伯特就飞到了布鲁塞尔。刚过了一个星期，大约上午10点25分，斯蒂夫就把“爸爸”的一辆货车停在了一家名叫“金星”的小咖啡馆前的马路对面。这家咖啡馆位于左岸祖斯街和弗斯·圣一伯拉德街的拐角处。这天是6月28日星期六。
布迪亚这人很难盯。他跟以前的目标不一样，每天晚上待的地方都不一样，白天在什么地方出现、什么时候出现都无法预测。惟一的办法是一直对他实施监控。他们一旦发现他是独自一人，无论是白天还是晚上，只要时间、地点以及其他条件合适，就干掉他。
有一个前提是，那个机警小心、经验丰富的阿尔及利亚人没有发现自己被跟踪，没有乘他们不备溜掉。
为了降低风险，阿弗纳让路易斯对他实施大规模的监控，能找到多少人监视他就找多少人。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个确保目标发现不了自己被跟踪的最好的办法，就是避免同一个人或者同一辆车在他周围出现两次。在某种程度上，这只是个钱的问题。在巴黎，可供“集团”支配的训练有素的特工有十几个甚至更多。
布迪亚经常开车，阿弗纳和卡尔就让罗伯特准备一颗汽车炸弹，当然也不排除使用其他办法。在暗杀行动中，枪击总是一个可用的方法——准备工作最少——但难的是从现场脱身，也毫不具备伊弗里姆说的“机智灵敏”。坦率地说，也没那么恐怖。因为队员们情感上对枪击有负担，所以阿弗纳也不喜欢。虽然一直没有说出来，但它确实是一个原因。说明白一点，在远处按按钮比在两英尺外朝一个人连续射出几发子弹要容易一些。
罗伯特和他的比利时联络人准备的炸弹跟他们用来暗杀阿尔一契尔的炸弹基本上属于同一类型，但要小一点，简单一点。这次不是六颗小炸弹，而是一颗炸弹，里面分为不同的区域。爆炸的方法是一样的，把炸弹放在座位底下，通过压力打开雷管的保险，然后通过无线电信号引爆炸弹。仅仅靠压力是不安全的，这样可能会伤害到过路人，或者跟布迪亚一起坐进汽车的人。而只靠无线电控制又可能会在运输或者安装的过程中被一个偶然的信号引爆。
在安排时，斯蒂夫突然说：“你知道吗，我们都疯了。这是战争，是不是？我为什么坐在这里对逃跑路线冥思苦想？罗伯特为什么要对无线电乱摆弄一气？你们知道，如果这个布迪亚要杀我们的话，他会怎么做？我告诉你们，晚上八点，他或者他的女朋友会把一颗炸弹用电线绑在我们车子的点火装置上。到十一点钟的时候，他会坐在阿尔及尔喝茶。他才不关心我们发动他妈的车子时谁会跟我们一起炸死呢。他会说这就是他妈的战争。
“而我们在干什么？设法搞清楚怎样停车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确保他被炸死的时候，我们在不超过一百英尺的范围以内，我们都是傻子。这就是他们最终会赢的原因。”
“你说完了吗？”停了一下，卡尔问道。“你真的是这么想的吗？那请你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吧。”
布迪亚现在最喜欢的那个女人是个速记员，住在十八区的波伊诺街。虽然在27号星期三晚上，那位阿尔及利亚人开的“雷诺16”一直停在他女朋友的住处外面，但阿弗纳担心第二天早上他会捎上他的女朋友，所以不敢冒险把炸弹放进车里。事实上，布迪亚是清晨六点钟离开的，差不多一个半小时以后，那个女孩才独自离开。
有趣的是，布迪亚开着“雷诺”去的那个街区也是他的女朋友稍后要去工作的地方，就是左岸的第五区。从波伊诺街到圣杰曼大道底端的弗斯·圣一伯拉德街很远，即使布迪亚在早上的高峰期来临之前就出发了，他还是花了差不多四十五分钟的时间。他把车倒进巴黎大学现代的“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楼”外面一个与街面成斜面的车位时，差不多六点四十五分了。
布迪亚从车里出来，把车锁上。“集团”的一个监视员走着跟在他后面，另一个人开着车，他们刚才跟着布迪亚的“雷诺”一直跟到了最近的电话亭。很显然，布迪亚要去另外一个女朋友家，大约一个街区的距离。
半个小时不到，斯蒂夫和罗伯特就把一辆货车停在了那个阿尔及利亚人的车前。他们穿着修理工的服装。尽管弗斯·圣—伯拉德街道对面有几家商店，早上这时候也有行人，但由于货车挡在小车的前面，他们什么也看不见。虽然说不准布迪亚什么时候回来，但“爸爸”的人会在他前面回来的。“爸爸”的人一直跟着他，好让斯蒂夫和罗伯特有足够的时间撤离。
他们这次使用的炸弹几乎不用多久就可以放在司机的座位下面。这是一颗自制的炸弹，像个小包裹，不需要调节定时器，也不需要连接电线。三十秒之内斯蒂夫就可以打开“雷诺”车门。罗伯特放好炸弹不用一分钟，斯蒂夫再把车门锁好也只需要几秒钟时间。
放好炸弹，还不到八点。斯蒂夫和罗伯特回到货车上，把车开到祖斯街和弗斯·圣—伯拉德街的拐角处。阿弗纳和汉斯在拐角处用一辆车霸占了两个车位。这时他们朝前开了一点，让货车从容地停在他们旁边。
卡尔一个人待在附近的某个地方。
十点四十五分，差不多三个小时过去了，没见“爸爸”的人或者布迪亚的踪影。后来，一辆大型卡车停在斯蒂夫和罗伯特的小型货车刚刚停过的地方，正好在那辆装上炸弹的“雷诺”前面，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对此，他们一筹莫展——不过，阿弗纳也考虑过走过去找个借口让卡车司机朝前面挪十码。因为，如果布迪亚这时正好回到车上的话，那他从停车位开出来之后他们才能看见他。这时再跟着他的车在另外一个地方引爆炸弹就非常危险了。如果卡车移一下的话，事情就简单多了。
几分钟之后，卡车走了。
但几乎就在同时，一男一女——从他们拿着书这点来判断是两个大学生——准备在“雷诺”旁停下来谈话。那个女孩甚至靠在了后挡泥板上。当然，如果布迪亚回到车上时，他们会走开，但是也许不会走很远。刚才阿弗纳还希望布迪亚快一点出现，但现在他希望等那两个学生说完话之后他才出现。“快点，宝贝。”他希望他跟那个女孩之间有心灵感应。“无论那个男孩想要什么，你都说行。只是，把你的屁股移一下吧。”真的起作用了，因为那两个学生开始移步走开了。
十一点。
“爸爸”的人沿街漫步而来。
阿弗纳朝货车上斯蒂夫旁边的罗伯特看去，看他是否也看到了这个人。罗伯特点点头。阿弗纳把引擎发动起来，他知道斯蒂夫也会这样做。
布迪亚打开车门，上车，然后砰地把门关上。他几乎连发动引擎的时间都没有。阿弗纳甚至觉得他连把钥匙插进点火装置的时间都没有，但他应该有这个时问，因为车子开始移动了。
“雷诺”的门被炸开。车顶也扭曲变形。在影响范围较小、又要致人于死地这个意义上说，这颗炸弹是截止到目前为止罗伯特做得最好的。既没有伤害离车只有十英尺的人，也没有让车里的人有生还的可能。
爆炸的声音很大。几秒钟之间，街上就挤满了人。据说，在附近办公室工作的布迪亚的女朋友也听到了爆炸声，但搞不清是怎么回事。这位四十一岁的阿尔及利亚人眨眼之间就一命呜呼了。
知道他的背景之后——在靠近爆炸地点的“皮埃尔与玛丽·居里大楼”里，有左翼学生在化学实验室里做实验——第二天的巴黎报纸猜测，在爆炸中丧生的布迪亚可能是个无辜的受害者。由于车里看不出来连接电线的痕迹，所有这种说法也是警察最初的论断。
阿弗纳和他的伙伴们待到7月的第一个星期才离开。他们跟往常一样，是一个一个离开的。虽然阿弗纳心里的压力没有缓解，但他感到很满足。即使“谨慎的卡尔”都觉得这次的任务进展顺利。在九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已经在九个恐怖组织头子身上复了仇。现在名单上只剩下三个了。如果他们再干掉两个，就跟在慕尼黑被杀害的以色列人相当了——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无论是阿弗纳还是卡尔——包括对这次行动感到非常自豪的罗伯特——都没有想到，他们暗杀穆罕默德·布迪亚，实际上是为欧洲的恐怖分子高层腾出了一个空间。他们为一个高级位置扫清了道路，为那个声名狼藉的恐怖分子打开了十年恐怖活动的大门。数周之内，另一个人就代替了这个被杀的阿尔及利亚人，将“东方巴黎人布迪亚突击队”重新命名。这个人是个短粗的委内瑞拉人，受洗礼时的名字是里奇·拉米雷·桑切斯。
他很快就成为众所周知的“豺狼卡洛斯”。
第十二章 “赎罪日之战”
1973年10月6日下午，阿弗纳乘坐环球航空公司的飞机从法兰克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