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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年轻的、来自费城和纽约的亨利•；华莱士左翼激进派的支持者认为，消除华盛顿泳池的隔离是这个夏季值得炒作的热点。因此，在6月份的最后两周，尽管天气炎热难耐，但是他们和住在拖车上的黑人男孩的身影一同出现。有一次，6个黑人男孩得以短暂进入一个白人游泳池，但却被55个白人连嘘带泼地赶了出来。救生员因为害怕引起很大的骚乱难以驾驭，所以都请假离开了。人群越聚越多，大家的情绪也越来越激动。包括《华盛顿邮报》在内的各家报纸对此事都感到极度恐慌，害怕一旦说出真相就会立即引发暴乱，而且还会让报社的荣誉和名声受损。
直到20世纪，华盛顿还存在种族隔离的状况。餐馆拒绝为黑人服务是合法的，通常餐馆也会这么做。即使在罗斯•；威金斯和本•；吉尔伯特这样颇具争议的先锋的领导下，《华盛顿邮报》也极少关注黑人社区的状况，更别提其他媒体了，有关黑人的事件往往也不会予以报道。记得我刚工作不久时，听到警方电台在描述一桩犯罪案件，我就问晚间新闻主编用不用跟进报道。他回答说：“不用，那是黑人的事。”一位获奖的摄影师曾经展示了这样一张照片：一个在他身后的黑人，刚刚冲向电车自杀，背景就是市政厅大楼的屋顶。报社对这名在光天化日之下，死于繁华的宾西法尼亚大道上的黑人没做任何报道。
6月28日下午3点，警方电台广播说在安纳克斯蒂亚发生了暴乱，我和杰克•；伦敦飞速赶往现场进行报道。接下来的6小时中，我们目睹了黑人和白人在泳池附近进行的激战。数量不断增加的警察却在几片人群的空当处巡视。双方都带上了自制的棍棒，有些上面还有突起的钉子。一波一波的白人不时冲出人群，去追赶那些支持消除泳池隔离制度的白人，或者围攻黑人；黑人则对可以找到的离群的白人紧追不舍。总计有400人参与了这次暴乱，黑人白人各占一半。至少20名警察在暴乱人群之中努力劝阻，还有更多的警察做好了准备随时听后调遣。
杰克•；伦敦和我跑到每一群人当中去，向战地记者那样与暴乱零距离地接触。我们每半小时给报社的本地新闻主编和改写编辑们打一次电话，汇报情况。夜幕降临时，人群才渐渐散开，我们回到办公室，知道得到了第一手的新闻，而且内容还非常翔实。在计程车上，我们想世上的任何事情都无法阻止我们为报业工作，因为我们的文章至少能成为晨版的焦点。
晨版一印好，我们就迫不及待地抓起一份阅读。令人简直难以置信的是，种族暴乱的新闻竟然不在头版上！整个头版一点都没有提及。当时以本地和都市新闻为主的第二版首页也没提此事。居然一个字都没有，我们愤愤不平地嚷道。更糟糕的是，我们终于在第二版的城市新闻版块里面找到了。那条新闻根本不是我们报道的种族骚乱，标题是这样写的：
“政府服务公司（受内政部监管）将全面负责经营麦金利泳池，社区管委会做出让步。”
文章在第8段才第一次提到安纳克斯蒂亚：“在早间游泳时段，安纳克斯蒂亚泳池一切正常……”到了第9、10和11段中，才出现了“混战”，“吵闹”，“激战”等字眼。在文章最后，下午和晚上的激战只用“事件”二字一带而过。
大约43年后，本•；吉尔伯特受发行人唐•；格雷厄姆的委托，写了一篇名为“解开秘密之城的面纱……《华盛顿邮报》与种族革命”的报告，其中提到了这次暴乱，以下是他报告中的一段话：
约翰•；莱斯灵在家打电话给笔者（也就是城市新闻版主编吉尔伯特），简要地陈述了一下事态，建议第二天报道此事。他也转述了布莱得利和杰克•；伦敦的抱怨，说他们正在本地新闻编辑室里祈祷。
我们确实是这样的，心中对标榜自由的《华盛顿邮报》不敢说出事实真相而气愤不已。那些主编们怎么也成了政治团体的一部分？我们不敢谈及种族，除非我们写一些黑人中有成就者的故事，或是关于白人顽固分子无关痛痒的故事。杰克•；伦敦以后会成为律师，不用担心在报社的发展。而我来《华盛顿邮报》才刚7个月，除此之外没地方可去。但我们情绪都很激动，想让每个人都知道这件事。
突然，我觉得有人拍了我肩膀一下，转过身一看，发行人菲尔•；格雷厄姆穿着礼服站在我身旁。“好了，伙计，”他说，“跟我来吧。”他把我带到《华盛顿邮报》老办公楼的五层，他的办公室在那。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全面负责管理城市泳池事务，人称“卡普”的联邦政府内政部部长朱利叶斯•；克拉格，他的副部长奥斯卡•；查普曼，代表白宫的杜鲁门总统特别顾问克拉克•；克里弗德全都在座。我记得他们当时全都穿着礼服。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华盛顿邮报》的第一程（5）
格雷厄姆让我跟这些掌管华盛顿的大人物们讲讲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起初，我很紧张，说着说着，自己反倒逐渐平静下来了。讲完后，他们说了句“非常感谢”，就让我离开了。第二版的报道没作改动，但第二天，它挪到了头版，标题变成了：
“安纳克斯蒂亚泳池关闭，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报道内包括受伤和被捕人员的名单，警员数量（100）以及事件参与人数（450），事件的定性还是“混乱”。
不久后，我知道了那天在格雷厄姆办公室里发生的事。我们的发行人对那些要人下了猛药：要这些大人物保证立即关闭安纳克斯蒂亚泳池，保证第二年在无种族隔离措施的基础上，重新开放全部6个泳池。否则，第二天，布莱得利的报道就会上头版。尽管这意味着在一座没太多空调设备的城市里，在一年中最炎热的两个月中，泳池将要关闭，但是，克拉格和他随行的官员们还是当场同意了格雷厄姆的这一建议。
时至今日，还没有第二个发行人有气魄达成这样的协定。首先，黑人不会支持。白人不让黑人参与决策，而制定涉及黑人利益的政策的日子早已过去，也永远不会再来了。第二，这个靠保密达成的协定不可能永远成为秘密。记者会说出真相，揭发者也会把事情捅出来，新闻界会公开所有的细节。《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将会大肆渲染，编辑部会深感愤怒，刚刚萌芽的美国人心头的民主热情也将再次喷发。
但是没有那个协定世界就能更好吗？不会的。在那年夏天或第二年肯定还会有类似的种族暴乱发生。而此后的19年里都没有发生此类事件。直到1968年，马丁•；路德•；金遭暗杀才引发了新一轮的暴乱。
我发自内心地支持将一切问题置于阳光下，反对闭门密谈，支持毫不保留的倾谈，反对云山雾罩。我相信真相能让人们获得自由。但是，格雷厄姆的秘密协定使我对这些固有的想法愈发感到不确定。公众立刻了解到事情的全部真相，就真的一定是件好事吗？
暴乱结束后，我转而开始长期关注不正常的人群，他们带来了不错的故事。这一个个小阴影反映了那个时代美国所出现的大问题……比如参议员乔•；麦卡锡，那个时候正在高举他那臭名昭著的反赤大旗，丝毫不在意欧洲重建和朝鲜战争。但当时有一段时间里，我心头成为另一个沃尔特•；李普曼的梦想在巨大的欢乐中渐渐消退，这样的快乐来源就是好的故事体裁。
1950年11月的一天，当我坐车经过白宫时，两名波多黎各极端主义分子奥斯卡•；克拉佐和他的同伙格里斯里奥•；托里索拉忽然朝布莱尔寓所开枪。在白宫修缮期间，杜鲁门总统及其家人正在那里暂时居住。于是我就成了第一个在现场报道此次疯狂暗杀行动的记者。在阳光下，我趴在地上，匍匐爬过宾西法尼亚大道东侧，我左边还有白宫警员莱斯里•；科菲尔特。在我面前离布莱尔寓所不远的地方，格里斯里奥•；托里索拉的尸体就躺在那里。我亲眼所见的故事上了头版。
还有其他一些人。比如说，41岁的鲁本•；雷文斯是军队心理战“专家”，他的兼职是个性学专家。他曾受到审讯，理由是攻击一位48岁的迷人女士和自己在退役军人署工作的丈夫性生活不和谐。政府认为，雷文斯的“治疗方法”是一种人生攻击：他抓住那位女士的头，强迫她在丈夫面前与他发生性关系。（请编辑注意这段文字）我不知道在家庭新闻版该如何报道这起事件，所以，每天晚上从法庭回来后，我得写两个故事。一份是为《华盛顿邮报》写的，另一份是为菲尔•；格雷厄姆牵头的、此类新闻的爱好者们写的。格莱厄姆会在回家前，来到城市新闻编辑室，阅读了解雷文斯事件的最新进展。
还有一个精神不正常的年轻人，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带妻子和孩子去野餐。他在妻子蹲下解手时，用斧子把她砍成了两半，之后还把孩子给活埋了。我完全不知道能用哪种理论来解释这种行为。我给一位名叫朱利叶斯•；夏伯的精神病学家打了电话，希望能从他那得到些启示。我想朱利叶斯对这些奇怪罪犯的兴趣远远大于对我和琼的兴趣。但是他告诉我要争取进入这个人的住所。我和他母亲谈了谈，他母亲允许我进入他们家，并带我去了楼上他的卧室。卧室就像他本人一样奇怪：一切都被罩在差不多半公分厚的尘土之下，他不让母亲进入这间卧室，5条死金鱼躺在写字台靠左上边的抽屉里。
因为婚姻出现问题，我太太琼和我开始与朱利叶斯•；夏伯会面。自从战争开始，报业完全吸引了我，我喜欢这行，爱上了这行。在琼的生活中，没有什么能够让她这么感兴趣的东西。战争让我们夫妻俩彼此加深认识的过程画上了句号，本来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俩原来的那份友情可以逐渐成熟，变为恋人之间甜蜜的爱情；如果没有战争的话，我们会有更多共同的经历，从而也会让我们彼此有更多共同的利益，有更多共同的感悟。我们两个没有青梅竹马的过去，在性生活方面也缺乏经验，我们俩从本质上也不爱冒险。我们俩共处一室，但那感觉从来就不像是一对恋人。我曾经读到过有人在18岁时性生活就已经非常完美了，这让我很沮丧。而我18岁以后，战争让我放弃的好时光，几乎比我在和平时期能够得到的好时光还要多。
时间的指针由1950年走到了1951年，尽管报道任务需要记者有勇气，而且内容本身也很有意思，但我还是对此愈发灰心。我的周薪水超过了100美元。华盛顿邮报每年仍然亏损100万美元。当时，我看不到任何机构扩大，使我成为心仪已久的海外记者的曙光（当时的《华盛顿邮报》还没有海外记者）。但不论如何，我还是心存感激，因为我的写作水平得到了提高。然而，在城市新闻编辑室，还是有2到4个人水平比我高，资历比我老。我的朋友们在律师事务所、中央情报局以及各个政府部门中都得到了提升，这让我内心感到有些焦躁。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二部分《华盛顿邮报》的第一程（6）
就在这时，当时的国防部长、前预算局主任弗兰克•；佩斯，也是日后的通用动力公司（GD）的总裁，给了我一份从没做过的工作。他以前也从没听说过我，但他娶了维斯塔•；詹尼的姐姐。一天晚上，在詹尼家，他提起要找一位个人新闻助理的事，这个助理要有在新闻界工作的经验，能陪他到处出差，帮他写演讲稿，并宣传他的观点。有一天下午，我在五角大楼走进了一间办公室，这是我所见过最大的办公室，办公室地板上铺着厚厚的蓝色长绒地毯，地毯的绒毛甚至没过了我所穿的平底鞋，我要接受部长对我进行的面试。佩斯当时背对着我，弯着腰，胳膊肘支在膝盖上，对着隐藏在某处的美乐华牌录音机讲话。他说的话内容陈腐，却又想在话语中提供某种灵感，他可能是在告诉某个撰稿人演讲的主要框架。终于，他转过身来，努力想让我放松，说干这份工作可能得经常旅行。（第一次旅行将是陪杜鲁门总统和佩斯去威克岛，与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会面。6个月后，麦克阿瑟将军因为固执坚持扩大在中国的战争而被解职，因为这样做有悖于美国和联合国的立场。当然，那时候我对这些还是一无所知。）
这份工作的报酬很高，几乎是相当于我当记者薪水的两倍。经常旅行对我是有吸引力的（我在《华盛顿邮报》工作期间，最远的一次出差也不过是去了趟匹茨堡，报道了一桩火车抢劫案）。但是我不想活在别人的阴影之下，所以我还是拒绝了这份工作。
一天晚上，我被送到斯塔特勒饭店，听乔•；麦卡锡向皈依者布道。我去那里不是为了报道他的演讲，而只需要问他一个具体问题，但那个问题是什么，我早就忘了。麦卡锡的回答可能成为其他记者头版新闻中的一部分。我感觉从麦卡锡那里得到的回答，似乎让自己觉得身处特权阶层。不管怎样，我问完了那个问题。他回答时，还问我是否介意透露我来自哪家报社。我告诉了他。在这位议员暗笑的引领下，屋子里的所有人都窃笑起来。我感到完全没有自我保护的能力，无力维护自己报社和我自己。我是如此渺小，根本不能改变任何事。
就在那之后，我在巴黎的老朋友埃利阿斯•；麦奎德给我写了封信。《新罕布什尔星期日新闻报》已经被卖给里博了，而伯尼•；麦奎德受聘在那里做编辑。埃利阿斯退出了，在波士顿的另一家报社短暂工作了一段，就到政府的外交部门工作了。神奇的是，他已经成为美国驻巴黎使馆的新闻随员，离他朝思暮想的巴黎林荫道距离很近。半年后，他将调任。他写信给我是要询问，如果他和美国国务院的人能够安排妥其他细节的话，我有没有兴趣先做他的助手，再接他的班。
我对成为职业外交官毫无兴趣。对外交部门不多的了解告诉我，那里并不鼓励积极主动的工作态度，低级职员尤其如此，但美国国务院正在尝试让外语不错的记者担任新闻随员。我不愿离开《华盛顿邮报》，因为那里给了我一切想要的东西，我接触到了大事件，有机会了解重要事件。为此，我饱受困扰。琼原来就不想去新罕布什尔，也不想来华盛顿，虽然她能讲一点法语，但她根本不想去巴黎。
没通过美国新闻处的口试，使整个问题变得毫无意义。新闻随员是为外交部门准备的，但在行政上隶属于美国新闻处。当我被问及是否准备好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担任新闻随员时，我的回答是已准备好了在巴黎担任新闻随员。那是个错误的回答，但是让我从《华盛顿邮报》辞职，然后去南极洲当新闻随员是绝对不可能。在使馆负责行政事务的官员、麦奎德的顾问格雷厄姆•；马丁的帮助下，我在口试中涉险过关了。格雷厄姆•；马丁日后成为了美国驻泰国和越南大使，1975年4月，他从使馆房顶上逃离西贡，成为自由党派的克星。我已经准备好回答说我无比期待去南极洲做新闻随员，但这次我没有被问到这个问题。
美国新闻处给了我这份工作，我得做个决定了。如果接受这一任命，年薪将达到5400美元，还有一定的住房津贴。最终，我说服了琼和自己，这是我们尝试改变，尝试用进取的襟怀对待生活。倘若拒绝这个机会，什么时候，通过什么途径，我们才能得到在国外生活的机会？我们可能再也不会得到在巴黎这么好的地方生活的机会了。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我的新闻随员生涯（1）
1951年6月阳光明媚的一天，我们带上全副家当，在纽约登上了美国号轮船。我再过两个月就要步入而立之年了，而我的儿子本还不到三岁。我一想到自己即将在历史的这样一个富有意义的时刻，在世界上最美丽的国度开始人生新的篇章，就激动不已，同时又感到忧心忡忡。我刚刚开始意识到自己是谁，开始洞悉自己人生的意义，忽然我的人生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说得好听点，我对自己成为一名出色外交家可没多少信心，我也不认为能有多少外交家会欣赏我。
琼不愿意告别我们在美国日渐安逸起来的日子，尽管生活中也常有些不顺心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