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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的伙伴们似乎不这样想。
尽管每个人的表现方式不一样，但他们都感到震惊、悲哀和气愤。汉斯咕哝了一句“拿剑的人死于剑下”，但是遭到了斯蒂夫愤怒的驳斥：
“我就不想听这种假装神圣的废话。”他大叫起来。“奇亚特的孩子们拿了什么剑啊？被恐怖组织头子们杀害的人中，多数人手里从来就没有过枪。这一点你跟我一样清楚。”他语气平静了一些，接着说，“可怜的卡尔干女人的机会应该多一些的，那样他就不会栽在他妈的第一个勾引他的荡妇手里了。”
“你肯定，”罗伯特问阿弗纳，“是她亲手杀的，还是她只设了圈套？”
“我想是她亲手杀的。”阿弗纳回答道。“不，我不能肯定。但我一搞清楚她是谁，以什么为生，我就能肯定了。”
“任务怎么办？”汉斯问道。“暂停吗？”
这是最重要的问题。阿弗纳认真地考虑着。
“我觉得，”最后他说。“我们当然要汇报。如果他们想让我们停下来，他们会告诉我们的。这个问题我们问都不要问。除非我们接到他们的指令，否则，我们是不会继续干的。但与此同时，我要搞清楚那个女孩是谁。大家同意吗？”
尽管阿弗纳没有把“‘搞清楚那个女孩是谁’这件事不向特拉维夫汇报”这句话说出来，但他们都点了点头，表示明白了。
第二天，他们四个人飞到日内瓦。阿弗纳在保险箱里给伊弗里姆留了一条信息，第一次使用了个人的账户，取了一万元现金。其他人也从自己的账户上取了一万元。尽管他们不会去碰卡尔的账户，但伊弗里姆会保证他的遗孀收到账户上应有的钱的。同时他们想把自己的四万块和卡尔的遗物交给她。当天晚上，汉斯和斯蒂夫飞到罗马去见她。阿弗纳也想过，作为领导，他应该亲自把这个消息告诉她，但他还是决定算了。处理这些问题，汉斯比他更在行。
阿弗纳飞到了巴黎。
他见到路易斯，把伦敦的费用结了，之后向他描述了那个金发女人的情况。不到一个星期，路易斯就跟他联系了，说有四张照片让他看一看。都是黑白的，有一张是在被拍人知道的情况下拍的，其余三张像是监视员用长镜头拍的。阿弗纳立即把监视员拍的一张照片放在一边：很显然不是这个女人。他仔细地看着其余三张照片。
照片中的三个女人都大致符合他给路易斯的描述。照片是黑白的没有关系，因为对许多人来说，头发的颜色，甚至因为隐形眼镜的使用，眼睛的颜色是最容易改变的。阿弗纳希望能闻到照片上的味道：他知道他可以闻出那种香水的味道。事实上，他只花了几分钟就挑出了一张照片。照片上，一个年轻女人从巴黎的一家药店走出来。
“这张，”他对路易斯说。“这个女孩是谁？”
“你把她挑出来了，我感到很高兴。”这个法国人没有直接回答阿弗纳的问题。
“为什么？”
“其中一个人过去六个月来一直在瑞士监狱里。”路易斯说。“第三张中的那个人死了。药店里的这个人叫珍妮特，荷兰人。”
“她是谁？干什么的？”
“如果你给她的钱够多的话，”路易斯回答道。“她替你杀人。”
他对这个消息并不感到吃惊。虽然在国际恐怖活动中用枪来杀人的是男性，但其中也有几十个女性。而且，很多参与恐怖活动——或者一般暴力犯罪——的女性都只起一个辅助作用。有些女性恐怖分子臭名昭著，像雷拉·科哈尔德、瑞玛·埃萨·塔鲁斯、特瑞斯·哈尔希、德国的乌尔里克·迈因霍夫和葛布雷尔·克罗舍·提德蔓，或者美国的伯拉丁·多恩和凯瑟·布鼎。她们不仅仅负责管理安全屋，做监视员，或者开车把一个人从一个地方送到另一个地方。有几个女人还装炸弹，持枪械，劫持飞机，或者在国际恐怖活动中担任指挥者。有些人顺其自然地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有些人企图证明女人跟男人一样“棒”——恰恰就忘了她们的行为只能证明她们的行为跟男人一样轻率和残酷。
当然，阿弗纳在接受训练时就知道，不能低估女性恐怖分子，并不是因为这样的事发生在卡尔身上了。“穆萨德”一直认为，女人在组织能力、设置圈套和对事业的投入方面不仅跟男人一样强，而且比男人更强。她们比男人稍微逊色的地方，也许就是在使用机械的效率和受到攻击时的预见性方面更容易出错，用自己的手榴弹把自己炸死，或者陷入绝境时投降——不过，最后这点表明，跟男人比起来，女人的自我保护意识更强。在某些情况下，女人的这个特点只能使她们更加危险。
“谁雇的她？”阿弗纳问道。
路易斯耸耸肩。
“我想只要谁能满足她的要价，”他说。“我知道南美有很多人雇她。”
“她现在在哪里？你能找到她吗？”
“失业了，还没有新工作。她住在荷兰的一个海滨小镇上。”路易斯说。“这个地方叫胡恩，离阿姆斯特丹大约三十公里。”
阿弗纳点点头。他知道胡恩在哪。“她是住在一座房子里，还是住在一套公寓里？”他问道。
“信不信由你，她住在游艇上，”路易斯大笑起来。“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同性恋，还是既是异性恋也是同性恋。她跟一个女孩住在那里。至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但现在不在那里。”
“你能搞清楚她什么时候在那里吗？”阿弗纳说。“当然，这是一笔交易。”
“我试一试吧。”路易斯回答道。“如果我搞清楚了，我就告诉你。除了业务费用之外，其他免费。”
“非常感谢。”阿弗纳说。“你听到什么就跟我联系。”
随后，他飞到了法兰克福，其他人已经到那里了。把卡尔的消息告诉他的遗孀对汉斯和斯蒂夫两个人来说，都是一次让人受伤的经历。阿弗纳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只是耸耸肩。“她怎么说？”汉斯重复了一遍阿弗纳的问题。“她是不是难以接受？你希望她怎么接受？”
“更重要的是，”斯蒂夫说。“我们还要多久才能找到那个杀死他的王八蛋？”
“很容易，”阿弗纳说。“我们刚才还在谈这件事，别着急。”
他把路易斯告诉他的情况重复了一遍，说：“让我们首先假定我没有认错照片上的那个人……”
“你认错了吗？”汉斯打断他的话。
“没有，我没有认错。”阿弗纳毫不犹豫地回答道。“但你们谁都无法肯定这一点。好了，让我们假定她就是进入卡尔房间的那个人，路易斯的情报是准确的，她是契约杀手，我们在伦敦格罗夫纳酒店闲逛的时候他们就盯上我们了，然后派她来干掉我们当中的一个。她做到了。好了，我们发现她在胡恩。我们怎么办？”
“杀了她。”斯蒂夫迅速地说。“还怀疑什么？”
“我明白阿弗纳的意思，”罗伯特说。“我们有两件无法预测的事情。第一，如果阿弗纳错了怎么办？第二，如果路易斯错了怎么办？她跟恐怖组织头子不一样。关于她，我们没有别的资料来核实。如果……哦，我不知道，如果她是个妓女，卡尔不愿意给她钱才杀死他怎么办？”
“胡说，”斯蒂夫说。“你说的是卡尔吗？你以为他会跟一个妓女吵架而让这次任务面临危险？为了赶走她，他愿意付三倍的钱，甚至不惜一切。你的话站不住脚。”
在这点上，斯蒂夫非常正确。但是，“没有吵架怎么办？”汉斯问道。“她是个妓女，仅仅为了把他的钱包搞到手，开枪把他杀了。”
“对，但是什么都没有丢失，”阿弗纳说。“他的钱包恰恰还在他的夹克口袋里。钱包里有一百多镑现金。”
“你明白吗？”斯蒂夫说。“到底有什么区别呢？如果她是因为要搞到他的钱包才杀的他，我们就把她放掉吗？”
“有区别，”罗伯特说。“我们在执行任务。我们不要去追像‘开膛手杰克’那样的妓女而停止手头的工作。关键是，她不是妓女。如果她杀卡尔是因为钱，那么阿弗纳说得对，她应该抢才对。”
“但如果她是个设陷阱的女人怎么办？她设下陷阱之后就走了，另外一个人来把卡尔打死了。如果是这样怎么办？”
“卡尔是被另外一个人杀死的？”阿弗纳问道。“当他赤身裸体地躺在床上的时候？卡尔睡觉时从来不裸体。我跟他在一起住过。我知道。
而且，难道不是太巧合了吗？卡尔把一个路易斯认为是雇来的枪手干了之后被另外一个人杀了？那个首先盯上我的枪手？当我在伦敦的大街上被跟踪之后？对不起，我不敢苟同。
“如果不是她杀的，也至少是她设好陷阱让别人来杀的。”
“对，”罗伯特说，“我们又回到了起点上。如果路易斯是对的，我认为就没有多少怀疑了。是她杀了卡尔——是一个人，还是跟其他人一起，关系不大，如果他是对的话。当然，如果阿弗纳也是对的话，即照片上的那个女人跟那个女孩是同一个人。”
汉斯转向阿弗纳。“呃，”他说，“你敢肯定照片上的那个人就是她吗？”
“敢。”阿弗纳说。
“你相信路易斯的话吗？”
“我正准备相信，”阿弗纳回答道。“你呢？”
他们面面相觑。到目前为止，路易斯从来没有给他们提供过错误的情报。即使在格拉如斯，无论萨拉米还是阿布·达乌德参加那个会议没有，教堂里确实有三个阿拉伯武装分子。
跟伊弗里姆核实也毫无意义。“穆萨德”绝不会允许他们在荷兰杀人，不管这个人是否杀了他们的同伴。跟他核实只能使他们陷入一种违抗命令的境地。斯蒂夫站起来。“伙计们，伙计们，”他说。“我们在等什么呢？”
事实证明，他们在等路易斯告诉他们那个金发女人回荷兰了。这个情报到得很慢——但他们在等待的同时并没有放弃执行任务。那个夏天有几个假警报——既有关于那个女孩和萨拉米的，也有关于阿布·达乌德的——直到8月中旬左右，路易斯才传来肯定的情报。那个女孩珍妮特七八天之内会到胡恩。
当天晚上，罗伯特又动身去了比利时。
这一次他不是去设计新型炸弹，在胡恩使用炸弹有几个不利因素，其中一个因素就是，把炸弹放在金发女人的游艇上不足以让他们产生满足感。他们想亲眼看见她死。
事实是，他们都特别恨她。但跟恨其他目标，包括阿里·哈桑·萨拉米还有点不一样，后者与个人无关。虽然直到很久以后阿弗纳才把这种区别说出来，但这种感觉可以毫不费力地感觉出来。杀恐怖组织头子是为了复仇——纯粹是复仇，为慕尼黑的十一个以色列人复仇——完全不存在个人之间的仇恨。他们了解名单上那些恐怖分子的所作所为，甚至尊敬他们，就像猎人尊敬一个狡猾、坚决的猎物一样。但对那个金发女人不一样。
她杀了他们的一个朋友——一个兄弟，一个并肩战斗的同志——不仅仅是一个抽象的屠杀自己同胞的“敌人”。但还不止这一点。阿弗纳想，如果卡尔是在街上被一个普通的恐怖分子开枪打死的，他们不会那样恨他。问题是，那个金发女人是通过欺骗的手段杀死他的，剥夺了卡尔死在一个劲敌手里的尊严。一个女人把自己的性别当作武器，利用男人一时的脆弱——孤独——剥夺了他的生命。她把庇护所变成了陷阱。在他们心里，一切习惯性的男人伤害女人后感到愧疚的心理彻底逆转了。相反，因为她的所作所为，杀死她比杀死一个男人的压力更小。他们做好了撕碎她的准备。
罗伯特计划用一截自行车架上的管子，做一个可发射一颗22口径子弹的单发手枪。此时正值夏天——事实上是一个相当炎热的夏天——在这座荷兰沿海小镇上，到处都是骑自行车的男女。他们用自行车来制造武器，就不用越境走私枪支了。罗伯特的比利时朋友制造一批简单的玩具小手枪，只需花从“爸爸”的荷兰联络人那里买四支贝雷塔手枪的一小部分钱。他们穿着短裤和T恤衫，骑自行车到游艇上不会引起丝毫怀疑。袭击之后，他们可以把管子迅速放回原来的位置，骑车到停在大约半英里以外的货车旁。谁身上都没有武器。也绝不会有人来检查他们的自行车架。这个计划十分安全。
“这些玩意精确吗？”阿弗纳问道。
“从四五英尺的地方吗？”罗伯特说。“我保证精确。”
“谁在乎呢？”斯蒂夫补充道。“让我到离她四英尺以内的地方，我要扭断她的脖子。我们只管动手得了。”
8月21号星期三，天气炎热。木板铺成的步行道上，全是骑着自行车和悠闲溜达的度假的学生。珍妮特到达之前，突击队已经对游艇监视了两天。当她乘坐的出租车在离游艇还有一段距离的地方停下来时，阿弗纳立即认出来了。“就是这个人，”他对斯蒂夫说。“她要上船，让我们等一等，看看再说。”
她穿一件浅色的裙子和宽松的上衣，提一个短途旅行用的小箱子上船了。看起来非常迷人。
问题是她的女朋友——大约二十岁，白皙的皮肤，棕色的短发，两天来他们看见她一直进进出出的，总是穿着蓝色的牛仔裤，肩上挎着一个红色的背包——也在船上。她也许只有到城里去办事时才会离开。否则的话，她也许会一直待在船上。因为现在才下午三点，所以他们决定等一等。
将近晚上九点，那个背着红背包的女孩才离开。虽然天还没黑，但太阳正在落山。阿弗纳决定最好立即采取行动。他们不知道那个女孩是在外面待二十分钟，还是待一晚上。虽然两天来他们没有发现她的生活规律，但她骑自行车走了，所以很可能至少会给他们二十分钟。他们也只需要二十分钟。
罗伯特在货车上等着，货车停在离游艇不到半英里的地方。“集团”的两个荷兰联络人在另一辆货车上，这辆货车停在离游艇大约五十码的地方。他们的工作是善后。如果能够避免的话，阿弗纳还是希望那个女人的尸体不要被别人发现。如果她消失了，但由于她生活没有规律，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后，才有人觉察。到那个时候，如果幸运的话，他们的任务已经结束了。因为“穆萨德”的关系，伙伴们都赞成这个办法。如果伊弗里姆听到他们在没有结束任务之前就私下在胡恩复仇的风声的话，他的反应可能有好几种，但没有一种是让他们感到愉快的。他甚至会觉得突击队失去了控制，进而把一切取消。
阿弗纳已经做好了应对的准备，万一伊弗里姆知道了这次行动的话。“为了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他会说，“她在伦敦看见我和卡尔在一起。她也许还看见了汉斯。她能认出我们。”最多只有一半是事实。
现在，阿弗纳手持一截短小的装有一个粗糙扳机的金属管，踏上了通往游艇的木板。这时是九点过几分。斯蒂夫手里拿着同样的武器，紧跟其后。汉斯仍然留在桥上，靠在栏杆上。他们说好了，除非阿弗纳和斯蒂夫需要帮助，否则他不要上船。
那个女人在船上养了一只小小的宠物猫。它一看见阿弗纳靠近船舱就开始抗议了，声音大得惊人。尽管斯蒂夫竭力让它安静下来，但它仍然坐在游艇的栏杆上，嗖嗖地摇着尾巴，喵喵地叫着。空气仍然非常热，非常潮湿。船舱的门半开着，那个金发女人背对着门，坐在一张小写字桌前，身穿一件蓝色的便服。阿弗纳相信猫的哀号声会很快让那个金发女人警觉起来。但她一定是习以为常了。直到阿弗纳把门推开，她才把头抬起来。
她身上带着同样的香味。船舱里的味道也绝对是一样的。如果说阿弗纳对她的身份还有一点怀疑的话，那么在那一瞬间全都消失无踪了。她就是卡尔房间里的那个女人。
她转过身来，看着阿弗纳，眼里毫无惧色。他站在门口，身后正好是一轮红色落日。她也许无法看清他，但阿弗纳却能看见她的右手向桌子的抽屉伸去。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不会。”他走近了一点，用英语对她说。
斯蒂夫走进船舱，后面跟着那只猫。猫跳到桌子上，仍然声嘶力竭地喵喵叫着。叫声很可怕，让他们感到非常紧张，尽管他们竭力不去注意它。
“你们是谁？”那个女人的目光从阿弗纳身上移到斯蒂夫身上，说。阿弗纳看见她的右手继续向抽屉伸去，越来越近。左手放到胸前，把蓝色的罩衣掀开了一点，露出了乳沟。这个动作是有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