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未阅读完？加入书签已便下次继续阅读！
撼鞘欣此邓鹗螅缓慰龌挂加靡桓鲆逊掀木苫 ＞蒲У穆壑ず螅凰蟮ㄌ岢隽嗽诤Ｌ踩硗辽涎∠呓ㄕ尽⑾蚝Ｌ惨氐姆桨浮Ｕ飧龇桨覆唤隹杀苊獯罅空嫉夭鹎ǎ欢医ǔ珊蟮穆坊箍梢晕苍斓匾磺О税儆嗄叮晃医谠甲式鹑в嗤蛟Ｍ彼衔幌妹畔衷诿挥泄驶。坏灰欢ń床恍枰ㄉ韫驶。唤匆坏┮ü驶。换箍梢岳镁苫〉幕亍Ｏ妹攀泻罄吹姆⒄梗徽缋畹俐嵩ぜ频哪茄晃迥旰螅幌妹殴驶∩下砹耍痪褪窃诶畹俐岜氏卤槐Ａ粝吕吹姆匣∩现亟ǖ模徽庖幌钌杓朴治医谑×舜罅孔式稹�1994年联合国世界银行专家组来此考察；称赞这项工程“独特新颖；别具一格；为海港区铁路配套工程设计开了个好的先例”。
1984年；国家决定上马福建水口电站；这个项目由世界银行贷款二十多个亿。这个电站的建设要淹没原有的外福铁路北段的四十公里铁道；因而这段铁路整体要改线。改线的设计和施工任务又落到李道的肩上。 世界银行的专家提出；外福线的改线工程；必须在1989年11月30日以前完成；否则将取消对水口电站二十多个亿的贷款。为此；国家计委下达了死命令；外福铁路改线投资四个亿；四年内必须全部完成。这样一来；无论是投资额还是工期；都与原先铁道部批准的计划相去甚远。为了保证工程的实施；李道和他的同事们反复研究、论证；决定更改方案；由“北—南—北”的方案改为全部走北线的方案。新的构思遭到部分同行的反对；但李道洪一旦拿稳了主意就决心动手了；况且工期实在太紧；他顾不得许多了。他向部里提交了可行性报告；立下军令状；一头投入了紧张的工作；连续三年没回家过春节。这期间；世界银行每三年来检查一次工作；每次都表示非常满意。最终他们仅用了三年零四个月的时间；全线建成通车；而且又为国家节省了一大笔投资。 在那些军令如山倒；夜以继日的日子里；他无法顾及到家庭。
他的夫人王承嫣也是高级工程师；是福州城市建设局的自来水建设工程专家。两夫妻常年奔忙在外；常常要把两个女儿托付给保姆照看。当年；他们的小女儿就要出生了；而李道洪有任务在身；他急忙把妻子送进医院；然后从医院径直奔向火车站……等他在任务的间隙回到家时；女儿已经四个月了。对事业的执著；王承嫣自己也有体会；所以她很理解丈夫；尽力挑起了家庭的生活和教育孩子重担。现在他们的女儿女婿都成为学有专长的技术人员。 粉碎“四人帮”后；李道连续两届被选为福建省政协委员；还当过江西省的政协委员；并代表福建省科技界赴北京参加了全国科技大会。王兆国同志紧握着他的手说：“感谢您；李道同志；感谢您为福建人民作出的贡献！”
1989年；他从福建省的实际情况出发；提出了建设福建第二通道的设想；在南平到恒丰间再建一条铁路。现在从上海坐火车可以直达武夷山；走的就是这条铁路。 1999年；福建电视台在国庆节期间；播放了专题片《无悔人生》；记录了他那饱含酸甜苦辣的奋斗历程。
第三部分 短命侯爷第48节 屡·败·屡·战（3）
舞台美术专家李道善
李道善是李家老大房李瀚章的后代；即李经畲的曾孙，李国成的孙子，李家美的小儿子；现名李畅；1929年生于北京甘石桥李家大院。 可能是受了家庭的影响；他从小喜欢艺术（他家从高祖李瀚章起；几代老太爷都是戏迷；家中几乎每个人都会唱戏）；唱歌、唱戏、画画、武术等样样都来；后来竟成了终身的职业了。
抗战时他随父母到了重庆；十几岁就加入了左翼文化团体的演出活动；1945年考入国立戏剧专科学校。抗战胜利后学校搬到南京他跟到南京；解放后学校搬到北京他也跟到北京。后来该校与延安鲁艺及华北大学第三部合并为中央戏剧学院；他亦随之进入中央戏剧学院；在舞台美术系任教。 50年代；他参加了国家青年代表团出国演出；回国后重新分配工作。领导征求他本人的意见时；他认为学校艺术氛围不错；教书能发挥他的特长；就又回到系里任教。几十年来；他辛勤地耕耘在舞台美术这块还少有人涉猎的园地上；累积了丰富的教学和实践经验；著有《剧场与舞台美术》、《舞台机械》、《清代以来的北京剧场》等著作；历任讲师、副教授、教授；兼系主任和该校图书馆馆长。1954年起；还兼任中央文化部剧场建筑顾问、中国舞台美术学会副会长（发起人之一）。
粉碎“四人帮”以后；担任了国际舞台美术学会中国分会秘书长；国家投资几十个亿的大剧院项目重新上马时；他担任专家组组长。 按说；李道善干的是幕后的工作；舞台美术嘛；不怎么出头露面的；工作性质决定了就是无名英雄；何况他生性又不喜张扬；喜欢在笔头上下功夫。可是他没想到；在他二十六岁的时候；还是出了一次“大风头”；就是1957年的整风反右的时候；一不小心；竟成了北京戏剧界的第三号大右派；名字还上了《人民日报》；批判他的文章占了整整半个版面。单位里则整天大会批；小会批；甚至还搬出了他的老师欧阳予倩等老先生；来声泪俱下地“帮助”他；弄得他的名字在文艺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了。 李道善人很活跃；性子直爽；办事一贯热心；说话据说很有鼓动性。其实他不过是在“鸣放”期间向领导提了点意见；诸如外行领导内行啦，艺术是人类共同的财富、不一定有阶级性啦，应该建立一个舞美专业的协会组织啦等等；都是大家常谈的话题；有的甚至是很好的工作建议。但是一旦你成了运动的重点对象时；那就对不起了；你说的什么话；做的什么事；就都成了别有用心的了。
又碰上李道善是个不大肯买账的脾气；满不在乎；挨完斗还去东安市场吃西餐；那思想问题就更严重了。结果七斗八斗；把他斗成了个“二级右派”。 那时右派也是分等级的（笔者实在孤陋寡闻；乃头一次听说）；一级右派是要进监狱的；二级右派要下放农村劳动“锻炼”；有的是在城市郊区；有的则发配到新疆、青海、黑龙江等边远地方；“锻炼”的时间有几年、十几年、二十几年不等；也有的一直“锻炼”到死；三级右派是留在原单位（或是调换一个工作）；一边工作一边接受思想改造；但也不轻松；不是降级就是降薪。二级右派是不允许你养家糊口的；每月只发十八元钱的个人生活费。 李道善很“幸运”地被划入“二级”；而且没有去外地；被遣往北京郊区的一个生产大队劳动“锻炼”。尽管一“锻炼”就是六年；尽管那年他只有二十六岁；尽管他有三个孩子要养活；尽管他背起铺盖卷加入劳动“锻炼”的大军时；他的妻子谢延宁正在医院里生他们的第三个孩子……好在那时的右派也多；光中央戏剧学院就抓出来四五十个（据说全国有五十四万）；前往农村住集体宿舍也不算寂寞。
何况；他的大哥李道和也“幸运”地当了右派；他原本北京燕京大学新闻系毕业；在《内蒙古日报》当记者；后来在包头市师范学院当教授、外语系主任；不知说了句什么话；也成了右派。于是李道善也算“道不孤”。在农村；种地、挖沟、修水库；什么活儿都干…… 其实当时的上层领导中也不乏明白人；北京市长彭真就是其中一个。据说把这些年轻聪明的右派留在北京郊区劳动“锻炼”就是他的主意。他认为这些人思想上有点“毛病”；但个个都是业务尖子；弄到外地去就糟蹋了；培养一个人才不容易；何况是各行各业这么多人才；留在北京将来还好派用场。这大概是李道善之流的最大的幸运。 而更加幸运的是上帝还给了他一个聪明美丽；而且明事达理的妻子。他的妻子谢延宁也是艺术界的人士；是李道善在国立剧专时的同学；他们有共同的志趣和爱好。其实在北京演艺界谢延宁的名气原先比李道善要大；她是北京人民艺术剧院最早的演员之一；曾在《蔡文姬》、《武则天》、《雷雨》、《茶馆》、《丹心谱》、《洋麻将》等剧中饰重要角色；是第一代《茶馆》阵容里的人物；身后有一大帮子追星族……然而一转眼就成了右派家属了；要靠自己一个人的工资抚养三个孩子。
那时的剧院不像现在；是常常要送戏下乡、巡回演出的；一个巡回演出起码半个月；有时要个把月；孩子就只好交给保姆。可是后来到了大跃进的时候；不知哪个缺德的人提出来；家庭用保姆是资产阶级的生活方式；提倡自己动手；解决困难。而谢延宁的困难是无法解决的；保姆被舆论赶走后；她只好把三个孩子送进托儿所、幼儿园；住全托。到了周末；人家革命家庭的孩子被爸爸妈妈接回家了；而右派分子的孩子只好仍呆在幼儿园里。可是幼儿园的老师也要下班呀；实在没办法了；老师就把孩子带回自己家里……至于钱不够花；那就得像李道稔的母亲一样；翻翻这个箱子；看看那个柜子；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拿去卖几个钱。
那时李道善的母亲还在世；老人是从日本回来的华侨；手里有点钱；但也受到歧视；不敢公开地接济儿媳妇；怕人家说是接济右派；只能悄悄地买点孩子吃的食品；趁天黑送去———那时的政治气氛就像是草木皆兵；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细胞了；明明正常的人也变得像个贼似的了。 好在老天长眼；让他们的三个孩子都成长为艺术界的专门人才。 总算那些不堪的日子早就过去了。如今的李道善、谢延宁夫妇年已七十多岁了；早就当上爷爷奶奶了；虽然都已退休；但仍在为艺术界和建筑界的各种事务忙碌着。改革开放以后；李道善多次赴美讲学；在美国伊利诺州爱尔金社区学院任客座教授；并在伊利诺州立大学、南伊利诺大学、南卡罗莱纳大学、泰克蕯斯大学讲学。他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舞台；近些年关于国家剧院的建设事项；他又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冒险保存了李鸿章宝剑的李道
李鸿章的宝剑据李家后人说原先有两把；是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赠送的纪念品。其中一把李鸿章带入了坟墓（作为陪葬品）；原指望永远保存在地下的；想不到半个多世纪后的1958年；在大炼钢铁的群众运动中被挖了出来；好在没有拿去炼铁；被一个文化人看中了；拿去当了文工团演节目的道具；现在早已不知所终。另一把就是现存李家人手里的；历经五代人的递传、费尽千辛万苦才保存下来的那一把。 这把剑粗看与中国的剑没有什么两样；剑柄和剑鞘上按中国的传统雕刻了牡丹和蝙蝠的吉祥图案；剑身有三尺长；七八斤重；雕花的纹路间有一层淡绿色的铜锈。可是抽出剑来即可显出它的不同；传统的剑一般剑心一线是渐渐高突起来的；而这把剑却在剑心一线有一道凹槽；这大概是根据物理原理设计的；目的是在行刺之后使剑便于很快抽回。
这把剑在李鸿章去世后原由他的二儿子，实为亲生长子李经述收藏。李经述在丧父之后的百日之时即“随父西去”；剑就传到他的三儿子李国煦手里。李国煦三十二岁去世时；又由国煦之子李家瑾即李玉良继藏。李玉良是李经述的最大的一个孙子；由朱太夫人做主；过继给其伯父李国杰。所以他从小跟着李国杰走南闯北；见过不少大世面；后来成为一个敢想敢干、为民主革命作出过不少贡献的民主人士。 李家到了李玉良一代已是第四代；他们这一房的家族的遗产已所剩无多；因为有了李国杰这个极会花钱的父亲；钱就像长了腿似地跑得快。
李玉良有一段时间没有固定的职业；却有七个子女要养活；还有几个从他们上一代开始就在李家服务的老佣人；所以从抗战时期起；就已开始卖卖当当地过日子了。解放后李玉良先在上海市公安局工作；后到安徽省省委统战部任职；1957年病逝前任安徽省文史馆秘书。尽管这种卖卖当当的日子持续了不少日子；可那把宝剑；始终挂在他家的墙头上。 李玉良去世时他只有两个儿子参加了工作；一个儿子参了军；其余孩子都还在读书；已经工作的孩子就把有限的工资拿出来交给母亲；供弟妹们读书。但无论多么困难的日子；这把祖传的宝剑他们不舍得卖；仍挂在他家升平街老宅的墙上。可这在太平岁月还好说；到了“十年浩劫”扫“四旧”时；麻烦就大了。
1966年下半年；造反派成团成伙地在街上冲冲杀杀；见到“四旧”不是烧就是砸烂；吓得一些过去的殷实人家把美金、黄金、高级手表半夜里往垃圾箱里扔……李家人自然也非常紧张；因为李家的确还保存了一箱祖传的东西；那可是货真价实的“四旧”；里面有李鸿章当年穿过的朝服、皇帝恩赐的黄马褂、三眼花翎顶戴、手批古籍、古瓷、古礼器以及李鸿章用过的印章、印盒、题写的扇面等等。这些箱子里的东西外人自然是不知道的；但李家在升平街住了几十年；街坊邻居无人不知他们是李家之后；寻常日子大家和睦相处；而“革命风暴”呼啸而来之时；只有翻脸不认人的人才算是“革命派”。 他家隔壁一家的老人；论成分不过是个小业主；就是因为在抄家时和造反派争辩了几句；惨遭造反派毒打；惨叫声一条街的人都能听到……这时正好在海军部队服役的李家老三李道来沪探亲；正住在家里；他实在不能忍受隔壁的惨叫声；就穿好军装前去制止了“小将”们的“革命行动”（那户人家至今非常感谢李家）。然而回到家里面对自家的一箱“四旧”时；仍是一筹莫展。
他心想母亲年纪越来越大了；支撑到今天已经很不容易了；断受不了这样的打击。刚巧当地的户籍警严晓玲跑来告知；按照上级规定；军属之家是不可以抄家的；但现在天下已大乱；谁也管不了谁了；这条街上无人不知你们家的底细；为了安全起见；你们家若是有“四旧”的话；还是自己处理处理吧。 那么就只好如此了。当天夜里；他们几个兄弟陪着母亲卞慧卿；小心翼翼地把箱子抬到了天井里；把箱内之物撕的撕；烧的烧；砸的砸；然后“扫进历史的垃圾堆”了事。那件黄马褂；临焚之前想想实在不舍得；就剪下了上面五只金纽扣；把它混在针线箩筐里；造反派就不易发现了。那一堆大大小小、晶莹亮丽的各式印章；一般的也就扔掉了；有几方大的上面还刻着山水人物造型；精美无比；扔掉实在可惜；怎么办呢？还是小儿子李道稔想出一个好办法；干脆把上面的印文磨掉；去掉它的历史内涵而成了一块普通的印石；不就安全了吗？那堆印章是李鸿章、李经述、李国杰、李国煦等三代人的印章；说不定就全成了祸害了。一箱子东西全都处理完了；他们仍未舍得动那把宝剑。李道小心地把它用报纸包起来；今天藏到这儿；明天藏到那儿……他明明知道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有一天宝剑还是被造反派搜走了；是被李道的一个叫“大哥”的同学给“咬”出来的；他曾在李家看到过此剑。
李道1949年8月参军；那年才十五岁；曾在华东军政大学读书一年；所谓“大哥”就是他那时的一个同学；关系好得就像亲兄弟。毕业后“大哥”分配在陆军；而李道则要求去海军；因为那时国家正在组建海军。他想；既然高祖父是在海军（北洋海军）的事情上栽了跟斗；李家后人就有责任在海军建设上再站起来；于是来到东海舰队兴国舰上。部队驻扎浙江定海；白天参加训练、执行任务；晚上他总是一卷在手；灯下苦读。军事书、科技书、自然地理书、政治书、历史书、名人传记……只要那时能找到的书；他总是尽量找来看（如今李道已经去世了；我们从他留下的遗物中；看到有满满一大橱书）。他从士兵做起；以海疆为家；立志为中国的海军建设奋斗一辈子；理想和目标是要当个将军。 可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兵哪里知道；在极“左”思潮盛行的年头；李家人是不会受到重用的。
他参加了解放一江山的战役；战役打到最激烈的时候；他和战友们向一个山头冲锋；开始还算顺利；谁知敌人突然开始扫射；他还好；仅臂上负了点轻伤；而他前后左右的战友却倒下了一大片……他拣了一块弹片和一只炮弹壳带回来；作为对战友和那场战役的永久的纪念。 后来长期担任舰上作战参谋；在东南沿海一带执行巡逻任务。在业务上他总是出类拔萃；对那些可疑的“渔船”总是保持高度的警惕；有一次他率先跳上了一条日本“渔船”；果真发现了问题；他们当即决定把该船拖回港。后来经有关部门调查证实；那真的是一艘间谍船。 他曾荣获过三等功和四等功；多次受到表彰；但由于出身问题；长期未获提拔。1966年“文革”爆发后不久；部队也要“清理阶级队伍”；他这个大卖国贼的后代；自然在第一个浪潮中就被冲刷了下来；被宣布复员回沪；到城建局的一个学校当行政干部。 就在这个时候；当年他那个“大哥”参加了“支左”工作组；偏偏在“支左”中又犯了生活错误；在隔离审查中为了争取宽大处理；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