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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母的欢呼声震耳欲聋，响彻这个球场，就像一辆货运火车呼啸而过一般。乔治•；巴麦尔和我搭档，赢取了学校网球双打的桂冠。我的成绩也越来越理想，最后成为班长，还当上了学校年鉴的特约编辑。
半个世纪以后，像圣马克中学这样的寄宿学校简直就难以想象了，特别是男女生分开的男校和女校。现在的父母亲认为如果把自己的心肝宝贝送走念书，而错过人生如此重要几年里的家庭欢乐，父母都会感到是种罪过。现在的孩子们也不用急于丢弃今日这种开通的文化氛围，而去接受我们当时那种封闭式的寄宿学校教育。当时我们所接受的教育确实是一流的，但是有很多东西是我们在课堂上所学不到的，例如种族问题、贫困问题、反犹主义、犯罪问题，以及其他很多反主流文化的元素。
不过话说回来，我从13岁到17岁的五年间，每年有九个月都在寄宿学校念书，我还是得到了很多有益的收获。日后，我“适应生活”的能力给葛兰特公司的研究人员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莫非这五年的外出求学生涯正是这种能力萌芽的原因呢？我知道父母爱着我，我也很爱他们。我是个中规中矩的孩子，一心想在圣马克中学表现出色。我不喜欢逆反心理、愤世嫉俗和怨天尤人。如今和我小时候相比，有更多个性迥异的孩子，看到相关机构无力满足他们的需求，我感到痛心疾首。
1936年夏天，我有一个半月都呆在布兰特伍德夏令营。当年7月4号的时候，我平生第一次在监狱里度过了漫长的夜晚。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我和朋友呆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彼得伯勒的都柏林饭店。这本来是一家体面的饭店，可是我的朋友却非得让我尝尝黑麦威士忌是什么味道。他们管黑麦威士忌叫做“黑大衣”，味道简直难喝极了，而且我还把我灌得头脑发热。吃过晚饭后，我们来到基恩，参加新罕布什尔州举办的美国独立日庆典活动……我们尽情狂欢，喝得酩酊大醉，脑子里面都在想着下个赛季的比赛。比尔•；帕森斯从前和我一样，得过小儿麻痹症，日后将会成为一名牧师。当晚，他和我弯下腰来，就像橄榄球锋线队员在起攻线上要发起进攻一样，当我们的伙伴一声令下“跑”，我们就分别朝不同的方向跑去。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早年岁月（9）
后来我们跑着跑着，自然就撞倒了别人。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被我们撞倒的人里面，有一个是新罕布什尔州的警察，他一脸不悦，开车把我们四个家伙送进了监狱。除了我和帕森斯以外，还有亨利•；艾伦和赫伯特•；西尔斯•；塔克曼。亨利•；艾伦就是后来的亨利•；F•；艾伦医生，他是马萨诸塞州眼耳科医院的眼科主任。赫伯特•；西尔斯•；塔克曼从小就是我的玩伴。第二天上午，多亏夏令营负责人将我们保释出来，我们才重获自由。我们几个小时以后，就要面对上百个孩子灼热的目光公开道歉了。
我一直担心，我那晚干的荒唐事会不会记入我的正式档案，日后成为联邦调查局特工反对我晋升高级职位的把柄。
酒和我们家里总是水火不相容的。我哥哥原来是个酒鬼，后来下定决心打算戒酒，而且最后也成功了，因为他的酒瘾慢慢减小了。我当时心里在想，如果换作我，会不会花那么大的努力和酒瘾抗争。我父亲显然酒喝得太多了，而且我们都从来都没法说法他，尽管我们告诉他，当他喝了酒以后，性格会变得很粗暴。
在大萧条到来之后，我父亲在波士顿美术馆找到第一份正式工作，在那里担任保安后勤部负责人。这个部门负责将所有艺术品摆放好，负责展品和雕像的清洁维护，还要负责美术馆的清洁工作。父亲每年能领到3000美元的工资。在家里一些亲友过世我们得到遗产之前，为了改善家庭的经济状况并渡过难关，父亲还干了另一份工作。他的朋友莱弗里特•；索顿斯托尔当上了马萨诸塞州州长，索顿斯托尔任命父亲成为州假释委员会的一名委员，父亲对这份工作一点都不敢怠慢。老爹可不太喜欢这些假释决定，他对政坛的流言反而更感兴趣，波士顿和马萨诸塞州的政坛上总是流言四起。有一个叫帕特里克•；J•；麦克多纳夫（绰号桑尼）的人，却让我父亲惊愕不已。桑尼当选成为了美国州长委员会委员，他不仅为他的选民，而且还为很多其他人到假释委员会来争取权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老爹有一次描述桑尼的情形，当时老爹去马萨诸塞州布里奇沃特的一家监狱参加会议，桑尼比他早几分钟先到。当老爹在桑尼身旁坐定时，他听到桑尼跟自己的委托人说道：“这就是布莱得利。你可得小心他呀！这个人可是个冷血动物。”
我母亲在大萧条期间也去工作了，她到波士顿纽伯里街一家叫ADEM的服装店找了份工作。这家服装店是她的朋友阿德莱德•；索西尔和爱玛•；劳伦斯合伙开的。这让我们所有的人都对乔刮目相看，因为在大家眼中，乔可不是那种典型的上班族。乔很聪明，这一点是确信无疑的。她也很漂亮，很大方，但是脸皮太薄。她看上去也不够厉害。但其实，她可真够厉害的。不出两三年，她从自己父亲那里借来了钱，把这家店从朋友手中给盘了下来，开始独立门户。为了进货，她每年要两次去纽约的第七大道，去进一些大衣和西服来卖。
那些年的圣诞节过的都很简单。我们的长袜底除了会放上一个橘子以外，上面装的往往都是一些生活必需品，例如袜子、内裤、梳子之类的东西，而没有什么奢侈品。随着家庭经济条件的改善，我记得礼物中出现了五美元的纪念小金条，康妮还得到过一枚戒指，上面刻着我们家的姓氏。有一年圣诞节，我得到了一个雪橇，这可是份“大礼”呀。我父亲和我一起走到波士顿中央公园，我们想下午在那里滑雪。可是在我们经过一条马路的时候，一辆出租车刚好从雪橇后面轧过，把雪橇都压变形了，滑雪自然就别想了。我到今天还能在纸上画出雪橇变了形的模样。
几年以后，我收到了一份生日礼物，堪称我收到过最糟糕的礼物。因为小儿麻痹症的缘故，我开始放弃网球，转而打高尔夫球，而我原来的球杆太短了，我就要求得到一套新球杆。父母倒是真的给了我一套球杆，但不是新的，而是我哥哥用旧的球杆。我哥哥那家伙又算不上什么体育明星，他却有资格得到新的球杆，而且还是在我生日那天得到了新球杆。我到现在还没搞不懂父母当时心里是怎么想的，我反正到现在我还是弄不明白。
1937年夏天，纽约的外祖父母出钱让我们家和一些亲戚去了一趟法国，我们在那里呆了一个半月。我们乘坐查普林号驶往欧洲，在大西洋上整整开了10天，查普林号后来在二战中沉没了。回程的时候，我们乘坐的是诺曼底号，不到五天就回国了，我们乘坐的是经济舱。同行的除了我母亲、哥哥、妹妹和我之外，还有阿尔玛•；摩根姨妈、替克姨夫，还有他们的女儿土蒂。在船上，我记得自己爱上了来自纽约州阿尔巴尼市的凯瑟琳•；亚当斯，我们还互相交换了日记，但是我还是不敢鼓起勇气吻她。在巴黎，我记得乘坐了巴黎世博会的摩天轮。当我阅读《纽约先驱论坛报》巴黎版的时候，发现竟然没有波士顿红袜队的战况，让我大失所望。我们参观了罗亚尔河谷的每座城堡。我还赢得了同伴们梦想得到的“最配合孩子奖”（得到了10美元的奖金）。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哈佛生涯（1）
当我念高三的时候，也就是1938年到1939年间，即使是在像南博诺这样偏远的地方也到处弥漫着战争的气息，我们紧张而疑虑地谈论着希特勒、大东亚共荣圈和共产主义。那时候我在毕业班，一方面想法设法地和女孩约会并发生关系（不过没成功），另一方面试着能成功踏入哈佛的大门，进行深造（成功地得到了哈佛的录取通知书）。在普林斯顿大学，有人组织了未来战争老兵组织，我们觉得这个组织颇为玄妙，也使我们深信大学是个好地方。我尽可能多地投身课外活动，结果我因为在橄榄球、曲棍球、棒球和网球项目上面表现优异，而成为了校队正式球员。我还参加了辩论小组、唱诗班和合唱队。我在合唱队里呆了相当长的时间，尽管我的声部从男高音调整到了男中音。我还承担了学校年鉴的编辑工作，并担任了班长职务。现在回头看来，我在浑浑沌沌中，已经踏上了自己的职业生涯，只是自己当时不自知而已。
无论如何，我凭借着英语、法语和希腊语三门最优的成绩迈入了哈佛校门，物理成绩刚刚及格。我从来没有担心过会拿不到哈佛的录取通知书，也从没有考虑过是否要进入哈佛的问题。我父亲曾在哈佛就读，我祖父也在哈佛就读。自从1795年加勒博•；布莱得利进入哈佛就读以来，布莱得利家族在历史上一共有五十一名成员曾跨入哈佛校门。从来就没人建议我选择别的道路，我也没有仔细考虑过要走上别的道路，更别说会有人鼓励我有不同的人生了。我哥哥弗莱迪曾被圣马克学校劝退，又因为吸烟在毕业前两天被踢出了布鲁克斯学校，连他都自然而然地踏入了哈佛大门。
但没过几个月，弗莱迪就从哈佛退学了。他还瞒着我们，跑到了纽约，在百老汇登台献演。他小时候就曾经在我们面前表演过，用各种方言大声大气地跟自己说话，他在模仿方面有让着惊人的天赋。他从那时开始就会模仿母亲，外祖母、萨金特叔叔以及后来的那一大堆姻亲，还有诺埃尔•；考沃德、罗斯福夫人、塔卢拉赫•；班克海德和凯瑟琳•；赫本，他的表演惟妙惟肖，我经常笑得眼泪都下来了。当弗莱迪还在全日制寄宿学校学习的时候，他就常常溜到东海岸去观察各式各样的人，为日后的表演汲取养分。当他在百老汇登台时，他才十九岁。我的妈妈在家庭中算是比较有艺术细胞的，但她对自己的一个儿子跑去当演员心里还是不太舒坦。而我的爸爸天生就诙谐、爱逗乐，他对此倒有几分自豪。
一迈进哈佛校门，那种自由的风气就让我耳目一新。我离河对面灯塔街的父母的住宅也就几里路，但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来的一样。长青藤联盟的大学之间也有很大差别。有个笑话讲的就是这种差别：在普林斯顿大学，他们会领你到游泳池边，教你游泳；在耶鲁大学，他们会把你推进池中，看你在水里扑腾；在哈佛大学，他们根本不管你是会游泳还是会淹死在池底呢。课程总共就不多，而且也不怎么记考勤。迈克尔•；卡珀维奇老师开的俄国史课，我连一堂课都没有去听过，最后混了个D了事。每学期你想选多少门课就选多少门。你可以在自己想要的时间里，醉心于任何一门学科。在一个不经世事的人眼中，你正要满心激动地踏上一条探索之路，而这条路看上去是如此富有吸引力，但你却不会得到任何结果。
我们跨入哈佛大学校园前的那一周，希特勒的军队直切波兰的心脏地带。英法两国于9月3日向希特勒宣战，那时候我们正好登记入学。我们是全哈佛第一个知道我们可能会卷入战争的班级。战争的逼近影响了我们的一举一动，甚至是我们神经的每一个反应。我和自己很多朋友一起，都因为受到战争的影响，参加了海军后备军官训练营。在哈佛，后备军官训练营的地位相当高，参加训练营的骨干一旦授衔，就能得到最好的位置，比如在驱逐舰或巡洋舰上供职。我们从来没有想象过在驱逐舰或是巡洋舰上的真实生活会是怎样的。我们甚至没有亲眼见过一艘驱逐舰或是巡洋舰，但是一想到我们会负责指挥一艘具有巨大杀伤力而又令人着迷的舰艇时，我们就浑身充满干劲了。
因此我还没能完全享受无所事事的自由，我就必须参加后备军官训练营所开设的课程，学习参加追悼会的技巧，或是和美国大兵一样，学习如何应对在欧洲战场的泥沼中蹒跚跋涉的技巧。
战争的威胁使得人们容易自悲自悯，以今朝有酒今朝醉的心态来看待人生，对战争也看得并不那么严重了。自从我在新罕布什尔州的基恩遭受牢狱之灾后，我有两年的时间滴酒未沾了。但是，因为我经常和朋友去里兹大饭店的酒吧里打扑克，喝啤酒，参加社交聚会，还有许多别的什么乱七八糟的活动得去那家酒吧，我的生活习惯也就完全改变了。
有天深夜，在波士顿里兹大饭店的大堂里，我莫名其妙想把防火水龙头从玻璃密闭防火箱中拿出来，并放水来洗洗手。我的这套把戏只耍到一半，就让一名波士顿警察给逮住了。当时，我刚把水龙头给拿出来准备打开，他就把我单膝按倒在地。就这样，我又进了一次监狱。那晚，我的狱友是个喝得醉醺醺的瑞典人，他牙都掉光了，还跟我絮絮叨叨了整整一夜。第二天我被带到地方法官面前，这个法官明显跟我的老爹有点交情。他看了一眼我弄得脏兮兮的礼服，说道：“天啦，你老爸肯定会对你失望透顶的。”
我有一次去查尔斯河畔正对着哈佛体育场的一个地方约会。赴完约，我驾驶着我父母的全新普利茅斯四门轿车回家。我开车开到一半就睡着了，结果与另外一辆车迎头相撞。幸运的是，两辆车当时开得都不快，可能是因为另一辆车的司机也和我一样喝高了吧。他是个面包师，当时正要去上班。我们俩都没受多大的伤，尽管我的鼻子像水龙头一样直往外喷血，左膝盖也擦破了一块皮。
我还有别的麻烦。参加完一年一度的高朋满座俱乐部举办的舞会后，我穿着化妆服就往家赶。我那天打扮得像是要跳草裙舞的舞者，我头上带着黑色的假发，夏威夷衫里塞了假乳房，下面穿了条草裙。至少我刚下车时，还穿着那条草裙，结果草裙挂到了车窗把手上。结果，当两个警察向我走来时，我身上就只剩下内衣了。
我这明显不是想恶作剧。要不是当时有在圣•；文森特医院工作的好心修女过来帮我说情的话，我那回麻烦可就真的惹大了。当警察把我带到医院让修女们帮我缝好裙子时，有个小女孩也正好在那儿。她正气得眼泪簌簌的，说什么都不让一个见习医生看她的手指。她的戒圈太紧了，勒在手指上怎么也取不下来。她一看见我就吓得把对医生的恐惧都忘了。总而言之，最后这个小女孩因为我弄得紧张兮兮，吓得一言不发，乖乖地让医生帮她取下了戒指。修女们因为感激，事后帮我说好话打圆场，佐证说在帮我缝纫时，“看不出我有喝过酒的样子”，这可帮了我不小的忙。
《最“危险”的总编辑》 第一部分哈佛生涯（2）
除了喝酒时外，我有时还会锻炼自己的心智。但这种机会并不多。我经常会觉得威廉•；扬德尔•；爱略特和佛雷斯基•；麦里曼冗长的课程不知所云。我怀念自己和圣马克学校里最为优秀的老师间的私人友情，每一段和老师间的紧密联系都让我受益良多。比如伟大的约翰•；菲利老师让古希腊文学在我们的眼前鲜活起来。特德•；斯宾塞老师花了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和我们一起讨论《哈姆雷特》。山姆•；比尔老师还特意提到了我和亚当•；亚蒙林斯基之间的争论，同时给了我和他俩人以深深的启迪。当时我是在保守主义的家庭氛围中长大，不假思索地继承了这种想法，是个不可救药的保守主义者。而亚当•；亚蒙林斯基则是在自由主义的家庭氛围长大，也不假思索地继承了那种想法，是个无可救药的自由主义者。我和亚当此后不久却成为了一生的朋友。
我刚进哈佛时，别说脑子里对政治没有什么独立主见了，其实对什么我自己都没有独立的见解。我来自坚定的共和党家庭，从来都没有投票支持过民主党。我的父亲曾为波士顿财政委员会工作过，理论上来说应该算是中间派了。但实际上，这个波士顿名流云集的组织就是想要根除办公室里那个著名的民主党人詹姆斯•；迈克尔•；柯利，避免他贪污。我还在很小的时候，就有人带我到波士顿民众集会上去听柯利的讲话。我还记得老爹跟我说了些话，大意是说，“听听这个舌绽莲花的家伙吧，死的都能给他说成是活的。”
1940年，由于机缘凑巧，我在费城参加了共和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我妹妹康妮交了个名叫艾柯利•；B•；考克斯四世的男朋友，人们都叫他“巴兹”。在大会召开期间，艾柯利邀请我们和他一起