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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事实上，我没能采访到这个新闻，可是我遭逮捕的经历却让我小有名气了。我已经做了两年的通讯记者。但是除了我的同事、华盛顿和欧洲的几个内幕人士以外，没有人对我或是我的工作有多少关注。但现在，我花了十五分钟采访后弄到的新闻第一次上了头版。我已经成为了一线大牌记者，但是很奇怪的是，我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稀里糊涂地达到了这一高度。下面这个例子，就证明了我还没能意识到，其实名声可以改变事件本身的意义。
我被捕的消息登在《先驱者论坛报》上的当天，苏珊•；玛丽•；帕藤邀我共进午餐，我差不多是以众人期待的荣誉嘉宾身份出席的，就像是美国驻联合国代表亨利•；卡伯特•；洛奇出场一样。苏珊•；玛丽嫁给了美国大使馆的政务官员比尔•；帕藤。比尔过世后，她又嫁给了专栏作家乔•；奥尔索普，还在韦伯街办了一个聚会。我只是受了点惊吓，说实话，我也不知道接下来事态会怎样发展，但是她的友好就是一种很好的表态，我很感激她的热情。我也不再考虑，这一邀请是否标志着我已经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未知领域。
但是，别在意那些头条或是荣誉嘉宾之类的，没有人能真的告诉我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为什么被逮捕，而之前为什么不被逮捕呢？一切都是逐渐才浮出水面的，我一点点地听说了事件的缘由。我在北非时，帮我和民族解放阵线联系的线人中，有一个投奔到了法国情报部门当卧底了。我后来意识到了科西嘉上校让…巴蒂斯特•；比亚吉的存在，他成为了北非定居者中一名坚实的领导者，几年后他们艰苦作战，同时战胜了戴高乐将军和阿尔及利亚国内的独立力量。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7）
身为通讯记者所享受到的那种欢乐和浪漫，都是难以言表的，也是不用夸大其词的。当这种生活极度无聊时，当日子看上去是那般冗长无比时，比如说没有任何有关外交部长在日内瓦会见的新闻，或是法国第四共和国又有哪位新总理上台之类的新闻时，采访还是不能断。我们必须写出报道来，所以最能闲扯的人就聚在一起，除了军事以外，天南地北我们什么都谈。随后，我们就会无休无止地讨论接下来该吃什么和在哪吃的问题。因为生活水平所限，要作美食家是要冒点风险的，所以我们往往会展开想象。
即便存在危险，比如发生战争、爆发革命、飞机撞到没买保险的汽车上，还有像飞行员怎么竭力求生的事，都会让你很激动，让你的肾上素激素长时间维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一个晚上，听一名战地通讯记者说起与越南的第三集团军一同浴血奋战的经历，哪怕三十年后，当时的依然历历在目，仿佛就发生在昨天一样。听听那些在1956年秋天，满怀恐惧和惊愕之情逡巡在布达佩斯街头的外国记者的描述吧，你听到的这种热情会一直在你心里燃烧，不管现代生活中你听到了多少别的真假故事。去倾听一个经历了卢旺达惨剧的记者吧，他的所见已经让他永远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他见证了历史的力量，他目睹了历史的发生。
在无聊和困难之间，记者的生活也带给我无尽纯粹的愉悦。什么样的欢乐呢？比如说当你采访到像格蕾丝•；凯利与摩纳哥雷纳王子的婚礼，真是一段好莱坞美女明星和王子之间的纯爱姻缘，尽管王子的王族血统似乎还有点可疑。在从巴黎开出的蓝色快车上，我和阿尔特•；布赫瓦尔德、《华盛顿星报》的洛斯比•；诺伊斯在豪华的车厢里，组成了现代版的三个火枪手。我们发誓要紧密团结，不惧外敌，有难同当，有福同享，我为人人，人人为我。我们之间的铁血同盟关系一到蒙特卡洛车站就经受了严峻考验，因为我们找不到计程车。我们都分散开来找车，很久很久之后，诺伊斯才找来了一辆雷诺二马力计程车。这些车比大众汽车要小，最多只能装下两个人加两个小手提箱，更别说三个火枪手了。但是我们都不顾一切了。诺伊斯一把抓住了车门，我赶紧跳了进去，我们乘车前往宾馆，把布赫瓦尔德丢在路上，他愤怒地隔着窗玻璃对我们挥着拳头，嘴里把火枪手骂得一文不值。
实际上，我们抛弃阿尔特•；布赫瓦尔德的行为是短视的。因为他是我们这个黄金组合中惟一对这次婚礼有发言权的人。他曾经见过一次格蕾丝•；凯利，他还真的同雷纳王子握过手，这比我和诺伊斯的“关系”可要硬气的多。我的“关系”几乎根本不能说明什么问题。我在圣•；马克学校时的室友有个弟弟，他的弟弟我也不怎么认识。他弟弟的妻子我完全不认识，是新娘格蕾丝的同学，这一次是其中的一位伴娘。可是她天生就对记者没什么好印象，因为我们偷偷摸摸采访婚礼，她的这种不满情绪甚至变成了敌意。
我们中没有人弄到了请柬可以去采访宴会。出席那些宴会的宾客名单和游艺项目，使得全世界的编辑们早就满心期待，急不可耐了。我们两个火枪手只弄到了一张舞会入场券，可以去在一些显然是二流的时间里去采访。这时候，布赫瓦尔德变魔术般地写出了篇专栏文章，而且我认为这是他光辉的一生中，所有写过的幽默专栏文章中最出色的一篇。在文章中，他解释说自己之所以没有拿到票，是因为布赫瓦尔德家族与格里马迪家族之间的从十三世纪延续至今的世仇。按布赫瓦尔德的说法：
这一世仇的真正原因已经湮没在盘根错节的历史之中，但是曾有一次，当我的一位祖先在北欧的某家报社工作时，曾经采访过雷纳•；格里马迪与弗拉芒舰队之间的一场战斗。当时身为海军上将的雷纳一世，只批准了美联社、合众社和国际社的记者作为战地记者参与采访，但是我的祖先化装成了一位热那亚水手，躲到了旗舰的甲板上，和其他三家新闻社的职员一起待了四年的时间……
这段“佳话”一直流传了下来。据说，夏洛特•；德•；格拉蒙特是德•；格拉蒙特元帅的女儿，于1659年4月28日嫁给了瓦朗亭华公爵，但是她实际上却与《世界新闻报》的法庭记者官鲁道夫•；布赫瓦尔德相恋。但是我们只有鲁道夫的日记为证，而且家族中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他有多么的不可靠。
就在去年，我在布鲁克林的姑妈莫莉，为我堂兄约瑟夫和来自富莱特布什的一位女孩的婚礼起草拟邀请宾客名单的时候。
我建议她邀请当时在美国的雷纳王子。
“一个格里马迪家族的人，”她说，“我们都不会邀请参加约瑟夫的婚礼。”
“但是，莫莉姑妈，”我抗议说，“现在都已经是二十世纪了。我们应该忘记那些祖辈的世仇了，而且雷纳王子是个不错的人。”
“我不是为自己打算，”莫莉姑妈说，“你的姑父奥斯卡对于格里马迪家族的记忆太深了。再说，雷纳王子有邀请过约瑟夫参加自己的婚礼吗？”
阿尔特•；布赫瓦尔德当然受到了邀请，而且是去教堂，《先驱论坛报》的人一出现在蒙特卡罗大街，宫廷信使就亲自将请柬送了过来。现在我和诺伊斯却毫无头绪。我迫切地找汤姆•；金兹伯格重叙旧情，他的父亲是维京出版社的创始人和编辑。他的妻子女演员丽塔•；甘姆也是新娘的一个伴娘。我邀请他们、洛斯比与阿尔特一起，在可以俯瞰地中海的一家豪华餐厅进餐。但是我们什么也没挖到。真的是两手空空而归。甘姆小姐就只是坐在那儿，眼神空蒙和沉寂地眺望远方。貌美如花，但却一言不发。我向来都更喜欢我的采访对方不仅貌美如花，还要能舌绽莲花。
但是不管怎么样，食物十分可口，这是法国最好的餐厅之一。当你开始为报道找信息时，永远会很容易地在附近找到一家不错的一星级饭店，在那里记者的急切心情会被美食和佳酿给征服。如果是在萨格勒布呼吸空气，你和你的读者都会心情不佳。但如果是呼吸蒙特卡罗的空气，在三星级的昂蒂布海角餐厅吃上一顿美餐，那就让你的读者一个人去郁闷吧。
在五十年代，欧洲皇室的另一段浪漫史当然是发生在玛格丽特公主和彼得•；汤森上校之间的了。我没有采访这次事件，出于地点的考虑，社里指派了驻英国的通讯记者采访了这段新闻。但是我屏息凝视地见证了这一历史事件，看着我的同事兼好友采访到其中最引人入胜的细节。尽管他离汤森医治自己心灵创伤的比利时不近，和被关在英国的公主也不近，但是他人到底在哪呢？实际上，当时我的那位同事在法国南部，和另一个女人在一起，那个女人也并非他妻子。每天早上和傍晚，他都会打电话到巴黎办公室。一个忠诚的秘书会读给他听电讯，和法国报纸的摘要。他然后把这些组织起来，写出一篇文章，再给自己的办公室打个电话，在文稿上加上，“每日报道——发自比利时奥斯坦德”，或诸如此类的东西。
在漫长的几个月的准备之后，汤尼和我终于在事情曝光之前，做好了结婚的准备。首先她已经向自己做过承诺，在把事情彻底想清楚之前，不会有任何大的行动。这一想不要紧，整整两年时间就一瞬而逝了。最后，神医琼•；戴克斯竟然石破天惊地为汤尼作了个快速的华色曼抗体检测。在这期间，有数不尽的琐事要处理，更因为像是远隔重洋、离婚和离婚合同之类的种种障碍，让生活变得更加头绪繁多。不仅如此，还有许多无法预料的重要新闻。阿尔及利亚的那件就是个例子。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三部分巴黎新章——我在《新闻周刊》的生活（8）
我和琼在巴黎的司法宫离了婚，穿过公寓旁的亨利四世广场，就来到了司法宫。巴黎高特兄弟律师事务所的查理•；托勒姆极不情愿的我办理此事。他早就认识琼，而且很喜欢她。在1955年的一个下午，我和琼出席以履行法国离婚的一个重要的步骤“离婚调解”。在司法宫阁楼上的那间破败的屋子里，当地的司法长官按照法律程序，将我们两个当事人聚在了一起，想要说服我们放弃离婚。“先生，”他饶有兴致地用法语问我，“请问您和夫人有多久没有同床共枕过了？”实际上，就是问你有多久没和妻子发生过性关系了？我记不清确切时间了，尽管这根本不关他的事，我还是按照别人的教导说“至少一年的时间”，这其实真的是个比较准确的时间。
一切就这么结束了。几天后，我和琼离了婚。十三年的婚姻，在一片外国的土地上彼此心存隔阂的感情，终于被我们束之高阁。两颗彼此不再相爱的心，我们俩个人可能从来没有真的陷入爱河，那四年分离的时光在我们的情感中留下了无法治愈的无形伤痛。一个七岁的孩子，还爱着并需要自己的父亲，却要独自面对自己不确信、不想要或是不因他而改变的未来。这是光明正大的行为吗？一个男人的快乐能比造成这种折磨更重要吗？即使知道，或至少相信，在你的妻子进行更好、更明智的寻觅后，她会找到别的人，更投入地与新欢分享生活、享受人生，你还会离婚吗？即使在想，可是当时永远不知道，自己的孩子还会不会是自己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或者还会不会成为自己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你还会离婚吗？你惟一能确信的就是，比起在自己父母身边原来的不快乐不稳定的生活，孩子将会从他的父母全新的快乐而稳定的生活中获得更多。
我觉得遵循自己的本性去追随快乐本身就是正确的。不管你是决定改变还是决定再次尝试都是如此，尤其当不改变会带来口是心非，不忠和欺骗时，这样做就尤为必要了。
这个答案永远会是未知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每一条未踏足的道路都不知道会将你引向何方。琼真的找到了她的真命天子——波士顿的律师比尔•；豪斯曼。他对我的儿子本也十分耐心和善，这使得我对他很尊重，也很感激。倘若比尔在我和琼离婚之前没有来往的话，那么他在我心中的荣誉榜中肯定是占有一席之地的。本觉得这些都是我的错误，他也因此受了苦。后来他子承父业，也进入了新闻界。在阿富汗的维和部队里过了两年节衣缩食的日子之后，他在《喀布尔时报》工作了三个月，从那儿开始记者生涯可不是一个好选择。他回到了波士顿，那里才是他深爱的世界，他作为《波士顿环球报》编辑的表现让我引以为豪。
和平常我感受到压力时的情况一样，我低头俯身，将自己沉浸到为完成下一个目标而努力拼搏。我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和汤尼结婚，我为了1956年7月6日的那场婚礼费尽了心力。我们的婚礼在华丽的巴黎市政厅宾馆大厅举行。从那儿延塞纳河而上几个街区，就是协和广场、杜乐丽宫和卢浮宫。我们的婚礼是由一位身材魁梧、满面红光的副市长主持的，他在雷诺汽车的工厂里工作过，他的法语里有很重的俄国腔。婚礼进行到一半的时候，他岔开话题开始恭喜我，因为我明显对巴黎的美丽就有很深的感情。我觉得所谓美丽不仅指的是汤尼的名字，汤尼从前的名字安托瓦内特•；平肖，还有我在孚日广场旁无价的住房。
参加婚宴的来宾包括他的妹妹玛丽、妹夫科德•；迈耶，尽管他们已经不常见面，但他们毕竟还没有分手。还有莱昂内尔和托托•；杜兰夫妇、布赫瓦尔德夫妇、托勒姆夫妇、琼•；戴克斯以及《纽约每日新闻》的记者伯纳德•；瓦雷里。莱昂内尔•；杜兰是我所见过最不同凡响的人，他是我的“助手”，这个头衔对他来说一点都不公平，因为在绝大多数事情上，他都要比我聪明得多，而在有关法国的事情上更是如此。《新闻周刊》罕见的提出要增加人手，他们让我去做选择，是要一名秘书还是一个助手都行，但得是法国人（因此他们就能用法郎支付，而且可以少付点钱。）我就选择了莱昂内尔，他明显是我们所有这些人中的佼佼者。他的父亲是一位海地外交家，他母亲是法国人，他自己娶了一个来自布鲁克林的犹太女孩。他又黑又高，长得很帅，人缘极广，尤其对法国文化了解甚多，这正是我孜孜以求的。他原来操着一口带有巴黎口音的法语，这在艺术家中颇为时髦，后来慢慢纠正了过来，口音变得恨纯正。他认识法国新兴电影工业的领导人，和大大小小的电影制片人。对于我和《新闻周刊》来说，他都是不可多得的财富。
布赫瓦尔德出任了我的伴郎，还负责了庆典现场的安排。他一直抱怨瓦雷里来迟了。我们从市政厅宾馆到了孚日广场，汽车后面丁丁当当地拖着一长串易拉罐，这是莱昂内尔•；杜兰的好意，虽然他明明清楚在法国没有这种风俗。我们一瓶接一瓶地喝香槟，为我们遇到的奇迹和即将开始的新探险而互相祝酒。
在1956年的9月，苏联总理尼科莱•；布尔加宁和苏联共产党第一书记赫鲁晓夫难得的越过“铁幕”，对南斯拉夫进行访问，自由世界的编辑们各自使出了无穷无尽的智能，派了一堆记者来近距离观察那些人会长得什么样子，包括我在内。问题是我的海外编辑刚刚把我派到了土耳其，去报道一个没有什么人出席的“北大西洋组织南方”会议，这种报道也不会有什么人想看。我在雅典飞机场被羁绊住了，被迫从萨洛尼卡转机到达贝尔格莱德。因为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搭乘的来自莫斯科的飞机和我来的飞机同时到达贝尔格莱德，这给我添了不少麻烦。在苏联领导人的车队威风凛凛地进入市区时，猜猜看谁被迫停留在距离南斯拉夫首都三公里以外的地方吧！
这就意味着，在我通讯记者生涯里，我第一次要写出一份关于没有亲眼所见的事件，而且要把报道写得有声有色。这篇报道还得赶在电视上把这件事给炒得沸沸扬扬前出炉。当时我已经足够老道，能够找到自己足以信赖的“线人”了。“线人”就是临时填补空缺的人。对于那些经常被对手超过的新闻机构来说，这些线人是不可或缺的。我的信息来源是洛斯比•；诺伊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网的阿历克斯•；肯德里克和那时为《科里尔》杂志工作的塞•；费里丁。在我当场只花了几个小时就弄清楚了情况后，我要面对的麻烦就是住宿问题，因为当时所有的宾馆房间都已经爆满了。当时的美国驻南斯拉夫大使名叫罗伯特•；胡克。他和妻子多莉都是我父母的朋友，但和我并不熟。他们之前拒绝了自己新闻界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