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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帝命谥文忠；千秋论定； 天生为社稷；旷世才难。 庆亲王奕劻的挽联是： 手挽乾坤；即今生荣死哀；公应瞑目； 身骑箕尾；际此遗艰投钜；我更伤心。 …… 无论人们说些什么；总之他所代表的一个时代永久地过去了。
1903年2月18日；李经方、李经迈等李家后代；葬李鸿章于合肥肥东（东乡）；距城十五里的大兴集夏小郢。 叶落归根；李鸿章总算到家了。
第二部分 甲午风云第21节 一生都是悲剧角色的李经方
李鸿章不像他的哥哥李瀚章那么多子多孙；他只有三个儿子：经方、经述、经迈（经毓、经远、经进均夭折）。其中长子李经方还是从六房李昭庆家过继来的。不过这个过继对李鸿章来说很重要；因为经方过继过来几年之后；这位四十二岁的老爸；终于有了亲生儿子李经述。
李经述生下来时；李经方已经念书了；仍是以长子的身份留在二房；先在家塾读书应科举；中举后在其父的安排下跟洋人学外语；了解世界各国情况；后来成为李氏家族中；帮老太爷办外交的最重要的帮手；因此也沾了不少“卖国贼”的“光”；如前所述；他被世人号为“割台大臣”。
他一生既没有赶上他的父亲一辈打仗立军功的年代；也没有在日益兴起的洋务运动中；在纱厂、电厂、电报局之类的单位捞个肥缺干干；而是跟在老爸身边；干那些最不讨好的“弱国无外交”的行当；所以他一生政治上始终不得尽放光彩；只能是郁郁寡欢。尽管他极其聪明能干；精通五国语言文字；又写得一手极帅的隶书和行草；人也长得人高马大；一表人才；但“大方向”总是被老爸圈住了。就此说来；他的过继给老二房；对他本人来说；似乎并不是件很划算的事情。
李经方生于1855年；字伯行；号端甫；早年在家乡读书习字；按照传统的学而优则仕的进身法则读书做官。他书读得不错；很快进身为府学廪生（秀才中的优等生）；因此被列为候选郎中。1882年在江南乡试中中举（名列第三十八名）；成为地方官员的候选人才（先后被命为分省补用知府、分省补用道、江苏补用道、军机处记名）。李鸿章奉命办理天津教案移家天津后；衙门在海河与南运河交界的金钢桥一带（即现在的李公祠大街一带）。
李经方从南京（李鸿章两江总督的衙门在南京）北上；亲履津门这一北方华洋杂处的商务巨埠；亲见其父身边的土、洋幕僚；及其从事内政外交诸项大事要端的大体过程；眼界和胸襟自是非同一般。这为他后来从事外交活动；奠下了别人无可企及的基础。到了1894年甲午之役之前；他已是有了三年驻美公使参赞和三年驻日公使资历的外交官了。
那时一般官场上的聪明人；都视洋务官为肥缺；而视外交官为畏途。郭嵩焘作为中国首任驻英公使；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以立富强之基”；遭到保守派的猛烈攻击；首先尝到了当外交公使的滋味。他回乡探亲的时候；乘了一艘小火轮；乡人见了也骂他洋奴、洋鬼子。那时当外交官；乡关万里；语言不通；生活不习惯；处处受洋人的气……这些倒还都在其次；难缠的是“正人君子”们动辄以“卖国”相讥；使人腹背受箭而危机四伏；况且清廷遇事并无定见；常常朝三暮四；你就得来回折腾；所以干什么也别干外交官；是时人常识。
然而李鸿章与众不同；偏偏要他的子孙们捡这个酸果子吃。他的三个儿子都没正经干过“党政军”；而主要是从事外交。李经方是职业外交官。李经述长期韬光养晦；准备接李鸿章的班；主要露面的机会；是陪同李鸿章1896年出使欧美列国；那是次著名的系列外交活动。可是还没等他手脚放开；李鸿章去了；他也跟去了。李经迈的正经职业也是外交；曾任钦差出使奥国；还作为随员陪同贝勒载涛出国考察陆军；大清王朝完蛋了才去打理自己的买卖，搞房地产开发的。世人都骂李卖国；难道他刻意要儿孙也去背卖国的黑锅吗？有谁能体味李彼时彼刻真正的用心呢？
李氏家族四五代人；读书做官的人是不少；但在洋务上占大便宜的倒不见多；大多是些会办、襄办之类的中层干部；而驻外公使、钦差倒出了一大堆；如驻日、驻英、驻美、驻奥、驻比、驻秘鲁、驻墨西哥、驻缅甸的都有；不知是由于李鸿章的迂腐呢，抑或是胸襟呢？反正李经方是其中“陷”得最深的一个。 李鸿章把长子拖上办外交的“贼船”；但并没有给他多少施展个人才华的机会；而是用自己的思想牢牢地把他给捆住。马关议和时面对伊藤博文的咄咄之势；李经方几次想据理力争；都被李鸿章给制止了。
他心里着急；于是变着法干扰其父的思路；叫其他随员把各自的见解简略地写成字条；递到李鸿章面前；供他决策参考；但也未见被采用（据刘晦之《异辞录》）。李经方在甲午之前曾干过三年（1890—1892）驻日公使；对日方上下的情况了如指掌；应当如何与日方周旋；他有自己的想法；但胳膊拧不过大腿；都被其老爸“消灭”了；最后；他就只有乖乖地去画押“割台”的份儿了。 李经方又一次的精神亢奋点是庚子议和前夕。那时李鸿章作为两广总督还远在数千里之外；清廷十二道“金牌”要他火速北上议和；不得稍事延误；李经方始终侍候其侧。
他们北上到达上海时；因北方打打杀杀已混乱得不可收拾；无法前去；京城里更进不去；八国联军正在烧杀抢掠；故在上海盘桓了一个多月方继续北行。上海一月；前来进言的不知有多少人；有中国人、外国人，有官方的、在野的；有主战的、主和的；什么人都有；甚至有人力主李鸿章甩掉慈禧那老娘们儿；拥兵自立为王；眼下中外人士皆寄厚望于他；何不趁清室“西狩”之机；夺回汉人之天下呢？当时每天各方来的电报不知有多少；李经方等根本来不及翻译；就调李鸿章旧日幕僚马建忠前来帮忙。马建忠的二哥是著名人士马相伯。大哥是马建勋；也曾是李鸿章的幕僚。马建忠就曾看到一封来自英国官方某大员的来电；主张李鸿章不要失去此千载良机；拥兵自立。李鸿章置之不理；还关照马建忠赶快把那电文烧掉（见马建忠的外甥朱怡声的回忆录）。
当时李经方也正持此种想法；屡次与其父密议；故时有“李公子胆子比天大”之说法。李家后人中至今有人认为；李经方当时的确是想“单干”的。然而老爸的胆小如鼠太令他失望了；而凭他的“底气”他又无法自行其是。总之；李经方再次在老爸面前碰了壁；从此不仅对仕途；而且对整个晚清政治都失去了信心；闷声不响地退回了自己的书斋。 其父去京城之后；把他作为一个重要的棋子留在上海；专门会晤俄国专使；因李鸿章还没有放弃对俄国人的希望；希望“老毛子”能像帮助中国收回辽宁一样；在此万事不堪之秋；再帮兄弟一把。李经方就是其父的代表。北方太乱；人多眼杂；留在上海；多一个谈判的分会场。李经方曾建议俄国专使重贿李莲英；促使慈禧早日返京；但遭到俄方的拒绝。此后的李经方；没有像在马关议和时那样起劲、用心了；任老爸以一当十一地与敌周旋。庚子之后；他参加了盛宣怀与英国人马凯关于通商条约的谈判；参加了一段安徽及沪宁铁路的筹建事宜。
1907年再回到他的老行当；当了一任出使英国大臣。辛亥革命爆发后；他的仕宦生涯就与大清王朝一起寿终正寝了。 综观李家这位长公子；因其父而得官；又因其父而不得施展抱负；只充当了老爸的办事工具而已；始终是个气不顺的悲剧人物。但要说其老爸对他完全不关心；那也不是。马关签约回来之后；全国舆论沸腾；人人声讨李鸿章这个卖国贼；世人妇孺皆知“李二先生是汉奸”；李家父子成了众矢之的。可是卖国的事情还没办完；台湾那边的具体“画押”交接的事还得去跑一趟。
李鸿章受了伤自然无法前去；于是任务落到李经方的头上。李鸿章心想这卖国的事不能再由李家干了；就推说李经方生病了；无法前去；而清廷不依。光绪皇帝别的事情粘粘糊糊；这件事情却坚决果断：“李鸿章不得推脱！”一句话；李家父子不想卖给清廷也得卖给清廷了！ 其老爸为大清王朝忠心耿耿；直到辛丑和约签订后累得吐血而死；终于迎来了两宫皇太后的胜利“回銮”；而他李经方不肯这么做。他后来似乎更清醒地看清了天下大势；明白清王朝“气数”已尽；所以辛亥后张勋复辟时；许多清廷旧僚都去附和；而他不屑于去凑热闹。
“九一八”事变之后；末代皇帝溥仪在日本人挟持下当上“满洲国”的皇帝；他也不去朝拜。民国初年他在上海当寓公；不食周粟；革命军北伐胜利后；他就被他那捣蛋儿子李国烋给逼到大连去了。虽住在大连日本租界内；仍保持了晚节。 死的那年是1934年；刚过了八十大寿。寿庆时从全国各地前去祝寿的亲友有上百人；热热闹闹地大摆筵席；还拍了纪录片电影。可是大家刚刚返回家里不久；就又接到了他的讣告；于是再赶过去参加他的葬礼…… 李经方一生经历了清王朝外交事务中的那么多的重要事情———马关条约、中俄密约、随父出使欧洲……想必应有日记或是私人的档案；可惜现在无法找到。
据李经方的孙子李家骁先生讲；“文革”中造反派从他家抄走了很多东西；包括《文忠公信札》；那是一大宗李鸿章给李经方的亲笔信。信中除了关照他处理一些大家族的事情；如李凤章去世后；家中闹财产纠纷；姨太太告状告到李鸿章这儿来。别人都不愿插手；李鸿章只好叫李经方去安徽处理。还有乡下的义庄和田地的事情；李鸿章也关照大儿子去查验。更多的信则是通报情况；有清廷各方面的人事动态；也有与各国使节或洋行打交道中的问题；也有分析局势的，政治、经济、外交；无不推心置腹；毫无避讳；这正说明了李经方在其父心目中的作用。 可是“文革”后落实政策；发还抄家物资的时候；并没有如数发还李家。现在收藏李经方手迹最多的地方；大概是上海档案馆；有一百多封信。
第二部分 甲午风云第22节 用心读书与主张“放脚”
除了其父的影响外；李经方的成长与曾在李家的一位洋大人大有关系。此洋大人名叫毕德格（William N。 Pethick）；美国人；其地位在李家的洋人中仅次于德璀琳（Gustav Detring）。 毕德格原先在美国当兵；美国内战结束前在纽约的一个骑兵团任职。此后不久；不知何故他对中国政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为了更多地了解中国；他不远万里来到了东方；并“修炼”成了一个有造诣的汉学家；不仅能讲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能熟练地用中文阅读、写作。1872年；他被任命为美国驻天津领事馆的副领事和翻译（除了1880—1884年外；他一直担任此职）。
后来由于工作上的交往；他与李鸿章熟了；并由于佩服李鸿章的人格和精神；自愿充任了李家孩子们的英文家庭教师；由此获得了李家的信任和友谊；进而又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英文秘书和翻译。为此；他失去了领事馆副领事的金饭碗。因为美国人认为；既然你担任了李鸿章的私人秘书；就不可能公正地履行其领事的职责。他被美国政府炒了鱿鱼；从此更加起劲地为李家和李氏本人服务；成为与李鸿章最接近的少数几位洋人之一。
他服务于李家期间；为李鸿章用中文读了不下八百部英文、法文和德文的书籍；并陪同其接待外宾；为其出谋献策；还为其物色合适的洋员来华供职。外国工程师或技术人员来华后；他还亲自陪同深入山区探矿。1895年李鸿章奉命赴日马关议和时；他也是随员之一。他是个不错的参谋；尽量利用美国的关系为李鸿章四处打探消息；为其决策提供参考……李经方就是在这个人的培训下；精通了英语；阅读了大量外国报刊、书籍；一天天走向外交之路的。他的到来；使李家父子加快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步伐。
李经方读书向来很用功；淮军名将刘铭传曾讲过一个他亲见的情景。说是那年李经方在南京应秋试（考举人）；刘铭传去看他；见门里无人；就直接穿堂进了内室。时李经方正在读书；专心致志；竟没有发现有人进来。刘走近一看；见其嘴角一团乌黑。再一看；原来书旁放着一盘菱角和一匙糖；他正一边看书一边用手抓了菱角蘸糖吃。可是书旁还放着一方砚台；砚台内墨汁未干。他拿菱角蘸糖时眼睛并不离开书本；所以有时蘸糖就蘸到砚台里去了；竟也浑然不觉；致使满嘴乌黑；令刘氏捧腹不止。 曾纪泽在日记里也有李经方好学的记录。曾当时被任命为驻英法公使；在出京赴任途经天津的时候；前往李鸿章府上拜访；顺便与李经方长谈了一次。
他在日记中写道：“伯行（经方字）聪慧绝人；从朱静山及白狄克（即毕德格）学英文英语；甫期年；已能通会；再加精进；必可涉览西书新报之属矣……伯行志意专笃；口颂活规；孜孜不倦。初时甚自隐秘；惟余与吴挚甫（汝纶）知之；近日李相始有所闻；余劝相国因延师而教之；以成其志。” 然而尽管李经方聪明又用功；但对八股文还是不甚得法；考进士始终未考取。除了有几年担任公使驻外；他一直跟在父亲身边襄办外交；担任秘书兼翻译。
甲午之败后1896年李鸿章出使列国那次；经方也随同前往；还是李鸿章特意向皇上申请来的。为此李鸿章与李鸿藻之间还有一场舌战。此事被刘秉璋（淮军名将；四川总督）的儿子刘体智记录下来。有云：“及俄都；使节将行；朝旨命仲子（李经述）随往；文忠为伯氏固请以行。文正（高阳李文正）曰：‘父子同日受命；主恩隆甚；于公足矣；何必伯氏？’文忠盛怒；历举日约之任怨；且讥文正之食言；二公因之大椋Ｎ醇肝闹颐媸ィ痪沟盟攵ィ晃恼辔抟阅阎病！彼得骼詈枵露跃降闹厥右罹觯痪」苡欣詈柙宸炊裕凰故羌岢忠罹揭才阃坏廊ァＡ跆逯牵ɑ拗┦抢罹降钠薜埽辉て谧≡谔旖蚶詈枵录遥谎в⒂锸蓖荼系赂裎Α＞由虾Ｊ痹诎捕罚ㄏ职睬炻罚┦庇衷诰樱唤鲆磺街簟！ �
他们还是亲家；刘家一公子刘济生娶李经方女儿李国华为妻。所以刘氏于李家旧事知之甚详；所言应属可信。 李经方一生读书用心；办事也用心；思想比他老爸还要开通。有时老爸认为是小事；他却认为并非小事。著名的英国在华船商之妻阿德波德·立德（世称立德夫人）在她的《李鸿章的生平和时代》里；曾写到一段与李氏父子见面的故事；很能说明他们父子俩在某些观念上的不同。 时为甲午战败之后；李鸿章在一片声讨声中被赶出京城；外放广州当两广总督。立德夫人不是个平庸的商人之妻；而是个极其热情而执著的社会活动家；她曾多次参加救济灾民的募捐；非常同情晚清妇女的“三寸金莲”之苦；发起成立了“天足会”；并以四处活动、组织集会和散发宣传品的方式到处宣传；力图劝说中国女人抛弃裹小脚的陋习。她从武汉到上海；再转辗香港、广州（她的丈夫是位船商；她的出行该不会太费事；但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钱财）；想不到那些裹脚的妇女苦头吃足；但自己做不了自己的主；一些地方基层官员也反映冷淡。为此；她想“从领导抓起”；想拜见一次极有名望的两广总督大人李鸿章；想利用他的支持和影响广为宣传。
谁知即便是外国人；要见总督大人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最后还是李经方从中帮了忙；才如愿以偿的。她先是找英国驻华总领事；请其代为引见；或者为引见帮帮忙。不料总领事说：“不行；中国总督不可能接见一个女人；这是一件有关礼节的事情。不用说我帮不了忙；连提起都没有必要。”立德夫人没有罢休；转而又请在香港的意大利总领事帮忙。意大利领事给她出了个好主意；介绍她走迂回路线———先给总督大人的儿子李经方写封信；再由李经方安排去见李鸿章。结果此招果真灵验；让我们看到了一段极富戏剧性的总督接见外宾的细节。
李经方的确很有本领；善于在关键时刻“捣浆糊”；让他父亲微笑地接见了一个他很不情愿见的外国女人。 立德夫人写道：“我给李大人（李经方）写了信；说李鸿章对于废除裹脚的赞同；定会大大地推进废除裹足运动的进程。如果星期天李总督有空；请他安排此事。届时；一位德高望重的美国女医生将与我一同前往；再晚我就要去外地了。
李大人很快就作了答复；定出了日子和钟点。” 讲到进广州两广总督府时，立德夫人写道：“坐在漏雨的轿子里；我和玛丽·富尔顿大夫前往李鸿章的官邸；在曲折的街道中足足穿行了一个小时才到李鸿章的衙门。我在中国住了这么多年；进官宅还是第一次。现在身上又冷又湿；等着被接见；还真紧张。一开始；富尔顿大夫就说这衙门一定又脏又乱；破败不堪。看来她的话应验了；不过我想；天气好的话；重重大门后的内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