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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波、法兰克福街道拐角处的那些人及其紧张的眼神一想，阿弗纳的第六感觉就让他坚信不疑了。但这仅仅是猜测。
为了再核实一次，阿弗纳只需要等下次和母亲单独相处时，漫不经心地问一句就行了。
“妈妈，爸爸是间谍吗？”
“你发疯了吗？”母亲边说边飞快地向四周看了一眼。
“告诉我吧，妈妈，别这样回答我。你以为我是五岁的小孩吗？集体农场里有人认识父亲。你想让我到处去打听吗？”
阿弗纳很清楚，这可能是最失礼的行为了。
“听着，这不是在电影里，”母亲说。“这里没有间谍，你爸爸是在做进出口业务，有时他也为政府干活，你明白吗？”
“当然，妈妈。”
“明白就好。”母亲呆滞地说。
那么，是真的了，阿弗纳非常激动，他听见自己的心跳越来越快。他之所以这么激动，并不仅仅因为他现在可以原谅父亲同意母亲把自己送走。这个原因很重要，但不是全部原因。而是从这一刻起，阿弗纳觉得自己可以跟集体农场那个块头最大的农民平起平坐了，甚至还比他优越了。一个剪鸡指甲的“野客”跟最有权势的加里西亚人平起平坐了！
但，阿弗纳绝对不能跟任何人讲。
如果他父亲来看他的话，他可能会跟父亲讲。可是在入伍之前，待在集体农场的四年中，阿弗纳只见过他两次，两次都是他放假回到雷霍沃特的时候。当时父亲也在那里。每次都是一两天，然后他就不得不飞到国外做生意。那时阿弗纳还不愿意跟他单独待在一起，母亲周围总是有人，弟弟那时只有六岁，也让他讨厌不已，总是到处跑。
但如果父亲来集体农场的话，他们就可以待在一起了，阿弗纳也许就可以跟他谈一谈了。遗憾的是，父亲从没来过。
1969年，他随时都可以见到父亲了，但父亲的身体垮了。阿弗纳现在已经二十二岁，是后备军中的一名上尉，在这之前，他在一个精锐部队中服役过四年。现在没关系了，他可以见到他了。
但还有关系。
在雷霍沃特坐了一趟公共汽车，热得难受，他渴望再洗一个澡。阿弗纳猛地推开门，父亲正好在那里，躺在花园里的一把躺椅上睡着了。他旁边有一个装着橙汁的玻璃杯，杯沿有一两只苍蝇。天气酷热难耐。父亲又长胖了一些，睡着以后呼吸很重。
“喂，爸爸。”
“嗯？”他的父亲一只、又一只地睁开眼睛。这是他过去养成的习惯，阿弗纳从来没见过第二个人这样。
“你感觉怎么样？”
“嗯。”
“你周末要用‘雪铁龙’吗？我可以用一下吗？”
“不用。你用吧，用吧。”他父亲咳嗽起来，然后清了清嗓子，把身子坐直。“几点了？”
阿弗纳看了看手表。“差不多三点了。”他说。
“威尔玛在这里吗？”父亲说。
“我不知道。我刚到这里，没看见她。”
威尔玛是父亲后来的妻子，是他跟母亲离婚后在国外娶的。阿弗纳想，在某种程度上，这一定是他生意的一部分，“进出口”业务的一部分。他们从来没谈过这个。一个比较权威的说法是，父亲娶了她之后她就给他干活了，但反过来也一样容易理解：她给他干活了所以他才娶了她。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把他抓了起来，投进了监狱。
他最后被释放出来的时候，大概是一年半以前吧，也就是“六日战争”之后不久，父亲带着她回到了以色列。阿弗纳相当喜欢和钦佩她。她是一个伟大的女性，却不是犹太人。
“你妈妈怎么样？”父亲说。
“她很好。”
阿弗纳把那个棕色信封拿出来，递给父亲。不管他说什么，阿弗纳都主意已定。
父亲戴上眼镜，读着那封信。信只有四行，他一定至少读了两遍。因为他足足有一分钟没有说话，甚至连沉重的呼吸声都停止了。花园里惟一的声音是那几只围在橙汁周围的苍蝇的嗡嗡声。
父亲把信折起来，还给他。
“你连信都不要回。”他对阿弗纳说。
听见父亲用这样的语调说话，阿弗纳感到非常吃惊。“为什么？”他说。“我不能置之不理。”
“别傻了。”父亲说。“你逼我给他们打电话吗？我宁死也不让你去。”
阿弗纳几乎不由自主地笑了起来。他料到父亲会说这句话。那就这样吧。
“如果你给他们打电话，”他对父亲说。“我今后永远也不跟你说话了。让我来处理吧。”
“你要说不。”
“我当然会说不。”阿弗纳说。“我只想给你看看。就这样。”
“这不是开玩笑。”他父亲说。“你也许认为这是一个玩笑，但它不是，看着我。”
阿弗纳看着他父亲。“好了，爸爸。”他把手臂放在老人的肩膀上。“别担心，他们也许会对你这样。但我告诉你，他们绝不会对我这样。”
阿弗纳永远记得那次谈话，每个细节都记得。当时的酷热、躺椅、父亲脸上的表情以及向橙汁俯冲而来的苍蝇。他也记得后来开着“雪铁龙”去接肖莎娜，然后接吻、手牵手去看电影的情景，但他什么也没跟她说。他还记得第二天星期一早上十点整，他去弗雷希曼和笛宗高夫街拐角处的咖啡馆的情景。
莫舍·约哈南个头不高，大约五十岁，身穿一件白色的T恤。他正在看报。他一看见阿弗纳就高高兴兴地示意他坐。他们使劲握了握手，阿弗纳要了两勺柠檬香草冰淇淋。
莫舍·约哈南直奔主题。“听着，”他说。“我能告诉你什么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你是否合适——我们得查一查。如果你合适，你的国家就需要你。”
第二章 安德雷斯
如果阿弗纳的姑妈的朋友能在以色列航空公司随便给他找个活干的话，他绝不会按响二楼五号公寓的门铃。五号公寓在波罗晓夫大街上的一栋无任何特征的大楼里。他会对莫舍·约哈南说：“算了吧，我回家了。无论是干什么，听起来跟部队太相像了。”
开门的那个女孩即使没穿制服，看起来也像部队的。她干净利落、本分踏实、不苟言笑的作风太像了。她递给阿弗纳一沓纸，让他在一张木桌上填好。房间里除了一两把木椅之外，没有其他的家具。
她在一扇无任何标记的门后消失了，阿弗纳目不转睛地盯着问卷上打印出来的长长的问题。第三十六个问题是：“你在苏联有活着的亲戚吗？”现在站起来离开当然还不晚。并不是这一长串问题，尽管有些问题太私密了，跟他喜欢自由的本能不一致，让他感到不愉快——有些问题他从来没有考虑过——而是因为麻烦。特别是将来可能存在的麻烦。什么表格，什么勤务簿，什么命令和作息时间表，还有什么指挥部，在未接到进一步通知之前，取消一切假期。还有什么六点之前回来报到。难道过去四年里还没受够吗？
阿弗纳不喜欢军队绝不是因为一些平常的原因。比如说，他并不介意背着五十磅的装备在夜里行军，横跨几乎整个以色列。如果跟他一起角逐突击队员徽章的候选人有一半晕倒了必须叫医院派车来拖的话，那就更好了。因为阿弗纳没有晕倒过，即使他的个头不是最大的，身体也不是最壮的。他能一直站着，而且潜水是第一，虽然他到了部队才开始学游泳。他最终成了突击队员。一百人中选拔十五个，他是其中之一。在以色列军队中，他戴着第二枚最杰出人物徽章，仅次于战斗机飞行员。
他也不讨厌“六日战争”期间在真正的战场上背着磁性水雷悄无声息地潜入水下。他当然害怕。只有傻瓜才不害怕，而傻瓜是不能担任突击队员的。
阿弗纳不喜欢的是凑合着洗澡，这样你永远也洗不干净。不管怎么凑合他都不喜欢。还有吃的东西——每个星期六承蒙犹太传教士惠允的食物，冰冷的，他不喜欢吃。他不喜欢官僚作风。天底下的一切规章制度都与安全或作战效能无关。假期没有任何理由就取消了——取消的理由，至少阿弗纳看不出来。任务的分派并不是基于这个部队最擅长什么，而是基于利益、奖赏或惩罚。
他讨厌搭过路车回家，他想在十二个小时里跑一个来回。浪费宝贵的时间站在高速公路边等别人捎上你，也许这就是士兵的命运，甚至是英雄的命运，世界上哪都一样。阿弗纳不想争论，只想不要成为其中一员，至少不要永远是其中一员。他可以随时为国捐躯，但搭便车，决不。
阿弗纳填表时之所以犹豫不决还有一个原因。尽管他在花园里对父亲说过——“他们也许会对你这样。但我告诉你，他们绝不会对我这样。”——只不过是口头上的东西而已，虚张声势的成分较多，心里并不是真的这么认为。阿弗纳不知道“他们”会对他做什么。实际上他也不知道他们对他父亲做过什么。
他父亲一辈子沉默寡言，他和他后来的妻子回到以色列以后，从来未对阿弗纳做过任何解释。就像他跟阿弗纳开玩笑时说的那样，虽然又娶了一个妻子，但他并没犯重婚罪，因为过去娶他母亲的那个人跟在国外娶威尔玛的那个人并非同一个人。其中一位的存在是不合法的。是的，他是因为给以色列当间谍坐过牢。至少，指控是这样。事实真相？呃，你以为呢？
阿弗纳的父亲和母亲之间的关系，表面上仍然是友好的。他父亲几乎每个星期都要回到雷霍沃特的那栋旧房子里来，跟母亲在厨房里说好几个小时的话。阿弗纳有一次对他母亲说：“你这些天看见他的时候比你们过去住在一起的时候都多。”她只是耸耸肩。
“你以为你的感觉是最重要的吗？”她回答道。“我告诉你，不是。”
阿弗纳理解这句话的意思是，对于他母亲来说，她之所以认了这桩破裂的婚姻，而且无怨无悔，是因为这也是一种爱国。当其他人都在为以色列牺牲生命的时候，她为什么不能牺牲自己的婚姻？她永远不会说哪怕是一句父亲的坏话，甚至威尔玛的坏话，尽管她总是避免谈及她。偶尔谈及时，威尔玛干脆变成了一个“你可怜的父亲不得不忍受”的东西，就像他被捕和坐牢一样。对于这种态度，阿弗纳表示理解。但在他心里，却控制不住地对她有些轻蔑。在某种程度上，他宁愿她大喊大叫一通。
父亲的态度迥然不同。他不掩饰自己的痛苦，虽然他没明确提及痛苦的原因，“结束的时候就结束了，”他说。“他们需要你的时候，什么都好。你是一个重要人物。当一切结束的时候，他们就唾弃你。”
他接着说：“如果你够幸运的话，你还可’以待在附近，让他们向你吐唾沫。”
阿弗纳也许会问：“你是什么意思，他们？谁？”
但是父亲不答，沉默了一会之后重复道：“他们对待你就像对待一只橘子，把你榨干之后就扔掉。”
虽然父亲没补充任何细节，但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再清楚不过了。这位老人——实际上并不老，才五十五岁而已——回到以色列之后就垮掉了。使他垮掉的不仅仅是对他的讯问和监禁。“从一个角度看，坐两三年牢是一件坏事，”一次他对阿弗纳这样说。“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却不值一提。我非常轻松地就过来了。”使他垮掉的也不仅仅是他多病的身体，虽然他总是在看医生。也不是担心没钱，虽然他非常拮据。他没有工作，只有一小笔养老金。回到以色列以后，他也试着做过一两笔生意，但都亏了。
真正的问题是深层次的。
“他们让你把红宝石捡起来，”一天他对阿弗纳说。“让你拿在手里玩一玩。他们说如果你干这个干那个，所有这些红宝石都是你的。于是，你干了这个又干那个。”
“接着门上响起了敲门声，来收缴你的红宝石了。他们说，对不起，什么红宝石？你说说看，你叫什么名字？”
“什么意思？”阿弗纳记得问过这样一个问题，但他的父亲只是摇头。
阿弗纳相信父亲说的都是实情，但也许只对他来说是实情，对别人不一定是实情。如果对所有的人永远都是实情的话，那留给这位荷兰小男孩的会是什么呢？一个还没有买卖头脑、不知化学和数学为何物的男孩？他必须永远待在这个魔圈之外吗？一辈子剪鸡指甲吗？永远也看不到法兰克福了？每周和肖莎娜搭一次便车去阿什杜德海边？等他姑妈给他在以色列航空公司找个工作？在农场待过那么多年，在部队里有着那么好的记录，难道还要继续做一个“野客”？仅仅因为父亲的问题没有解决，就什么也不干了，不管是为自己还是为国家？也许不是“他们”的错，或不全是他们的错。也许，是父亲自己莫名其妙地搞错了。
阿弗纳在木凳上填完问卷调查表，递给那个女孩。过了几分钟，她带着他穿过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门，走进另一个房间。一个中年男人坐在一张简易木桌后面。房间里有一个装档案的铁柜子，一把为客人准备的椅子，上面垫着海狸皮。那个人看着阿弗纳的眼睛，使劲握了握手之后，示意他坐下。
“你好吗？”
“很好。”阿弗纳有点吃惊地回答道。
“你父亲怎么样？”
“很好，谢谢。”
“好，好。”那个人说。“呃……”他提到了阿弗纳所在部队的那个中校。精锐部队中的军官的名字，比如阿弗纳，并不是公开的。阿弗纳不知道那个人为什么会提到他——也许是想跟他套近乎，也许是想再次确认阿弗纳的身份，也许是想证明自己的身份。不管是什么，他决定实事求是地回答。
“我最后一次看见他的时候，他很好。”
“让我想想，那是……二月份，是不是？”那个人漫不经心地问道，把桌上一个薄薄的文件夹朝自己跟前拉了拉。
“三月。”阿弗纳回答道。他声音中既没有恼火的成分，也没有对什么留下印象的意思。事实上这二者他此时都有一点。使他恼火的是这个游戏，而让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人的仔细。在面试他之前他们一定再三查过他，然而他们仍然非常谨慎。
那个人递给他一支烟，他谢绝了。他注意到那个人自己也没抽。不抽烟的人通常是不给别人烟抽的。所以这个举动一定是在看阿弗纳是不是他想象中的那种人。一个抽烟的人也许会不假思索地把烟接过来。噢，真是精明！这种诱惑几乎是无法抗拒的——这就是土匪阿弗纳——他想假装改变主意去要一支烟，看看那个人会如何反应。但是没有。
相反，那个人说话时，他仔细地听着。那个人说如果阿弗纳被接纳的话，这个活还是非常有趣的。在目前这个阶段，他甚至不能说他们欢迎阿弗纳参加录用考试。如果通过的话，还必须经过长时间的训练。大约一半的人会被淘汰，他也许是其中一员。但如果他顺利过关的话，这个活还是极具诱惑力的。
这个活很诱人，而且对国家非常重要。这就意味着他有了安全保障和一笔养老金，也意味着有了保险和医疗福利，甚至还有一套牙齿护理计划。也许还要去海外进行许多次激动人心的旅行。那个人说，他会发现这个组织就像一个金字塔，很多人都在底层，顶上的人非常非常少。他到底能走多远，要看他，也只能看他。
“就拿我来说，”他兴奋地说。“我开始时在底层，吃了很多苦头之后才到今天这个地步。”
噢，你今天到了什么地步？阿弗纳暗自思忖道，一个五十岁的笨蛋，坐在一把木椅上面试新人，房间里闷热难当。很让人激动嘛！
那又怎么样？这套位于波罗晓夫大街上的破旧不堪的公寓很显然是在最底层的。这个组织里最让人激动的也许还是在顶层。这位“约翰·韦恩”向往的顶层也许完全不同。
然而这次面试之后，迷人的牙齿护理计划却没有随之而来。没有电话，没有信件。但阿弗纳也永未下定决心。顺其自然最适合他此时的心情。这是1969年夏天。
“你还没有收到以色列航空公司那个家伙的消息吗？”在一个周末，肖莎娜这样问他。
“没有。”阿弗纳摇摇头。
“他是不是不着急？”
恰恰是肖莎娜自己不着急，这个问题等于白问。这个夏天，她就拿到教师资格证书了。他们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大谈特谈婚姻。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爱着对方。阿弗纳在部队的四年中，肖莎娜没有跟别人幽会过。如果他们结婚的话，她父母会资助他们的。毕竟，他们不可能老是用一辆借来的破车约会。
“不仅仅是以色列航空公司，”阿弗纳对她说，“我还有一个活。”
“是吗？什么活？”
“噢，政府的活。如果得到的话会非常好。我正在等。”
关于这个活，他跟她就说了这些。肖莎娜也没问。她有一头蜜黄色金发，像公主一般窄窄的五官和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