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炖肉！”不一会儿，肉丝炒韭黄、两张家常饼和一碗炖肉都端了上来。只见他把菜分成两份，一份倒在一张饼上，把饼一卷，比拳头粗，张开大口开吃。片刻间两张饼进肚，他也直吃得青筋暴露，满脸大汗，连着打了几个饱嗝。另一次是青岛的一个建筑工地上，午饭送来，笼屉上冒着热气，里面是半尺来长的韭菜馅蒸饺。开饭时工人蜂拥而上，直接上手抓着吃。这时有挑着大葱的小贩来兜售甘蔗粗细的大葱，人手一截，梁实秋将他们吃葱形容为“像是饭后进水果一般”。
上海画家白蕉喜欢用鸭肫佐酒，如有人送他鸭肫，他便以书画为报。
1930年4月，时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文学系教授的李劼人辞去教职，借了300元，在指挥街开了一家餐馆，并请大名鼎鼎的吴虞给饭馆取名。吴虞在日记中写道：“李劼人将开小餐馆，予为拟一名曰‘小雅轩’。”典出《诗经·小雅·鹿鸣》：“我有旨酒，以燕乐嘉宾之心。”
李劼人后来回忆说：“我同妻亲自做菜，一是表示决心不回成都大学，二是解决辞职后的生活费用。”由于李劼人作家兼教授的身份和名声，加上跑堂的是他的学生钟朗华，“小雅轩”一开张便在成都引起轩然大波，报纸当即以《文豪做酒佣》为题大肆渲染。一时间，旧朋新友纷至沓来。李劼人和成都大学的教授们以及文化界人士约定，每月30日在“小雅轩”聚会，照成都的吃法按到会人数“打平伙”（AA制）。李劼人主厨。
李劼人当初之所以同意以“小雅轩”为菜馆名，并不全在一个文雅的雅，还含有“不登大雅之堂”的意思。这一点从“小雅轩”的菜谱中便可看出。当中没有鱼翅、燕窝等名贵菜品，多为民间可口的家常菜，如粉蒸苕菜、宫保鸡丁、肝炒绿豆芽、凉拌芥末宽皮粉等等。
周作人说：“海淀的莲花白酒是颇有名的，我曾经买过一瓶，价贵（或者是欺侮城里人也未可知）而味仍不甚佳，我不喜欢喝它。我总觉得勃兰地最好。”
3．穿戴
上世纪30年代，蒋介石一年四季常披一件黑色披风，出门不离身。后来社会上越传越神，有说是防弹衣，有说冬暖夏凉。其实这只是一件普通披风。30年代初由他的侍从室委托励志社经手，让南京李顺昌军服店裁制而成。
抗战前张大千来北平，在中山公园开画展。很多观众见到了张大千的真面目：一把浓黑的大胡子，手指头十分粗壮。深灰色老布夹袍子，黑大布马褂，布袜子，布鞋。据说这样的装束，当年只有在边远的山区小镇上才能见到。
1925年，丁玲和胡也频在北京同居。当年冬天胡也频无以御寒，丁玲花七块钱买了两块儿棉布和两斤棉花，亲手给胡做了一件棉袍，但不合身，只好送到当铺换回4块钱。丁玲又买了一块钱的棉花，把胡也频的一件旧袍子拆了塞进棉花，对付了一个冬天。
袁世凯当总统后，派人把名士王辏г私拥奖本允纠裣拖率俊Ｍ跞プ芡掣保泶┣宄尿酃俜剩合衷谝丫敲窆耍舷壬我匀源┣宸兀客醮穑耗愦┪魇椒埃艘姆玻掖┞薹埃嘁姆玻舜吮舜恕�
战后，“党国大员”们纷纷携眷来逛北平，成为一时的风尚。素有“桃色将军”之名的孙元良也带着爱妾跟风而来。当时京沪一带女装以翻穿灰背大衣为时尚。孙妾是南方人，想趁北游之机，挑一款顶级的灰背大衣穿回去，名号瑞蚨祥自然成为首选之家。一日，孙元良挈妇坐小卧车直驱瑞蚨祥，店中一看来客势头不小，便格外殷勤，优礼有加。孙等登楼环顾，见货品琳琅满目，自恃有钱，任意挑选。店中也将最好的灰背大衣一一陈列。不料这两位顾客并不识货，挑来挑去，也只是凭价码判定货色高低。他们逐一看价，从500万、600万看到800万，无一件过千万者，心犹不甘，便问：“还有价值更高的没有？”店员已看出买方并不识货，也识破了他们的心思，不免想冤两人一把，他答：“柜上佳品，已尽于此，如要更好的，须到仓库去取，可否请您稍等。”孙点头后，店里即派人出门，但并没去仓库，而是到附近祥谦益取来一件灰背大衣。这件大衣标价600万，在橱窗里摆了大半年也没卖出去。瑞蚨祥拿过来，换上自己的标签，加码至1200万，送到楼上。店员告诉孙元良，这是无上妙品，不遇识家是不轻易拿出的。孙听后甚为满意，仿佛自己真成了“识家”，欣然付账而去。孙元良后来官至兵团司令，败逃台湾后解甲从商，一直活到104岁，2007年才去世。其子秦汉曾是台湾当红一时的电影演员。有意思的是，这位当年在瑞蚨祥被涮了一把的将军，晚年居然成了台湾一家绸布公司的董事长。
1929年华北大旱，《大公报》发起赈灾募捐，溥仪时居天津日租界张园，他拿出一些貂皮，委托《大公报》代为标售，进款捐给灾区。胜芳蔡（河北文安县胜芳镇巨富）后人蔡次泉（时蔡家已移居天津，成为“天津八大家”之一）听说后，即以最高价出手其中的大部。他的真实用意，其实并不在于助赈，而是以能享受或拥有皇家衣裳自炫。此举所流露的，是一种典型的暴发户心态。
蔡次泉的弟弟蔡荫泉穿着上不让其兄。他是天津元隆绸缎庄的大主顾，凡元隆号新进的各种绸缎皮货，必先由蔡荫泉选购后，再送门市出售。元隆绸缎庄视其为财神爷，百般逢迎，自不在话下。
1934年夏，蔡家到天津后的掌门人物蔡慕韩（蔡次泉之侄）娶媳，新娘是曹锟的孙女。新娘婚礼上所戴凤冠，是用珠宝镶嵌的；衣服则用黄金丝刺绣，这身只穿一天的“行头”的价值，据说能顶1000袋面粉。
林森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后，还时常自己上街购物。有一次他到南京花牌楼一家鞋帽店买礼帽，被店员认出，老板说什么也不收钱，还以上等礼帽相赠，林森却让再三后，只有欣然接受。这消息随后不胫而走，这家鞋帽店从此生意火爆。
吴鼎昌一向注重仪表。抗战期间，他任贵州省主席。在公众场合总是穿一身笔挺的西服，上衣口袋插一块花手绢，微露一角。吴每天刮脸，丝毫不见胡子茬。
民国时期，高级将领里最讲究服饰的据说有两个人，一个是商震，另一个是邹作华（曾任中央炮兵学校教育长）。1928年后，高级军官为标榜俭约，一般都穿灰布军服，一套灰斜纹布的军服料子不过三四元，商震的军装则一定要拿到东交民巷的外国裁缝铺去做，光手工费就得三四十元。商所穿衣服，无论军装还是便装，一概烫得笔挺，家里雇着专门烫衣服的工人。
虞洽卿虽为上海滩的大佬级人物，却一向不修边幅，尤其不喜欢穿长衫。他坐汽车外出活动，常常是短打扮上车，把长衫放在车上，下车时再由司机取出，披在身上做做样子。
上世纪30年代初，张恨水在关门“暴写”了一年小说之后，去了趟西北。他到西安拜访时任陕西省主席的邵力子，邵很热情，听说张要去兰州，就安排他搭乘西兰公路刘工程师的公务车。张一路阅尽西北的荒凉，感到这里的一个县尚不如江南的一个村镇。刘工程师告诉他：“你还没到县里头去看看呢，老百姓的衣不周体，十几岁的闺女往往只以沙草围着身子过冬，没有裤子穿，许多县都是如此。”
方丈是庙里的权贵阶层，衣食住行都远高于一般僧众。当年拈花寺的全朗和尚，有成箱的绫罗绸缎，单夹棉纱无所不备，时更日换，越穿越多。
汤恩伯不修边幅。身上穿的军服，灰的黄的连同军帽和皮带的颜色，能凑成几截。他夏天坐在汽车里，总是一只裤脚包着鞋跟，另一只裤脚卷到膝盖以上。除了接待外宾，很少能看见他穿戴整洁的时候。
宋美龄选购衣料，总是跑好几家店铺，问明价格，拣合意的地方买。
天津买办冯庸仙每天早、中、晚换三次衣服，每件衣服的款式和花样都不同。中式上衣的花朵，与时辰相应，依含苞、初放、盛开三式定织。如此则他本来已成堆的衣服就要再加上两倍。还有成堆的人为他设计、购置、收藏、整理衣服。
邵乾一是东北首屈一指的资本家，身家不下千万，过日子却像个穷人。他平时穿的衣服都是老伴缝的，鞋也是老伴做的，从不穿皮鞋。鞋穿破了就叫人去掌，有人开玩笑说：“老东家，你穿什么样鞋没有？不要再穿掌的鞋了。”邵笑笑说：“省一个是一个。”某日，他去哈尔滨马迭尔饭店赴宴，穿一件黑布大针脚的棉袍，戴个毡帽，显得不成体统。陪他去的跟班说：“总经理，你穿我这件水獭领大衣，水獭帽子，我再借一套。”邵说：“不用！是请人吃饭，也不是请衣服吃饭，还管穿什么吗？走！”结果马迭尔的门房放跟班进去，把邵当成伙夫拦住了，跟班怎么解释也不管用，邵一气之下，在门厅大喊：“谁不知道我邵乾一！”
1939年，张伯驹辗转来到大后方贵阳，往访贵州省主席吴鼎昌。他战前见到的吴鼎昌，都是长袍马褂，脚登双梁鞋，此次见吴身着笔挺的上将军服，不免心生滑稽之感。
刘延陵与朱自清、俞平伯、叶圣陶等同为文学研究会早期的八个诗人之一。刘是苏北人，口音很重。一天早晨，郑振铎去看刘，刘正在被窝里鼓捣，郑振铎不明就里，问他在干什么。刘答：“换裤子。”因是苏北腔，听起来有点像“红裤子”，这就有点类于女人的行事了。
作家许杰早年在宁波浙江省立第四中学教书时，花17元做了一身咖啡色的厚呢西装，包括上衣、裤子和坎肩。他还给西装配了衬衫、硬领、领扣、袖口和领带等。这是许杰的第一身西装，在宁波就没怎么穿过。后来到了上海，他费了老大劲才打上领带、把西装穿好，出门后仍不知所措。看见有人穿的西装上衣没扣扣子，他便把扣子解开，袒胸走路；一会儿又见有人西装上衣的扣子扣着，忙把解开的扣子再扣上……如此一趟街逛下来，竟然无所适从，浑身不自在。
和许杰有些类似的是周有光。1923年，周有光自常州中学毕业后，准备报考上海的圣约翰大学。有同学提醒他，报名需要照片，最好是西装照。周有光自己没有西装，也没穿过西装，只好借用照相馆的西装道具。但照相馆的摄影师也不懂打领带的规矩，把领带和领结一齐招呼上，给周有光拍了一张别出心裁的标准照。照片寄到上海的同学手中，当了一阵笑料后，随即被退回常州。周有光在同学的指导下，重拍一张了事。
帝宫档案显示，1934年，婉容共制作各种旗袍27件，平均每月两件还多，这说明她那时还知道装扮自己。后婉容被打入冷宫，靠大烟度日，已是另一个样子了。1942年入宫的李玉琴，是在战后随溥仪逃难的路上才第一次见到婉容，她眼前的婉容，已是一副“人不人，鬼不鬼的样子”。李玉琴后来回忆：“她目光呆滞，脸色清白，二寸来长的头发竖立着。她身高一米六三左右，穿一件又脏又皱的旧睡衣，由于长时间不洗，也看不出什么颜色了。真有点像疯子。我赶忙走过去向她请了个安，说了句‘皇后主子吉祥！’她看看我，冲我笑笑，露出抽大烟熏黄了的牙齿，憨声憨气地说：‘挺好，挺好！’”
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唐瑛是上海滩有名的交际花，与陆小曼并称为“南唐北陆”。一说她有十个描金箱子，里面全是衣服，光皮衣就挂了满满一整面墙。她家雇有裁缝，专门给她一个人做衣服。她逛街从不买衣服，而是将新款服装的样式记下来，回家和裁缝商量，经改良后再做出来。因而她身上的衣服，多半是引领潮流的“独一份”。
艾青在常州女师教书时，对学生说：“你们烫头发，狮子头一样，多难看啊！”一次他去理发，刮脸时迷瞪着了，理发师就擅自做主，给他烫了个头。艾青一觉醒来，木已成舟。第二天去上课，学生哄堂大笑：“艾先生也烫发了，狮子头一样，多好看啊！”
1939年春节过后，骆宾基去浙江义乌乡间访冯雪峰。冯一身中式打扮，布底棉鞋。衣服不太合体，冯雪峰告诉骆宾基，这是瞿秋白在上海时平时穿的一套衣服，去苏区前，瞿秋白托鲁迅保管。冯经过长征回到上海时，瞿秋白已就义，鲁迅便把这身衣服作为烈士遗物转赠冯雪峰，作为他在上海从事地下活动时的必备衣物。
辛亥革命后，王国维仍留着辫子。一次其夫人给他洗头时说：“都到这个时候了，还留着这个东西干什么？”王说：“正是因为已到这个时候了，还剪它做什么？”
夏丏尊抗战期间曾在南屏女中兼课，一年到头穿一件破旧的粗布长衫。一天，几个学生找他借这件长衫，说是演戏用。几天后，学生来还衣服时，用包裹包了两件长衫，一新一旧。她们对夏丏尊说：我们敬佩先生，无由表达，见先生长衫已破旧，我们全班同学建议为先生添置新衣一件，但缝制需有尺寸，我们又恐明说了为先生所拒绝，所以便假说为了演戏需要。借得长衫后，我们买了布，依照先生旧衣的尺寸制成新衣一件。这件新衣是我们全班学生所缝制，每人都缝了几针，细行密线，交织着我们全体对先生的敬爱仰慕，聊表心意！请先生一定要笑纳，并原谅我们事先对您的隐瞒！夏丏尊一时激动，竟忘了致谢，立刻穿上新衣，挨个到所有教员休息室展示一番。
作家陈学昭在上海爱国女学念书时，自称是穿得最穷的一个。她冬天只有一件棉袄的罩衣，星期六晚上脱下来洗干净，次日早上如果还没干，也只能穿到身上。
丰子恺是浙江人，家乡离海边四五十里。他曾撰文说，那里中产以上的家庭，每人有六套衣服：夏衣、单衣、夹衣、絮袄（木棉的）、小棉袄（薄丝绵）、大棉袄（厚丝绵）。六套衣服逐渐替换，不知不觉之间寒来暑往，循环成岁。
李宗仁当选副总统后，派随员通过侍从室向蒋介石请示就职典礼时穿什么衣服，蒋回说应穿西装大礼服。李听后有些怀疑，但蒋既然如此答复，也只有照办，便连夜找上海有名的西服店赶制一套高冠硬领的燕尾服。就职前夕，侍从室又传出蒋的手谕说，用军常服。李自然也只有再照办。及至就职当天，典礼官请正副总统就位时，李宗仁才发现蒋介石并没穿军常服，而是长袍马褂，旁若无人地站在台上。李则一身军便装立于蒋的身后，俨若蒋的卫士。
苏州的丝织品一向很出名。毛哔叽、直贡呢等西式衣料面世后，风行一时，一些时髦少男的夹袍夹褂，常用哔叽、直贡呢作面，绸缎为里。另一些老先生则叹其为美恶倒置：“优美之国货，只做夹里，黯然无光之外国货，却做面子。无怪乎中国人的面子，都被外国人占去也。”
1921年，北方人王铁珊出任江苏省长。到任那天，省内高官们纷纷过江，云集浦口津浦车站迎接新省长。车到站后，却不见王的身影。事后才知道王坐的是四等车，已挤在嘈杂的人群中出了站。王进城后，直奔警察厅找厅长报案，称自己的一条腰带被小偷窃走。南京城里一时盛传省长失带事。几天后，这条腰带被找到，其实还算不上腰带——就是一条破布。
卢作孚身为民生公司老板，却不讲究衣着，一年到头穿一身中山装。他为了节省梳头时间，一直剃光头。张群和他开玩笑说：“你的跟班都比你穿得漂亮。”
弘一法师平时穿一件百衲衣，上有224个补丁，都是他亲手缝补的。
民国初年，一时流行剪辫子。除了一些本来已剪去辫发的留学生，多数人都感到不适应。在江浙一带，年轻人盼着以前剃去的头发赶快长起来，好早点改头换面；老成一点的人多不愿意彻底剪掉辫子，往往留一截，变成了鸭屁股式；农民则多留恋那条长辫子，听说城里的警察手持剪刀，在街上替行人剪发，他们便不敢进城了。也有不愿剪发者把辫子盘起来塞在帽子里。总之，一个旧的时代，是不会一夜间便告结束的。
汤寿潜是民初要人，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任浙江都督。他平时一身土布短褂，头戴箬帽，脚穿蒲鞋，手持一把纸伞，与当地老农无二。后来任交通总长、铁路局督办，他都是这身打扮。据说一次汤从松江乘船到上海龙华巡视工程，官舱里一商人以为这土老杆儿手脚不干净，疑心偷了自己的银插子，一路冷语讥刺，喋喋不休。汤未予理会。及轮船到岸，成千上万的人夹道欢迎汤督办，商人一见这场面，顿时吓傻了，跪地不起。汤则一笑了之。
1918年夏天，张元济一家游北京，住北京饭店38、39号，父子、母女各一间。当时张的子女还是十来岁的孩子，感到北京的一切都与上海不同，很新鲜。一日，张家在北京饭店西餐厅用餐时，进来两男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